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朱震的生平及其《汉上易传》中的象数学

它的口诀甄鸾注《数术记遗》说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

    这就是在宋代突然出现的《洛书》的图像和排列方式。在《大戴礼》中名九室或九宫，尚未提到它名叫《洛书》。

    这一数阵的左、右，上、下，交叉相加都是15。《洛书》与《河图》的不同是《河图》用从1到10十个数字组成，《洛书》是用从1到9九个数字组成。自宋以后的象数学家无不以以上二种数字排列的两个数阵，称之为《河图》《洛书》，认之为八卦的本源，冠之于他们的《易》学著作的卷首第一页。

    他们的依据之一，是《周易》郑玄注中提到的：“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引自胡渭《易图明辨》卷一） 。扬雄的《覈灵赋》中有以下的说法：“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同上） 此外，《尚书·顾命》有“天球、河图在东序”之句。这些都是象数学家把《易经》与《河》《洛》拉上关系的凭借。

    为什么自汉以来焦赣、京房、荀爽、虞翻到唐代孔颖达、李鼎祚等都没有见到这两个方阵形式的《河图》《洛书》，而在宋代初期又突然出现呢？

    其间传说纷纭，例如有的说这是“蜀隐士之祕授”，或说是“武夷君之真传”，或说“河图世藏祕府，宋徽宗始出示中外传写”（同上） ，等等，不一而足。从这些传说的无稽来看，宋人把假托的《河图》《洛书》混入《易经》，借以自重，其真相是显而易见的。

    胡渭在《易图明辨》中说：

    《周易》古经及注疏，未有列《图》《书》于前者，有之自朱子《本义》始。《易学启蒙》属蔡季通（蔡元定）起藁，则又首本《图》《书》，次列卦画。遂觉《易》之作，全由《图》《书》，而舍《图》《书》无以见《易》矣。（卷一）

    这一段考证不够准确。按《周易本义》属稿于孝宗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易学启蒙》成于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王懋竑《朱子年谱》） 。而朱震的《汉上易传》三书早于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就进呈了。

    尽管《河图》《洛书》这一重公案，自陈摶起，在整个北宋一直酝酿和争辩，应该说朱震的《汉上易卦图》是首先把《河》《洛》放置在扉页上作为标榜的第一部书。其次才是朱熹的《周易本义》和其门人蔡元定用朱熹名义写的《易学启蒙》。

    朱震的《河图》《洛书》与众不同。《河图》是九个数字，《洛书》是十个数字，与自邵雍以来通常以《河图》为十数，《洛书》为九数相反。这是由于朱震根据刘牧的《易数钩隐图》。他除了把所谓《河图》称为《洛书》，所谓《洛书》称为《河图》外，对于两个图的形象和排列方法则无所更动。

    宋、明以来的象数学家一般都采用邵雍、蔡元定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的说法，但对朱震也没有深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认为“黑白奇偶，八卦五行，自后来推演之学，楚得齐失，不足深诘”（卷二） 。实际上，这两个图式互有关联，象数学者主要目的是利用“天生神物”作为标榜。至于十数与九数，哪一个是《河图》，哪一个是《洛书》，本无定论。

    我们认为，所谓象数学，是旨在用特定的符号（如爻和卦及各种卦变）以及特定的数字（如天地之数、大衍之数）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联系与变化，这是象数学家们经常谈到的。

    二、朱震象数学的主要内容

    朱震在《汉上易传》的自序中说：

    圣人观阴阳之变而立卦，效天下之动而生爻。变动之别，其传有五：曰动爻，曰卦变，曰互体，曰五行，曰纳甲。而卦变之中又有变焉。

    这些就是朱震象数学的主要内容。现分析如下：

    （一）关于“动爻”。朱震说：

    一、三、五阳也，二、四、六阴也。天地相函，坎离相交，谓之“位”。七、八者阴阳之稚，六、九者阴阳之究。稚不变也，究则变焉，谓之“策”。七、八、九、六，或得或失，杂而成文，谓之“爻”。（《汉上易传·系辞下》）

    又说：

    策三变而成爻，爻六变而成位，变者以不变者为体，不变者以变者为用。四象并行，八卦交错，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其在《系辞》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又曰：“道有变动，故曰爻”。此见于动爻者也。（同上）

