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经营的特种事业

    民国时期的帮会，在各种大小头目的控制下，聚众结伙，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日进斗金，挥金如土，有一批头目成了百万巨富，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那么，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生财之道，便是经营各种不法的“特种事业”，主要有：烟毒保险、贩卖人口、占地为霸、庇护私商、包揽事件、绑架勒索、开码头、包做人等等，这里一一加以揭露，以见“黑社会”之“黑”，“恶势力”之“恶”。

    烟毒“保险”

    民国时期的鸦片，流毒全国。而上海又是当时全国贩运鸦片的主要集散地之一。一大批青红帮头目及其控制下的流氓组织，靠运销从国外和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军阀贩运到上海来的鸦片和其他毒品，而大发横财。其中获利最大的要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合开的上海垄断性大土行————三鑫公司。

    谈到三鑫公司的由来，得从上海的“水老虫”说起。

    旧上海贩卖鸦片的生意，原以广东潮州帮为主，靠贩卖鸦片起家的大商号有郑洽记、郭源茂、同昌等。那时码头上的流氓众多，其中有一批叫“水老虫”，为首的叫范高头。

    这批流氓专靠在水中偷盗为生，每当英国轮船装运成千上万箱鸦片驶进上海港口时，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必须用小划子从轮船上将货物驳运，当轮船上一箱箱鸦片装进小划子向码头行驶时，常常会发生翻船事件，使鸦片沉入江底，这就是“水老虫”作怪。他们把小划子弄翻，然后又将沉在水中的鸦片箱捞起，用小划子偷走，有时运到码头上的鸦片也会被窃。

    杜月笙做鸦片生意的早期就曾干过这种勾当。他不仅运销毒品，还派他的手下去查夺别人的“私土”。

    1923年的《时报》，就登载过这样一段新闻：“有土贩由汉口夹带川土一万余两，分装两个大皮箱，及其他行李一件，附搭日清公司（日商）岳阳丸轮船来沪，停泊浦东张家浜码头。当由该处湖北人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

    不料事被当地土匪帮杜某等得悉，向雷争夺保险未遂，突于是夜4时许，纠集党徒10余人，各执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候。雷等未及预防，冒然登轮提土，再经运上划船，即被杜某等拦住，所有私土，悉遭劫夺无遗。雷以势力不敌，又无力赔偿，不得已于昨日向警厅告发，当经侦缉队长派队士吴荣福等渡浦，按名拘拿，若辈已杳然无踪迹，仅获划船夫一名带厅押候审讯。”

    同年，《时报》还刊载，杜的徒弟曾持械至大通路李家，劫去价值2.4万元的烟土数箱，装汽车而逃。

    这些盗窃勾当使郑洽记等黑货商号大伤脑筋，租界捕房虽然指派巡捕白天黑夜巡逻看守，但无济于事，甚至连巡捕也常告失踪，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黄浦江面。

    后来，法租界捕房的头头法国人沙利，指定黄金荣设法破案，实际上这些事都是他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干的，黄金荣只能拖延敷衍。但终非久计，于是和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等商量，决定组织一个公司，像保险公司那样收保险费。

    做鸦片生意的商号将烟土向公司保险后，由公司发给盖有印戳的保险凭证，如被盗窃即由公司赔偿。所定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10％，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得付数百元的保险费。这样一来，这个公司就成了总揽租界里鸦片运销的总公司，而潮州帮的十大烟商，以及非潮州帮的十家大土行，实际上成了它的“子公司”。

    这个总公司便是臭名昭著的“三鑫公司”。三鑫者，取义于“三大闻人”合资而“日进斗金”也。当时《民国日报》曾译载英文报纸的一段消息报道了这一事件：“据可靠消息，沪上潮州帮土商，乘工潮澎湃（即“五卅”惨案激起的罢工浪潮）之际，已联合约二十家，组织一大公司，专贩烟土，资本银二百七十万元，设总机关于某租界，其运土等事，由警察及海陆军保护，每箱烟纳贿甚巨云。”

    报道中说“由警察保护”，确系事实。当时黄金荣打着三鑫公司的旗号，安排捕房派几百名安南巡捕，开出警备车，声势浩大地到处巡逻，公开到码头上保护和押运鸦片进入库房。这几百名安南巡捕的费用，由黄金荣从保险费中开支。

