春秋

r />     但是「詩亡而後春秋作」，此語又該有一交代。春秋是正式的歷史記載。那時四方諸侯來中央朝王的是少了，而周王室卻分派很多史官到諸侯各國去。這些證據，在先秦古籍裏尙可找。即如太史公史記，記他祖先也就由周王室轉到外面的。那時周王室派出的很多史官，他們雖在各國，而其身份則仍屬王室，不屬諸侯。如春秋載「晉趙盾弑其君」，「齊崔杼弑其君」，那時晉國、齊國的史官，下一個「其」字來稱齊君、晉君，可見趙盾、崔杼所弑，照名義上講，並不是晉史官、齊史官之君。史官由周天子派來，義不臣於諸侯。崔杼可以把當時齊史官殺了，但不能另派一人來做。於是齊史之弟便接其兄職再來照寫「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把他殺了，又有第三弟繼續照樣寫，崔杼沒奈何，只得不殺了。而在齊國南部尙有一位南史氏，聽了齊國史官記載「崔杼弑其君」，兄弟連被殺害，他捧著筆趕來齊國，預備續書此事；及聞齊史已定書其事，崔杼不再殺害而止。那眞是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表示出中國人重視歷史精神的一項可歌可泣的偉大故事。

    我們此刻在談中國史學名著，我想聯帶應該知道些中國歷來的史官制度，以及歷來中國人那一番重視歷史的傳統精神纔是。此下歷代史官制度，均有史籍可考，此處不提，只講孟子這兩句話。大槪在宣王時，或許周王室便早正式分派史官到各國去。其時周之王政一時中興，尙未到崩潰階段。此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而以前那些分派出外的史官卻大見功效，即是所謂「詩亡而後春秋作」了。

    三

    其時各地史官，各以其所在地發生事變呈報中央王室，並亦分別報之其他各國之史官，此之謂「赴吿」。大槪魯國守此制度未壞，各地史官赴吿材料均尙保持完整，因此韓起見了魯春秋而說周禮在魯。孔子則是根據此項材料來作春秋。當然並不是全部鈔撮，在孔子自有一個編纂的體例，和取捨的標準，及其特殊的寫法。所以說：

    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當知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制度；而孔子作春秋，則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轉歸了「學術」，遂開此下中國之史學。所以孟子說：

    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這是說春秋一書的底材，還是魯史舊文。但從孔子筆削以後，則此春秋既不是一部魯國史，也不是一部東周王室史，而成為一部諸夏的國際史，亦可稱為乃是那時的一部天下史或稱世界史。用那時的話來說，主要則是一部「諸夏覇政興衰史」。孔子為何要如此般來編寫此春秋，在孔子自有其道理，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由此一轉手，政府的官史，遂變成了民間的私史。所以孔子又說：

    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在當時，周王室分派史官到各國，隨時報告所在各國之事變。此項制度，自有其意義與作用。但到平王東遷，此項制度作用已失，意義全非。孔子把來脫胎換骨，化臭腐為神奇，他的春秋所載，遂成為整個全中國、整個全天下的歷史。時代儘管雜亂，他所寫出的歷史，則是一個統一體。而且在此歷史之內，更寓有一番特殊精神之存在。所以孟子又說：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亂臣賊子則只是「時代性」的，而孔子春秋則成為「歷史性」的。春秋時代轉瞬即過，而中國歷史則屹然到今。時代的雜亂，一經歷史嚴肅之裁判，試問又那得不懼？孔子以前的亂臣賊子早已死了，那會有懼？但春秋已成，孔子以下歷史上的亂臣賊子，則自將由孔子之作春秋而知懼。

    春秋在當時，已嶄然成為一新史。既不是王朝之官史，也不是諸侯間各自的國別史，而成為一部當時的大通史，亦可說是當時的世界史。有此人類，有此世界，即逃不掉歷史批判。所謂歷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誰也逃不出歷史大自然之批判。而另一部分則是「道義的」，由自然中產生道義。自然勢力在外，道義覺醒則在內。孔子春秋則建立出此一大道義，明白教人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此項道義，論其極致，乃與歷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謂是「天人合一」。孔子春秋大義，應該著眼在此一點上去認識。

    但今天我們中國的學者，怕不容易接受此觀點。今天的中國學者們，好像認為中國歷史就無資格，放進人類世界史中去，世界史之大條貫、大榜樣則只有西洋歷史。只可惜西洋人寫世界史太晚了，直到最近幾百年來才有。孔子春秋則確然是在他當時的一部世界史。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乃是說在其書中所表現的，乃是其時諸夏一部大整體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說是人類當時文化一部大整體的大全史了。遠在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見解，正在全世界人類文化史、史學史上有它卓然無比的價値。

