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及其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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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祖谦论性，强调“明善”与“复善”。他说，“明善乃理之极”（《遗集》卷二十《杂说》） 。他认为，从尧舜到孔子，“圣贤”们承接下来的“亦不过是明善”，“于明善之外，更无所加损。”

    吕祖谦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善端”，虽然“天理”有时被私欲所蔽，但只要“人之一心善端发见”，“天理”最终必复。“虽穷凶极恶之人”也能改恶从善。所以，十分重视“复善”。他说：

    大抵父子之恩，天性也。兄弟之义，天伦也。以至夫妇朋友，莫不有天秩。其恩义交接，固无可疑。苟有刚暴苛察之心，则视之皆为寇仇矣。其所以如此者，特私欲蔽其天理耳。然天理所在，虽以人欲蔽之，其终必还。……盖刚戾暴狠之人，千猜万忌，如山之积。其情之既通，则如烦歊蒸郁之遇雨，胸中顿然融释荡涤，无一或存。知此理，则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终身之蒙蔽可以一语通，滔天之罪恶可以一念消。（《遗集》卷十四《易说·家人卦》）

    又说：

    夫“复”自大言之，则天地阴阳消长有必复之理，自小言之，则人之一心善端发见，虽穷凶极恶之人，此善端亦未尝不复。才复，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体之爻观之，初九一阳潜伏于五阴之下，虽五阴积累在上，而一阳既动，便觉五阴已自有消散披靡气象。人有千过万恶丛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复，则虽有千过万恶，亦便觉有消散披靡气象。……学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有复，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发处，亦人心固有之理。……人虽以私意障蔽，然秉彝终不可泯没，便是天行无间之理。（同上《易说·复卦》）

    在这里，吕祖谦是将孟子的性善论和《周易》的“剥复”论结合起来，进行“复善”的论述的。他的这种“人之一心善端发见，虽穷凶极恶之人，此善端亦未尝不复”的说法，与佛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理论，是一脉相通的。支道林所谓“一阐提人”（即罪大恶极之人）“都可成佛”，也就是这个意思。宋明理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影响，吕祖谦也不例外。这也是他的佛学家风的传统。

    吕祖谦的人性论是直接同封建伦理道德相结合的。他的伦理学说则基于这一人性论之上。他所强调的“善端”，即是指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在“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中，他最注重“仁”和“礼”。他说：“盖仁者，人也。‘仁’字一字已自尽了。更说‘礼’字，又可以知等差高下。天下之理，除了仁与礼，更有甚事”（同上卷十八《孟子说》） 。认为“仁”“礼”即能概括天下之“理”。

    他对“仁”，做了详细论述：

    仁者可以久处约，可以长处乐，盖无非此理而已。（同上卷十七《论语说》）

    仁是人之本心浑然一体。（同上）

    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是理在我则习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则礼乐虽未尝废于天下，而我无是理，则与礼乐判然二物耳。（同上）

    孝弟所以为仁也，体爱亲敬长之心，存主而扩充之，仁其可知矣。（同上）

    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人而未仁，其好恶皆私心也。……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见至明，而此心不变，譬如镜之照物，唯其无私，而物之妍丑自不能逃，虽千百遍照之，其妍丑固自若也。惟仁者能好、恶人，亦如是而已。（同上）

    可见，吕祖谦是把“仁”看作伦理道德最完善的标准，而与“心”“理”相统一。“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既能“好人”，又能“恶人”，公平而无私。“譬如镜之照物”，“无私而至明”，外物的妍媸，都明白地反映在明镜之中。

    怎样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呢？他提出求“仁”在于“诚存”“居敬”（同上卷二十《杂说》） 。他说：

