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上）

    一

    我們講過了尙書、春秋、三傳，附帶提到國語、國策，差不多秦以前主要史籍，都簡單地講了。秦以後，漢代有司馬遷的史記，為中國第一部正史，一路下來，直到淸末共有二十五史。以後我們不知，但秦漢以來二千年，則只是一部史記作標準。我們講歷史，每把秦以前和秦以後分成兩個很顯然的段落。秦以前唐、虞、夏、商、周三代，可以稱作「上古史」。秦以後，倘使我們學西方名稱，亦可叫作「中古史」。現在我們上古段落已經講完，接下要講中古。

    我想我們該再回頭來重看一下。此是做學問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兩眼只看著腳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階段，該要抬起頭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總要爬一段回頭來四面望一下。特別跑到山頂，當然不看腳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峯又一峯，每上一峯必該一望，這是必然的。諸位讀一部書，不能一條條盡作材料看，要懂得綜看此一部書，又該懂得合看其他諸部書，有一番登高遠矚的景象。

    從西周書到戰國策，古代史籍，我們都該通讀一下。現在要講漢代，該回頭來凌空一望，我們該望到那沒有書沒有字的地方去。諸位不要認為西周書、春秋、三傳、國語、國策都講過，此外便是不很重要，該聽漢代了。等於跑上一峯，又跑一峯，兩眼儘在腳下，這等於沒有上。現在古代已完，可說是中國上古的史學，或說是中國上古的幾部史學名著，都在眼前了，我們該要自己放開眼睛來一看。看些什麼呢？此諸書是都看完了，正如兩腳著地跑，已上了巔峯。現在該要一番掩卷深思。這是做學問千萬要記得的一個習慣，或說一番工夫。能學到這一點，做學問一項很大法門已開在這裏了。

    如何深思呢？這該我們自己發問。所以叫「學問」。讀書就是學，到了發問，是第二階段。無師可問，則且各自問自己。故說做學問要「會疑」。「會」者「能」義，我們要能疑，懂得疑。現在只說「懷疑」，要你不信，常懷著疑；如此又那肯拼命讀書呀！讀了書要會疑，不是要不信，儘疑著，又何必去讀？「會疑」是要懂得疑。疑了自會發問。

    我今告訴諸位，中國有一部司馬遷的史記，到現在已兩千年。但在司馬遷史記以前，從尙書、春秋、三傳、國語、國策到司馬遷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現在已有三千年，西周以前還有唐、虞、夏、商，還有上面的，最少說也該兩千年，或還不止。諸位聽了這幾次講，自己心裏該來一問題，為什麼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學，才有尙書？這問題沒有書本詳講過，可是我們心裏應該有疑。好像我們到了這山望前山，前山那面又是什麼？我們應該問：為何有了尚書，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為何又隔了五百年有司馬遷太史公的史記呢？這裏至少是一番中國史學之演進。中國歷史到了西周初年才有西周書，到春秋末年才有孔子春秋，要到漢初七十年代才有司馬遷之史記。

    倘使照我上面講，西周書重要的在周公，春秋背後當然是孔子。中國人尊經，但為什麼後起的史學，不尊尚書，不尊春秋，不尊周公、孔子，而尊司馬遷的史記呢？為什麼尙書、春秋都不為正史，此下的正史只是跟著司馬遷史記這個系統呢？這是不是開新？抑仍為是守舊呢？儻說是開新，為甚麼依然要尊尙書、春秋為守舊呢？這問題値得研究。但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諸位都說中國人只懂得尊孔子、尊六經，但寫史便尊司馬遷，寫文章又有屈原離騷一路到漢賦、文選，這些都不關孔子。這些也都是問題。而這些問題則在書本之外，是憑空的，要讀書的人自己懂得發問。若論答案，則成為一討論文化傳統的新問題。而果欲討論文化傳統的新問題，則不得不依循這些問題為根據，但卻不一定能平易找到答案。問題不能不有，答案不一定能有。

    諸位且莫要急功近利，有了一個疑問便立刻要一個答案，這是一種功利主義，急著要成果。今且不要著急，問題不能立刻就解決。倘使拿不到結果，那些問題就不發生，如此一來，則成為「淺見薄識」，便是不會疑，更不會深一層疑，就沒有大見解。見識則必求深厚，深厚始成重要，要在自己能問。好學深思，使此問題存在，存在於自己腦子裏。

    諸位儻學科學，科學上很多大發現，便都從一個小問題上慢慢地花了一輩子乃至幾輩子工夫來解答這一個問題。如蘋果為什麼不往天上掉，往地下落？當然立刻無法回答，書本上也沒有回答，而此問題發生了，亦終於解答了。到今天，在很多科學家的腦子裏，總存有很多很多問題，無答案，慢慢兒在那裏研究。大答案研究不出，先研究小答案。大問題擱在一旁，在大問題中再舉出幾個小問題。如說：我們人為什麼要老？這在醫學上也是一大問題，不曉得有多少科學家在從各方面研究，但至今沒有確切答案。

    諸位做學問，要有像此一般的精神，或者可說這即是做學問者之生命所在。要有問題而不急求答案，書能一本本一部部地讀，埋頭讀。有尙書，讀尙書。有春秋，讀春秋。有左傳，讀左傳。現下又有史記，我便讀史記。埋著頭跑向前，但跑到一地方，該要放開眼睛四邊看，學了要懂得問。所謂「高瞻遠矚」，又說是「博覽綜觀」，要綜合起來，向高遠處看。如我剛才所講，中國人有了歷史文化兩千年，才有周公的西周書。再進五百年，才有孔子春秋。再進五百年，才有司馬遷史記。再進兩千年到今天，當然下面的問題不再是史記了，但又是些甚麼呢？

