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陈淳的理学思想

    第一节　根源论实质就是“天命论”

    陈淳（公元1159——1223年） [1] 字安卿，漳州龙溪北溪人，人称北溪先生。

    陈淳是朱熹晚年的高弟。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说：朱熹“沧洲诸子，以北溪陈文安公为晚出。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然亦有操异同之见而失之过者。”全祖望这段评述，简明地说明了陈淳在朱熹学派中的地位，颇为中肯。陈淳著的《严陵讲义》和《四书性理字义》，是阐述其理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他竭力为朱学辩护，攻击陆九渊“从来只有尊德性底意思，而无道问学底工夫。盖厌繁就简，忽下趋高者。其所精要处，乃阴窃释氏之旨而阳托诸圣人之传”，“最是大病”（《陈北溪先生全集》第四门卷十九《与姚安道》。以下简称《北溪全集》） 。诋毁陈亮为“立论过卑者”，“陷学者于功利之域”。但是陈淳所排挤的，主要还是陆九渊。

    陈淳两度从学于朱熹。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出守漳州，陈淳“抱十年愿见而不可得之诚”，袖《自警诗》求见。朱熹授以“根原”二字，谓“凡看道理，须各穷个‘根原’来处，方见得端的，确定而不可易。首末表里，必极其透彻，不可只窥见一斑半点，便自以为足。”盖勉以“上达”。陈淳时造郡斋讲论，或至夜分。朱熹以善问称之，延置学宫，表率后进。时陈淳年三十二岁。朱熹罢郡去，陈浮推求所授“根原”，析为《问卷》，书求印证。朱熹予以批答，誉为“看得甚精密”。朱熹贻书李唐咨（尧卿），说：“区区南官，喜为吾道得此人尔。”与杨时离开程颢南归，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同一旨趣。这是第一次从学。

    朱熹晚年讲学，多次写信招致陈淳。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冬，陈淳再谒于考亭。时朱熹已寝疾，“延至卧内，叩以十年之别，有甚大头项工夫？”陈淳缕缕开陈。朱熹曰：“所欠者惟当大专致其‘下学’之功尔。”次年正月告归。三月后，朱熹病逝。这是第二次从学。

    这是陈淳两度从学于朱熹，以及先“上达”后“下学”的用功经过。

    陈淳长期从事讲学。初见朱熹时，陈淳“居村食贫”，“训童”以生（《北溪全集》第四门卷四《郡斋录后序》） 。以后，还是“训童”。宁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赵汝谠守漳州，招致陈淳，“处以宾师之位”。“泉莆之间，学子问道踵至。”嘉定十年，待试中都，朱熹的门徒“远及川蜀，争投贽谒。”归过严陵，郡守郑之悌延讲郡学，陈淳讲了道学体统、师友渊源、用功节目、读书次第四个问题，这就是《严陵讲义》。归自中都，“泉之人士争师之”，陈淳“为之讲解，率至夜分。”这一段讲学生涯，直到他病逝。

    陈淳的著作，“旧所编辑，则有礼、诗、女学之书，外有《字义详讲》《大学中庸口义》《筠谷、濑口、金山所闻》，皆诸生所录，而先生笔削之矣。其他著述，与夫往复书问，先生之子榘编次为五十卷”（《北溪全集》陈沂《叙述》） 。按今本《北溪全集》五十卷，完整无缺，《严陵讲义》在第一门卷一，《四书性理字义》附全集之后。至于诗、礼、女学之书，本出编辑，非其本人的撰著；口义、语录之类，为学生所记；清初刊《全集》时，其宗裔陈文芳称“倘幸而得见，当接续锓木”，是已经不易得见了。论述陈淳的理学思想，当以《全集》五十卷及《字义》为依据，其他可以不论。

    陈宓所作陈淳《墓志铭》、陈沂所作陈淳《叙述》，都只提到陈淳的儿子榘。但是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戴嘉禧所刊《北溪先生字义》卷末，有《北溪先生传略》则云：陈淳二子：植、格，参加了抗元斗争。格以身殉。植宋亡后变姓名，隐匿，临终令葬海滨，南望崖山。二子与文天祥、陆秀夫、张世傑同抱崇高的民族气节。这是值得一提的。又据光绪津河广仁堂所刊《北溪先生传略》文末也有类似记载：

