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朱震的生平及其《汉上易传》中的象数学

    朱震（公元1072——1138年）是南宋初年的著名学者。他继承了北宋的理学与象数学传统，著有《汉上易传》，书中保存了大量象数学资料，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宋元学案》把他的生平学术列为《汉上学案》一章。宋、元、明、清历代学者对他都有所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二》著录其《汉上易传》，称“其说以象数为宗，推本源流，包括异同。”本章就他的生平经历及著作论述其学术思想。

    第一节　朱震的生平及著作

    北宋统一后，交通便利，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雕版印刷的使用，学术十分繁荣，产生了一大批经学家、理学家和文学家，并印制了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资治通鉴》等大型书籍。

    经学除相沿汉、唐以来的训诂考释传统外，也产生了一些对传统的不同看法。如欧阳修的《易童子问》认为《系辞》不是孔子所作。司马光的《疑孟》对孟子提出了批评。

    理学是北宋新兴的产物，从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开始，就著重事功。胡瑗在湖州教授，就设经义、治事二斋。孙复在泰山著《春秋尊王发微》，多谈政治，石介谓之“非独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其后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欧阳修说过“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话。

    而自从周惇颐根据道经画出《太极图》，二程写《定性书》《识仁篇》《易传》，提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哲学理论和“涵养须用敬”的修养方法以来，理学家通过阐发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系辞》《春秋》为主的儒家经典，又吸收佛、老的思想，兴起了大谈理、气、心、性的学风。他们标榜道统的真传，这很易遭受理学圈子以外人士的忌嫉，他们不言功利，又很容易被关心经世济民的人们所反对。

    宋神宗时，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之争，表现为变法与反变法之争。理学派被称为旧党，新学派称为新党。从神宗熙宁起，经哲宗元祐、徽宗崇宁，党争此起彼落，几经反复。

    就在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新学派再次抬头。有人攻击“程颐倡为异端，尹焞、张绎为左右”。尹、张是程颐的门人，尹因此放弃做官而在民间讲学。程颐对此感叹说：“吾死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吕德元《尹焞墓志铭》，引自《尹和靖集》） 。这一年便是程颐去世的一年。新旧党争一直延续到徽、钦二帝北徙。北宋亡后，尹焞入蜀居涪州。

    南渡以后，尽管偏安江左，学术文化仍然兴盛。理学基本上是属于二程的正统派。

    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诏赠程颐直龙图阁。自从宋徽宗崇宁以来，理学被贬黜，至此重新推崇二程的学统，这是对理学的一大褒扬。

    然而不久以后，左司谏陈公辅于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上疏请禁程氏学。奏疏中说：

    今世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之学。……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颐。狂言怪语，淫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诚恐士习从此大坏，乞禁止之。（《宋史》本传）

    这一上疏的背景是高宗正在召用退居四川的程门高足尹焞。陈公辅上疏，首先把矛头指向尹焞。另外，陈公辅曾被高宗的经筵侍读范冲所推荐，而范冲是元祐旧党范祖禹的儿子。可见陈与理学派是有渊源的。范冲外调后，公辅感到不自安，见宋高宗求退，同时上疏反对程颐以自白。

    就是这个陈公辅，同时又是反对王安石的健将，可见朝廷中党争形势的复杂。他的上疏中说：

    安石学术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三经》《字说》，诋诬圣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同上）

    又说：

    自熙、丰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挟绍述之说，于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风俗坏矣。（《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六年》）

    当时高宗切要的问题在于江淮之间的军事以及怎样稳定自己南方的政权，对于这些纠纷，他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他的诏语是：

    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宗，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可布中外，使知联意。（《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一方面慰留公辅，同时又继续召理学家尹焞从蜀来京。尹焞自四川顺流东下，经过江西。吕德元在尹焞的墓志铭中记载：

    至九江，有言者攻毁程氏，先生复辞。曰：“学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三十年，今又三十年矣，请就斥朝廷耻之。”（引自《尹和靖集》）

    其中的言者，就是指陈公辅。陈公辅上疏引起的另一反响是侍读胡安国的反驳。胡安国于高宗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上疏，针对陈公辅的言论进行辩解说：

    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夫颐于《易》，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于《春秋》，见于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诸经、《语》《孟》，皆发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则狂言怪语，岂其文哉？孝悌显于家，忠诚动于乡，非其道义，一介不以取予，则高视阔步岂其行哉？……愿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

