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闽学干城——蔡元定与蔡沈

;   元代陈栎著《尚书集传纂疏》六卷，又曾著《书说折衷》。《书说折衷》一书后已散佚，但书序还保存在他的《定宇集》中。他在《纂疏》中就曾提出蔡沈“宗师说者固多，异之者亦不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 。陈栎认为这是蔡沈的一个缺点，我们看来却是一个不诡随盲从的长处。

    但我们要注意，所谓“与师异”是仅在于某些文字的词义上，而不在于天理、道统等理学关键问题上。在后者，蔡沈与其师是完全沆瀣一气的。

    关于蔡书的缺点。我们知道，朱熹的治学方法是谨严的。然而他的持敬、致知等工夫主要是为了个人的修养。他说：“书虽是古人书，今日读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这边读得些子，便搬出做那边用”（《朱子语类》卷一二〇） 。所以训诂考证对朱熹来说是次要的。他又说：“《尚书》中《盘庚》、五诰之类，实是难晓。若要添减字，硬说将去，尽得。然只是穿凿，终恐无益耳”（同上卷七十八） 。这些都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正确态度。而蔡沈注《书经》，则是每个疑点都要求加以解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批评他“于殷盘周诰，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无憾也固宜”（卷十一） 。

    此外，蔡传固然盛极一时，通行数百年，然而历代也都有指摘其瑕疵的。如宋末王柏的《书疑》，宋末元初许谦的《读书丛说》，张葆舒的《尚书蔡传订误》，黄景昌的《尚书蔡传正误》，程直方的《蔡传辨疑》，余苞舒的《读蔡传疑》，等等。而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议复贡举，定《尚书》依蔡沈注释以后，上述诸家，大都不传了。

    明代袁仁著《尚书砭蔡编》（清曹溶辑《学海类编》收入此书，改名《尚书蔡注考误》），清代左眉有《蔡传正讹》。袁仁所提出蔡传的缺点如“粤若、越若，前后异训，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乃宋历非古历”等多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皆确有所据”。按《尚书·尧典》第一句：“粤若稽古”，蔡沈释为：“曰、粤、越通，古文作粤。曰若发语辞。《周书》越若来三月亦此例也”（《书集传》卷一《尧典》） 。在《周书·召诰》的“曰若来三月”，蔡沈又说：“越若来，古语辞，言召公于丰迤逦而来也”（《书集传》卷五《召诰》） 。于是《砭蔡编》说：“曰若发语辞，引《周书》越若来为例，及训《召诰》则曰‘曰若来者迤逦而来也’，何其相悖邪。”事实上这问题在元代董鼎的《书传辑录纂注》以及邹季友的《书传音释》中都早已发现和指出。《书传音释》说：“《朱子语录》载刘谏议（指刘安世，字元城，北宋人）云，越若发语辞，来三月犹言明三月也。”来字究竟是如蔡沈解为到来的来，还是如刘安世解来三月就是明年三月。这问题似乎还可以讨论。然而蔡沈在《尧典》与《召诰》两个地方，同一词语“前后异训”终是无可辩解的。

    对蔡沈来说，这是枝节问题，不足为全书病。《汉书·艺文志》载秦恭字延卿，注“粤若稽古”用了二三万言。这是汉儒的学风，为宋儒所不取。因为它不联系到义理和政治的原则问题。而宋代理学家是联系政治、联系社会、联系三纲五常的理来治学和讲学的。所以他们把训诂放在第二位而且有忽略的地方。

    至于用宋代的历法来讲古历显然是一个疵病。关于天文、地理、名物制度方面的知识也不是理学家主要的关切所在。

    理学家的着重点是圣圣相传的心法，修齐、治平的道理。在这一点上，蔡沈继承了他老师的衣钵，没有辜负委托。所以说从历史的角度，把它作为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文化的结晶之一来看，蔡沈的书出色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第三节　蔡沈的《洪范皇极》

