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朱熹的理学思想（下）

不与圣人同”。《语类》卷一二三载：朱熹问滕德粹，陈傅良如何说《春秋》？“滕云：君举（陈傅良字）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恶不与圣人同，谓其所载事多与经异。此则有说。……可学（朱熹学生郑可学）因问：左氏识见如何？曰：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稳地，而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观其议论，往往皆如此。且《大学》论所止，便只说君臣、父子五件。左氏岂知此？如云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正如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吃茶。使孔子论此，肯如此否？而可谓其好恶同圣人哉？又如论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义夫。’是何等言谈？可学曰：此一事，公羊议论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左氏疏脱，多在君子曰。……吕伯恭亦多劝学者读《左传》。尝语之云，《论》《孟》圣贤之言，不使学者读，反使读《左传》？伯恭曰：读《论》《孟》使学者易向外走。因语之云：《论》《孟》却向外走？《左氏》却不向外走？读《论》《孟》，且先正人之见识，以参他书，无所不可。此书自传‘惠公元妃孟子’起，便没理会。……”这段语录，着重论《左传》，批评《左传》好恶不同于圣人，即与孔子的好恶不相同。《左传》既是附《春秋》而行，则其是非好恶应与《春秋》的作者孔子相同。而今则不同，可见这部书“不识道理”，朱熹贬之为“于大伦处皆错”。《春秋》三传之中，《公羊》议论好，“乃儒者之言”；“《左氏》疏脱，多在君子曰”，即《左传》中凡是“君子曰”之处，都是疏脱不识道理的。《左传》从开头第一句话“惠公元妃孟子”起，就是不识道理的。读书还是应该先读《论语》《孟子》等圣贤之书，端正了见识，然后再读别的书，如史书等，就“无所不可”了。这里仍然是“以经为本，然后读史”的主张，即以义理为标准的主张。

    朱熹对司马迁，对《史记》，也有不客气的批评。《语类》卷一二二载：“伯恭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吕祖谦之弟吕祖俭）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又载：“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苏辙）《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马迁《礼书》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头势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诸说以足之。又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末却云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其末却如此说者，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不得不说，且说教好看。如《礼书》所云，亦此意也。……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圣贤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这一段语录，批评《史记》浅陋疏略，不讲义理，而讲权谋功利，而所引仁义之说，只是装点门面的。这里所说的，也还是史书要有义理标准的主张，也还是“以经为本，然后读史”的主张。这种主张，是朱熹反复论证，说得非常明确的。

    朱熹的史学思想，根本的一条是“陶铸历史，会归一理之纯粹”，即用理学家的天理标准陶铸历史，统率历史。而义理的来源则在圣人的经书，所以主张“以经为本，然后读史”，用经书的义理陶铸历史。这样的历史就是儒者的历史，是一门“致知格物”的学问。否者，读史等于看人相打，没有意义。朱熹也重视客观的史料，重视史料的搜集，论述宋朝的“史弊”，有感于《实录》之不实。但是义理的标准是第一位的，史料只是从属的。即使如《左传》《史记》那样的翔实，由于是非不同于圣人，也还被贬斥为“疏脱”。由此可见，朱熹的史学义理，不是从客观的史实抽象出来的，而是先有义理，再把义理灌注入史，这就是所谓“陶铸历史，会归一理之纯粹”了。

    二、辨正闰顺逆，严篡弑之诛的《紫阳纲目》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后世也称为《紫阳纲目》，是一部名著。其所以有名，在于它的义例和书法，继承了《春秋》的传统，其是非褒贬，为后世的准绳。如果《春秋》是史，而儒家尊为经，则《资治通鉴纲目》在朱熹的后学看来，也是一部经。其“大经大法”，足以“垂懿范于将来”。它是“穷理致用之总会，而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朱熹以其理学思想，以其伦理道德观点，贯注于《资治通鉴纲目》中，使这部书不只是一部历史书，而更重要的是一部政治教科书。

