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

这样的分歧，我简直非常的不安。才要招呼他，可是他一掉头就飞跑出去了。以后虽然见了面，然而也仅仅是三两句，没有一点好声息————

    “弟弟，你不要伙着他们弁兵们去赌钱呵!”我说。

    “嗯，嗯，……”一句。

    “弟弟，你没有事，哥哥来教你一点书。”我又说。

    “嗯，嗯，……”两句。

    我再说：

    “弟弟……”

    “嗯，……”他把大眼睛一怔，把我送他的新从省城买来的打火机拿着又走了。

    后来就常常听见他跟弁兵们赌钱，甚至吵架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担心。恰巧在这个时候，我们这里的部队跟驻在我们家乡的部队通电开战了，而且已经在前线上得了胜利。那亲戚高兴地说道：

    “好，打到你们的家乡，就叫你妈妈把他关起来吧。”

    在路上开差的时候，我很想叫他同我们一块在后方走，但是一点影子也找他不着；特别是进攻家乡狮虎岗的那天非常担心。对面的部队正死守在岗上，沿岗子散着一条好几里的散兵线，俯望着我们走到的一条小市镇。站在镇头，很清楚地可以看见岗子上的桥头正在冲锋，子弹像蜂子般哧呀哧地向头上掠过。据说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冲上去了。那亲戚也冲上去了，是正面。呵，弟弟才十四岁呵，那小手儿怎开得来那小手枪!

    等到打败敌军，踏着许多已死的尸体进城的时候，我的眼睛急急地在那里面搜索。在路上，我抓着这个问，抓着那个问。等到回家的时候，妈说弟弟是骑着一匹蛮马跟着队伍进城，人在那马上小小地怪可怜的，可是他刚回来吃了半碗饭，怕别人抓住他似的，又跳跳地骑上马跑去了。妈的那话里倒带了几分得意似的。因为有邻人在旁边，她的话说得就更响。

    后来才知道弟弟真胆大。当那些弁兵冲锋的时候，叫他不要去，他答应了，然而终于也跟着他们的屁股后走去。等到冲过桥的时候，才发现他从离桥两三丈远在黄菜花林中钻了出来。嘴唇乌白，不说话，跟着走了。

    后来我们虽是同一个部队住了四年，然而说话的时间是很少的。他挨了亲戚的打的时候，简直不告诉我；就是他病了，也在几天后才使我知道。我要他到我的床上去，他不；我只好在他的垫着一床子的板床前看守他。问他为什么挨了打，他只是不高兴的说道“哪里哪里”，脸就转向墙壁那面去。虽然后来也听见他向别人批评我，(那是当他要进军官学校前几天的事了。)说我身体太弱，说我不该抽烟，而且说我没有打算进军官学校————“现在只有军官学校才是出路的!”他说。

    有一天在街上一个弁兵喊他：

    “喂，小田!打牌去么?”

    他只懒懒地用鼻音回答一声：

    “唔，我还有事。”就赶快三步两步的走了。

    好久不见，这使我倒很奇怪，后来想，其实也并不奇怪什么。不是他已经进了军官学校了么?

    每逢放星期，他出街，也拴斜皮带。然而刚刚走出校门，他开头还直率地向着那些同一间寝室的同学问：

    “喂，看戏去么?”

    人家却没有理，走了。他于是就孤零零地剩在那儿。后来他渐渐就把直率改为搭讪搭讪了。于是到我房里来的时候就渐渐的多了些，而且居然开始叫我“哥哥”了。虽然，他还是常常带着一副幽怨的表情说道：

    “我很悔，早不该当了弁兵，而且也没有读过书!”

    后来我们的部队被打败了，那亲戚也没有了事，家乡的生活更困难，家里的小店子也只好关门了，弟弟跟我也就不得不另外想办法去。弟弟又进了一个军官学校，我也进一个。到这时，大家每逢放星期，才一块儿玩玩。虽然那怪脾气并不就抛了的。

    记得在他毕业的时候，我向他说要买一条斜皮带送他。那天趁他还没有来的时候，我约着几个同学一道去买。因为钱少，买了一条中等的。当我们在公园里等他来的时候，我很高兴地给他，以为他也一定很高兴了；可是他把皮带拿着看了一下，又望望他腰上借来拴的那一条最宽的皮带，陡然脸色转青，眼睛发直，把皮带啪的一声丢在椅上，转身就走。朋友们都惊异起来了。我恨不得要跳起来打他几下，但我终于和平下来，把他拉回，许他另外买一条去。他才在许多惊异的眼光中愤愤地坐下来了。

    从此以后，他分配到另一个部队，我们就没有机会见面。有一回，我在报上看见战争又起了。似乎很厉害，七八个大部队的代表都在忙碌，这个跑过去，那个跑过来。情形是一步一步的紧起来了。而且是大规模的。火线接触的地方，就离弟弟他们那儿不远。自然他们这回又参加火线了。

    我很担心他，他这时是一个候差员，上前线去是不成问题的了。他一个星期来一封信，可是一个月以后就不曾来了。我很着急，写信到家里去问，而家里也写信来问我。说不定这回准是死了。报上曾经登载着一个这样的消息，这回的战争曾经有许多外国人拿着望远镜在高山上观阵，见两军白刃肉搏，死伤数万，认为虽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过如是。呵，完了!我悲伤地把报纸丢在一旁，望着那窗外灰暗的天空，我才后悔我不该不早把弟弟劝回家去了!