    这一段全是论爻的。讲得很概括，详释如下：

    爻是卦的基本单位，分阳爻（——）和阴爻（--）两种，相当于《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两仪”。

    由于爻的排列而形成卦，一卦中有六个爻，每爻占一个位。从下算起，一、三、五是阳位，二、四、六是阴位。（如下图）爻位是一阴一阳相间的，所以朱震称“天地相函，坎离相交”。

    “七、八者阴阳之稚，六、九者阴阳之究。”是讲七是少阳，八是少阴，所以称稚，九是老阳，六是老阴，所以称究。老阴，老阳，少阴，少阳，相当于《系辞》“两仪生四象”的“四象”。

    “稚不变，究则变焉，是谓策。”策就是蓍草。这里指在卜蓍时，爻是变动的。“究”是极的意思，到了极点，就向反面转化，所以在卜蓍的方法中，遇到九策（老阳），阳爻就要变成阴爻。遇到六策（老阴），阴爻就要变成阳爻。

    卜蓍的方法，是按照《易·系辞上》所说：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音牒，又音舌）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音肋）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即先用蓍草四十九根，任意分两部分，分置左右手，即是“分而为二以象两”。朱震说，“象两者，分阴阳，刚柔也”（《汉上易传·系辞上》） 。从右手的策数中提取一根挂到左手小指上，叫作“挂一以象三”。朱震说，“象三者，一太极两仪也”（同上） 。然后左右手的策数（即蓍草数）都按四为一组的方式分别剔出，叫作“揲之以四”，剩余不满四或等于四的最后一小撮留下，叫作“归奇于扐。”分策的动作叫“揲”，分出的数目叫过揲数。把剩余的蓍草另外放置叫“扐”，剩余的数目叫“扐数”。

    左右手的过揲数相加便是第一变的过揲数。左右手的扐连同事先提取挂左手小指上的一策，加起来就是第一变的挂扐之数。

    然后把第一遍的过揲数（非40，即44。）再任意分为两部分，置左右手，右手中再取一策挂左手小指，再以四为单位，数出右手以及左手的过揲数与剩余的扐数，这是第二变。

    二变所得的过揲数，再按同样方法，求出第三变的过揲数。第三变的过揲数只可能是以下四种：24，28，32，36。由于《易·系辞》说“四营而成易”，以上数字分别用4除，便得出：6，7，8，9。从而可以确定一个爻的性质是阴还是阳。所以朱震说“三变而成爻”。确定一个爻的阴或阳既要有三变，而一个卦有六个爻，确定一个卦就要有十八变。所以《易·系辞》说“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关于《易·系辞》中的“两”，朱震说是指阴、阳，刚、柔；“三”是指太极、两仪，老阴、老阳到了极点就要向对方转化……这些都是《易经》的传统观念，没有更多的新的见解。

    以上是朱震关于动爻的说法。

    （二）关于卦变。朱震说：

    《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交乎《坤》，自《姤》至《剥》，《坤》交乎《乾》，自《复》至《夬》，十有二卦，谓之辟卦。《坎》《离》《震》《兑》，谓之四正，四正之卦分主四时，十有二卦，各主其月。《乾》贞于子而左行，《坤》贞于未而右行，左右交错，六十卦周天而复。阴阳之升降，四时之消息，天地之盈虚，万物之盛衰，咸系焉。……此见于卦变者也。（《汉上易传·自序》）

    按《乾》生三男，《坤》生三女，其根据在于《易·说卦》所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用图形表示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震》《坎》《艮》是《坤卦》的第一、第二、第三爻分别从阴爻变阳爻而得来，《巽》《离》《兑》是《乾卦》的第一、第二、第三爻分别从阳爻变阴爻而得来。这就是卦变的一种形式。

    朱震对《乾》《坤》与三男、三女的解释是：“万物分天地也。男女分万物也。察乎此则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体。是故圣人亲其亲而长其长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杀一禽兽，非其时，谓之不孝。”（《汉上易传·说卦》） 这样，把父、母、子、女的关系，进一步扩展到万物。这是理学家常谈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宇宙观。在形式上讲卦变，实质上发挥自己的理论，这是理学家的常例。