    二子：植、格。植登淳祐进士，提督岭南海路兵马。帝昺浮海，植提岭海舟，以六舟泊梅岭，收亡命，驰檄诸蛮，图立宋后。闻世傑覆舟，遂变姓名，匿于九侯山。临终令葬海滨，南望崖山。格为宋海滨监簿。帝昺之亡，格从容就死，忠义形于歌咏。植敛其袍笏，招魂葬于渐山书院。

    格以身殉国，只有衣冠冢，当为投海而死。植抗击元兵，崎岖岭海，死犹南望崖山，乃心宗国。弥足钦已！（但据冒怀辛考证，《福建通志》卷一九〇《忠节传》载，植、格非陈淳之子。录以备考）。

    陈淳的哲学思想里有不少封建主义的糟粕，应该批判。他的“根原论”就是这种糟粕的典型例子。

    陈淳初见朱熹，朱熹首授以“根原”二字，谓“凡阅义理，必寻究其根原”，“为人子何故止于孝，须穷孝之根原所自来”（陈宓《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 。在朱熹的指授下，陈淳写了一系列所谓寻究“根原”的“妙文”，曰：《孝根原》《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事物根原》，阐述了封建宗法道德以及封建社会生活准则的由来，极其迂腐。朱熹批答，誉之为“看得甚精细”，“看得道理尽密”。而且说：“区区南官，喜为吾道得此人！”欣赏揄扬，非比寻常。

    到底陈淳的“根原论”有哪些精深的道理呢？归总一句话，根原在天命，而非人为。他说：“其根原所自来，皆天之所以命于人，而人之所以受乎天。其道当然，诚有不容己处，非有一毫牵强矫伪于其间也。”或者说：“其根原所自来，莫非天命自然，而非人所强为。”或者说：“皆根原于天命之流行，非人之所强为。”

    关于《孝根原》，陈淳说：

    天之生人，决不能天降而地出，木孕而石产，决必由父母之胞胎而生。天下岂有不由父母胞胎而生之人乎？而其所以由胞胎而生者，亦岂子之所能必，而亦岂父母所能安排计置乎？是则子之于父母，信其为天所命，自然而然，人道之所不能无。俯仰戴履，自此身有生以至没世，不能一日而相离。如欲离之，必须无此身而后可。然人岂能无此身，岂能出乎“天理”之外哉？既不能无此身，不能出乎“天理”之外，则是决不能一日而相离。既不能一日而相离，则决不可以不竭尽，决不可空负人子之名于斯世；决然在所当孝，而决不容于不孝。

    这段“妙论”，令人喷饭。意思是说，人不能从石头里迸出来，只能从胞胎里生出来。从这个胞胎出生，而不从那个胞胎出生，这是“天所命，自然而然”，由不得人。这就是天理。这就决定了要“孝”这个胞胎所属的父母，不能不“孝”这个胞胎所属的父母。这样，算是做到了不出乎天理之外。丢开了社会经济关系来论证封建宗法道德“孝”的根源，陈淳堕入了以生育或胞胎作为决定因素的谬误。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特别是以“天理”来妆饰这种无聊的谬论，更加显得可厌。孔融用“瓶子寄物论”嘲弄封建宗法道德“孝”，在中世纪是英勇的反封建礼教战斗，卒取杀身之祸。陈淳则以“胞胎决定论”维护封建宗法道德“孝”，在中世纪是愚昧的诞谩，却赢得“道理精密”的嘉许。思想史上的这种悲剧和喜剧，发人深思。

    陈淳用同样的道理，在《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原》中论证封建伦理“义”“别”“友”“信”等的由来。陈淳认为，从“孝”的根源进一步推论，则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根源，“莫非天命自然，而非人所强为。”以夫妇为例，陈淳说：“天之生人，独阴不生，独阳不成，必阴阳合德，然后能生成。是夫妇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分’固一定而不可乱。则夫夫妇妇之所以当‘别’亦岂自外来乎？”这就是说，男女匹配是“天所命”。夫妇关系是：“乾（天）”为夫、“坤（地）”为妇，乾健而坤顺，应该夫支配妇、妇受夫支配。这就是一定不可变的“分”，这就是“别”。以兄弟为例，陈淳说：“天之生人，虽由父母之胞胎，然决不能一时群生而并出，必有先者焉，有后者焉。是兄弟亦天所命，自然如此也。思乎此，则兄弟之所以当‘友’，亦岂是外来乎？”这真是说笑话。照陈淳看来，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得挨个儿分先后从娘肚里生出来，不能一下子生出一大群。这个先后长幼次序是“天所命”。老大自然得照顾点老二、老三、老四，老二、老三、老四自然得尊敬点老大。这就是兄弟关系，这就是“友”。以至君臣当“义”，朋友当“信”，道理也与夫妇当“别”，兄弟当“友”相同。陈淳所说的“天所命”，实质就是“天理”。陈淳就这样从孝根源谈到了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源，论证了孟子所说的五伦的合乎天理，论证了以宗法关系“父子”为中心的封建道德孝、弟（友）、忠（义）、别、信的根源。事情是严肃的，像陈淳这类愚昧的诞谩竟是封建社会后期普遍遵奉的道德教条和伦理思想。