    开始时，法租界捕房名义上派出500名安南巡捕去保护码头，每月开支数万元，实际上由于法捕房头头沙利等都吃空额，并不足500人数。后来鸦片运进越多，法捕房头头也水涨船高，吃空额由500到一两千，每月开支从数万元增加到一二十万元。

    但这并没有使黄金荣等为难，因为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三鑫公司收取的保险费出在贩卖鸦片的那20来家大土行身上，而鸦片商人付出的保险费就出在吸鸦片的人身上。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总在数千万元之巨，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分赃。大三股就是杜、黄、张，中六股是他们的六个合伙者，小八股是杜、黄的几个大徒弟。除此之外，当然要分一大部分给法租界的外国官员，分一部分给上海的官员们。另外，还要分给他们的徒子徒孙以及在帮的新闻记者一杯羹。

    三鑫公司除了收取巨额保险费外，还用其他方法对鸦片商人进行敲诈。

    公司总经理杜月笙每逢一年三节，照例要把潮州帮的十家老板找来，开口要一笔钱。那些大烟商就互相商量了凑够给他送去。谁也不敢讨价还价，更不敢说半个不字。他要的这个数，也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既要得多，又让这些人拿得出，还给他们留下相当厚利。杜月笙也懂得，对大烟商们不能杀鸡取卵。

    尽管三鑫公司索价甚巨，鸦片商人还是视之为保护伞。当时，三鑫公司收取保险费不但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有法租界捕房开出的收条，并加盖戳记。这样一来，鸦片买卖就由秘密转向公开化、合法化了。大土行有大批货物到埠，可以放心派车公开去运。

    这些车辆，租界的巡捕都是熟悉的，不但不会拦阻检查，还加以保护。这样果然避免了鸦片失窃事件，收到了保险的效果，而烟毒也就迅速传播开来。上海鸦片烟馆一度遍地林立，在法租界地区的每条里弄，差不多都有售吸所（俗称“燕子窝”）。于是，该公司又乘机巧立名目，收取烟枪捐，每支烟枪收取执照费每月几角钱，后来涨至几块钱。

    那时一个烟馆至少有十几支烟枪，大的烟馆有几十支，仅法租界内就有烟馆一两万家，每月收入就有几十万元。各处烟馆大都少报烟枪数，而三鑫公司则用几百名检查员，专门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迷信诈财

    在各地帮会的形形色色的“特种事业”中，利用迷信手段诈取钱财，可谓历史最久的“传统经营”。民国时期，南方的“江相派”集团，北方的“一贯道”，都是为害尤烈者。

    “江相派”是旧时广州语系地区内的一个以迷信诈财为职业的秘密集团。这个集团自号为“江相”，意为江湖上的宰相。其成份非常复杂，既有相命先生、神棍、庙祝、道士、僧尼，也有江湖贩药者、骗子、流氓、小偷等。这个集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洪门会的会员，构成集团核心的头子，即所谓“师爸”、“大师爸”等，都是洪门会的所谓“大学士”、“状元”、“进士”等等。

    所以，“江相派”的迷信诈财活动，实际上也就成了洪门的一种“营业”了。这个集团在旧中国存在200多年之久，而且代代的大师爸们都是有“法”有“术”的大相士、大神棍，他们凭借师门传下的“法”和“术”，更运用帮会组织的力量，不断舞神弄鬼，制造“奇迹”，以欺骗和愚弄群众，诈取钱财。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广州市东水关濠畔从前有座仙童庙，祀奉的是和、合二仙童，相传是南极仙翁的两个徒弟。由于年深日久，早已破落不堪，很少有人来参神了。忽然有一天上午，有一队抬着粉亭、供奉香烛和三牲的仪仗队，鸣金奏乐的走来，仪仗队后边，还有一大群手捧戒香、口诵经文的信男信女。

    这伙人到达仙童庙前，就停了下来，引得当地的住民都跑出来看热闹。那仪仗队为首的一人向群众宣传道：“我姓冯，是个神功会的案首。前10多天的晚上，我忽然梦见有两个仙童打扮的孩子，一个穿红，一个穿绿，都头梳双丫角髻，吩咐我说：某月某日午时是我们升天的日子，你可到东水关仙童庙前来迎接，不得有误。我初时还半信半疑，把这个梦对道友们说了，不料有两个道友做了同样的梦，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前来迎接仙童。”

