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篇 日本最近之外交政策（1912—1925）

    日本自于亚洲大陆得有根据地后，亟欲扩张其势力，攫取种种之利益。会中国内部政治主张未能一致，日人更乘机侵略。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爆发，党人颇得日本之助。初，孙文提倡革命，党人举事失败，多逃之日，渐与留学生接近，组织机关，努力宣传。及康有为维新失败，乘英舰，抵新加坡；孙文欲见之，先谒英国长官。英长官询其革命运动；孙文答辞，曾谓日本之公司，为其利益起见，将以其一份余利，赞助革命。英长官竟不许其谒康氏，令即离港，并电告香港总督，禁止其登岸；孙文乃至台湾。一九一三年，孙文演说于大阪，亦谓神户为其革命机关所在地。方革命事起，日本售军火于党人，价值三百万元。时清廷及南方政府，皆聘顾问于日。日本不意革命成功之速，难于应付，遂皆遣之；政策自相矛盾，报章有倡干涉者。其政府之居心，吾人不能尽知，或则以为赞助中国革命者乃其党人而非政府也。

    孙文先生

    革命告成，袁世凯掌握大权，翦除异己。一九一三年，党人不服，举二次革命于南方。日人助之，大为北京政府所恶。既而张勋率兵，攻陷南京。有日商三人，持日旗奔往使馆，兵士杀之于途中。事闻，日本大哗，要求张勋亲至使馆谢罪，及建筑满蒙五铁道之权；经中国承认，其事始已。明年八月，欧战爆发，英国驻日大使，以英日同盟，请日援助。日本因对德宣战，出兵二万余人，来攻胶州湾；英军二千余人助之。德军拒守者，一万余人。日军自龙口登岸，途遇大雨，进攻甚难。是时中国划龙口莱州为交战区域，声明区域以外，严守中立。而日军借口“断绝德人接济”，竟占据胶济铁路，直逼济南。既由中国抗议；日本又谓其为德国财产，与中国无关。十月二十二日，开始围攻；越十六日，德军屈服。斯役也，日人谓其共需军费，三千万元；中国请其撤兵，日本竟不许。

    袁世凯

    欧战正烈，列强竭其全力，借求战胜，无暇及于远东；美国虽守中立，其舰队陆军，未必能胜日也。日本久患欧洲各强国之侵略亚洲，得此千载一时之机会，急思逞志于中国。而中国自革命后，内争未息，贫弱如故。袁世凯时为总统；其人尝于朝鲜之役，仇视日本，日本尤忌之。当青岛降服后，中国因请其撤兵不可，乃宣言取消划定交战区域。明年一月九日，日使覆文谓中国独断，没却国际情谊；帝国政府，不胜惊愕愤懑，决不令山东之帝国军队，受此等取消之拘束。十八日，日使又破坏国际惯例，不经外交部，径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之要求，隐寓挟制袁氏个人之意。初时二国皆守秘密；直至三月，列强始有知之者。原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凡四条，关于山东之权利；第二章共七条，要求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之优越地位。第三章凡二条，关于汉冶萍公司之权利。第四章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其沿岸之港湾岛屿割让或租借于他国。第五章凡七条，关于聘用顾问，合办警察，建筑铁路及传教权等。外相加藤知第五章难于实现，训令驻华日使：“陈说中国政府，劝其按照提议中所定前四章之方针，与帝国政府订立条约及合同。……至于第五章所提出者，虽不过帝国政府一种之愿望，然亦望勉进行。”二月二日，开始会议，中国代表陆徵祥曹汝霖驳复日本之要求。日使因至外交部声明，谓奉本国训令，须贵国对于《二十一条》，全行提出修正案，方能开议。于是袁世凯更命代表让步，重复会议，久争不决。四月二十六日，日使更提出二十四条新约，谓为最后之修正。中国旋加以修改，于五月一日，转交日使，谓为最后之答复。越六日，日本竟致最后通牒于中国，其要旨谓：“中国要求日本，无条件交还胶州湾，担任各种损害之赔偿，及认中国加入将来之日德和会，皆为日本所不能承认。南满洲与东部内蒙，于地理政治工商上，皆与日本有特别关系；今所拟出之条件，中国政府，乃辄任意改窜。至于聘用顾问等，与条约并无抵触，中国数以为言，几无继续协商之余地。兹为维持和平圆满了结起见，将原案第五章各项，除关于福建业经两国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日本亦已撤回中日合办警察之议，故余五项），可认其与此次交涉脱离，俟日后协商。期以五月九日为圆满答复之期；否则将执必要之手段。”所谓第五章中之五项，系指聘请顾问，学校病院地基，南方铁路，军械兵工厂及传教权也。其时袁世凯且欲帝制自为，又不能利用国民对外之同情，虽曾开军政特别会议，卒以无力抵抗强暴，不能不忍辱承认。及期，许之。二十五日，缔结中日条约。其关于山东者三条，关于南满东部内蒙者八条；关于矿产福建者，皆以照会申明。中国政府又颁沿海不得割让之令；至于第五章，则以“容日后协商”了之。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参加对日谈判的外交人员，左二为陆徵祥