    安国疏上后，陈公辅与同官周祕、石公揆等交章论胡安国“学术颇僻”。《宋史》记载陈等三人行动是“承望宰相风旨”。宰相，指当时的吕颐浩与朱胜非。

    因此尽管站在理学一方的张浚推荐胡安国，安国仍是辞官，以提举江州太平观的祠官名义，退而从事他的著作《春秋传》。这书作为理学家的解经著作，在后世影响很大。元、明两朝的科举制度中，关于《春秋》一经，就规定用胡安国传。

    宋高宗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在应天（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后，一直忙于保全自己皇位，防止徽、钦二帝南归，同时争取臣僚拥戴，稳定局面。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闰二月，恢复了经筵开讲。所讲的内容无非圣经贤传，如《春秋》《周易》等。主讲的人则是理学家如杨时、尹焞、胡安国、范冲、朱震等。当时即使有一股反理学的势力攻击理学家沽名钓誉、虚伪诡异、言行不一，但理学家在朝利用经筵，建言划策，在野端居养望，聚徒讲学，力量仍然潜滋暗长。

    以上的社会背景以及学术文化背景，就是朱震生平经历的历史舞台之一幕，其中人物事件大部与朱震毕生活动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朱震字子发，湖北荆门（今湖北荆门市）人。靖康金兵入汴时，已经55岁。南渡后，他只生存了十一年，殁于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历史记载他的活动主要在南宋。

    朱震曾于徽宗政和时登进士第，担任过州县官。北宋亡前一年，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朱震54岁，被朝廷召为太学《春秋》博士。朱震不及二程之门，但在北宋之末，与二程的学生谢良佐关系密切。谢良佐监西京竹木场，朱震偕弟朱巽（字子权）往见，饭余茶罢，谢良佐掀髯讲《论语》。讲的是《子见齐衰者》一章及《师冕见》一章。前者记：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子罕》）

    后者记：

    师冕（指一个盲乐师）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卫灵公》）

    以上《论语》原意是说明对某些人要尊重、同情或帮助，所谓“不侮鳏寡，不虐无告”。这是孔子的待人接物的态度。

    而谢良佐饱饫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教，他对朱震解释上述两段《论语》的要义是：

    夫圣人之道，无显无微，无内无外，由洒扫应对进退以至于天道，本末一贯。一部《论语》，只恁地看。（《宋元学案·上蔡学案附录》）

    把处世原则染上哲学的色彩，这是理学家一个主要特点。其后又写信给朱震说：

    窃承求志有味道腴是嗜，信后当益佳胜。康侯（指胡安国）谓公博洽。少辈未知公，既宅心道学之后，处之当何如？昔见明道先生（指程颢）读《前汉书》未尝蹉过一字。至见他人有记问者，则曰玩物丧志。此可以窥其意旨也。（《上蔡先生语录》胡宪跋）

    这信的前部分讲如果学术不为人所知，也要坦然自若，这是理学家的通常修养。后来朱震在解《易》时说：“不见是而无闷者，举世非之而不加损也。”又说：“君子穷居不损，大行不加，穷亦乐，通亦乐”（《汉上易传·井卦》） 。表示他接受这一观点。

    信的后半段是说读书要有目的性。没有目的的记问之学是“玩物丧志”。其后朱震在《汉上易传·大畜卦》中说：“德者刚健，多识前言往行，故能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畜其德矣。夫以方寸之地，观万世之变，涂之人而上配尧舜，非多识之，其能畜乎？”

    所谓“迹”与“言”，当然是圣人之道。这里指出了学习经典的目的，是“多识前言往行”，是为了了解圣贤的用心，以畜其德。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朱震对二程及其门人的思想继承是有脉络可寻的。

    胡安国是朱震的老友，也是重要的理学家。胡安国于北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进士及第后，任荆南教授。荆门是朱震旧游之地。从那时起，两人相识。他除尊谢良佐为前辈外，对二程门人游酢、杨时都很接近，关系在师友之间。谢良佐曾对朱震说：“康侯（胡安国）正如大雪严冬，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伊洛渊源录》卷十三《胡文定公行状略》） 。