    关于十二辟卦，这是讲卦气或卦候的。卦气或卦候就是以卦来配合气候与时令。十二辟卦是用64卦中特定的十二卦，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每年十二个月，除了“《坎》《离》《震》《兑》谓之四正，四正之卦，分主四时”以外，其余六十个卦都分配到十二月中去。每个月大致分五卦。五卦是辟卦、公卦、侯卦、大夫卦、卿卦，而以辟卦为所属月的代表（《汉上易卦图》卷中《太玄准易图》） 。辟就是君主，所以辟卦称为君卦，其余四卦称为杂卦（同上） 。

    十二辟卦，不是任意选择，其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到，从十一月起，《复卦》只有一个阳爻，而到了四月，则《乾卦》纯粹是阳爻。五月从《姤卦》开始，第一爻是阴爻，发展到十月《坤卦》纯粹是阴爻。这种用卦爻阴阳升降的变化反映一年中气候的循环变化，是自然科学的萌芽，应当把它从象数学的神秘中剔取出来。四时、十二月、七十二候，是古代历法的传统，本来是科学的总结，但是用以配卦，则蒙上了象数学的神秘色彩。

    至于他说“六十卦周天而复……天地之盈虚，万物之盛衰，咸系焉”，那是中世纪哲学家的夸大。把人事的吉凶悔吝，尊卑贵贱，都归之于“卦变”，便走向神秘主义。

    （三）关于互体。朱震说：

    一卦中含四卦，四卦之中复有变动，上下相揉，百物成象……此见于互体者也。（《汉上易传·自序》）

    又说：

    《说卦》谓之中爻，先儒谓之互体。（同上《说卦》）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京氏易传》条下解释互体说：“会于中而以四为用，一卦备四卦者谓之互。”

    这是说，一个卦的第二、三、四爻形成一卦叫下体，第三、四、五爻又形成一卦叫上体。上体和下体又组成一个新的卦，叫互卦或互体。

    朱震所称“一卦中含四卦”和晁公武说“一卦备四卦”是指互体中的上体与下体，以及原卦的内卦（第一、二、三爻）与外卦（第四、五、六爻）共为四卦而言。例如，《大畜卦》 的第二、三、四爻是《兑》 （下体），第三、四、五爻是《震》 （上体）。《兑》与《震》又形成《归妹》 。

    互体的用意无非使卦的形象变化增多，使象数家更易于用来象征事物，来发挥其理论。朱震对互卦的作用有所说明：“若夫糅杂八卦之物，撰定六爻之德。辩得失是非，则非中爻不备。中爻崔憬所谓二、三、四、五，京房所谓互体是也”（同上《系辞下》） 。

    例如《噬嗑卦》 的初九经文是：“初九屦校灭趾，无咎。”《噬嗑卦》的上卦（外卦）是《离》，下卦（内卦）是《震》。互体的上体是《坎》，下体是《艮》。朱震综合起来解释说：“《否》下体《艮》为指，在下体之下为趾”（同上《噬嗑卦》） 。

    因为《说卦》有“《艮》，足也”的譬喻，而《噬嗑》的第二、三、四爻所形成互体中的下体，与《否卦》的下体相同，都是《艮卦》，于是朱震发挥他的见解：“……械亦曰校，屦校以没其足，使止不行，而所惩者小，所戒者大，乃所以无咎”（同上） 。

    这就是用互体来解释《易经》经文的一例。

    用互体这一方法最早在《左传》中就有记载。庄公二十二年《传》载：“陈侯使周史筮，遇《观》之《否》，曰：……《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朱震说：

    敬叔 [2] 得《观》之《否》，贾逵曰：“爻在六四，变而之《否》。”……凡所谓之某卦者，皆变而之他卦也。（《汉上易丛说》页十八）

    按朱震说，《观卦》 是由《坤》 与《巽》 组成的。而《观》的第四爻由阴变阳，《巽》便变为《乾》，而《观卦》也变为《否卦》 。“之”有转变的意义；“《观》之《否》”，就是《观卦》变成《否卦》。《观卦》变成《否卦》后，《坤》上的《巽》变为《乾》，所以为陈侯卜筮的周太史说：“风（《巽》）为天（《乾》）于土（《坤》）上，山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杜预对此条的注解是：“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这就是用互体来解卦的又一例。对于杜注，孔颖达疏中称：“从二至四，互体有《艮》象，《否》者，卦爻之变，《艮》者，卦体之互。”这是说《观卦》变为《否卦》后，《否卦》的二、三、四爻形成互体《艮卦》。《说卦》有“艮为山”的譬喻，所以杜预做出以上注解。烦琐的孔疏进一步加以阐明说：“六四之爻，位在《坤》上，《坤》为土地，山是地高者，居于土上，是为土上山也。又《巽》变为《乾》，六四变为九四，从二至四互体有《艮》之象，《艮》为山，故言山也。”