    敬之一字，乃学者入道之门。敬也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体得敬字。

    问“诚”“敬”两字有异乎？只是一般。所谓诚存便是敬。（同上）

    又说：

    人之于道，须先立其根本……立其诚而使之内外一体，然后可以居业也。（同上卷十四《易说·咸卦》）

    吕祖谦所说的“居敬”“诚存”，就是要求人们排除一切杂念、私欲，而专心致志地进行内心修养。这样，就能达到“内外一体”的“仁”的境界。

    第四节　吕祖谦的致用学说

    通观吕祖谦的著作，我们可以说他与那些空谈道德性命的理学家不一样。他提倡治经史以致用，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五） 。这似乎和他的唯心主义理学思想是矛盾的。这里，我们应看到吕祖谦本人思想的变化。他治性理之学，企图调和朱、陆，“欲会归于一”，从而形成了一套带有调和折中色彩的理学思想。他更习史学。晚年又与倡“事功之学”的陈亮结为挚友，相互切磋，思想不能不受其影响。陈亮在往来书信中就曾说：“亮平生不曾会与人讲论，独伯恭于空闲时，喜相往复，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语之尽。伯恭既死，此事尽废”（《龙川文集》卷二十《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 。又说：“伯恭晚岁于亮尤好，盖亦无所不尽，箴切诲戒，书尺具存”（同上，《又甲申秋书》） 。在给吴益恭的信中，他甚至写道：“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伯恭规模宏阔，非复往时之比。钦夫（张栻）元晦（朱熹）已在下风矣，未可以寻常论也”（同上） 。这表明，陈亮对吕祖谦是十分尊敬的，其友情是很深厚的。陈亮一贯提倡事功之学，要求有补于国计民生，对朱、陆的“理学”“心学”持非议的态度。为何他能独与带有调和朱、陆思想色彩的吕祖谦往来甚密，以至成为挚友呢？这只能归因于吕祖谦的思想有与陈亮共鸣合拍之处。这个合拍处，即是吕祖谦的治经史以致用的思想。

    全祖望就曾这样说过：“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唐仲友）则为经制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 。这说明吕祖谦的学术思想，的确有并包事功、经制之学的特色。在当时，朱熹就曾这样非议过吕祖谦的治学：“伯恭之学合陈君举、陈同甫二人之学问而一之。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考其小小者，唯君举为其所长。……同甫则谈论古今，说王说霸。伯恭则兼君举、同甫之所长”（《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附录》） 。朱熹对陈亮、陈傅良的事功、经制之学，很明显地带有贬义之意，自然也对吕祖谦的合“二人之学问而一之”的做法不满，批评他“博杂极害事”（《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影响和破坏了理学思想的纯正。这说明在吕祖谦的学术中，已吸取有永康、永嘉之学的成分。他的致用学说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

    我们知道，吕祖谦的“婺学”，是“以性命之学起”，与此相应的，他在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的“学规”中提出“明理躬行为本”的口号。他所谓的“明理躬行”，即在他在《周礼说》中所阐述的：“要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纲举而目张”。他所说的“三德”，即是“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他所说的“三行”，即是“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其基本宗旨是在躬行自己理学思想中所论述的道德伦理，要人们注重道德的践履。这和朱、陆的“理学”，“心学”所强调的并无二致。但这只是吕祖谦思想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应看到他思想的另一方面，就在他强调“要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的同时，他又十分强调学以致用，认为教学目的是培养今后能治理国政的有用之才。他说：

    前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然又须教以国政，使之通达政体。古之公卿，皆是从幼时便教养之以为异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国政之有中者，则教之以为法；不幸而国政之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画，使之洞晓国家之本末源委，然后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后世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家之事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异时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岂知古人所以教国子之意。然又须知上之所以教子弟，虽将以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学，则非以希用也。盖生天地间，岂可不知天地间事，子弟之所以学却是如此。（《遗集》卷二十《杂说》）

    这里，他从致用的观点出发，抨击了科举的弊病，着重指出为培养治理国政的有用人才，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教育，使之掌握治理国家的真正本领，“然后用之”。他对当时重虚文而不重实用的弊病，再三提出针砭：

    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人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同上）

    又说：

    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而不可用工费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同上）

    正由于他提倡致用，因此对古人的评价，也多从其治理国家贡献之大小来衡量。他认为，孔门诸弟子在治理国政方面的功绩就远不如管仲，指出：“孔门诸弟子若论趋向，固非管仲可比，使它见用，却恐未必有仲事业。学者看古人，要须看得至此”（同上） 。这种见解与陈亮、叶适的功利学说是比较接近的。