    这些学者，连同北宋末聚徒洛中的尹焞，形成一个理学家的圈子，都是两宋交替时代的理学代表人物。

    胡安国从荆南入为太学博士。后又提举湖北、湖南学事，提举成都学事。在湖北时，以长官身份，对当时任应城知县的谢良佐修后进之礼，人们感到惊讶。南宋高宗绍兴元年任中书舍人侍讲，这时安国向高宗推举朱震，参知政事赵鼎，向高宗陈说当世人才，认为朱震“学术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于是召朱震为祠部员外郎兼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时在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

    第二年恢复经筵。从二月到十月朱震连续擢升八次，名义是秘书少监、秘书少监兼侍讲、承议郎、起居郎、资善堂赞读、中书舍人兼资善堂翊善、朝散郎、左朝请郎等。绍兴六年，除给事中，又转左朝奉大夫。这两年朱震除了经筵讲读之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绍兴五年四月中，龙图阁直学士杨时病殁，朱震上表说：“时学有本原，行无玷缺，进必以正，晚始见知。其撰述皆有益于学者”（《续资治通鉴·高宗绍兴五年》） 。由于朱震的上疏，高宗下诏取阅杨时的《三经义辨》，并赐其家银帛二百两匹。后杨时谥为“文靖”。另一件事是绍兴六年秋，朱震把所著《周易集传》九卷，《周易图》三卷，及《周易丛说》一卷，共十三卷进呈高宗。这就是后人称为《汉上易传》的那部名著。进书时，朱震写了《进周易表》。其中论述《周易》的流传，《河图》《洛书》的授受，以及他本人的学术渊源。

    绍兴六年年底发生了左司谏陈公辅上疏反对理学宗师程颐的事件，朱震对此事没有进行争论，理学中某些人感到不满意。据载：“时朱震在经筵，不能诤，论者非之”（《续资治通鉴·高宗绍兴六年》） 。绍兴七年正月，朱震看到理学局面不稳，向宰相张浚提出，要求去职，没有得到允许。朱震的老友胡安国对朱也感到不满，写信给长子胡寅说：“子发求去，未免晚矣。当公辅之说才上，若据理力争，则进退之义明。今不发一言，默然而去，平生读《易》何为也？”于是胡安国自己上疏为程颐辩护。已见前述。同时，胡安国进一步要求对二程、张载、邵雍加封号。

    理学家从其本身立场看，自认为君子，而认反理学的为小人。在胡安国看来，君子小人是不相容的。而朱震则另有一套议论。在他的《汉上易传》中有这样的见解：

    天下恶人众多，疾之已甚。人人与君子为敌，是睽（睽有不同的意义）者既合而复睽，斯亦君子之咎也。（《睽卦》）

    在《遯卦》中又说：

    小人远之则怨，怨则所以害君子者无所不至。初四、二五相应，不恶也。四阳以刚严在上，临之不恶而严也。不恶，故不可得而疏。严，故不可得而亲。是以莫之怨亦莫敢侮。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矣。

    自古观其君而去者，以未平之志为忿世疾邪之事，多失之于矫激太过，岂能无咎？（《观卦》）

    汉唐之乱，始于小人为险，君子疾之已甚。其弊至于君子小人沦胥以败，而国以亡。（《讼卦》）

    由上可见，他对理学家所认为的小人抱着和光同尘态度，既不近之，也不远之，不疏不亲，做到各得其所。其目的是为了“无咎”。

    而胡安国对陈公辅的辩诘，用朱震的理论来看，是“讼则终凶”，将来要同归于尽。

    应该说朱震的见解是更符合儒家传统和理学传统。那就是要像孔夫子那样用仁义道德来对待反对者。孔子说：“以直报怨”（《论语·宪问》） 。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 。又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 。当然这些都是美好的空话，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结果朱震被皇帝挽留，而胡安国提举江州太平观，休于衡岳之下。

    绍兴七年，朱震对朝廷大事提出了一个意见，即举行明堂祭祀大典的事。当时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之祭，在明堂中，所祭者包括天地祖宗山川神祇等，要用大量祭器、祭服、祭乐以及牛、羊、豕和乐工数百人。祭后要犒赏军队数百万缗，并举行大赦。