    朱震是互体理论的积极维护者，他说：“自子夏以来，传《易》者以互体言”（《汉上易传·归妹卦》） 。又说：“郑氏传马融之学，多用互体”（《汉上易丛说》页二十八） 。事实上，汉代《易》学家确是如此情况。到了魏时，王弼就讥议互体和卦变，乃祇从卦位和经文来解说《易经》。宋代诗人“永嘉四灵”之一赵师秀说：“辅嗣（指王弼）《易》行无汉学。”这里面当然包含着门户之见，然而从侧面可见，自魏、晋以后，象数学确实衰微了。

    一直到北宋，二程不讲象数。程颐教人读《易经》先看王辅嗣（王弼）、胡翼之（胡瑗）、王介甫（王安石）三家，就是因为这三家不讲互体。

    事实上，《易经》就是通过爻变、卦变等各种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和变化来发挥其哲学理论的。王弼讲义理，有其积极方面，主要是排除了象数学中的谶纬迷信部分 [3] 。然而他矫枉过正，把其中可取的形式甚至有科学萌芽的内容也一概除掉。朱震一再维护互体。他接受、保留并集中了互体、卦变、五行等汉代《易》学家的学说，并加以运用。从这方面说，《汉上易传》三书是有其功绩的。尽管瑕瑜互见，得失参半，还存在一些糟粕，然而《汉上易传》终于为今天我们的研究保存了系统的思想资料和一定的历史线索。

    （四）关于五行。八卦在远古发明和历代逐步发展的过程中，《易》学家抱着雄心大志，要用这些符号说明和反映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除了最基本的乾、坤是阴、阳，刚、柔的象征，八卦是天、地、水、火、山、泽、风、雷的象征以外，在《说卦》中，八卦又各各代表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和对象，如《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艮》为山，为径路，为门阙，为果蓏……《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

    八卦扩展到六十四卦后，如前一节所述，又用所谓十二个辟卦代表一年的十二月，又以《坎》《离》《震》《兑》所谓四正卦的二十四个爻代表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除四正卦以外的六十个卦又分配到一年的 日中去，每一个卦各值六日七分，用分数表示为 日（每日以80分计算）。这些都与古代历法有密切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八卦的体系仍然不断发展扩大，其势必然要接触到另一个说明宇宙根源的五行说。而《易》学家们企图把八卦和五行两套体系结合在一起。朱震说：“八卦兼用五行，乃尽其象”（《汉上易丛说》通志堂本页4） 。

    《汉上易卦图》卷下有《卦图》和《五行数图》，分别如下：

    卦图与所谓邵雍的文王后天八卦方位图一致，是根据《易·说卦》排列的。《说卦》说：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兑，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

    五行图以及五行所配的数字，则是根据郑玄的说法。郑玄说：

    天一生水于北，

    地二生火于南，

    天三生木于东，

    地四生金于西，

    天五生土于中。

    阳无偶，阴无配，未得相成。

    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

    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

    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

    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

    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王应麟辑《周易郑康成注·系辞》）

    把两图相对照，按照八卦的方位，与五行的方位来看，朱震得出以下结论：

    乾，金也，兑又为金，

    坎，水也，兑又为泽，

    艮，土也，坤又为土，

    震，木也，巽又为木，

    离，火也，火藏于木，

    以此见无一物不具阴阳者。（《汉上易丛说》通志堂本页二十九）

    朱震所说八卦与五行的配合，从二图的方位上比较，基本上是相符的。但也有例外，如坤在西南，艮在东北，而土在中央，方位不一致。但这又可以用《易·说卦》的“坤为地”和“艮为山”，而山与地都是土来解释，所以八卦的坤与艮属于五行的土。现列表如下：

