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上）

像詩經，古人謂之制禮作樂。這「制禮作樂」四字，諸位都知道，這是舊話；我們該以新義來翻譯舊話。諸位不能儘查書，說禮是什麼，樂是什麼。禮樂只是當時周公拿來治國平天下的一套政治措施。在這一套政治措施的背後，便有周公的一套政治思想和理論。

    講到此處，諸位當知，中國歷史演進和西方有不同。諸位讀希臘史，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有他們一套政治思想寫在書上，但他們沒有在實際政治上做過事。周公是中國一位大政治家，難道他沒有一套政治思想嗎？然而沒有著作，沒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論的書。諸位假使能看西周書，來寫一篇「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論」，這不是個大題目嗎？要講中國政治思想史，先從周公寫起，把西周書做材料。如我上一堂所舉，周公只講文王不講武王，武王明是用兵得了天下，為什麼周公反而不講他？這裏便見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德」更過於重「事」。周公制禮作樂，主要在祭文王，因文王有功德。而文王這些功德，則寫在詩經大雅文王之什裏，這就接上了歷史。周公講了文王，還要講上去，講后稷、公劉，那麼周代一路下來的歷史在詩經裏全有了。孔子懂得周公，論語中稱文王也比武王偉大。中國人此一套精神直傳到今天，為西方人所不懂。經濟、武力，羣相講究，像周文王便打不進近代人心裹去。

    今再問：周公為何把此許多事都寫在詩裏，而不寫在書裏呢？我上面已講過，周代的歷史不僅在書，還在詩。這裏卻有一個比較小的新問題，即是文學與史學的問題。而且在古代，似乎運用韻文還比運用散文來得較省力，詩經比尙書反易讀。只因詩用韻文寫的是人的心，散文寫的只是人的事。中國人重心不重事，這就韻文更重過散文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會讀。只十幾個字，一講通便能讀。而尙書就難。為何韻文易讀，散文難讀？亦可說散文講事運用難，韻文講心運用易。

    四

    這裏我試牽涉出去講得遠一點。正因中國是象形文字，西方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拿字拼出他們的講話來。本來西方如埃及，文字開始也是象形，但後來這條路走不通，只能改成拼音了。在地中海周圍做生意人，相互講話，只用文字拼音。而中國人能從象形文字跳出，有象意、象事、象聲、轉注、假借共六書。這樣一來，中國文字就變成全世界唯一的一種文字，可同口語脫離。把文字上的話同口裏的話脫離，好讓兩條路進行。當然這兩條路還是有關係，還是時常糾合在一起，但我們還可以說它分著兩路進行。若單就一面講，在同一時代裏，詩經中韻文流利反而勝過了書經中之散文艱澀。中國古代散文，直從龜甲文到鐘鼎文，尙書裏的字法句法一路而下；要到孔子春秋，才是中國散文字法句法上一個大進步。

    試舉一諸位易懂之例。如春秋用「崩」「薨」「卒」「死」這四字，其實只一「死」字就得。但天子死稱「崩」，諸侯死稱「薨」，卿大夫死稱「卒」，而庶人之死才稱「死」。孔子春秋裏便把這崩、薨、卒、死四字分淸楚。因此春秋不書死，因庶人死了跑不進歷史。孔子之死也稱卒，因孔子也是魯國的大夫。今試問孔子為何牢守此分別？我們今天稱之為封建頭腦。這是今人對古人硬下批評。這中間本無學問可講，至少做學問不該先駡人。孟子明明說：「其文則史。」孔子春秋裏的文字，大體根據周史官，則天子稱「崩」、諸侯稱「薨」，那是遠有來歷的。我想周宣王派出史官就有這一套，而這一套也就是周公制禮作樂裏的一番禮。它自有階級觀，這是當時政治上的一套。而這崩、薨、卒、死四字，便成為當時的一種官用話。至於死了就叫死，這是民間話。如孔子在論語裏說：「予將死於道路乎？」用的是死字，並沒有用卒字。又如說：「顏淵死，子哭之慟。」也沒有叫「顏淵卒」。莊子說：「老聃死。」也只用死字。文字流用到民間，此在孔子以後事；而後崩、薨、卒這些字眼再不需用。又如尙書堯典稱「涉方乃死」，只這一字，我便覺得尙書堯典是後人作品。想必到了論語、孟子以後，大家只用一死字也用慣了，所以偽造堯典的作者也隨手用了死字；而孔子春秋則依然用了崩、薨、卒諸字。孟子似乎早知道我們今天會羣起詬駡孔子，故早為之解釋曰「其文則史」。但試問：只用崩、薨、卒諸字，又於事何補？所以又繼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有些處，我們且莫先駡古人無知，該自責備自己讀書不細心纔是。

    我再推想到一部說文，中間有很多花樣還値得研究。如馬，可因顏色不同，而造字不同。有黑馬、有黃馬，便有各別的字。此可見中國古人把文字和語言分開。如說「驪」，諸位要問這是什麼顏色？驪馬和黃馬不同何在？我們只有查字典，查說文了。但到今可謂此「驪」字已廢不再用，這是一匹黃黑色的馬，拿口語來寫下便是。如此之類，說文裏有極多字現在都廢，用口語代替了。在沒有廢這些字以前，可知古人看了這字就懂得，可用一字來代替一句話。這樣的文字運用實還不够進步，後來才又進步到多用口語而省去了異字。