    可是一个月后，忽然又得着来信，并没有死。这年我回家，就打算索性跟妈商量，叫他回来重理爸的生意算了。

    一到家，妈告诉我，弟弟的一个同事曾经来过我家，曾经详细地讲到他在战场上的情形。他这回是被派去做侦探的，第二天就被敌人的步哨抓去了。那天传来的消息，说是敌人前线杀了十几个侦探，他的同事们都以为他同时被杀了。谁知他被抓去的营部，那营长是他前一个军官学校的同学，在杀的时候把他留了下来。虽然在营长没有看见他之前，也曾经在横梁上吊过鸭儿浮水，挨过一顿鞭打了!

    “妈妈，叫他回来好了，我们再把爸的生意开起来。让弟弟这样冒危险算什么呢?”

    妈叹口气说道：

    “没办法呵!现在哪还开得起生意!只愿天爷保佑，你们再做两年挣点钱回来，就把他叫回来好了。”

    她息一会儿又说：

    “其实我常常想着你们呢，两个儿子都一下离开了我的身边，我真过不惯呢。我有时想，索性把你们叫回来吧。有吃没吃，总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可是呵，这几年真难。不过你弟弟的这回灾星过了，说不定会升官呢，何况他这回已经有了功劳苦绩。我守了你们十几年了呵!想起我从前受了多少的……”妈哽咽起来了。最后她又安慰似的说道：“算命先生说我还有十年……”

    妈一提起还是从前说的那“十年”，可是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同时家境也太难，别的路子也没有。不过，这以后弟弟的来信，常常表现着他愤慨的语调。他说他要追求知识，重新努力看起书来了。

    一年以后，我对我的生活感觉到很大的无聊，同时在南京的一个朋友来信也劝我出去。当我回家同妈商量好起身的时候，妈叫我顺路去看看弟弟。弟弟也来信说是要在我到的那天来江边接我。可是到了江边的时候，我用欢欣而急迫的眼光搜索着一切人丛；没有呵!我惘然地失望了好久。

    等到跑进他们的旅部的时候，他的同事们才说他被派着押送东西到省城去了，明天就要回来。那些同事早就知道我要往南京去的，以为我将来一定是很有办法的了，都来跟我周旋，说他们都是弟弟的好朋友。他们说弟弟人很小，人家都欺负他。他曾经被一个连长打过呢。他似乎很消极了。

    第二天我还在弟弟的床上没有起身的时候，就听见耳朵边有人在叫着“哥哥”，我睁开眼睛来，几乎不认得他是我的弟弟了。脸虽然还是那样黑，然而已很瘦，颧骨似乎快要挺出来了。脸上已再不是从前的那么粗犷，换上的是一副深沉的气色。他望着我似乎很高兴，然而却又讲不出话来似的。

    “弟弟，等了你一天了。”我翻起身来抓住他的手说。

    “是呀，我赶回来了呢。”

    “弟弟，你……”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同事走进来，弟弟忽然就给我挤一下眼睛，似乎暗示我不忙说话。催着我洗了脸就一道出来。

    在路上，弟弟向左右望了望才说道：

    “那几个家伙跟你谈过些什么没有?”

    “谈过，只是随便谈谈。他说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

    “哼，好朋友!他们还不曾把我害得死。哥哥，你去了以后，我将来一定要来呢。这种事情真不是人干的，卑鄙龌龊!”

    正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弟的肩头忽被重重的拍了一下，随着抛来一声：

    “哪里去?”

    我吃了一惊，一看，原来又是弟弟的一个同事。

    “喂，别开这样的玩笑。”弟弟严正的说。

    “妈的，玩什么笑，走，打牌去。”

    “你晓得我最近不打牌，没钱。”弟弟的眼珠在怔，我看他要生气似的。忽然那边街口上闪出来一个穿华达呢军服的高级军官，那同事就赶快转过背去立正敬礼去了。

    弟弟拉着我的袖子就说：

    “快走!”

    我们一下就转了弯，避开那两个人了。真想不到，才两年多不见，弟弟竟也这么变了。眼睛虽然闪着天真的光，可是一脸笼罩着的是沉默。他的军服已经不讲究，斜皮带已经用的是窄窄的了。

    “弟弟，那条我送你的皮带呢?”

    他脸红了一下，答道：

    “喝，不要了!马马虎虎。”

    我留了两天，他告诉了我许多愤慨的事情。他仍然后悔他早不读点书，要不然可以走了。说到这里他就非常凄然。临走的时候，他送了我很远，热情地抓住我的手，睁大着眼睛望了我好半天，才叹一口气说道：

    “哥哥，我一定存点钱，我一定来的。这种牺牲我实在不干了!”

    他眼泪冒了出来，我也非常的黯然。我离他走了很远，还见他不曾掉过头去。呵，谁知呵，这一次竟是永别!

    我出来又已经好几年了。弟弟呢，一年出来不成，两年出来不成，三年，终竟在一场战争中的枪弹下面牺牲了!唉!

    一九三四年七月

    1934年8月27日～1934年9月10日载《申报·自由谈》

    署名：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