    四

    此刻另講一問題。孔子春秋既不是完全照著魯國史官舊史沒有更動，則試問他又如何般來改動舊史？此刻我們找不到魯國春秋之存本，此問題就無法講。孟子說「其文則史」，只是說大體上孔子春秋是依據魯國舊史的。但如在魯莊公七年公羊春秋說：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

    此一條雖偶然提及，但可知孔子對春秋舊文必有修正無疑。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辭，非其事。由事來定辭，由辭來見事，辭與事本該合一不可分，所以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但若說僅把舊史修改幾個字和幾句辭，如此寫下，此其價値究何在？此問題則成為自來治春秋者一大問題。

    上一堂講過，尙書難讀，可是春秋更難讀。尙書難讀僅是字句不易通，而春秋難讀則並不在字句上。後人要在字句上來讀春秋，那是一條大錯的路。春秋須講大義。如孟子說：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所以孔子春秋誅亂臣，討賊子，這便是大義。又如說孔子春秋是：

    內中國而外夷狄。

    這在論語裏已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之語，夷夏之辨，這亦是大義。但所謂大義，亦不該求之過深，尊之過高。講大義若講過了頭，反會落入小節中去。中國古人尊經過甚，孔子春秋是一部經，於是有許多不必講的把來講得過了份。亦如今日我們尊洋過甚，西方比中國富了，強了，那都對；但月亮不會比我們的更圓。此雖笑話，卻寓眞理。

    又如春秋記：

    趙盾弑其君。

    孔子本是依舊史原文。但左傳所載事實，則晉靈公非趙盾所殺。又添上一節說孔子惋惜趙盾，說他逃出了晉疆便可免弑君之名。不知正據左傳之事，即可見趙盾弑君之罪。左傳作者乃為趙盾求解脫。其稱孔子語，苟非偽造，即是道聽塗說，不足為據。又如春秋記：

    許世子止弒其君。

    此事左傳、公羊、穀梁三書所記各異。左傳說「飲太子藥」，這當然已很淸楚是兒子弑君了。而公羊傳記得更明白，說：「止進藥而藥殺其父。」這顯然不成問題了。但穀梁傳卻說：「父病，子當嘗藥。」許世子沒有懂得這禮，所以孔子責他弑君。「不嘗藥」與「飲太子藥」或說「進藥而殺其父」，這中間顯然有不同。穀梁傳無端加上一個不嘗藥之罪來講孔子春秋，這顯然是大錯。如此之類的問題，不知有多少。大家儘在此等處去講春秋，講得愈詳密，春秋大義便會愈失落，愈暗昧而不明。

    最難講的便是春秋褒貶。若說孔子春秋沒有褒貶，此決不然。如「崔杼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許世子止弑其君」，不就是貶嗎？然而褒貶只在他們的事情上，而孔子春秋又頗於事不詳。於是讀者遂來求孔子春秋之書法，又從書法中定出凡例。杜預注左傳，便定出孔子春秋五十凡例。這便愈講愈遠了。如春秋書「王正月」共九十二處，春不書「王」一百零八處，試問如何一次一次地來講求？當知春秋大問題，並不在這些上。現在我們脫離了經學窠臼，此等處皆可不理會。尤其如晚淸末年的公羊學派，所謂今文經學家，他們講孔子春秋，眞講得天花亂墜；像是大義微言，幾千年來被埋沒，由他們發現了。其實都是講不通。即如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以此來附會夏統、商統、周統，便是不通之一例。其實很簡單，正月有事，就書王正月。正月沒事，便書王二月。二月沒事，就書王三月。若整個春天全沒事，便只寫「春王正月」下接夏四月五月云云。因若更不寫一個王正月，恐人疑是史書有忘脫。故正月無事書二月，二月無事書三月，三月無事空寫一個王正月，下面再接上夏四月。全部春秋皆如此。這一體例在宋代的理學家已講正了，但淸代的考據學家又胡塗再來重講，反講到大錯特錯。

    五

    我們今天只且講一個結論。孔子春秋只是中國一部編年史的開始，又是在當時是創闢的一部民間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統觀點來寫的一部世界通史。我想只就這樣講就够了。直到此刻，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這樣的書。中國人只為看慣了，把此大義迷失了。至少是忽略了。

    或許諸位又會說，講史學又如何只講周公孔子？今天該講一番新史學纔是。但史學有新舊，歷史則只是歷史。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又各有過他們的一套歷史著作直傳到今天，那我們不能不講。而且周公孔子都講的是大一統，而中國從秦漢以來便是一統到今天，那亦是千眞萬確的歷史。諸位不要儘想望西洋的新史學，而忽忘了中國的舊歷史。歷史亡了，史學又在何處栽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