    這問題我曾問過章太炎先生，我說：現在是二十五史，下邊寫新國史該怎樣？他沒有能回答我。此一問題，我仍留在腦子裏。諸位千萬不要當我是在空談，諸位要學史學，便該學到這個地方去。我不教諸位做學問的方法要憑空瞎想，或胡思亂想。只是講過了這幾堂課，便該總結起來說，中國有歷史以來兩千年，有周公的詩經和尙書；中間又經過五百年，而有孔子春秋；又經過一千年，而有太史公史記。太史公史記到今兩千年。這些話千眞萬確，沒有一個字落虛。但為什麼如此？那是一大問題。下邊我們該怎樣？又是一大問題。諸位做學問能到這地方，諸位胸襟自寬，抱負自大，但包袱也就重了。雖有個遠大前途在你前面，但也不一定達得到。這樣一來，至少使你做學問可以不厭不倦。

    二

    我且說詩經和尙書、春秋和左傳、史記，這是中國史書中三個階段，也有三種以上的體裁。如做一件袍子，或條褲子，怎麼裁？諸位現在只知要材料，要的是布。但有了布，應要懂得剪裁。這便是創造，或說是製作。袍子、馬褂、短衫、褲子，各從其便。詩經、尙書、春秋、左傳和史記，雖然都是寫的歷史，而其體裁各不同。此層前人都講過。詩經是詩體，尙書是記事的，春秋、左傳是編年的，而史記是傳人的，中國歷史體裁不外此幾種：事情、年代、人物分別為主。一切歷史總逃不過此三項。尙書是一件一件事的寫，春秋與左傳是一年年地記載，而太史公史記，就一人一人地寫下。但列傳體中有編年，編年體中有記事。為甚麼新的起了，舊的還存在？又為甚麼舊的存在，新的還起來？西方人只看重新的，不再看重舊的，因此他們根本就沒有歷史。他們的歷史是最近始有的。但新與舊是比較而來的。果使沒有舊的，也就沒有新的。所以西方人縱使一意求新，而終亦不成其為新。西方文化乃至如最近般，將只見失敗，不見有成功了。

    這裏卻有一件要特別提出的，我已在上一堂講過，即是中國人事中極看重講話。中國人說「言行」，講話也在事之中。其實講話當然也是一件事，如我今天上課，即是一件事。但此事特別重要的在講，講這一堂課，就是一件事。中國古人有記言、記事之分，但不能拘泥看。如我今天講這句話，諸位回去記下，某月某日某先生講此，這是記言，同時亦即是記事。尙書中詔、誥、命、謨，言中均有事，事中均有言。如左傳記叔孫豹講三不朽，鄭子產講鬼神，何時向何人所講，是事。然而此兩番講話，實像與事無關。既不是外交，也不是軍事，更不是法律，又不是政治和經濟，什麼都不是。那只是記言，記他講過了這樣一番話。而在中國歷史裏，記言的地位和份量很重，可能超於記事之上。

    為何中國人更看重言？那得重新討論。諸位當知，事有輕重大小，寫歷史者不能拿一切事都記下，便只有選擇。如十位新聞記者訪問同一件事，記下十篇文字，可能各不同，此因選擇不同。如我今天這番話，諸位每人寫一篇報告，也可寫來都不同。或你看重在此，他看重在彼，仍是選擇不同。如擴大寫一篇聽某人講中國上古史學名著，諸位把今天以前聽過的各記一篇，這將是不同更大。你所聽經你選擇，此外的忘了。有的沒有忘，認為不重要也不記下。可見本領在挑選。如寫「中國開國六十年紀」，各人一篇，限五萬到十萬字，寫來還是各不同。亦有人根本不能寫歷史。寫史須有見識、有選擇、有組織，不能老是要參考材料。六十年的大事，只把許多材料湊配，寫史卻變成了一工具。做學問該以自己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不是為材料所用的一個工具。

    三

    我們要問，周公當時為何會有一部西周書？諸位把西周書十幾篇文章都看過，便見那裏記言重於記事。這至少有周公的選擇。諸位當知，在周公時，中國古代本沒有所謂歷史。「史學」的觀點，連周公腦子裏也還沒有，直到司馬遷時，中國還沒有所謂史學。不僅如此，在周公時也沒有所謂「經學」。孔子作春秋，孔子腦子裏也何嘗有所謂經學，更不論史學。後來人崇重他的春秋，奉之為六經之一，但孔子春秋卻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變成史學了。但在孔子腦子裏，也沒有如我們所謂「編年史」三字。但又為何寫出了一部編年史，寫出了在他腦子裏所沒有的東西來？在周公腦子裏，也沒有所謂記言、記事的分別，但卻編出一部西周書。諸位當知，學貴創作，如是才是眞創作。我們強說要學創作，卻只是假創作。要別人給我一題來找材料，這怎麼能算是創作？創作既有眞假，也有高級與低級。講到這裏，我們就該懂得做學問用心之所在，來怎樣用我們自己的心。書大家會看，文章大家會寫，材料大家會用，但這裏有一甚深妙義，則在各人的「心」。當時周公如何般用心？周公久已死了，也更沒有人來講這些。我今提出此問題，說周公當時心裏怎麼樣？其實完全為的是當年的政治，全是一套周公當年的政治措施。像詩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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