    吕祖谦的致用学说提出“为学要须日用间实下工夫，乃得力”（《遗集》卷五《与学者及诸弟》） ，“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同上《与内兄曾提刑（致虚）》） 。他在《太学策问》中还提出“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的观点。其意都是要求人们掌握真才实学，有用于国计民生。

    吕祖谦对历代“学校”“赋役”“漕运”“盐法”“酒禁”“钱币”“荒政”“田制”“屯田”“兵制”“马政”“考绩”等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制度，进行了研究考察，著有《历代制度详说》一书。他企图从历代经济、政治等制度的考察、研究中，找出它们的利弊，寻求有用于当今国计民生的办法来。例如，他在考察、研究历代赋役制度的利弊之后，提出“寓兵于农，赋税方始定”（《历代制度详说》卷三） 。在田制方面，他则提出“今世学者坐而言田制，然天下无在官之田，而卖易之柄归之于民，则是举今之世知均田之利而不得为均田之事也”（同上卷九） 。在兵制方面，他则认为当世兵多为患，要裁汰募兵，主张精兵。他说：“兵益少而后能益精，益精而后能以十万之师为百万之用。敌之畏，畏其精也，非畏其多也”（同上卷十一） 。这些见解都比较实在。

    但是，这种切于民生实用的学问，当时某些理学家却不屑一顾。这表明吕祖谦的“务实”之学，多少突破了道德性命之学的理学藩篱，比较注重国计民生。陈亮之所以与他结为挚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内在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朱熹批评他的“博杂极为害”处，或者正是吕祖谦思想的光辉所在。其后学彭飞对于他的“务实”之学，誉为“如桑麻谷粟，切于民生实用，有不容阙者焉”。彭飞又慨叹，“空虚华靡之学日胜， 丧学者心术至于浮淫坏烂之极！此书寝郁而不彰，则其用心之苦亦可悲矣”（《历代制度详说序》） ！彭飞的见解，正确评价了吕祖谦的“务实”之学，于一世空虚华靡的学风中，指出了吕学的可贵。

    吕祖谦借卫懿公好鹤的故事，痛斥当时浮华不实之士，而提倡务实致用之说。他说：

    卫懿公以鹤亡其国。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国之心，人未尝不抚卷而窃笑者。吾以为懿公未易轻也，世徒见丹其顶，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谓之鹤耳。抑不知浮华之士，高自标致，而实无所有者，外貌虽人，其中亦何以异于鹤哉！……永嘉之季，清言者满朝，一觞一咏，傲睨万物，旷怀雅量，独立风尘之表，神奇隽拔，珠壁相照。而五胡之乱，屠之不啻机上肉。是亦懿公之鹤也。普通之际，朝谈释而暮言老，环坐听讲，迭问更难，国殆成俗。一旦侯景逼台城，士大夫习于骄惰至不能跨马，束手就戮，莫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鹤也。是数国者，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玩习辞藻，望其威仪，接其议论，挹其风度，可嘉可仰，可慕可亲。卒然临之以患难，则异于懿公鹤者几希，是独可轻懿公也哉！（《东莱博议》卷九）

    吕祖谦的这段借古喻今的痛切之辞，实际是在痛斥当时苟且偷安的南宋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以及浮华不实之士。在南宋与金对峙的形势下，吕祖谦的“务实”之学，包蕴了他想拯救国家社稷面临危亡的忧心。

    第五节　吕祖谦的史学思想

    吕祖谦崇尚《左传》《史记》《汉书》。他说：“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者，皆当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真不可一字草草”（《左氏传续说纲领》） 。他自己就对《左传》颇有研究，写了《东莱左氏博议》《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他评论司马迁说：“司马迁虽不免有些血气，为学未粹，然规模终是阔。使他克己为学，消除得血气，虽董仲舒亦不能及”（同上） 。朱熹指斥吕祖谦和陈亮研究历史，是“被史坏了”。他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东莱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了”（《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朱嘉反对吕祖谦提倡对《左传》和《史记》的研究。他说：“伯恭劝人看《左传》、迁《史》，今子约（吕祖谦之弟————吕祖俭）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同上卷一二二） 。