    这个人说犹未了，便跟着来了第二、第三、第四队，都说是来迎接仙童，侍候他们升天的。而且他们之间，又说是互不相识，其中有一队人，还自称是来自南海县的。这一来，就传播开去了，弄得东关一带的信男信女，都纷纷携香备烛前来迎接仙童。是日正午时分，当人们等得焦急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那是旧历初七、八时分，正是水退的时候，突然在东关濠水面上，不知从何处漂来两具童尸，年纪都在十一二岁左右，一具身着大红色缎衣，束带、黄绸裤，一具着深绿色缎衣，束带，白绸裤，都头梳双丫角髻，脚踏新麻鞋，打扮活像画里所绘的和、合二仙一般。最奇怪的，就是这两具童尸，不是顺流漂下，而是双双并在一起，不先不后，不快不慢，齐齐逆着水流，向着仙童庙这边浮过来。就在此时，神功道友中有人喊：“仙童来了！逆水浮尸，仙家才是这样呵！”

    于是，姓冯的道首立即命人鸣鼓奏乐，焚香放炮来迎接仙童，跟着又叫几个熟水性的道友跳下濠去，把这两具童尸捞起来，立即焚化，着匠工把“仙体”的骨灰掺入陶土里，重新塑造两具仙童神像；一边又发起募捐，重修仙童庙，冯姓和几个道友自当庙祝。

    这样一来，“仙童升天”的神话不胫而走，两三天内就传遍广州及其附近的乡村。许多愚夫愚妇争着前来膜拜，有时一天多达五六千人。单是香油钱的收入，每天也有三、两百两银子，而神签费、卖香烛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不到两个月，那几个庙祝就已各捞了一大笔。同时，重修仙童庙的捐款也募集到了。

    不久，就修建成一座宽阔壮观的新庙。许多知名人士、富商巨贾都送来匾额、楹联祝贺，更增加了庙宇的声价，这新庙又出现了几宗“奇迹”，成了庙祝们诈钱的工具。不仅那些迷信的人们齐声称颂仙童的灵验，还有些好事的文人把此事写进自己的著述中。

    那么，所谓“仙童显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穿了一文不值。原来，那个冯道首乃是江相派的“大师爸”之一。他们在外地收买了两个10岁左右的小乞儿，养了几个月，在“升天”前两天带到广州来打扮好了，活活淹死在水里，用铁锚和绳子把尸首系着，沉在仙童庙下游不远的地方，上面盖着一只大船，另叫助手在上游停泊两只小艇，从艇头放下两很蔑缆，末端系以重物，不使浮出。

    宣传仙童升天那日，大船上的人拉开锚绳，浮起尸身，小艇上的人暗将蔑缆绞入一拉，尸身便逆流而上了。轰动一时的“奇迹”，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江相派”用迷信诈财之“事业”，于此可见一斑。

    北方的“一贯道”诈财手法，与“江相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基本手段有两种：一是“仙佛降笔”，又名“扶乩”、“扶鸾”。就是借口“仙佛”附在“乩手”的身上，借“乩手”的手所写的训示。“乩乎”又名“三才”，即“天才”、“地才”、“人才”。“三才”要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和秘密演习，以掌握那套骗人手法，认为合格后，就当众举行“扶乩”。

    “扶乩”前，由点传师告诉“天才”开坛的目的，“天才”根据其意图，事前编好辞句，届时在沙盘上写出，是为“坛训”或“神训”，道徒应绝对服从，骗财的目的就可以借助“神训”而实现。

    另一种手段叫“仙佛借窍”。所谓“借窍”，就是伪装仙佛附在“天才”身上，用“天才”的嘴说话，用“天才”的手打入或表演魔术。表演“借窍”的时候，“天才”突然伪装倒地，昏迷不醒，数分钟后，从地上爬起来，根据仙佛身份的不同，表演不同的角色。如果张飞临坛，就气势汹汹，举止粗暴；观音临坛，就一副慈祥面容；济公临坛，就变成疯颠模样。手拿木棍或藤条，训戒道徒，或斥责，或表扬，或考问道徒如何行动、立愿、渡人、办道等等。凡遇“借窍”的时候，道徒十分紧张，稍有随便或对答不上，就要挨“天才”毒打。在北京的精化坛和道化坛举办的仙佛班中，假“借窍”手段用藤条打死的道徒，仅知的就有5人。道徒们为免遭毒打，表示诚意，纷纷捐献财物或立愿办道，这样道会头子诈取财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贩卖人口