    乾、兑————金

    震、巽————木

    坎　　————水

    离　　————火

    坤、艮————土

    这样一来，八卦和五行的关系就建立了。这使象数学的领域得到很大的扩张。把八卦和五行相沟通的思想，汉代以前就有了，而并非朱震的创造。他做了总结前人成果，详尽加以阐述的工作，当然这也并不排除他自己的“时出新义”。

    他提出“无一物不具阴阳者”的命题，是因为乾为父，震、艮、坎为三子，都属阳，而坤为母，巽、离、兑是三女，都属阴，而金与乾（阳）兑（阴）配，木与震（阳）巽（阴）配，土与坤（阴）艮（阳）配，都是与一阴一阳相配合，而水、火又各与坎（阳）离（阴）相配的缘故。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说过“万物虽多，其实一物，无无阴阳者。”后来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举阴阳则赅五行，阴阳各具五行也。举五行即赅阴阳，五行各有阴阳也。”这里朱震的见解，与张载、戴震是一致的。

    以上八卦与五行的配合，朱震在《汉上易传·系辞上》中又有发挥，他说：

    乾、兑金也，震、巽木也，坎水，离火也，坤、艮土也。乾、震、坎、艮，阳也。坤、巽、离、兑，阴也。阴阳之精，五行之气，气聚为精，精聚为物。得乾为首，得坤为腹，得震为足，得巽为股，得坎为耳，得离为目，得艮为鼻，得兑为口，及其散也，五行阴阳，各还其本。

    把八卦比附人身的生理器官，这是象数学家自《易·说卦》继承来的，是象数学的糟粕。但是其中“气聚为精，精聚为物”的命题，是值得注意的。他认为万物由五行阴阳之气所形成：

    至隐之中，万象具焉。见而有形，是为万物。人见其无形也，以为未始有物焉，而不知所谓物者，实根于此。（《汉上易丛说》页三十二）

    这个“至隐”的东西，就是指“气”。朱震又说：

    今有形之初，本于胞胎，胞胎之初，源于一气，而一气之动， 缊相感，可谓至隐矣。（同上）

    朱震认“气”为“至隐”，这与张载的“虚空即气”，“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 是全然一致的。朱震的“气聚为精，精聚为物……及其散也，五行阴阳，各还其本”，以及“形聚为气……气聚成形”（《汉上易传·系辞上》） ，与张载的“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为太虚”其意思是一样的。

    （五）关于纳甲。象数学家排列综合爻与卦的目的是要以之象征一切。上节论述八卦与五行的配合。这里讲八卦与时间概念（天干、地支）的配合。把八卦与天干配合的叫纳甲。朱震说：

    纳甲何也？曰：举甲以该十日也。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巽纳庚、辛，坎、离纳戊、己，艮、兑纳丙、丁，皆自下生。（《汉上易卦图》卷下《纳甲图》）

    其图如下：

    这图朱震称为《天壬地癸会于北方图》，图中的八卦排列是按照邵雍的所谓《伏羲先天八卦图》，其根据是《易·说卦》所说的“天地定位，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四句话。

    从形式上看，天干有十个，八卦只有八个，互相配合后，多出壬、癸两名目，再分配给乾、坤两卦。这就是京房所说的：“乾、坤之象益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京氏易传》卷下） 。朱震对此又做了补充说：

    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纳庚，巽纳辛，坎纳戊，离纳己，艮纳丙，兑纳丁。

    庚、戊、丙三者得于乾者也，辛、己、丁三者得于坤者也。始于甲乙终于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数具焉。（《汉上易传·自序》）

    其中庚、戊、丙所配震、坎、艮分别是长男、中男、少男，所以朱震说“得于乾者”，而辛、己、丁分别配巽、离、兑，是长女、中女、少女，所以说“得于坤者”。

    三国时江东的虞翻是《易》学大师。朱震书中对他经常称引。《易·系辞上》有一句论天地之数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虞翻认为五位就是五行之位（见惠栋《易汉学》卷三） 。朱震引用虞翻的理论说：