    陈淳在《事物根原》里，把衣冠、仪容、饮食、作息、出门承事、遇人接物等封建社会生活都称作“事物”。“事物”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即封建社会生活之所依循的一定的准则，“皆根原于天命之流行，非人之所强为。”以衣冠为例，陈淳说：“天之生人，首不能如禽兽之秃其发，则欲使人庄以冠。身不能如禽兽之氄其毛，则欲使人蔽以衣。趾不能如禽兽之刚其爪甲，则欲使人束以屦。则正其衣襟冠屦，乃天所命于人如此也。”衣冠端正是“天所命于人如此”，那么穷人衣不蔽体又该怎么办呢？在封建社会，陈淳的这种理论只适用于地主阶级。再以坐立为例，陈淳说：“天之生人，赋以臀，欲使之能坐，赋以足，欲使之能立。则坐当如尸，立当如齐，亦天之所命于人如此也。”从臀之坐、足之立，论到坐当如尸、立当如齐，是从肢体上的本然作用，论到封建道德坐立规矩的合理性。把肢体作用与封建道德勉强牵合在一起，只是一种无聊的杂凑，没有什么道理。近代的圣人竟然鼓吹，臀之丰肥，正所以使之宜于挨板子，膝之弯屈，正所以使之宜于跪拜，这样的“妙论”当然不免被鲁迅所讥嘲。论其“根原”，可谓出于陈淳的发明创造。

    陈淳的“根原论”，以孝为“人道大本”。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源，是从孝根源推衍出来的。事物根源，又是从孝根源与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源推衍出来的。封建宗法道德“孝”被陈淳确定为所有封建道德的根本。理学家的这套说教，在封建社会后期概括成“百行孝为先”这条格言，并且广泛流行。

    陈淳的“根原论”，把“根原”提高到天命、天理的高度，是“天理论”的组成部分。所谓“天之所命”，所谓“天命自然”，所谓“天命之流行”，都与“天理流行”的语义相同。“根原论”实质就是“天命论”。

    第二节　卫护师门排击陆学的《严陵讲义》与《二辩》

    宁宗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陈淳归自中都，应郑之悌邀请，在严州讲学，上距朱熹之死已经十七年。经过十多年的“下学”工夫，在《严陵讲义》里所反映的陈淳的理学思想已臻成熟。这四篇讲义，从世界观到方法论，都有所论述。再加上《似道之辩》《似学之辩》（《二辩》），陈淳卫护朱学，力辟陆学的理学蹊径就十分突出了。

    在《道学体统》里，陈淳继承朱熹，阐述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理学世界观。陈淳说：

    圣贤所谓“道学”者，初非有至幽难穷之理，甚高难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尔。盖“道”原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在心而言，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则其所具，有耳目鼻口四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在人事而言，则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饮食衣服，大而礼乐刑政，兵财律历之属。凡森乎戴履，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自一本而万殊，而体用不相离（“不相离”改本作“一原”）也。合万殊而一本，而显微无少间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虚灵不昧，则谓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无所不通，则谓之达道。尧舜与涂人，同一秉也；孔子与十室，同一赋也。圣人之所以为圣，生知安行乎此也；学者之所以为学，讲明践履乎此也。……是岂有超乎日用常行之外，别自为一物，至幽而难穷，甚高而难能（“能”改本作“行”）也哉！

    陈淳的这段论述，是他的天理论。道（天理）根源于“天命之奥”，体现在人生“日用之间”。这是一。人的“仁义礼智之性”，“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之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处而修身齐家，出而牧民理国，微而起居饮食，大而礼乐刑政……都是体现着天理。这就是所谓天理体现在人生“日用之间”。这是二。天理是所有事物“当然一定不易之则”，是一种应该如此的不可改易的原则。天理流行不是人力所能“强为”。这是三。人的秉赋，就是秉赋这个天理。道学所要讲求的，也是讲求这个天理。这是四。陈淳集中阐述了天理在人生“日用之间”的体现，着眼于封建道德（仁义礼智）和封建政治、封建制度（礼乐刑政）是体现着天理的，因而乃是“当然一定不易之则”，人人都得奉行。