    吕祖谦注重研究历史，目的是要从历史取得借鉴，知道历史的缘由。他说：

    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遗集》卷二十《杂说》）

    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左氏传说》卷二十）

    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遗说》卷十九《史说》）

    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接。（同上卷二十《杂说》）

    这就是要求了解史事的本末源流和成败的前因后果，以取得借鉴。

    吕祖谦看到了历史上的盛衰变化。他举春秋齐桓公称霸为例说，葵邱之会是齐桓公霸业最盛之时，但也是他走向衰亡之始，从而提出了“盛之极乃衰之始”的观点。他说：

    抑不知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强而止于强，必不能保其强也，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驱骏马而驰峻坂，中间岂有驻足之地乎。……五霸莫高于桓公，而桓公九合之盟，葵邱之会，实居其最。……桓公素所自期者及葵邱之会悉偿所愿，满足无余。……所期既满，其心亦满，满则骄，骄则怠，怠则衰。近以来宰孔之讥，远以召五公子之乱，孰知盛之极乃衰之始乎！（《东莱博议》卷三）

    吕祖谦认识到“相为盛衰”是个极其普遍的现象。他说：“天下形势不独中国与夷狄相为盛衰，蛮夷种类亦自相为盛衰……直到唐藩镇未尝不相为盛衰。”吕祖谦认为，各时代有各时代的特点，春秋社会和秦汉社会有不同处，因而观察历史要认识时代的特点。他说：“看史要识得时节不同处，春秋自是春秋时节，秦汉自是秦汉时节”（《左氏传续说纲领》） 。吕祖谦运用这一观点来阅读《左传》。他说：“《左传》须分三节看：五霸未兴以前是一节；五霸迭兴之际是一节；五霸既衰之后是一节”（《左氏传说》卷二） 。这样，认识时代特点，就是“观其所变”。这种“观其所变”的历史观察方法，正是他“宗太史公之学”的结果，是对司马迁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的继承。

    吕祖谦虽然是以帝王将相为历史的中心，但在某些议论中，却闪现出他对下层百姓作用的正确认识。他说：“盖国之根本，全在小民，其兴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诸侯，不在奸雄、盗贼，止在小民之身”（《增修东莱书说·召诰》） 。同时他还认为国家兴亡，在于民心，如若“民心已离，虽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左氏传说》卷二〇） ，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这在封建史学家中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见识。

    第六节　吕祖谦的后学王应麟

    “独得吕学大成”的应推王应麟。他是宋末元初时期著名的学者，其《困学纪闻》在中国学术史上，在训诂名物的考辨方面是有贡献的。他的思想反映出“婺学”的调和朱、陆而偏于陆的特色，且受了浙东事功派的一些影响。这种状况反映出理学发展至宋末时期的特点。以下我们不准备对王应麟的理学思想做详细分析，只是对其生平活动加以介绍，因为他作为“婺学”的后学，其思想的特色并不显著。但是从理学史方面看，他又是从南宋末年过渡到元朝初年时期的学者，是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的一个环节，所以在理学史中不能不提到他。

    王应麟著述很多，凡三十余种，六百余卷，涉及面颇广，故后人赞他为“博学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八） 。

    王应麟（公元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学者又称厚斋先生。原籍开封府祥符县，其曾祖为北宋武经大夫、保信军承宣使，金兵入侵，随宋室南渡，孝宗乾道间，始定居于鄞（今浙江鄞州区）。

