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下）

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只在這幾個題目上，已可說偉大極了。其他諸子，零零碎碎，太史公都把來附在孟子荀卿列傳裏。

    到了民國初年，大家又認為太史公忽略了，對墨子沒有詳細寫。其實太史公所忽略的也不只墨子一人。可是墨子思想，從漢到淸都不顯，他的地位遠不能和太史公所舉的孟、荀、申、韓、老、莊並舉。只就此一點看，可見太史公講戰國學術思想，也已經是獨步千古的了。他父親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最佩服道家，也有一番極精到的言論。太史公承父遺命來寫史記，而史記裏對百家觀點，便和他父親的觀點不一樣。司馬遷把他父親的見解和他自己的見解，都淸淸楚楚的收在史記裏，眞可稱得上良史，而太史公亦仍不失為一孝子了。

    三

    諸位讀史記，首先該讀史記的自序，第二要看史記的目錄。這些都約略講了。此外我再舉出幾個另外的觀點。第一，史記雖為第一部正史，太史公和他父親雖都是漢朝的歷史官，但史記並不是一部官史，而是一部私史。即是說史記乃私家的著作，而非政府衙門裏照例要寫的東西。換句話講，這在當時是「百家言」，非「王官學」。太史公學孔子春秋，孔子自己正講過：「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本不應由私家寫，而孔子竟以私家身份來寫了，所以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天要來辨太史公史記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舉幾個簡單的例來說。太史公自序上就說：

    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

    這明明說此書是「一家之言」了，明見不是部官書。又說：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所以要「藏之名山」，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師長安，易得識者和傳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後世有聖人君子更渺茫。不像我們現在，書沒寫好，就要流傳，一出版就有人來買來看。這是觀念上不同。而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裏，還有兩句更重要的話說：

    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所謂「天人之際」者，人事和天道中間應有一分際，要到什麼地方才是我們人事所不能為力，而必待之天道，這一問題極重要。太史公父親看重道家言，道家就側重講這個天道。而太史公則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講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間的這個分際何在？而在人事中則還要「通古今之變」，怎麼從古代直變到近代，中間應有個血脈貫通。此十個字可以說乃是史學家所要追尋的一個最高境界，亦可說是一種極深明的歷史哲學。西方人講歷史哲學乃是一套哲學，只把歷史來講。若說中國人也有歷史哲學，應該不是一套哲學，而仍是一番歷史，只是從歷史裏透出一套思想來。即如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才眞是中國人的歷史哲學。此後太史公史記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寫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這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偉大理想和偉大見解了。

    在太史公自序裏只說：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此兩句話十二個字，其實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國的學術分野，一個是王官之學，就是六經；一個則是百家之言。在六經中也就有各種講法，如春秋有公羊、穀梁、左傳。他著史記，要來「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以前整個學術之各部門，要來辨其異同，編排起來，而從此中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可是此處十二個字與上引十個字，見解工夫究有不同。只是他說要「成一家之言」，則兩處一樣，並無異說。可見太史公著書，在當時，還是一種子學，並未曾有一種史學。直要到太史公身後，纔有史學出現。故太史公為學，實是極守舊，而卻是極開新的。這一層，尤該我們今天十分注意。

    四

    其次要討論他的書名稱太史公書。這是他的私人著作，所謂「成一家之言」的。而後人稱之為史記。這是後起的名字，只是一個普通的史官記載之名。現在要講「太史公」三字，這更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司馬遷的父親做漢代的史官，司馬遷書裏就稱之為「太史公」；而史記裏有許多司馬遷自己的言論，開頭也便說「太史公曰」，則司馬遷又自稱太史公。此三個字究該怎解呢？史記集解引如湻說：

    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這應是一很高的官。待漢宣帝後，始把「太史公」改成了「太史令」。這是如湻的說法。但在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百官志裏，只有「太史令」，無「太史公」。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小官，怎說它位在丞相之上呢？但我們又怎知漢書百官公卿表不是根據了宣帝以後的官制呢？而且如湻的話根據衛宏，而衛宏是東漢時人，那麼這問題還該細探，不該如此便解決。在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裏說：