    甲乾乙坤相得合木，

    丙艮丁兑相得合火，

    戊坎己离相得合土，

    庚震辛巽相得合金，

    天壬地癸相得合水，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汉上易卦图》卷下《十日数图》）

    朱震又说：“遁甲九天九地之数，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自甲至壬，其数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数九，故曰九地。甲一，乙二，丙三，丁四，戊五，己六，庚七，辛八，壬九，癸十，故乾纳甲壬配一、九，坤纳乙、癸配二、十，震纳庚配七，巽纳辛配八，坎纳戊配五，离纳己配六，艮纳丙配三，兑纳丁配四，此天地五十五之数也”（同上） 。

    这里，朱震把天地之数与十天干之数一致起来了，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与“甲一，乙二，丙三，丁四……”一致起来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朱震进一步把八卦的乾、坤、艮、兑……一个体系，与十日的甲、乙、丙、丁……一个体系，以及五行的金、木、水、火、土一个体系，三者贯合起来了。

    根据上述说明，现在把八卦、十天干、五行以及天地生成数和乾坤六子等五个系统，综合制表如下：

    从上表可见，八卦与天干的相配是按照一定规律，而不是任意的。无论从天地、阴阳、男女三方面来看，都是有次序，有联系的。不但如此，作为对应的金、木、水、火、土，也是按照五行相生的规律而紧密相连的。

    由此可见，纳甲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充分反映出象数学的有条理的思想方法。

    纳甲的产生，究竟起什么作用？

    据汉代京房说，是“定吉凶，明得失”（《京氏易传》卷下） 。其后汉代魏伯阳《参同契》和虞翻《易》注都说是反映了天文现象。

    朱震采取了虞翻的意见，并根据虞翻的话说：

    《系辞》曰：“悬象着明，莫大于日月。”虞曰：“谓日月悬天，成八卦象。

    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兑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灭乙。……

    又曰：消乙入坤，灭藏于癸。”（《汉上易卦图》卷下《纳甲图》说明）

    以上是用纳甲的图式象征月见，月盈，月消的过程。这在《参同契》中，也有类似说法。“三日出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北方丧其明。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朱震又说：

    晦日朔旦，则坎象水流戊，日中则离，离象火就己。戊、己土位，象见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同上）

    这里朱震按虞翻的说法把坎、离譬喻为日、月，所以朱震又说：

    圣人仰观日、月之运，配之以坎、离之象，而八卦十日之义著矣。（同上）

    总而言之，纳甲是西汉象数家创造的思想体系，京房用来占卜，郭璞、管辂等沿习不替，而魏伯阳、虞翻用以象征月面盈亏等天文现象。这是研究天象规律的科学思想萌芽，与当时已经相当发达的历法互相表里。

    朱震接受了虞翻的理论，而加以阐明，是有见地的。这是一种根据客观现象来制作卦图，包含了若干合理的思想因素。

    三、朱震象数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朱震一生处于南北宋之间。早年曾任过州县官，到五十多岁才被皇帝召为文学侍从之臣以终身，以《汉上易传》为其代表作。

    他受理学传统思想影响，尽管还不是一个虚伪的假道学，但遇事疑迟寡决，高宗召用时，他犹豫不定。在关键问题上，恇怯退避。政治上，对当时最敏感的和与战的问题，也未能表示态度。他的奏章中最著名的绍兴六年谏止郊天疏，也仅限于礼仪程式方面。其他如召集流亡，务农种谷……都是比较空泛，人皆可言的议论。在有关人事和政策问题上不表示意见，与他的同事、老友胡安国形成鲜明对比。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朱震死后，朝廷同官的祭文中描写了他的一生：

    ……惟公老于田亩，困于州县，白首穷经，意则不倦。视彼世人，奚贵奚贱？不义而得，吾亦不愿。一昨召来，遇知明主，金马玉堂，四涉寒暑。以经决事，随事有补，位高职卑，亦莫公侮。不传之要，自得之妙，惟公知之，固世所笑。彼笑何伤，公亦自强，愈老愈壮，虽死不亡。（《汉上易传》附录《汉上先生履历》）

    其中“以经决事”说明了他死抱住理学经典教条。“固世所笑”说明他的迂腐意见，不合时务，为人们讥笑。

    至于朱震的“白首穷经”，则不是没有成绩的。成绩在于他在象数学的漫长传统中起了一个传递火把的作用。

    从魏晋到隋唐，王弼开始的义理派控制《易》学阵营。宋人诗有“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之句，已见前引。所谓《易经》的“汉学”，从焦赣、京房到郑玄、虞翻，都是指的象数派。北宋理学主要人物二程都是不讲象数的。他们接近于王弼的义理派。