    《资治通鉴纲目》的精神，见于朱熹所作的《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之中。《凡例》共有统系、岁年、名号、篡弑、恩泽、朝会、封拜、征伐、废黜等十九目，都是从帝王的角度立言的。综括其精神，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辨正闰，确认从周朝到五代历史上的正统。在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中，确认为正统的共有周、秦、汉、晋、隋、唐六个朝代。其他都不是正统，或为僭国，或为篡贼，或为无统。自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以后，黜魏年而系汉统”，与司马光的《通鉴》异，即把蜀汉作为正统，而黜曹魏，这尤为突出的事例。辨正闰，确认历史上的正统，这一原则十分重要。由此分判人物的忠奸顺逆。例如，王莽的新朝是“篡”，因此扬雄仕新，就被贬为“莽大夫”。

    第二是明顺逆，树立历史上的义与不义的标准。这一条原则与上一条原则密切关联。凡是正统，一定是顺的、义的；凡是僭伪篡窃，一定是逆的、不义的。例如，王莽时刘 起兵，反对王莽，是顺的、义的；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是顺的、义的。犯顺叫作“寇”。用兵而人微事小，称“作乱”；人微众少，叫作“盗”；人微众多，叫作“群盗”。这里，把农民起义也归入“寇”“作乱”“盗”或“群盗”的范围。

    第三是严篡弑之诛。《凡例》注云：“晋董狐、齐太史，书赵盾、崔杼弑君而不隐，史氏之正法也。至（刊本误作正）如《春秋》鲁君被弑，则书‘薨’而不以地著之，盖臣子隐讳之义，圣人（指孔子）之微意也。前世史官修其本朝之史者，多取《春秋》之法，然已非史法。又观后世之人修前代之史，乃亦有为之隐讳，而使乱臣（刊本误作世）贼子之罪，不白于世人之耳目者，则于义何所当乎？《通鉴》所书已革此弊，然亦有未深切者。今颇正之如左，观者详之。”要把乱臣贼子的弑君之罪大白于世人的耳目，凡是有名有姓的，一定要书名书姓，一定要书明弑君，不得隐讳。为此，按照具体情况，又有些补充规定，如毒弑者加“进毒”字，如王莽、梁冀的进毒弑君。

    凡是篡国，因其事不同，故随事异文。如王莽、董卓、曹操，从他们得政，迁官建国，“皆依《范史》（范晔《后汉书》） ，直以‘自为’‘自立’书之。”

    第四是褒扬尊者、贤者与死节者。例如，谢病、请老、致仕，在宰相、贤臣则书之，汉朝的张良、王吉、疏广、疏受、韦贤就是如此。又如下狱、死，在无罪而贤者，则加以特书。又如乡里、世系，不能悉记，唯贤者则著其略。又如诸臣之卒，惟宰相悉书。在贤者，则书曰：某官某爵姓名卒。又如死节者，皆异文以见褒，汉朝的翟义、龚胜、王经，蜀汉的刘谌、诸葛瞻就是如此。这条原则，表明对尊者、贤者的褒赞、尊重，表明对贤而死节者特别表彰。

    第五是在“取《春秋》之义”方面，还感到《通鉴》有所不足，因而与之有所异，或加以改正。例如《凡例》注云：“按《通鉴》魏晋以后，独以一国之年纪事，而谓其君曰‘帝’，其余皆谓之‘主’，初无正閏之别，而犹避两帝之嫌。至周末诸侯皆僭‘王’号，顾反因而不改。盖其笔削之初，义例未定，故有此失。今特正之。”这就是说，《通鉴》在魏晋以后，未别正閏（正统与僭伪），但是还注意避免在同一时间出现“两帝”（两个皇帝）的错误。这还符合“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大经大法”。至于周末战国，各国都称王，《通鉴》却因仍旧习，不加区别，都称之为王，这是错误的，没有避“两帝”之嫌。现在加以改正。又如改元，《凡例》注云：“在废兴之际关义理得失者，以前为正，而注所改于下。如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魏始称帝，改元黄初，而《通鉴》从是年之首，即为魏黄初。又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五月，后主即位，改元建兴，而《通鉴》于《目录》《举要》，自是年之首即称建兴。凡若此类，非惟失其事实，而于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这就是说，《通鉴》的做法错误。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十月之前，从岁首起，即用曹丕黄初纪元。这是以篡位之臣，盖其故君，是有害于君臣之教的。蜀汉先主章武三年，五月之前，本应用先主章武纪年，而《通鉴》则从这年岁首起，就用后主建兴纪元，这是以子盖父，有害于父子之教。至于不符合事实，更不用说。因而在《纲目》里就加以改正。按照《春秋》之义，纠正司马光《通鉴》的失误，这是《纲目》所非常重视的。