    今試再舉一例，此是春秋中最出名的例。有「隕石于宋五」與「六鷁退飛過宋都」這兩條。「石」同「鷁」是名詞。「隕」是動詞，「飛」是動詞。可是「隕」放在石前，「飛」放在鷁後。「五」、「六」是形容詞，但又稱石五、六鷁。豈不很複雜？公羊春秋講此極好，他說：

    石記聞，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鷁退飛記見，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穀梁說：

    先隕而後石，隕而後石也。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這裏就顯見是穀梁後起，知道了公羊說法而改變其辭。簡單說，這只是文法問題。後代顧亭林日知錄據此取笑公、穀，認為行文造句自當如此，不値大驚小怪。但在後代散文文法進步以後，固極簡單。在古代，孔子春秋以前，如此簡潔明淨的句法，實也少見。韓昌黎所謂「文從字順各識職」，春秋此兩條正可為例。公、穀縱是村學究，對此兩條用力發揮，說：「君子於物無所苟，石鷁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正見當時人對文字文法上之欣賞。實足證明孔子春秋時代，散文有新的開始；文字的運用，文法的組織，都大見進步。西周時代這五百年中，正是中國散文文學一大進步的時代。若使周公當時早有孔子春秋時代般的文字文法，便也不會有像西周書艱澀文體之出現。

    這些都是隨便講，我們是在講史學，但諸位若有人對文學有興趣，這也是個大題目，裏邊有很多東西可以研究。我不過舉一個例。若論材料，則很簡單，不多幾部書，一翻便完；但這裏大有文章。我們研究說文，研究龜甲，只跟前人走一條路，不開新路，總嫌太狹。如做菜，最先只懂放鹽，後來才懂放醬油、放油、放糖、放醋，還要放點辣，或許還要放牛奶，放別的；菜愈做愈好了，總不能單純一味。做學問也千萬不該做一味一色的學問。諸位儘說是專門，但一味總是太單調了，先把自己聰明阻塞了。我們定該把自己聰明活潑而廣大化，不要死限在一區域，一格局。

    五

    現在我再進一步講孔子春秋為什麼來一個編年史？剛才講的是為什麼周公來個西周書？我話並不曾講完，也不能儘在這上講，且由諸位慢慢去想。今要講孔子春秋為什麼來編年？今天諸位讀西洋史僅是記事，而記言在記事裏的份量又來得少。西周書專重記言，已可異；春秋編年，更値得當一個問題。近代科學大部分主要的方法在能觀察。觀察所得，要懂記錄。如天文氣象報告，雨量啊，風向啊，溫度啊，一切都得經過觀察與記錄。中國人對於人事上的觀察與記錄，從古就注意到，那就是「歷史」。中國人對於人事特別看重本、末、常、變四個字。人事有本有末，又有常有變。能把一件事分著年記載下，一年中又分著時、月、日記載下，這才可以記載出這件事情演變的眞象。前人如何做學問，也不易知，但有個簡單方法，便是讀他的年譜。他怎樣開始做學問？怎麼想到著作？又怎樣寫出？後來怎樣寫成的？一年一年看下，便可懂得。又如研究一人思想，也該讀其年譜。如王陽明怎會發明良知之學？讀陽明年譜較易見。寫歷史能寫到編年史，那麼本、末、常、變都在裏面。

    如中國人八年抗戰，日本人打進中國，而止於無條件投降，此事並不簡單。要從蘆溝橋事變起一路看下，這八年中國人打得眞辛苦，一路失敗，到最後始獲得了勝利。所以我們要懂一件事，定該把這事分開看。一人幾十年做學問，我們也要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看。如我們來臺灣二十年了，下邊怎樣？我們不知。前面呢？該懂得講究。不能待我們反攻勝利了，再來寫臺灣二十年歷史，那多半將成假歷史，靠不住。最好是從初到臺灣就有人寫，直到最後，年年寫下，才是眞歷史。我們今天不曉得明天事，且先把今天事寫下，不要到了明天再來追記今天，這裏就易出問題。事情的複雜性，變化性，定要從編年裏去看，才懂得這事之本末與常變。何況孔子春秋已經是列國紛爭的時代，所以這時的歷史有晉國的、有齊國的、有楚國的、有魯國的，更非編年不行。回顧周公時代只隔五百年，但變化相距已很遠。在周公時代寫史還不需要編年，而孔子時代寫史，則正貴有編年。

    但為何又從孔子春秋變成了史記？太史公也不是忽發奇想心裏來一個直覺。他不照孔子編年，而分為一個一個人來寫。他這一套，正又是從孔子以下五百年中間慢慢兒造成出。這是時代演進，不是太史公的私心創造。在太史公以前，已經有一個來源遠遠在那裏。諸位且先想一想，怎麼從孔子「編年」到太史公「列傳」？有沒有些痕跡機緣，我們可以拿來講太史公史記的來歷？列傳體怎麼來？如此般的講，固然是講周公，講孔子，講司馬遷；然而也即是在講時代、講演進，看重它的一層又一層般地演進。

    我雖極崇拜孔子，但並不是說今天我們只要學孔子。縱是學孔子，而我們此下儘不妨有一個新天地新創造。我們的史學也不必定要學司馬遷，我們下邊的新歷史，也還有新創造。只要我們把上邊弄淸楚，下邊就能來。上邊的弄不淸楚，諸位說：這二十五史全已過了，現在該要新歷史了。但新歷史究在那裏呢？讓我說穿一句，諸位只想一意學西洋，但西洋這一套還比中國落後得多。而且西洋也有西洋的來歷，這非一言可盡。我今天且只講到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