    在《师友渊源》里，陈淳论述了道统的传衍。朱熹的道统论，是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下来的。孟子而后，道统中绝，二程在千四百年之后，“才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大学章句序》） 。陈淳也说：“粤自羲皇作《易》，首辟浑沦；神农、黄帝，相与继天立极，而宗统之传，有自来矣。”与朱熹所说一致。但是陈淳特别尊重周惇颐，认为周惇颐“妙建图书（指《太极图》与《易通》），抽关启钥，上与羲皇之《易》相表里，而下以振孔、孟不传之坠绪，所谓“再辟浑沦。”称周惇颐为“再辟浑沦”，以与伏羲的“首辟浑沦”并论，可以说推崇备至了。对于二程，则认为他们亲受周惇颐之旨，“又从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与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术，莫不粲有条理。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讨服行而不失攸归。河洛之间，斯文洋洋，与洙泗并。”认为河洛与洙泗并，这是把二程比作孔子了。对于朱熹，陈淳说：朱熹之于二程，是“闻而知者”，就二程的“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上以达群圣之心，下以统百家而会于一。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嗣周、程之嫡统，而粹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认为朱熹把二程的理学“益精明而莹白之”，向前推进了一步，达群圣而统百家，是理学的集大成，道统的嫡传。《师友渊源》里所述的道统，突出了周、程、朱的地位，而不及张载，与《近思录》微有不合。

    在《用功节目》里，陈淳提出了致知与力行。“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后为二事。如车两轮，如鸟两翼，实相关系。盖亦交进而互相发也。故知之明则行愈达，而行之力则所知又益精矣。”陈淳的这个知行相关，交进而互相发的论点，是值得重视的。陈淳又认为，“其所以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为主”，“提省此心，使之常惺惺。”就是说致知、力行，必须由持敬工夫来达到。陈淳又指出，学者所以不能从事于致知、力行，由其有二病：一是“病于安常习故，而不能奋然立志，以求自新”；一是“病于偏执私主，而不能豁然虚心，以求实见。”

    在《读书次第》里，陈淳申述朱熹的意见。读“四书”，先读《大学》，因为其书“规模广大，而本末不遗；节目详明，而始终不紊。实群经之纲领，而学者所当最先讲明者。”其次读《论语》，“皆圣师言行之要所萃。于是而学焉，则有以为操存涵养之实。”又其次读《孟子》，“皆醇醇乎仁义王道之谈。于是而学焉，则有以为体验充广之端。”至于《中庸》一书，“则圣门传授心法”，“大概上达之意多，而下学之意少，非初学所可骤语。又必《大学》《论》《孟》之既通，然后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为实学，无可疑也。”陈淳认为，通了“四书”之后，在我就有了“权衡尺度”，由是进读诸经，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都可以“冰融冻解”，轻重长短，“不复有锱铢分寸之差矣。”照陈淳看来，通《四书》是读书的根本一关。内圣外王之学，开物成务之功，都要从读《四书》这一关打基础。这里，不光是讲读书次第，而更重要的是为朱熹的《四书》做鼓吹。陈淳写《读书次第》，上距朱熹在漳州刊刻《四书》二十七年，时《四书集注》尚未大行。

    陈淳的《二辩》，是对当时学风的批判。《似道之辩》辟佛氏，斥为似道而非道，矛头针对陆学。《似学之辩》辩科举之学非圣贤之学，斥为似学而非学。但末云：“使孔孟复生于今，亦不能舍科目而远去”，则其见解与《儒林外史》中的马纯上如出一辙。可见陈淳的这种见解实为宋、元以后理学家的流行见解，有代表性。