    此外，在写法上，有所谓朱书、墨书之别，在注文上，有所谓朱注、墨注之异。对叙述人物的死亡，或称崩，或称薨，或称卒，或称死，种种不一。所有这些，都依照社会等级，或依照夷夏之防做出条例，不是漫然为之的。

    《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所反映的这部历史著作，是一部以统治阶级为叙述主体的历史。所有十九个目，绝大部分是统治阶级最高层如帝王、后妃、太子、将相、大臣的政治活动或有关政治的情况。立言语气，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说话的。它是一部维护封建统治的历史著作。封建时代的历史著作，都有这个特点，但在程度上有不同，着眼点有区别。例如《史记》，传游侠、货殖，就从另一角度反映了社会。《后汉书》传党锢、宦者，则寄同情于失势的封建士大夫。而《资治通鉴纲目》则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纯粹，更能为封建统治者帝王“资”以为“治”。

    《资治通鉴纲目》具有扶纲常、植名教的鲜明特点。凡是事关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的，总是尊君抑臣，严父孝子，义夫节妇，为张三纲服务。“死节，异文以见褒”一语充分表达朱熹在《通鉴纲目》里扶持名教的用心。纲常名教本是一回事，扶植纲常名教，是理学家的当行本色。朱熹把伦理道德原则贯注于社会政治历史，就使这部《通鉴纲目》在扶纲常、植名教方面发挥了政治伦理教科书的重要作用。理学家朱熹通过史事的论述以寓其喜怒哀乐，爱憎忧惧，并使之“会归于一理”，使天柱以尊，地维以立，不至于纲常毁坠，风教陵迟。这在封建社会后期，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有意义。这个特色对后世史家著作影响特别深刻，尤其在地方志的编纂中看得很清楚。鲁迅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著名论文，如《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论雷峰塔的倒掉》，早已慨乎言之了。

    但是也应该看到，《通鉴纲目》所鼓吹的节义等道德教育，夷夏之防的民族思想，在宋、元及明、清易代之际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谢臯羽、文天祥、史可法、顾炎武等历史人物就是从这些思想中陶铸出来的。

    《通鉴纲目凡例》很精密，所谓《春秋》书法，经过史学家的长期实践，到这个时候，做了一次总结。《凡例》就是一个总结。朱熹说：“昔温国司马文正公受诏编集《资治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绍兴初，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安国）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檃栝，以就此编”（《资治通鉴纲目序例》） 。可见这部《纲目》是在《资治通鉴》《目录》《举要历》《举要补遗》四部书的基础上，增损檃栝，而后编成的。翻检此书，还可看到所引胡安国的材料和议论。书中义例的精密，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写“征伐”。《凡例》云：

    凡正统，自下逆上曰“反”，有谋未发曰“谋反”，兵向阙曰“举兵犯阙”。

    凡调兵曰“发”，集兵曰“募”，整兵曰“勒”（刊本误作勤）。行定曰“徇”，行取曰“略”，肆掠曰“侵”，掩其不备曰“袭”。同欲曰“同”，合势曰“连兵”，并进曰“合兵”。在远而附之曰“应”，相接曰“迎”，服属曰“从”，益其势曰“助”，援其急曰“救”，开其围曰“解”。交兵曰“战”，尾其后曰“追”，环其城曰“围”。

    凡胜之易者曰“败某师”，平之难者曰“捕斩之”。舍此之彼曰“叛”，曰“降于某”，“附于某”。

    犯城邑，寇得曰“陷”，居曰“据”。

    犯顺曰“寇”。中国有主，则夷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事小曰“扰某处”。中国无主，则但云“入边”，或云“入塞”，或云“入某郡，杀掠吏民”。