    贩卖人口，在旧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江湖黑话，称专贩男孩，叫“搬石头”；专贩女孩，叫“摘桑叶”；贩卖妇女，叫“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洋，叫“贩猪仔”。民国时期，帮会流氓大批加入这项“特种事业”，遂使贩卖人口的活动达到空前猖獗的程度。

    在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是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此人身在青红两帮，与虹口吴淤路广东潮州帮三合会的一部分人勾结，贩卖人口。当时广东的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养的儿子外，还领养一些男孩，给予读书教育，将来看哪一个聪明能干，就把事业的大权给他继承，故绝大多数男孩均被贩往广东。

    尚武在解放后被处以极刑。专贩女孩的后台是尤阿根，当过旧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红两帮。他将在上海拐到的女孩，大部分卖到北方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福州路的一些妓院。尤阿根本是公共租界的一个小流氓，由于贩运人口获得巨利，进入捕房当巡捕，后来又攫升为总探长。

    法租界方面还有一个贩卖女孩的总头目，即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收门徒1000多人，他的后台则是法国巴黎警察局便衣警探出身、当时任法捕房刑事科长的苍郎打。这些被贩卖的女子大都是苏北籍。具体进行这项勾当的流氓头目是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等。他们把拐到的女孩大部卖给上海的一些妓院，其中有不少人被卖给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下等妓院，充当“咸水妹”。

    还有一些帮会头子专门从事“贩猪仔”的勾当。他们与华侨中的极少数贩类相勾结，与外国在华招收华工的一些专门机构合谋，宣称如愿到外国做工者，每月可得工资若干，安家费若干，临行时又可预支薪金若干。工作限期满后，尚有若干个月工资作为酬劳，以充回国之盘川云云，吹得天花乱坠。不少人信以为真，纷纷报名应募。

    岂知临时各人净得者仅仅百元。但因各人先期领得的定洋早已用光，这时虽想不去，已不可能，只得立下契约：“某某家贫，得雇主预付资助金若干，自愿订立条约，执行佣工义务若干年”，云云。“猪仔”签“十”字，押手印，从此便沦入不能解脱之苦难，而从事贩运猪仔勾当的帮会头目则获巨资。

    例如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三合会曾于1930年至1936年间，贩运5万多男女青年至南美巴拉圭、乌拉圭两国开垦原始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政府负担，对汕头流氓每诱出一个劳动力，则付给100美元的报酬，这伙流氓累计共得美金500万！

    此外，还有一种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者，称“国际护照贩”。当时，旧中国在反动派统治下，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有不少青年农民男的擅长石刻，女的缠足，他们被用“贩黄鱼”的方法，通过澳门葡籍流氓，诱骗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干石刻劳动，女的被带到马赛等地表演“扭跳小脚舞”。所谓“贩黄鱼”，因中国人属黄种，在运葡途中，万一死在船上，即被扔入大海，如扔死鱼一般，因此贩卖中国人被称为“贩黄鱼”。

    当时，干这种勾当有个极为神通广大者叫陈鹤鸣，此人是温州人，杜月笙的门徒。他勾结青田县政府、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两国邮船公司买办，并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卖人口的流氓，和旧中国派驻这两国公使馆中的败类，诱骗中国青年出国，从中渔利。

    其方式是，凡被骗者，每人发旧西服一套，但要付给陈鹤鸣旅费法币450——500元（当时值黄金数两），由陈统购船票。实际上，陈并不购买船票，而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货舱里，每次每船最多20多人。船抵马赛港，由法国流氓接待，可定居3个月。男的由当地流氓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印章或人像，每枚可赚5——25法郎不等。3个月中，除一切简单生活开支外，每人平均可余5000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3个月约可余8000至1万法郎。3个月期满回葡都里斯本，每人向中国使馆交纳1500法郎，称“树上开花”。