    综观日本之要求，固遵欧洲列强侵略中国之故智，抑且较为进步。自昔德据胶州湾，俄侵东北，法倡势力范围，英人监督海关协理邮政，中国之为人鱼肉，已非一次；日本之要求，直乃总括或引申列强之侵略政策于一约文中耳。其为世界舆论所共恶者，以中国民智已开，乃以种种丧失主权之条约，加诸其身。若各强国以利益不能相容之故，批评日本之外交政策，固亦不能服其心也。

    巴黎和会四巨头，左起：意大利首相奥兰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美国总统威尔逊

    中国政府订约之后，舆论大哗；日本亦犹未忘其所深恶之袁世凯。会袁世凯谋称帝，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约同英俄二使，口头拒议，警告者二。是后中国亦成为南北对峙之局矣。既而寺内继大隈为首相，又变其对华政策。初，美国加入欧战，中国舆论，多主中立。段祺瑞欲借外交问题，解决内政，隐结军阀，与德绝交，终不能弭南北之战。是时北方需款孔亟；而日本自欧战以来，国内富力骤增二十亿元，争谋投资于外。段氏因向借款，练军参战，建筑铁路，整理交通银行及政府费用等，凡一亿三千余万元；省政府借日款一千六百余万元；公司商人借款三千四百余万元；合计一亿八千余万元。及寺内辞职，原敬继之。适欧战告终，中日二国，各遣代表参与巴黎和会；对于山东问题，双方相持不决。卒以英法受密约之拘束，遂许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之权利。中国代表因不肯签字。

    初，日本尝宣言交还胶州湾。五月七日之通牒，附言中国承认最后之通牒，则交还胶州湾之声明，依然有效。日本之政策，为欲得德国在山东经济上之特权；其夺之于德而声明归还者，盖以避列强之忌，及表示亲善中国耳。至是中国人民，激于爱国热忱，学生罢课，游行演说，重惩国贼，排斥日货。一九二〇年，日使致山东直接交涉之通牒于中国。中国置之未复；日本又致第二通牒。中国舆论，倡言“国民外交”，请拒其议；政府复文拒之。日本又致第三通牒；中国仍不覆，暂为悬案。一九二一年，美总统哈定发起华盛顿会议“国民外交”拒绝“直接交涉”，竟归失败。明年，中日二国，各遣代表，开委员会议于北京，解决山东问题；由中国分期出款三千万元（华币），收回胶济铁路，日本撤军，交还青岛。于是山东问题告终。

    山东问题，虽已解决，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条约，依然存在；中国国民仇日运动，迄未尽止。日本虽自寺内而后，盛倡中日亲善：废撤邮局；退回庚子赔款，作为文化事业用费，及补助留日学生；又于大学组织日华协会等；而中国人民，则以此种丧失权利之条约，痛恨已深，何能遽忘？更就实际言之，青岛归还；汉冶萍公司，日人投资过其总额之半，握其实权；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久已承认；第五章之五条，原在保留之中；则夫日本之所注重者，专在旅顺大连安奉铁路等之租借期限，展至九十九年耳。一九二三年，中国国会，议决取消该条约，由政府致通牒于日者二；日本复文拒绝，世界舆论，无甚助我者。原夫国际惯例，缔结之条约，签字批准之后，则当遵守；若欲修改，必经双方同意；其一面废约者，时或出于战争，非强国不敢为此。若以威迫承认之故，即能宣言取消，则所有一切不平等之条约，皆可自由废除，外交固无若是之易也。故政府此举，手续不无失当，仅为人所嘲笑而已。至于取消办法，盖有二途：（一）直接交涉。缔约国之一面，直接与他方协商，取消条约；或以比较上不丧主权之他约代之。其非直接交涉者，外交因受仲裁而让步，功多归于仲裁之国；缔约国之邦交，不能进步。至让步之国，其国民又往往谓受仲裁之威迫而成，势将攻击政府，政治家不敢行此下策。此鲁案所以直接交涉也。（二）中国可谓一九一五年之条约，关于世界和平，请求国际法庭公判。惟其辞必须和平，毋深触他方之忌；肆意诋击，徒唱高调，固无补于事实也。比较上述二种办法，前者较为易行。但吾人尤当深知国际交涉，多以外交、政治、经济上之利害为断，固无所谓人道主义也。

    日美邦交，自明治崩后，未尝进步。及欧洲战起，日本侵略中国，破坏平等之贸易机会。一九一五年，美国致通牒于中日，不认妨害美国政府及其在中国条约上之利益等；日本置之不理。明年，美国大增军舰，其国会辩论之理由，谓以防守太平洋也。一九一七年，美国已对德宣战，日本为去二国误会，及协商作战事宜；遣子爵石井菊次郎等赴美，述其政府外交未违门户开放之旨，倡言亚洲门罗主义。石井已会商美国务卿兰辛，交换照会；终由二国共同宣言，大旨无论何国，不得侵犯中国独立与领土保全，美认日本之实际地位，日认美国之机会平等。中国初恃美国之助，及闻其共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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