    凡正统，用兵于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讨”；于夷狄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击”。其应兵曰“备”，曰“御”，曰“拒”。……

    凡人举兵讨篡逆之贼，皆曰“讨”。

    凡书敌，于敌国曰“灭之”，于乱贼曰“平之”。敌国乱贼，岁久地广，屡战而后定，则结之曰“某地悉定”，或曰“某地平”。

    凡执其君长将帅曰“执”，曰“虏”，曰“禽获”，曰“得”。

    凡师入曰“还”，全胜而归曰“振旅”，小败曰“不利”。彼为主曰“不克”。大败曰“大败”，或曰“败绩”。将帅死节曰“死之”。

    凡入讨逆贼而败者，亦曰“不克”，死曰“死之”。……

    凡非正统而相攻（即列国相攻），先发者不曰“寇陷”，后应者不曰“征讨”。……惟治其臣子之叛乱者，书“讨”，讨而杀之曰“诛”。

    这些书法，诚然十分精密，但是也显得烦琐。它是从《春秋》（包括《三传》）发展而来的，特别与《左传》关系密切。这表明它是传统的史笔总结，其中有些今天还被我们应用。

    《通鉴纲目序例》作于孝宗乾道八年壬辰（公元1172年），则《纲目》的写成当即在此时。到宁宗嘉定三年庚午（公元1210年），李方子始获传此书的稿本于朱熹的嗣子寺正君（朱在），上距朱熹之殁已十年。以后经过真德秀阅读，李方子又取朱在新校本参定，然后刊行。李方子的《后序》作于宁宗嘉定十二年己卯（公元1219年），上距朱熹作《序例》四十七年。几乎达半个世纪了。

    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紫阳纲目》写成于此时，正是为尊君卑臣的目的服务。同时，在两宋之际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宋、金政权对峙，于此，又有一些伪政权在金贵族卵翼下先后建立。《紫阳纲目》辨正闰、顺逆，严篡弑之诛的《春秋》义法，固然出于扶植纲常名教的封建阶级的正义心，也有针对当时历史实际的政治意义。在朱熹看来，这也就是“陶铸历史，会归一理之纯粹”了。这是我们尚论此书历史地位时所应注意的。

    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序例》里说：“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指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举要历》，胡安国《举要补遗》），别为义例，增损檃栝，以就此编。”与朱熹共同修纂这部《通鉴纲目》的，是朱熹的学生赵师渊（几道）。清人全祖望谓“观朱子与赵师渊书，则是书全出讷斋（赵师渊号讷斋），其本之朱子者，不过《凡例》一通，余未尝有所笔削，是左证也。”全祖望又说：“黄榦尝谓《纲目》仅能成编，朱子每以未及修补为恨。李方子亦有晚岁思加更定，以归详密之语。然则《纲目》原未成之书。其同门贺善（朱熹沧洲精舍的学生）争之，以为《纲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是后修书尚九种，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四《书朱子纲目后》） 。全氏之言，未为的论。《纲目》一书，在朱熹门人心目中，实有崇高地位。黄榦作朱熹《行状》，论朱熹所著书，至《通鉴纲目》，则谓“若历代史记，则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温公编年之书，绳以《春秋》纪事之法，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又刘刚中（朱熹的学生）“见李方子问曰，先生作《纲目》，愈于涑水《通鉴》，殆法《春秋》以立纲，法传文以著目与？方子曰：宏纲细目，实本《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所以规制尽善，前此未有也”（《宋元学案》卷四十九《晦翁学案》下） 。又案赵师渊“尝从朱文公游，与之论校《纲目》，前后凡八书”（同上卷六十九《沧洲诸儒学案》上《赵师渊传》） 。《文集》卷五十四《答赵几道》，论读史、作史，应重视“义理之精微”，批评《史记》，实批评吕祖谦，应视为与赵师渊讨论史著的一封重要书信。据此可知，朱熹的高弟黄榦、李方子等，均十分推崇《纲目》，视为成书。而赵师渊对《纲目》的纂修讨论，确是十分尽力，但谓此书全出赵师渊之手，甚至谓《凡例》亦出赵师渊手，则未为竅论。根据朱熹所作《纲目序例》，可知《凡例》出于朱熹。《纲目》据《凡例》而编著，与《凡例》一致，则谓此书乃朱熹的著作，实毋庸置疑。后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徒然多事。我们认为，《纲目》在朱熹生前，已经成书，但未最后定稿，故朱熹晚岁亦有“思加更定，以归详密”之语（按朱熹的书，都是在成书后又反复修改的）。朱熹死后，稿归朱熹的幼子朱在保存，十年之后，始由李方子从朱在手里取出。又经真德秀阅读。迨在泉州刊行，则距朱熹之死已经十九年了。