    这样来去循环不已，轮番前往法国，陈鹤鸣从中赚得巨利，而当时中国政府驻葡使馆人员，因政府经常欠付使馆经费，故亦赖此维持生计。

    这种变相贩运人口的活动造成很大危害。有些青年农民因为贪图出国谋生，交不出旅费，被迫出卖房地产，甚至把妻子“出租”；女的要接受黄色动作的训练，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宫照片。再者，因上船后不买票，被迫藏于煤堆中。如遇法国海关人员搜查货船时间过长，常有窒息致死者，尸体即抛入海中。

    当时，日本新闻记者专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于日本报刊以污辱中国。那时史量才先生主办的《申报》曾对此事进行揭发，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政治部奉令彻查，在南市将陈鹤鸣逮捕，后判刑5年，上海整个有关组织也彻底破获。从1936年起，这种有辱国格之事才告终止。

    占码头

    帮会经营之不法事业，虽然名目繁多，大而分之，则不外乎两大类：流动派和固定派。走私贩运、兜跑底子、开放码头等，皆为流动派；占据码头、划地为霸等，是为固定派。

    长江中下游各省，大至都市，小至乡镇，凡市面稍稍繁盛一点的，大多为帮会势力所及。他们分疆划界，各不相犯，每一码头必有一帮会头目为首。凡此势力区域内种种不法营业，莫不为他们所包揽，从而坐享厚利，此为“占码头”。这些占码头的帮会头目就成了各种流氓恶霸。

    例如，当时的上海就有这样一些“霸”：赌场霸。20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等，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一种“俱乐部”，实为变相赌场。那时最著名的俱乐部有福熙路180号、同半路181号等。都派有专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赌场内，中西赌具一应俱全，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上万元。

    赌场除了靠赢钱外，还用见十抽一的方法来抽头。杜月笙每月从一个赌场就可以拿到三四万元。码头霸。上海开辟租界后，沿黄浦江建立了许多外轮、沿海及内河轮船装卸货物的码头，码头上雇佣了许多“码头小工”搬运货物。这些码头多由外商经营，他们为了便于管理，指派一些人做包工头。

    包工头本身都是流氓，多以洪帮为主，他们即码头霸主。每件货物从船上搬至码头，或进仓库，轻者200斤，重则600斤，每件运费霸头抽取60％，而卖苦力的搬运工只得40％，实际上还要支付种种开销，逢年过节，或把头婚丧喜庆，都要工人分摊送礼。这些码头霸同属帮会，互通声气，某个码头工人只要一个码头霸主不用他，则其他码头也难进门。

    一个码头，忙时雇一两百人，把头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他们又雇用小工头，对工人严加监督，层层剥削。解放前，最大的码头霸主有：沈关生，杜月笙的同门兄弟，又身在洪帮；李茂龄，顾竹轩的徒弟；张春宝，苏州河内河码头霸主。他们都以码头恶霸起家，大发其财，在上海置有大批房地产。

    粪霸。旧上海有卫生设备的房屋比较少，多数家庭均用马桶，不论雨雪阴晴，专门有人拉粪车到里弄挨户代倒马桶，每月收费两角。粪车装满后，拉到粪码头，把一车粪加水分成两车，出售给农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有粪霸即包粪头，向租界当局承包，付规定的承包金。法租界历年的粪包头是黄金荣的姘妇叫阿贵姐，共有粪车400辆，付给粪车夫每人每月拉车费8元，另给法捕房与卫生处有关人员小费6000元外，每月可净赚1万到1.2万元左右。除了每晨派一人在码头登记出售给农民的粪车数外，不参加任何劳动，坐收其利。

    扒窃霸。这是一种专事扒窃的秘密组织，有500多人，分细窃与粗窃两种。细窃是特等扒手，七岁起即开始训练，超级能手称“小山爷”。该组织内的纪律很严，加入后不能退出，违者即遭杀害。这个扒窃组织还与租界捕房相勾结。1934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一家居民中搜出一张名单，发现公共租界捕房有65人，法租界捕房有17人，都与扒窃犯有牵连，每人每月领取非法津贴，以上82人后全被开革。

