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徐师川诗云：“楚汉纷争辩士忧，东归那复割鸿沟。郑君立义不名籍，项伯何颜肯姓刘。”谓项伯籍之近族，乃附刘而背项，郑君已为汉臣，乃达汉而思楚也。余尝论之曰①，方刘、项之势，雌雄未决也，其间岂无容容狡诈之士，首鼠两端，以观成败，而为身谋者乎，项伯是也。其意以谓项氏得天下，则吾尝以宗族从军，策画定计，岂吾废哉？刘氏得天下，则鸿门之会，吾尝舞剑以蔽沛公矣，广武之会，吾尝劝勿烹太公矣，刘氏岂吾废哉？高祖之封项伯，殆以此也。至郑君则不然。事籍，籍死属汉，高祖令诸故楚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乃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观此则郑君与项伯贤佞可见。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恶，则知戮丁公者，一时矫激之为也。

    ①“余”字《类编》本作“徐”。

    王俭《七志》曰：宋高祖游张良庙，并命僚佐赋诗。谢瞻所赋，冠于一时，今载于《文选》者是也。其曰“鸿门销薄蚀，陔下陨欃枪。爵仇建萧宰，定都护储皇。肇允契幽叟，翻飞指帝乡”，则子房辅汉之策，尽于此数矣。王荆公云：“《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项羽如婴儿。从来四皓招不得，为我立弃商山芝。”亦用此数事。而议论格调，出瞻数等。东坡论子房袖椎之事，以谓良不为伊、吕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余观之，此良少年之锐气，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书之后，所见岂前比哉！

    左太冲、陶渊明皆有荆轲之咏，太冲则曰：“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渊明则曰：“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败论人者也。余谓荆轲功之不成，不在荆轲，而在秦舞阳；不在秦舞阳，而在燕太子。舞阳之行，轲固心疑其人，不欲与之共事，欲待它客与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轲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怆，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当时固已惜之。然概之于义，虽得秦王之首，于燕亦未能保终吉也。故扬子云：“荆轲为丹奉于期之首、燕督亢之图，入不测之秦，实刺客之靡也，焉可谓之义也！”可谓善论轲者。

    盗杀武元衡也，白乐天为京兆掾，初非言责，而请捕盗，以必得为期。时宰恶其出位，坐赋《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闻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于泪湿青衫之上，何惫如此哉！余先文康公尝有诗云：“平生趣操号安恬，退亦怡然进不贪。何事浔阳恨迁谪，轻将清泪湿青衫。”又云：“及泉曾改庄公誓，胜母终回曾子车。素绠银床堪泪堕，更能赋咏独何如。”

    李义山诗云：“本为留侯慕赤松，汉庭方识紫芝翁。萧何只解追韩信，岂得虚当第一功。”是以萧何功在张良下也。王元之诗云：“纪信生降为沛公，草荒孤垒想英风。汉家青史缘何事，却道萧何第一功？”是以萧何功在纪信下也。余谓炎汉创业，何为宗臣，高祖设指踪之喻尽之矣，他人岂容议邪！

    韦苏州睢阳感怀有诗曰：“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宿将谓许远，儒生谓张巡也。盖当时物议，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远畏死，辞服于贼，故应物云尔。然韩愈尝有言曰：“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后，贼将生致远于偃师，远亦以不屈死。则是远亦终死贼也。

    三良以身殉秦缪之葬，《黄鸟》之诗哀之。序《诗》者谓国人刺缪公以人从死，则咎在秦缪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赀。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陶元亮云：“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是皆不以三良之死为非也。至李德裕则谓为社稷死则死之，不可许之死，欲与梁邱据、安陵君同讥，则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于前，而众驱之于后，为三良者，虽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故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颗不用乱命，则岂至陷父于不义如此哉！东坡《和陶》亦云：“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似与柳子之论合。而《过秦缪墓诗》乃云：“缪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则又言三良之殉，非缪公之意也。

    唐大和末，阉尹恣横，天子以拥虚器为耻。而元和逆党未讨，帝欲夷绝其类，李训谓在位操权者皆碌碌，独郑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谋。已而杀陈宏志于清泥驿，相继王守澄、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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