    对《通鉴纲目》的评价，出入甚大。尊信者奉为“《春秋》后第一书”。朱熹门人，及元人服膺朱学者，大都持这种见解。亦有人摘其舛误疏脱，或订其《凡例》与《纲目》之相违戾者。而章太炎则以为《纲目》“体例不纯”，“晦庵自视亦不甚重。尊《纲目》为圣者，村学究之见耳。编年之史，较正史为扼要。后有作者，只可效法《通鉴》，不可效法《纲目》。此不易之论也”（引自张须著《通鉴学》） 。从史著的科学价值，衡量《纲目》，视为不足效法，并指摘书中的错误，章氏的评论值得重视。

    清康熙帝取明末陈仁锡刊本《通鉴纲目》，逐加评定。四库馆臣认为“权衡至当，斧钺斯昭”，把这位夫子看成新圣人。于是《通鉴纲目》乃有御批之本，成为专制皇帝钳制史论的工具，则其“资治”的荣誉远过涑水之书，真是一种讽刺。

    从理学史的角度评价《紫阳纲目》，应该看到它是一部陶铸历史，会归一理之纯粹的史著，它的特点在于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进行理学原则的裁断。如果把《紫阳纲目》当作一部史学著作，则还不如把《紫阳纲目》当作一部理学著作更为贴切些。《紫阳纲目》在后世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所起的维护纲常名教的作用，决不能低估。

    第六节　朱熹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朱熹死后二十一年，宋宁宗嘉定十四年（公元1121年），其门人黄榦写成了朱熹《行状》。与此同时，李方子写成了《朱文公年谱》。这个年谱，就是魏了翁所说的“吾友李公晦方子尝辑先生之年行”的《年行》（《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五十四《朱文公年谱序》） 。为什么《行状》和《年行》到这个时候才写成呢？因为到这个时候，庆元学禁才完全解除。

    黄榦在所写的《行状》最后，论述了朱熹在道统中的突出地位。“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这段评论，后来被采入《宋史·道学·朱熹传》，并加按语，说“识者以为知言”。这就是说，黄榦的这段评论，在理学家看来是“定论”。

    黄榦写的《行状》，综述了朱熹的一生，又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问、道德。黄榦说：朱熹“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难行也如此。然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则不以用舍为加损也。”黄榦论述了朱熹的“为学”，“为道”，著书讲学，种种活动。又说朱熹力排陆九渊、陈亮的学说，“俾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学者靡然向之。”黄榦总结：“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黄榦以天生哲人题品朱熹，隐然与孔子相比拟，说：“呜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笃生哲人，以大斯道之传也。”确实是推崇到极点了。黄榦甚至描述了朱熹的日常生活细节，说道：“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这段描述，暗用《论语·乡党》的笔法，其用意也在以朱熹比拟孔子。但是，这里也透露了作为理学家典型的朱熹的生活风貌。幅巾方履，规行矩步，瞑目端坐，同于泥塑。这种形象，曾先后为陈亮、李贽等进步思想家所嗤笑。

    黄榦对朱熹的推崇，不是他个人的私见，而是理学家的公论。例如稍后的魏了翁，也有相似的看法。在《朱文公年谱序》里，魏了翁说：“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兴，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与异端，果孰为胜负也。圣贤既熄，而关洛之学兴，微朱子，亦未知圣传之与俗学，果孰为显晦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鹤山大全集》卷五十四） 。魏了翁又肯定朱熹对经书及《四书》的训释，肯定其对北宋理学家周、程、邵、张著作的阐述，肯定其对《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著。认为，朱熹的这些学术著作，使“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粲然中兴。”这就是说，经过朱熹的这些努力，理学就兴盛起来了。朱熹之所以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缘由在此。