    原在绍兴四年就举行过这样一次大典礼。绍兴七年，徽宗帝后相继在五国城去世的消息传来，神主尚未进太庙。按照《礼记》“丧三年不祭”，朱震据之，认为不应举行明堂大祭。

    皇帝任用经筵讲官，本是点缀品。如明堂大祭这种庄严隆重的典礼，显然不会被一个迂夫子从故纸堆中找来的空文所阻止。所以高宗下诏由侍从、台谏、礼官讨论这事，反对程颐的陈公辅一班人参加集议。结果仍然决定大饗明堂，于这一年九月举行了盛大的典礼。

    这年朱震辞官乞宫观，高宗一再挽留不允。绍兴八年二月，胡安国在湖南衡山去世。六月朱震在临安去世。临终，推荐尹焞代替他的经筵讲职。

    以上便是朱震一生的大致经历。

    自宋以后的所谓儒者或理学家，大都以孔孟之道相标榜。他们中间大体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以圣经贤传的教条为依归，埋头于名物和章句中，不识时务，懦怯无能，无所建树。他们的生存依靠统治阶级，然而有时也深居寡合，自命清高。这类人在理学家中最占多数。

    第二种把四书五经作为装饰，高谈阔论，实际上沽名钓誉，图谋私利。这类人被称为伪学、伪行或假道学，只占一定的数量。

    第三种反对空谈，对国计民生以及教育方法都有所规划建议。尽管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思想学术的侧重面也各不相同，但要求对社会起实际作用这一点是相同的。

    朱震总的说类似第一种，而胡安国则近于第三种，而两人的学术渊源与时代背景是相同的，所以论述朱震生平，多引胡安国为对比。

    朱震的著作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关于《易经》方面

    行世的主要著作是《易传》。因朱震曾任荆襄都督府的官职，所以其《易传》后世称为《汉上易传》。《汉上易传》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著录为：

    《朱子发易集传》十一卷

    《易图》三卷

    《丛说》一卷

    此后历代也以《汉上易传》作为其代表作。朱震在书前的《进周易表》中论述了《易》学的历史源流以及其本人的宗旨。今存有涵芬楼景宋本（缺《易图》及《丛说》） 、清初《通志堂经解》本及近代《湖北先正遗书》本。

    （二）关于《春秋》方面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朱震被召后，五月授《春秋》博士。制词中说：

    ……尔其推明三家之同异，与诸生切磨，以求合于圣人之意。（《汉上易传·附录·汉上先生履历》）

    南渡后，绍兴五年五月除起居郎的制词说：

    ……以尔习于《春秋》，明乎褒贬，经筵劝讲，开益为多。（同上）

    同年六月除兼资善堂赞读的制词中又说：

    ……以尔纯白内备，博见洽闻，羲易麟经，尤所精贯。（同上）

    可见朱震对《春秋》经传是曾经研习的，但目前没有这方面著作的流传。

    （三）关于《诗经》方面

    今传有朱震论《诗》的一段议论，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原文是：

    朱子发曰，《诗》全篇削去者2694篇，如《貍首》《曾孙》之类是也，篇中删章者，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之类是也。章中删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也。句中删字者，如“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是也。

    按孔子删《诗》是司马迁、班固以来传统的说法。唐代孔颖达说：“迁言未可信也”。比朱震稍晚的叶适说，“《诗》固不因孔子而后删矣”。他们都有一些分析论证。而朱震全由篇章字句来举例说明，没有什么历史的论证。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章句之儒，缺乏历史的观点。朱震论《诗》著作，今也不传。

    （四）其他方面

    朱震其他作品，见于史料的，有一些代朝廷拟的诏诰。如绍兴七年大将郦琼叛变北投后，公论对宰相张浚意见很多，张浚罢职奉祠。这时的制命，就是朱震起草。其中有“《春秋》之义，责备于股肱，赏罚之公，必先于贵近。……尚继前修，勉图来效”等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满含曲徇的口吻。

    这些只能算是朱震的佚文，留待辑集。朱震的文集今天没有流传。

    第二节　朱震的社会政治思想与修养论

    理学家的最终目的是“穷理正心”以求得“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大学章句·序》） ，这也就是“大学之道”。《大学》之旨“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归根到底是为统治者管好老百姓。至于探索宇宙根源，研究自然规律，那是理学家用以论证其社会政治思想的手段，不是儒家传统的终极目的。