    王应麟从小受过儒家的严格教育，十六岁从乡先生吴参倚受学，十八岁试国子监中选。翌年，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王应麟又中进士。可他却认为当时士人读书中举，只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并不是真正读书求学问。他对此很不满，指出：“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宋史》本传） 。于是他发愤读书，“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而“假馆阁书读之”（同上） 。同年七月，侍其父赴婺州任所，从王埜受学，习宏辞科。淳祐三年，二十一岁，王应麟调任衢州西安主簿。淳祐九年，二十七岁，他升任从事郎。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三十三岁，他调任扬州州学教授。翌年，三十四岁，王应麟中博学宏辞科。同年五月，集英殿策士，王应麟担任复考试卷官，文天祥被他所选中，名列第一。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三十七岁，他升任太常寺主簿。他曾被理宗召至后殿面对，“定修攘之计”。丞相丁大全讳言边事，由是与丁大全忤，被罢之。翌年九月，王应麟转奉仪郎添差通判台州。度宗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四十三岁，兼权礼部郎官，后又累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上疏言朝廷政事，又遭丞相贾似道的深忌，被逐，知徽州。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四十九岁，召为秘书监兼史职兼侍讲，后又升为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翌年，元兵久围襄樊，当时朝廷无以敢言边事者，王应麟却大胆上疏极言边事，“指陈成败逆顺之说”。帝不悦，贾似道复谋斥逐之。王应麟因母病故而归居于鄞。恭宗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贾似道溃师江上，朝廷上下为之震动。王应麟不久又授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他即引疏陈十事，后又陈备御十策，“皆不及用”（同上） 。转任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这时丞相留梦言任用私人徐囊为御史，任“粗戾无学，南昌失守、误国罪大”的黄万石为江西制置史。王应麟愤慨上疏，指斥梦言，不报，再奏，又不报，遂东归故里。同年十二月，朝廷遣中使谭纯德以翰林学士宣召，王应麟力辞不赴。翌年宋亡。之后，他即杜门不仕，在家读书著述。其名著《困学纪闻》，就是在这时期成书的。元成宗贞元二年（公元1296年）病逝，享年七十四岁。所著还有《深宁集》和《玉海》等。

    王应麟历官所以多次被贬，都是由于他上疏要求改革弊政，主张积极抗元，而遭到权臣的反对和忌恨所致。例如，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他向理宗上疏：

    陛下阅理多，愿治久。当事势之艰，舆图蹙于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殚，宜强为善，增修德，无自沮怠，恢弘士气，下情毕达，操纲纪而明委任，谨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辅后嗣。（同上）

    这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但他并未灰心丧气，而是积极劝告朝廷改革弊政，力图振兴。其时南宋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上层统治集团只图苟安享乐，毫无励精图治之意，朝政被一些贪婪无能的权臣所把持。对一些改革弊政、以图振兴的积极建议，他们非但不予采纳，反而百般压制甚至加以迫害。例如，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理宗召王应麟至后殿面对，他不顾丞相丁大全讳言边事的禁忌，大胆向理宗反映边境吃紧和朝政败坏的严重情况。他说：

    淮戍方警，蜀道孔艰，海表上流皆有藩篱唇齿之忧。军功未集而吝赏，民为既困而重敛，非修攘计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悦之言自宽。……愿汲汲预防，毋为壅蔽所欺。（同上）

    结果却遭到丁大全的迫害，“即以台谏疏论罢”（《王深宁先生年谱》） 。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王应麟任秘书郎期间，他又率同舍五人联名上书，“极论执政、侍从、台谏之罪，积私财、行公田之害”（《宋史》本传） 。恭宗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当贾似道溃师江上，朝廷上下一片慌乱，困难当头之际，王应麟不顾个人安危，又上疏陈十事：

    曰急征讨，曰明政刑，曰厉廉耻，曰通下情，曰求将才，曰练军实，曰备粮饷，曰举实才，曰择牧守，曰防海道是也。（《王深宁先生年谱》）

    这里进一步表明王应麟的爱国热忱。他力主进行朝政的改革，以增强军事实力，积极防御元兵的侵犯。为此，他还陈备御十策，但朝廷“皆不及用”。由于报国无门，他只好隐居故乡。

    王应麟一生为官清廉，能体恤民间疾苦。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春雪过多，王应麟即面奏度宗“民生饥寒”应“方寸仁爱，宜谨感召”（《宋史》本传） 。他在徽州任郡守时，“遵节用爱人之训，例所不取者，悉以予民”（《王深宁先生年谱》） ，“摧豪右，省田赋”，百姓“大悦”（《宋史》本传） 。由于王应麟之父王 也曾任过徽州郡守，故当地父老赞他为“此清白太守子也”（同上） 。足见王应麟的为人。