    朱震起于南宋，独标象数之帜，尽管没有突出的创造，但他综合前人的象数学的成就，做了自己的阐发。他的《易》图之多，开创了后代许多《易》学家大画其五花八门易图的先例。

    这其中的功过应当具体论证。如宋、明以来产生了不少神秘的图象，穿凿附会，不一而足。但也产生了方以智这样的《易》学家和他的《易》学著作。方以智就制作了一些有哲学意义和有科学价值的易图。

    除了易图，朱震在象数学的各方面涉及很广，很全面。魏了翁说：“汉上易太烦，却不可废”（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 。元代胡一桂说：“变、互、伏、反、纳甲之属，皆不可废，岂可尽以为失而诋之？观其取象，亦甚有好处，但牵合处多，且文辞繁杂，使读者茫然，看来只是不善作文耳”（同上） 。

    朱熹说：“朱子发解《易》如百衲袄，不知是说什么？以此进读，叫人主如何晓？便晓得，亦如何用”（《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看来朱震的文风相当烦琐。然朱熹又说：

    王弼破互体，朱子发用互体。

    互体自《左传》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处多。（同上）

    以上各家的评论，见仁见智，然而都说明《汉上易传》保存象数学传统的资料是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

    朱震自称他的《易》学是“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进周易表》） 。这说明程颐、张载、邵雍是其《易》学的三个来源。朱震《进表》中所称《易传》是指程颐的《伊川易传》，他从程颐《易传》中接受了理学家道德修养的理论和为人处世的方法。由于他生搬硬套，这使他成为一个学究式的人物。至于二程的理、气、心、性、体、用等概念，在《汉上易传》中并不多见，说明他没有更多地吸收二程这一套。同时象数学的色彩又使他不完全类似于一个正统派的理学家，这些可能都是他没有被朱熹列入《伊洛渊源录》的原因。

    朱震从张载那里接受了“虚空即气”的理论，尤其是在注释《易·系辞》的有关部分时，充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表达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值得着重提出的。

    朱震从邵雍那里接受的东西并不多，引邵的言论也很少，主要是吸收了《先天图》与《后天图》两个八卦排列方式。至于冠之书首的两个数阵，邵雍谓为《河图》《洛书》的，朱震则据刘牧《易数钩隐图》之说称之为《洛书》《河图》，正与邵雍相反。此外，元、会、运、世等邵雍哲学的主要概念，在朱震书中几未谈到，而他大量引证的是焦赣、京房、关朗、郑玄、虞翻、荀爽、陆绩、范望等人之《易》说。所以他对邵雍只是有所接受，而更多的是对汉代易学家的吸收与综合。

    象数学是一个以八卦为基础，庞大、烦琐而有条理的哲学体系。从汉代起，它对天文、律历、数学以至音韵和医学，都有影响。至于说它从开始时起，就包含了不少神秘主义的内容，从历史来看，这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正如它流传到宋、明，也还包含大量神秘主义一样。

    西方中世纪的炼金术与占星术都具有假科学和迷信的成分，而到近代发展为化学与天文学。我们的象数学到后来却发展为六壬神课与青乌术、子平术，没有发展为数学或物理学。

    尽管有这方面的科学萌芽，如方以智的《易》学和方中通的《数度衍》，但由于没有适宜的土壤，也不能健康地成长茁壮。

    象数学的畸形发展，被认为“易外别传”（朱熹语），一直到近代，终于堕落为社会上的文王神课 吉探源之类，思想停留在《左传》时代和京房时代的认识阶段。

    这是否与汉、唐以来儒家思想或宋、明以来理学思想的重道轻艺传统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一则在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课题。

    * * *

    [1] 这一口诀源出于扬雄的《太玄·玄图篇》。

    [2] 应为陈厉公，名完，谥敬仲。朱震误作敬叔。

    [3] 郑玄是汉代象数派的殿军，王弼是魏、晋以后义理派的开山。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序称：“郑则多参天象，王则全释人事。”这是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区别所在。至于郑的“参天象”，则既有科学的萌芽，又有谶纬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