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论

杨，贼之所谓辱者，吾将以为荣。荣、辱有何定论哉？

    自南中欲锢北来诸臣，遂倡为刑辱之说，计将一网打尽。坊刻竖儒，未御喻厥旨，乃谬引「刑不上大夫」之说，横生巧试，何比拟之非论也？余偶未罹贼刑，兹于受刑诸臣，悉为明著于篇，以质公论。

    「从逆」一案，为授僞官者言也。一命亦逆，无容宽假。顾贼中之官，无不求而自至者，一切蝇营兔窟，不遗余力。就中分为二途：求自见者什之二三，求免祸者什之六七。然即求官而得之，安可原情而代为解脱乎？第大僚易知，庶官难详，耳目所经，仅存大概。坊刻按数求备，未免厚诬。

    自城守不坚，风鹤成习，先帝乃罪倡逃者，责在诸绅大姓。「逃」之一字，为朝廷见在疆土无虞设也。今京城吿陷，虏寇相仍，除奉身远引，原无别法；而名之曰「逃」，吾不知其何所逃也。逃寇乎？逃虏乎？逃朝廷乎？余家在河北，义切从王，无以余为逃者。然以目江南诸公，余窃为不平焉。商周之际，仅得首阳两饿夫。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自开辟以至于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且君臣之义一也，在内者宜死，在外者不宜死乎？在朝者宜死，在野者不宜死乎？但隔一城，便作歧论，吾不知其果何据也。圣人责人，不为已甚，难行之事，恐其穷而不可继也。今夫从逆得官，人类不齿，以正刑章宜矣。若未污僞命，而兼受刑拷者，亦皆有死之心，无生之望，视死者仅逊一等。若一槪抹杀，中材以下能无灰心？请竢虚公，必有定论。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有专官，载籍可考，犹将阙之，况三千里外无根之游谈，何据而知其尽为实也？昔人云：「若将青史为直笔，恐有无穷受屈人。」南中持议虽刻，然有「存疑」一欵，犹然阙文之遗意也。坊刻漫分「刑辱」、「从逆」为两欵，而「刑辱」中有云『或开从逆』，至「从逆」中亦云『或开刑辱』。夫刑辱之与从逆相去甚悬，假使以从逆而冒刑辱，固厚幸矣；倘刑辱而列从逆，可乎不可乎？即在两可之间，何不别立「未详之案」？乃强为分别，以致是非淆杂，徒滋多口。余兹集止载见闻所及，其疑似者阙之，故曰「略」也。

    坊刻意旨有在，专以雌黄缙绅，其国事坏乱之由，未之知也。兹集始十七日中贵登城，而天下事遂不可为。千古永鉴，岂直一时实录而已哉？营兵缺额，一缺于癸未秋冬之瘟疫，再缺于李曲沃、卢九德之调发，而不尽然也。每一大珰皆隐占二三百名，每月领粮，顾人差操，从来无敢问者。昔李邦华协理戎政，稍稍禁约；己巳之变，仅以身免。自是举朝咋舌，遂成牢不可破之局。呜呼！庙社有灵，此圣子神孙所当力为振刷者也！

    是书据事直言，虽所亲昵，不敢著一曲笔。如同乡张凤翔，门生方大猷、时敏、李丕著等，凡属实迹，槪不为讳。至素称嫌怨如张若麒者，坊刻皆称其为「贼侍郎加尚书」，宜若可随声附和，而事所本无，不敢增饰。至于身所经历，一一备载其真。如有牵强附会，巧自解免，天地鬼神与二祖列宗实共临之，必不容其摇唇鼓舌，肆欺于光天之下也。

    释法遯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