    为了把社会政治思想哲理化，理学家提出了“天命”“理”“气”“心”“性”等哲学范畴，这是宋明理学与前代儒家思想相形之下有所发展的特色。

    朱震是程门的私淑弟子，他所交游的都是程门高弟和理学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与学术，除讲理学之外，还有其独特之处。

    朱熹编《伊洛渊源录》列入胡安国，而没有列入朱震。《宋史》没有把朱震排在《道学传》，而排入《儒林传》。宋、明以来历代学者把朱震看成是一个经学家和《易》学家，而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纯粹的道学家。这些都说明他不是理学的核心人物。

    朱震学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虽然也略涉及理、气、心、性，但不是其思想的主要部分。朱震论修己治人之道，除一本二程的正统外，又在不少地方是以象数学为其理论依据的。而这些是二程所不重视的。因此，在理学传统中，认朱震为同道，但没有很高评价。

    下面论述作为理学家的朱震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道德修养论。

    朱震认为人民有生存的欲望，有了欲望，便有争心。要顺应这种欲望，进行教育。他说：“古之善畜天下者，知有血气，皆有争心。虽以力制，务绝其不善之本而已，犹去豕牙之害而豮之也”，“顺民之欲，因民之利，成民之才，率之以柔中，其效至于垂衣拱手而天下服”（《汉上易传·大畜卦六五》） 。朱震提出“顺民之欲”，这是与“存天理，灭人欲”有所区别的。他说：“使人安于至足之分则不争，不争则无讼”（同上《噬嗑卦六五》） 。又说：“以财分人，则贫富平矣，以德分人，则贤不肖平矣”（同上《谦卦》） 。他这种儒家的平等观，仍然是有等级差别的。他说：“所谓平者，非漫无尊卑上下差等也。称物而施，适平而止。平者，施之则也”（同上） 。这种理论仍是从《中庸》的“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来的，仍是“称物平施”的旧传统。

    其次，他主张刑罚要公平，轻的可以原宥，重罪则要处罚。如果不论轻重，一律赦过，那就不公平了。他说：“后世赦过，轻重悉原，刑罚不得其平矣”（同上《解卦》） ！这是隐约针对南渡以后“恩赦”过多而言的。

    关于用人方面，他主张唯才是举，不问其出身如何。他说：“苟利于宗庙社稷，则或出于屠贩、奴隶、夷裔、俘虏，不问其素可也”（同上《鼎卦初六》） 。

    他又借《易》卦来说明如果狭隘而不能容纳人才，则好的机会也会变坏，“泰”便变成“否”。他说：“时已泰矣，苟轻人才，忽远事，植朋党，好恶不中，不足厌服人心，天下复入于否”（同上《泰卦九三》） 。

    纳兰成德在《通志堂经解》的《汉上易传》序中，引用这一条，并指为“切中南渡君臣之病。”

    当时上游从湖北，下游到江淮一带，主要的统兵将领有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高宗恐他们专权不受节制，不时加以转移调动。这无疑是影响士气的。朱震在《师卦》中说：“古者人君之用将……进止赏罚皆决于外，不从中制。是以出则有功。”又说“圣人再言之者，任将不可不重也。”又引程颐《易传》的话说：“自古任将不专，而致复败者，如晋荀林父邲之战，唐郭子仪相州之败是也。”这些都是对当时的军事形势而发的有价值的议论。

    朱震遵循《大学》诚意、正心、修身的教条，首先注意培养道德品质。他说：“君子果其行，必育其德。德者行之源，育德者，养源也”（同上《蒙卦》） 。育德的标准是“正”，他说：“一言以该之，正而已矣。不正则烛理必不明。不明，行己必不刚，施诸人必无相应之理，反求于心，不能自得，其能通天下之志乎”（同上《同人卦》） ？这就是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一语的发挥。至于他所谓“烛理”，是理学家的常用语。程颐说“既能烛理，则无往而不识”。又说“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宋元学案·伊川学案·语录》） 。这些最后还归结到天理。

    朱震解释《无妄卦》说：“无妄，天理也。有妄，人欲也。人本无妄，因欲有妄。去其人欲，动静语默，无非天理。”《说文》：“妄，乱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无妄，无虚妄也。”朱震把无虚妄而不乱指为天理，妄和乱指为人欲，与他的象数学中强调条理和秩序是一致的。这与把人欲指为人们正常生活要求，天理指为上天意志，也有不同。