    陈淳在严陵讲学，当时都下的情况是：“年来象山之学甚旺，以杨慈湖、袁祭酒为陆门上足，显立要津，鼓簧其说，而士夫颇为之风动”（《北溪全集》第四门卷十一《与李公晦一》） 。严州的情况是：“江西禅学一派苗脉，颇张旺于此山峡之间，指人心为道心，使人终日默坐，以想象形气之虚灵知觉者，以为大本，而不复致道问学一段工夫，以求义理之实”（同上卷十二《答赵司直季仁一》） 。后生读《论》《孟》，不肯读朱熹的《集注》，读《中庸》，不肯读朱熹的《章句》。“无一人置得晦翁《大学解》，间或一有焉，亦只是久年未定之本。”所以陈淳的《严陵讲义》四篇，就是要举朱学的“宏纲大旨”，“明为之剖析，以为后学一定之准。庶有以正人心而息邪说、距诐行。”在理学与心学的争辩中，陈淳卫护朱学，力辟陆学的宗派色彩极为鲜明。《严陵讲义》与《二辩》当是写作在同一时间的。《严陵讲义》为讲学之便，曾单独刊行，观讲义的《小序》及小序后附注可知。陈淳的书信中也有谈及。《二辩》似为讲学后立即写作而未及刊刻者。陈淳在书信中曾经谈到，在严陵讲学的时候，听讲的人很多去参加科举考试，因此《讲义》印成之后还不能开讲，只得等到两月后才开讲。《似学之辩》里指斥科举“似学而非学”，当有所为而发。

    第三节　羽翼《四书集注》的《四书性理字义》

    陈淳的《四书性理字义》很著名。南宋末年，赵崇端、诸葛珏为之刊布。以后屡经重刊，流行甚广。番禺李昴英跋此书云：“由北溪之流，溯紫阳之源，而窥圣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于实践，则曰希圣希贤工夫可循循而诣矣。”莆田陈宓序此书云：“陈君淳从文公先生二十余年，得于亲授，退加研咏，合周、程、张、朱之论而为此书，凡二十有五门，决择精确，贯串浃洽。吾党‘下学’工夫已到，得此书而玩味焉，则‘上达’由斯而进矣。”可见当时人认为这部书是探索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思想的入门书。在下学工夫已有根柢之后，再读此书，就可以由此而上达天理，评价十分高。这种评价，充满了理学语言的酸腐气味。

    《四书性理字义》原名《字义详讲》。它是陈淳晚年讲学，由门弟子笔录，再经陈淳改定的。陈宓所作的《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云，陈淳“归自中都，泉之人士争师之。先生为之讲解，率至夜分。……门人随其口授而笔之于书。《大学》《论》《孟》《中庸》则有《口义》。仁义礼智、心意性情之类，随事剖析，则有《字义详讲》。……”集编《字义详讲》的是陈淳的学生王隽。此书又名《四书字义》，又名《四书性理字义》，又名《经书字义》，又名《北溪陈氏字义》，简称《北溪字义》。从书的内容考察，当以名《四书性理字义》为较确切、周匝。盖《四书》言其范围，“性理”标其性质，“字义”指其体例。

    《四书性理字义》是从“四书”中选取性、命、道、理、心、情、意、志、诚、敬、中庸等二十五个范畴，逐条加以疏释论述的书，有些像词典，是理解朱熹《四书集注》的重要参考书。全书分上下两卷，卷上包括：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诚、敬、恭敬。卷下包括：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这二十五条目，是初刻本的内容。清康熙年间，戴嘉禧四刻是书，于卷上“忠恕”下，增入“一贯”一目，云“从清漳家藏本增入”，乃有二十六条目。这二十六条目，“太极”原于《易》，“皇极”原于《书》，“佛老”为理学家所喜谈而又辟之者，其他二十三条目，均见《四书》。“一贯”原于《论语》“一以贯之”，本非连用，宋儒始把“一贯”连起来，作为一个范畴来用。何以如此分卷，其标准，陈淳或王隽未做说明。从二十六条目的内容看，卷上似着重论人，如性、心、情、意、忠恕等，卷下似着重论理，如理、太极、经权、鬼神等。但是这也不过是大致如此。如卷上论命、论性，就有许多关于理的论述。卷下论中和，也有许多关于性情的论述。显得卷上卷下，相互错杂。《字义》卷首有一段说明：“性、命而下等字，当随本字各逐件看，要亲切；又却合做一处看，要得玲珑透彻，不相乱，方是见得明。”既要“随本字各逐件看”，又要“合做一处看”，分中有合，不是截然判分。

    《四书性理字义》就《四书》的重要哲学范畴，疏释其涵义，发挥朱熹《四书集注》的理学思想，以为之羽翼。这里，不想全面论述这部书的内容，只分析几个主要问题以见其与《四书集注》的理论渊源。

    首先是宇宙论。陈淳认为，宇宙间最高的主宰是理。“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个空气，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为之枢纽，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尝止息”（《命》） 。理是大化流行的枢纽，是生生不息的主宰。陈淳说：“天无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气到这物，便生这物，气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命》） 。天命，就是气化流行。万物的生成，是气化流行的结果。