    向者樸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

    可見太史公自己也說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決不在丞相之上。下面他又接著說：

    樸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

    若位在丞相之上，則決不和卜祝並舉。太史公自序裏，司馬談又說：

    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

    後又記：

    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

    可見司馬遷父子當時是做的「太史令」，決沒有錯。但因司馬遷尊稱他父親，故改稱「太史公」；後來他寫史記也便自稱「太史公」，而其書即稱太史公書。但為何司馬遷只做的是「太史令」而他敢自稱「太史公」呢？有人說這是他的外甥楊惲稱他的，也有人說是東方朔看他書時所增的。我想這些話都不可靠。他在自序裏已稱太史公書可證。但他報任少卿書開頭就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云云。那時的司馬遷已經不做太史令，而為武帝之中書令。一開頭便稱「太史公」三字，這正是他對其父之尊稱。而他自己之著書立說，則為其父之「牛馬走」而已。

    現在再複述一遍。太史公自己的文章報任少卿書，明云「廁下大夫之列」，又太史公自序明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那才是十分的證據。史記上究竟是「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呢？抑為「太史公」呢？則又要追究到史記的版本問題上去。至於像「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九字，此是司馬遷之自稱其父為「太史公」，決非當時一官位。

    然而我還有一講法，講到書的背面，字的夾縫裏去。所以考據之學有時很有趣味，很撩人。諸位當知，衛宏、如湻所說：「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本上丞相。」為何如此般信口胡說？在我認為那是衛宏、如湻誤以當時司馬遷充當了「中書令」而又弄成了「太史令」。他報任少卿書是一篇千古難讀的好文章，淸代包世臣藝舟雙楫中曾提到他讀懂了這文章。我今也敢說，我也讀懂了這一篇文章。那文章難在一時捉不到要領。我試約略敍說如下：因太史公直言李陵的事，漢武帝生他氣，但愛他之才，並不願意殺他。定了他死罪，還可自贖。但太史公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既沒有錢贖，還有一個辦法可以免死，就是受腐刑。這事在太史公心裏最難過。但他結果自請受腐刑，把他生命保全了，主要是為他的書沒有寫完。所以他在這文章裏，特別講到受了宮刑不算人，來道出他為何不自殺，只為了要寫完他這一部史記。而漢武帝則特別愛重他，因他受了宮刑，遂得派他做中書令，即是當時的內廷祕書長。他朋友任少卿認為他既為武帝最親信的祕書長，應可幫任少卿講話。而司馬遷之意，他下半輩子的生命，則專為寫一部史記，再不願意管其他事，講其他話。直從他為李陵事述起，來請他朋友原諒。至於贖死罪，只幾十兩黃金便得，而司馬遷家裏竟就拿不出此幾十兩黃金。而那時朝廷貴人家裏千金萬金的多的是。這篇文章意氣運轉，非熟讀不易曉。至於衛宏、如湻所說，則正是司馬遷做中書令時的情形。若說「天下計書先上中書令，後上丞相」，那是不錯了。而那時的中書令則正是太史公司馬遷在做。若說當時一個祕書長的地位還在丞相之上，這也未嘗不可如此講。或許衛宏、如湻弄錯了，把「中書令」誤會到「太史公」。若如我這般講，講出了衛宏、如湻因何而錯，才可以說考據到了十分準確的地位。因此我們就證明漢代並無「太史公」這一個官。這樣我就對史記的大槪情形講完了。

    五

    我想再講一些關於史記的文章。當然我們讀史記，主要在瞭解他的事情，不在讀他的文章。而好多大文章，又是在言外的。如我所舉孔子世家、項羽本紀之類，此皆有甚深意義可尋。但下到魏晉南北朝時代，崇尙駢文，便都看重班固漢書，不看重太史公史記。直要到宋代以後，才看重史記更在漢書之上。明代歸有光就是用功史記的。淸代方望溪承之。有一部歸方評點史記，為淸代桐城派所重視。直到曾國藩，始主再把漢書駢體來補充進史記散體中。至於班固漢書批評史記，說其文「善序事理」，「辯而不華，直而不野」，「文質相稱」，「良史之才」，此是以史書的眼光來作批評，和歸、方、桐城派以文學眼光來作批評不同。但我還是主張以大著作的眼光，該以其成為一家之言的眼光來作批評，當更可看出史記文章之高妙。總之，太史公不僅是中國千古一大史學家，也是千古一大文學家。他的文章除史記以外，就只有報任少卿書一篇，此外都不傳了。好了，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