    此外，还有渔市霸、菜场霸、走私霸、黄包车霸等各种霸头。以上各霸都是以业为霸，一业一霸，姑名之曰“专业霸”。还有一种是以地为霸，一地一霸，姑名之曰“地方霸”。某地若被某帮中头目霸占之后，即独揽其中一切不正当营业之经济收入，一码头不得有二人同占，严然有“国无二主”之概。因此，与占码头相伴随的，是互相残杀的争码头的惨剧。

    上海浦东地区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红帮头目丁某与孙某因占码头之事暗中争斗。两人表面互相谦让，不露痕迹，而内里各怀你死我活之决心。因此，双方平时出入都要带上五六个或10来个亲信随行保护，互相戒备。

    一日，丁某忽邀孙某至某处赴宴，孙明知对方不怀好意，但又不肯示弱，遂带上吃斗兄弟20余人，各各暗藏武器，应邀赴会。丁某亲自出迎，请孙上坐。酒至半酣，忽有五六十人突然闯入，各举武器。孙某知道不妙，飞起一足踢翻桌椅，同来兄弟也各出武器准备迎敌。

    这时，丁某说道：“孙大哥今日屈驾光临，已为瓮中之鳖。但因我众你寡，杀掉你不为本事。我今要向大哥告借一物，如蒙允许，我当送大哥出险。”

    孙某道：“好，请说吧。”

    丁某道：“欲向老哥借用枣子一双（红帮称眼珠叫“枣子”），请老哥自己取下为妙，免得弟兄们动手。”

    孙某应道：“兄弟从命，但恳请丁大哥，能否给我暂留一只呢？”

    丁某也答应了。说罢，孙某立即举刀自取右眼一珠，掷于桌上，但已痛极而晕倒。他带来的弟兄在旁只好相顾无言。丁某道：“好，另一只眼暂借与你，去罢。”

    言毕，率领徒众一哄而散。孙某醒来后，同行弟兄同声问道：“老大何不让我们与他拚个你死我活？”

    孙某答道：“你们懂得什么！今天我牺牲的，只是一只眼珠罢了。如果与他们打起来，他人多，我人少，他为主，我为客，我们20余人，恐怕一个也不能活着出去。何不暂留一目，以待后用？”

    自此之后，丁某即于该码头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以为孙某从此再不能与他相争了。然而事有不测。起初，孙某果然退避三舍，而实际上却在暗中积蓄势力。半年之后的一天午夜，丁某突然与孙某的徒众遇于途中，而被活捉捆绑，带到船上，扬帆启航至一村庄。那少掉一只眼睛的孙某开言道：“大哥到这里来做什么哉？难道半年前一目之赠尚未使你满意，还要来第二次‘借枣’吗？”

    丁某道：“不要废话了，既已至此，一切唯命是从，即使要我再加一枣，还你双倍利息，也无不可。”

    孙某道：“好来！”

    两旁即有武装少年数人，拔刀而出，猛地向丁某肩膀两腿等处连戳数十下，一时尚不致死。丁某受此巨创，刀孔密若蜂窝，但咬牙忍受，不作半句求饶的话。但已血流满地，呼吸如丝，半晌方醒。孙某问道：“我今天放你回去，你还想报仇吗？”

    丁某道：“如得生还，誓必报仇，还请你杀我为是！”

    孙某张开他的一只眼微笑道：“誓必报仇，好呵！我今天本想杀了你，但因你尚要报仇，故不杀你，倒要看看你日后复仇的手段，你快去吧！”

    丁某回家后，请名医治疗，三月后痊愈。而独眼龙孙某虽当时自充好汉，放丁回家，实口硬心虚。后来听说丁果然未死，怕他来报复。便在风头最紧之时，每夜迁移住宿的地方。如此冤冤相报，闹得沸沸扬扬。后来此事为上海流氓头子范高头所知，便出面约定日期，为双方讲和，帮中人名曰“叫开”。叫开之后，双方订立攻守盟约，分领浦东一带各码头，互相策应。至此，孙、丁二人争码头一案才算了结。

    浦东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争码头案：该地有两个著名的洪帮恶棍，一个浑名“小铁墩”，一个绰号“小黄牛”，二人为争码头斗得不可开交。有一天，黄牛一人在茶馆吃茶，小铁墩突然纠集一帮人找来。黄牛明知狭路相逢，寡不敌众，然而躲避又以为不...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