    朱震又认为修养的目的在达到谦恭慎密。《易经·解卦》有一句“负且乘，致寇至”的经文。一种解释是背了东西又坐在车上，就要招致寇盗的抢夺。朱震引用《系辞》，加以发挥说：“慢藏者诲人使盗，冶容者诲人使淫，无不自己求之。……此以明致恭可以存位，慢则盗夺之伐之，为不恭之戒。……夫谦恭慎密，又知夫不密不恭之戒，则于言行也何有，善《易》者也，《易》岂止于文字而已哉”（《汉上易传·系辞上》） ！

    为了达到谦恭慎密，就要反对轻易高傲的六朝名士作风。他说：“轻易者自塞其耳而聪不明也。陆机羁旅，处群士之上，而不闻牵秀，孟玖之毁，其以高亢轻易而致祸乎”（同上《旅卦·上九》） ？又说：“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为好讥议人也。辩博闲远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过也”（同上《观卦》） 。这又发展成为一种明哲保身之道。对照朱震在陈公辅上疏攻击理学时，不发一言，这与他的处世哲学是一致的。

    谦恭慎密，又表现在修己自重。他说：“特立不屈于欲，故能无禄而富，无爵而贵，守道修德，淡然无营。今躁妄以求，无耻自辱，亦不足贵也”（同上《颐卦·初九》） 。这是周惇颐《太极图·易说》中“无欲故静”一语的发挥，这里又反映出道家修养的影响。

    在《比卦·六二》，他引程颐《易传》说：“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礼至，而后出也。”这些也是理学家的通常表现，在出与处的问题上表示慎重，自命清高。但如处理不善，这一做法又可能变成以退为进的世故伎俩。事实上如陈公辅等所指出的那些“外示恬默，中实奔竞”的人，比比皆是。这情况之所以被引为佐证，斥之为伪学，也是很自然的。

    以上朱震的道德修养论，归纳起来就是守正无妄，谦恭慎密，修己自重，这完全符合理学的正统观念。他的言论大都来源于儒家经典，可以从《大学》《中庸》中找到根源，同时又吸收二程的言论。他对《易》卦的解释，引用程颐《易传》，就可证明。这种道德原则，作为个人修养，可以独善其身，全身远祸。然而这些教义俱载于儒家经典和二程语录，人人皆知，人人能讲。当时社会上南迁的人民流离失所，农民起义频仍，朝廷中朋党倾轧，军事上金兵压境，国势岌岌可危。这些问题，都不是空论或正心诚意，谦恭自重所能解决的。朱震在南宋初期的十余年中，对这些迫切的社会问题无所献替，无能为力，而在著作中发挥理学的高调，最后以一经筵老儒告终，正说明了这种修养的不切实用。

    第三节　朱震的象数学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一、《易》学的流派与象数学

    绍兴五年，朱震在《进周易表》中说：

    商瞿学于夫子。自丁宽而下，其流为孟喜、京房。喜书见于唐人者，犹可考也。一行所集房之《易传》，论卦气、纳甲、五行之类。两人之言同出于《周易·系辞》《说卦》，而费直亦以夫子《十翼》解说上、下经。……尔后马、郑、荀、虞各自名家，说虽不同，要之去象数之源犹未远也。

    独魏王弼与钟会同学，尽去旧说，杂之以庄、老之言，于是儒者专尚文辞不复推原《大传》。天人之道，自是分裂而不合者，七百余年矣。

    这一段叙述《易》学的流传，主要讲自东汉以前《易》学仍保持了象数学的本来面目。自从王弼、钟会把汉儒的说法一概排除，于是《大传》（指《系辞》《说卦》等）无人讲究，“天人之道”就分割了。

    这里朱震的学术倾向是很明显的。他崇尚象数，反对王弼等义理派。

    朱震在《表》中又提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宋代《易》学传授系统，他说：

    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摶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惇颐，惇颐传程颐、程颢。

    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之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惇颐作《通书》，程颐述《易传》，载造《太和》《三两》等篇。或明其象，或论其数，或传其辞，或兼而明之。更唱迭和，相为表里。有所未尽，以待后学。