    陈淳论述了天道流行的真实无妄。程、朱认为，自然之理，真实无妄。真实无妄，叫作“诚”。陈淳说：“诚字，后世多说差了。到伊川方云无妄之谓‘诚’，字义始明。至晦翁又增两字，曰：真实无妄之谓‘诚’，道理尤见分晓”（《诚》） 。天道流行，又如何真实无妄的呢？陈淳说：“天道流行，自古及今，无一毫之妄。暑往则寒来，日往则月来。春生了便夏长，秋收了便冬藏。元亨利贞，终始循环，万古长如此，皆是真实道理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过一度，与日月星辰之运行躔度，万古不差，皆是真实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观之，甜者万古甜，苦者万古苦。青者万古常青，白者万古常白，红者万古常红，紫者万古常紫。圆者万古常圆，缺者万古常缺。一花一叶，文缕相等对，万古常然，无一毫差错。……都是真实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谓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而五峰（指胡宏）亦曰，诚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亲切”（《诚》） 。陈淳又说：“维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贞，贞而复元，万古循环，无一息之停，只是一个真实无妄道理。而万物各具此以生，洪纤高下，各正其所赋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忠恕》） 。陈淳又说：“天只是一元之气流行不息如此。即这便是大本，便是太极。万物从这中流出去，或纤或洪，或高或下，或飞或潜，或动或植，无不各得其所欲，各具一太极去。个个各足，无有缺欠。亦不是天逐一去妆点，皆自然而然，从大本中流出来”（《一贯》） 。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草木花果的甜苦青红，文缕等对，元亨利贞的循环不息，是自然而然，万古不差。但是这个自然而然，背后有一个“命”，有一个“维天之命”，有一个“生物不测”，“为物不贰”的“大本”在起规定作用。称它为“诚”也好，称它为“真实无妄道理”也好，总之，它是上帝的代名词。

    气化流行，生成万物，在自然界是如此，在人类社会的贵贱贤愚，也是如此。陈淳说：“得气之清者，不隔蔽，那义理便呈露昭著。如银盏子中满贮清水，自透见盏底银花子，甚分明，若未尝有水然”，“或清浊相半，或清底少浊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盏底银花子看不见。欲见得，须十分加澄治之功”（《命》） 。人，是个银盏子，气之清，气之清浊相半，气之清少浊多，决定人的贤愚，决定盏底的银花子看得分明与否。以至尧舜“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享国皆百余岁。”孔子“栖栖为一旅人……仅得中寿七十余岁”（《命》） 。这都是“命”决定的，都是归之天命。

    问题深入探讨。这个“天之所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四书性理字义》载：“问：天之所命，果有物在上面安排分付之否？曰：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处，大概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勿违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论语集注》‘获罪于天’，曰：‘天即理也’；《易本义》‘先天弗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尝亲炙文公，说‘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观此，亦可见矣。故上而苍苍者，天之体也。上天之体以气言。上天之载以理言”（《命》） 。这段话，似乎是自然神论的调子，其实并没有排除人格神的影子。天下莫尊于理，故以最高的“帝”来称它。获罪于天，上帝震怒，指的都是理，都是其理如此。这种统治一切的理，不是客观规律，而是“绝对精神”。它是“上帝”的同义语。

    作为“维天之命”的补充，陈淳又强调事物的偶然性。同样是下雨，“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其为雨则一。而江河受去，其流滔滔，不增不减。溪涧受去，则洪澜暴涨。沟浍受去，则朝盈暮涸。至于沼沚坎窟，盆瓮罂缶，螺杯蚬壳之属受去，或有斗斛之水，或只涓滴之水。或清甘，或污浊，或臭秽。随他所受多少般样不齐，岂行雨者固为是区别哉！”又如播种菜子。“治一片地，而播之菜子，其为播种一也。而有满园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掷之蹊旁而践蹂不出者，有未出为鸟雀啄者。有方芽为鸡鹅啮者，有稍长而芟去者，有既秀而连根拔者，有长留在园而旋取叶者。有日供常人而羹食者，有为葅于礼豆而荐神明者，有为齑于金盘而献上宾者，有丐子烹诸瓦盆而食者。有脆嫩而摘者，有壮茂而割者，有结实成子而研为齑汁用者，有藏为种子到明年复生生不穷者。其参差如彼之不齐，岂播种者所能容心哉”（《命》） ！行雨而无所区别，播种而不容用心，但是结果千差万别。什么道理呢？陈淳说：“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自是不齐，亦自然之理，何疑焉。”天之所命，如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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