    王应麟的理学思想渊源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来自吕祖谦的“婺学”（又称“吕学”或金华学派）。全祖望在《宋王尚书画像记》中说：“先生之学，私淑东莱，而兼综建安、江右、永嘉之传”（见《深宁先生文钞》卷末） 。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

    首先，从他的学统师承来看，王应麟从幼到十九岁前，除十六岁时“从乡先生吴参倚学”之外，皆在他父亲王 的教导下学习。王 对他管教很严，例如在他十七岁时，其父“性严急，每授题，设巍座，命坐堂下，刻烛以俟，少缓则诃谴之，由是先生文益敏捷”（《深宁先生年谱》） 。王应麟之父王 是楼昉（迂斋）之门生，而迂斋又是吕祖谦的高弟。据载，王应麟也“少师（楼）迂斋”（《谢山同谷书院记》） 。说明王应麟少时就通过其父和楼迂斋承受了吕祖谦婺学之真传。吕祖谦的“婺学”，在当时是和朱学、陆学以及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并立的学派，影响也很广泛。但王应麟的家乡，正处四明，当时该地陆学十分兴盛，有“四明之学多陆氏（即陆象山）”（《宋元学案·深宁学案》） 之称。而王应麟之父王 “亦师史独善，以接陆学”（同上） 。史独善是陆象山之高弟杨简的门人，“四明史氏皆陆学”（《宋元学案·静清学案》） 。因此，在王应麟的家学渊源中，既有吕祖谦的婺学，又有陆象山的陆学。而王应麟之父王 在当时是“文章气节推重一时”，故有人说王应麟是“渊源家学，蔚为大儒，有自来矣”（《深宁先生年谱》） 。其家学，则是婺学和陆学之综合。本来，南宋末已呈现朱学与陆学合流的倾向，这在王应麟的思想中也反映得比较清楚的。

    王应麟后来又从王埜受学。王埜之父王介是吕祖谦之高弟。王埜受其父承受的婺学之影响。但后来王埜又从学于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门下，“学义理之奥”（《宋元学案·西山学案》） 。因此，王应麟“又从王子文（即王埜），以接朱氏”（《宋元学案·深宁学案》） 。在他为官期间，又曾与“兼治朱、吕、陆之学者”汤东涧交往。汤东涧为少卿时，曾与王应麟为邻，他俩“朝夕讲道，言关、洛、濂、闽、江西之异同、永嘉制度、沙随古易、蔡氏图书经纬、西蜀史学，通贯精徽，剖析幽眇”（钱大昕《王应麟年谱》） 。汤东涧称赞他：“吾阅士良广，惟伯厚乃真儒也”（同上） 。

    上述说明王应麟的理学渊源确是来自多方面的，正如全祖望所说：“和齐斟酌，不名一师”（《宋元学案·深宁学案》） 。从他与汤东涧的“朝夕讲道”所涉及的方面来看，他不仅包括有关学、洛学、朱学、陆学，而且还包括有永嘉学派的功利之学、程迥的古易学、蔡元定父子的象数学以及苏轼的史学等，真可谓“博恰多闻”，“不名一师”。

    其次，王应麟的理学思想渊源，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承受了吕祖谦的婺学。《宋元学案》称他是“独得吕学之大宗”。全祖望在文章中也说他是“私淑东莱”，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我们知道，吕祖谦的家学渊源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名一师”，“不主一说”。王应麟正是如此，他“兼取诸家”，“不名一师”，对于诸家学说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此外，象王应麟“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 的这种爱好“搜罗文献”的学风，也是“实师法东莱”（《谢山同谷书院记》） 的。吕祖谦在当时就是“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而著称于世的。王应麟之学风特点，显然是受了吕祖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来看，吕祖谦的婺学，其特点是调和朱、陆而又偏于陆，同时又受陈亮、叶适功利学说的影响，提倡经史以致用。王应麟继承了吕祖谦的这一思想传统，故其理学概貌是“兼绍朱陆”而偏于陆，并“旁逮永嘉”（《深宁先生文钞·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