    这里说的是两个问题：其一是把象数学作为《易》学的正统，所有二程、张载都包入这一系列中；其二是把隐居华山的道士陈摶作为宋代《易》学也就是象数学的创始人。什么《先天图》《太极图》《洛书》《河图》，都归之于陈摶。

    实际上，二程并不是这一象数学系统中的人物。从记载中可以看到大程和小程对象数都没有兴趣。程颢说，“尧夫（指邵雍）欲传数学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程颐说，“某与尧夫同巷里居三十余年，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宋元学案·百源学案·附录》） 。而程颐那部著名的《伊川易传》则属于王弼的义理派，从《易经》经文的义理方面来发挥。清代理学名臣魏裔介的儿子魏荔彤曾论邵雍与程颐的区别是：“邵子之学，毕竟在数一边，程子之学，毕竟在理一边。”（《大易通解》） 这见解是如实的。

    朱震之所以提出这一《易》学传授图，其目的无非说明他是所有这些人物的集大成者。在《进周易表》最后一段，他说：

    臣顷者游宦西洛，获观遗书，问疑请益，徧访师门，而后粗窥一二。造次不舍，十有八年。起政和丙申（公元1116年），终绍兴甲寅（公元1134年），成《周易集传》九卷，《周易图》三卷，《周易丛说》一卷。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异同，补苴罅漏，庶几道离而复合。

    从这段说明中可见朱震对前人的说《易》理论，无论是象数派或义理派，是兼收并蓄的。

    在义理方面，他大量引证程颐的理论，《进表》中所谓“以《易传》为宗”，不是指《系辞》《说卦》等构成“十翼”的《易传》，而是特指程颐的《伊川易传》。《汉上易传》六十四卦中，朱震引用程颐的“《易传》曰”之处，经核对与统计，有近一百条之多，大都是理学家讲社会政治思想，以及修养方法的内容。

    《汉上易丛说》及《汉上易卦图》中，讲的大量是象数学。所谓“象”，《易·系辞上》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说：“圣人立象以尽意。”

    三国时王弼认为《说卦》中的“乾为马”“坤为牛”等譬喻就是“象”。而掌握了实质意义，就可以去掉那些譬喻。所以他提出“得意忘象”的理论。（《周易略例·明象篇》） 朱熹举例认为“初九潜龙勿用”（《周易·乾卦爻辞》） 的“潜龙”就是“象”。与朱熹同时的项安世说：

    凡卦画皆曰象……指画为象，非谓物象也。大象总论六画之义，小象各论一画之义，故皆谓之象。

    其曰天，曰龙者，自因有象之后，推引物类以明之耳。（《周易玩辞》）

    这说法与朱熹不同。马端临则认为乾三连、坤六断是卦画的象，天、地、风、雷、山、泽、水、火是大象的象，乾为马，坤为牛，乾为首，坤为腹等是《说卦》的象（同上《序》） 。

    如果把象理解为卦画（即所谓爻），那么，即使义理派的代表人物，如王弼、程颐者，也不能避免不讲，因为爻和六个爻所组成的卦是说明《易经》的基本依据。问题在于象数派走得太远，从汉代的孟喜、京房起到郑玄、虞翻止，又引申出了什么互体、变卦、卦气、五行、纳甲等名目，这些在《易经》六十四卦经文中本来是没有或基本上没有的东西。

    所谓“数”，《易·系辞上》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又说：“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用算式来表示如下：

    1 + 3 + 5 + 7 + 9 = 25　（天数）

    2 + 4 + 6 + 8 + 10= 30　（地数）

    25 + 30 = 55　　　　　　（天地之数）

    《易·系辞上》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象数学家就因此附会，把天地之数的十个数字排列成一个数阵，称之为《河图》，假托是在所谓伏羲时，龙马从河中背负出来的一个宝贝。《河图》的图式相传如下：

    《河图》用数字表示如下：

    它的口诀是：

    “一与六共宗而居乎北，二与七为朋而居乎南，三与八同道而居乎东，四与九为友而居乎西，五与十相守而居乎中。” [1]

    《河图》原图

    至于《洛书》，《大戴礼记·明堂篇》有“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的说法。

    北周卢辩注《大戴礼》时，称“记用九室，谓法龟文，故取此数，以明其制也。”把这三组数字如下式排列，便是《洛书》的形象。

    《洛书》用数字表示：

    《洛书》原图

    它的口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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