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王践言皆不保首领。又斸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党几尽，亦可谓壮矣！意欲诛宦尹，乃复河湟归河朔诸镇，天子向之。郑注虽招权纳贿，然出节度陇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群宦临送，以镇兵悉诛之，谋亦未必不善。会李训先五日举事，遂成“甘露”之祸。世以成败论人物，故训、注不得为忠，至李德裕谓不可与徒隶齿，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与李中敏皆尝论郑注不可为相，故甘有封州之谪，而中敏有颍阳之归。杜牧之赠甘诗云：“大和八九年，训注极虓虎。吾君不省觉，二凶日威武。喧喧皆传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顾予云：‘我死有处所。’明日诏书下，谪斥南荒去。”又有《赠中敏诗》云：“元礼去归缑氏学，江充来见犬台宫①。曲突徙薪人不会，海边今作钓鱼翁。”盖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训、注得恣其谋也。盖当是时，仇士良窃国柄，势焰熏灼，士大夫于议论之间，不敢以训、注为是，以贾杀身之祸，故牧之之诗如此。呜呼，东汉之季，柄在宦官，陈蕃之徒，以忠勇之资，谋殪其党，而事亦不遂，史载其名，殆如日星。而训、注以当时士夫畏慑士良辈，遂加以奸凶之目，而史亦以为乱人，万世之下，无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旧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记》一卷，二书之说，时相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训等诛宦官，事觉反为所擒，而《乙卯记》乃谓训等有逆谋。盖《甘露史》出于朝廷公论，而《乙卯记》附会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记》后有朱实跋尾数百言，以《乙卯》所记为非是，其说与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①“犬”原作“大”，据《樊川集》改。

    杜牧之集有《李给事诗》二首，其中有“纷纷白昼惊千古，铁锧朱殷几一空”之句，谓郑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怜刘校尉，曾讼石中书”之句，牧之自注云，给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为给事者李石也。余尝考之，李石虽尝为给事，然劾郑注之事，史所不载。虽载语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后。石既拜相，则牧之诗题，不应以给事为称，其非李石明矣。当时惟有李中敏与牧之厚善，尝因旱欲乞斩注，以申宋申锡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归颍阳。今牧之诗有“元礼去归缑氏学”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论郑注告归颍阳。又史云：注诛，迁给事。其后仇士良以开府荫其子，中敏曰：“内谒者安得有子。”士良惭恚，由是复弃官去。由是论之，则是中敏无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诗》云：“鵩鸟飞来庚子直，谪去日蚀辛卯年。由来枉死贤才士，消长相持势自然。”盖言郑注事也。方是时，和鼎论注不可为相，旋致贬责，故牧之作诗痛之如此。议者谓辛卯年在宪宗之时，而宪宗未尝谪李甘。李甘仕文宗之时，而文宗时无辛卯也。岂牧之误乎？余谓牧之所云，非谓实庚子辛卯也。鵩集于舍，班固书庚子之日，日有蚀之，诗人有辛卯之咏，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尔。

    唐穆宗时，令狐楚为相，为景陵使，以佣钱献羡余，怨声载路，致有衡州之贬。观《发潭州寄李宁常侍诗》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堕青天。委废从兹日，旋归在几年。”又有《答窦巩中丞诗》末句云：“何年相赠答，却得在中台。”亦可见其去国惨伤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其楚之谓乎？观“甘露”之中，则可见矣。当是时也，王涯等被系神策，仇士良白涯与李训谋逆，将立郑注。楚时以旧相在阙下，文宗召楚至，帝对楚悲愤，因付涯讯牒曰：“果涯书邪？”楚曰：“然。涯诚有谋，罪应死。”呜呼，观望腐夫阉人，而诬置人于死地，楚忍为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尚赖旧相令狐楚独为辩明，若以史为证，则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安禄山反，永王璘有窥江左之意，子玚劝其取金陵，史称薛缪、李台卿等为璘谋主而不及李白。白传止言永王璘辟为府僚，璘起兵遂逃还彭泽。审尔，则白非深于璘者。及观白集有《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乃曰：“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度辽。”若非赞其逆谋，则必无是语矣。白既流夜郎，有《书怀诗》云：“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宋中丞荐白启云：“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乃用白《述怀》意，以抆拭其过尔。孔巢父亦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败，洁身潜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计，则安得有夜郎之谪哉！老杜《送巢父归江东》云：“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无微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