    庆元学禁解除以后，朱熹被谥为“文公”，与周惇颐的“元公”，程颢的“纯公”，程颐的“正公”，张载的“明公”，张栻的“宣公”，都被统治者尊崇。南宋晚年，事实上理学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而这是同朱熹的学术研究与讲学活动分不开的。在朱熹的《文集》中，与朱熹有书信往还的学生达二百多人；在《朱子语类》中，姓名可考的语录笔录者有九十多人。虽不在朱熹门墙，而与朱熹门人关系密切，事实上无异于朱熹门人的，如真德秀、魏了翁、尹起莘等，还有不少。这大批学生或学者，在学术界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聚徒讲学，鼓吹理学思想，使理学的统治地位进一步确立。

    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朱熹的地位也就屹然不可动摇。从元朝起，朱熹的《四书集注》及朱子学的经学注释，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明初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朱熹的理学著作，是这些“大全”中的主要内容。直到清初康熙修《性理精义》，朱熹的著作仍然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南宋晚期，李心传著《道命录》，致慨于孔子所说的那句话，“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我们则可以说，朱熹的理学之“道”，在南宋以后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护持下，其命运是颇为不错的吧。

    全祖望从学术史的角度赞扬了朱熹，说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这几句《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的叙说，为朱熹的学术地位做了鉴定。认为朱熹的学问，极其广大，极其精微，是宋以前百代学术思想的总结。当时江西陆象山之学，浙东叶水心之学，虽然也很突出，但是总觉得偏颇。只有朱熹的学术才是最正大的。

    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脱，未免溢美。

    首先，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理学家。在程朱理学学派中，朱熹的学术成就超过程颐。在整个理学史中，朱熹的地位也非陆九渊、王守仁所可比拟。

    其次，朱熹建立了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包括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持敬说，把客观唯心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理学思想体系中的范畴与命题，总结了北宋以来理学的成就，使理学思想更严密、更丰富。这个体系熔铸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及佛学思想、道教思想，更富于理论的色彩。天理论引入社会政治思想，引入历史哲学，使这些领域也呈现不同的面貌。

    第三，朱熹有广泛的学术修养。他注解了《四书》，训释了《易》（《易本义》《易学启蒙》）和《诗》（《诗集传》）及《礼》（《仪礼经传通解》）。根据《春秋》义法，著了《通鉴纲目》。命学生蔡沈根据他的指示，著了《书传》。可以说，朱熹的经学著作是很丰富的，遍注群经。朱熹的《四书》《五经》注释，大部分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书，大量印行，且远及海外。朱熹注解或编集了北宋理学家的著作，如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易通》，二程的《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张载的《西铭》。编辑了北宋理学家的语录六百多条为《近思录》。他又编集了《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家礼》《小学书》。又有《楚词集注》《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等书。黄榦说他“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这是溢美之词，在这种学术部门，未必都能“洞究渊微”，但其学术兴趣的广泛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学者中是少见的。

    第四，朱熹及其学生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学派。在庆元年间，其政敌就已担心在朱熹死后四方来会葬的将达千人，议论时政，褒贬人物，可能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故请朝廷下令禁止。朱熹长期讲学，学生有学术成就的不少，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也不少。朱熹生前著书，往往组织他的学生参加。《宋史·道学·蔡元定传》载：“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皆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又载：“熹晚欲著《书传》，未及为，遂以属沈。”沈是元定的儿子。《仪礼经传通解》也是朱熹与学生黄榦等共同著作的，临死尚未完稿，嘱黄榦等继续完成。《通鉴纲目》是朱熹同学生赵师渊著的。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条件，便于他的理学思想的传播。

    第五，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宋明理学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蔡沈的《书传》，是功令所规定要读的经书。朱熹的《家礼》为封建士大夫所奉行，在社会上具有规范风俗习惯的力量。封建社会后期儒家的传统思想，实际就是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礼教，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