    《洪范》是《书经》中的一篇。《洪范》中有“皇建其有极”一句话。《洪范皇极》书名的来源大致如是。这部分在内容、形式以至风格上与《书集传》迥然不同。

    《书集传》像朱熹的《四书集注》一样，用简明的文字诠释经典，阐发义理，而《洪范皇极》则像蔡元定的《皇极经世指要》阐述阴阳刚柔一样，通过八十一个范畴论述天地、阴阳、理气、体用、动静，以至接触到自然界动物植物等问题。总之，《书集传》是一部理学正统派主要讲义理的著作，《洪范皇极》是一部理学象数学派主要讲自然现象的著作。

    真德秀在《九峰先生墓表》中说：“洪范之数久失其传。聘君（指蔡元定）独心得之，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沈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 。

    所谓“洪范之数”是什么？这是象数学家一个辗转的附会。《易·系辞》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扬雄在《覈灵赋》中说：“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扬雄《覈灵赋》已佚，此从《文选》李注辑出）。这就开启了后世认为河图是龙马口衔，洛书是神龟背负的传说。与扬雄同时的刘歆说：“虙牺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汉书·五行志》） 。

    这又提出了八卦来源于河图，河图创造自虙牺，而《洪范》来源于洛书，洛书是天授禹的传说。

    河图、洛书两个宝物到底是什么形象？

    宋代象数学家通过一些古典中的传统，把河图、洛书分别定为1到10十个数字与1到9九个数字排成的两个数阵。

    河图的排列方法是：

    洛书的排列方法是：

    据刘歆说，河图是产生八卦的，这就是邵雍的六十四卦横图与先天圆图与先天方图产生的依据。洛书产生《洪范》，应该也有一系列象数图作为《洪范》的衍生物。蔡氏父子的洪范九畴数便应运而生了。

    《洪范》中有九个纲领，称为九畴。其内容为：“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九畴中的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五福、六极，又各有其具体内容。如五行是水火木金土，五事是貌言视听思等。这些原是古代人对自然界及社会现象和规律的朴素的总概括。朱熹答学生问《洪范》诸事时说：“此是个大纲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概备于此矣”（《朱子语类》卷七十九） 。而这些在象数学的模胚中，九畴又被冶铸成带有“数”的色彩的新产品————洪范九畴数。

    由于有了数目字，于是，按照象数学的传统，洪范九畴数被比附于一年四季的时令，自然界和动物植物，人类的身体和器官，社会上的衣食住行、婚姻、祭祀、宴享、田猎以及军旅、工役、交易……各种现象，总之包括自然现象和人类精神与物质文明的各个方面。这反映出在一定时期博物与分类学的成就与水平。

    然而，洪范只有九个畴，要赅括庞大的多种现象是困难的。于是根据需要，把九畴发展为九九八十一个畴数。九畴扩展为八十一畴，与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是同一道理。八十一畴构成了《洪范皇极》的基本体系。如果说，在宋代以前还没有人提供出八十一个洪范九畴数，那么蔡氏父子当是这一体系的创始者。尽管他们与前人一样，依托的是神话传说中的大禹。黄瑞节说：“《易》更四圣而象已著，《范》锡神禹而数不传。九峰蔡氏撰《皇极内篇数》为一书，于是有范数图，有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变。西山真氏云：蔡氏范数与三圣之易同功者是也”（引自清康熙刘世衢《洪范皇极补》蔡沈原序后附载） 。黄氏之言，合于史实。

    这里应当注意朱熹对洪范畴数原于洛书，而洛书图形又是那九个数字的数阵的意见和态度。朱熹说：“河图出而八卦画，洛书呈而九畴叙，而孔子于斯文之兴衰未尝不推之于天。圣人于此其不我欺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 。朱熹的《周易本义》书首的九个图中，以河图、洛书为冠，这都说明他不但笃信天命，并且对蔡氏的范数是完全赞同的。这是研究朱熹及其学派的学术倾向的重要线索。他既继承了二程正统，以天理人伦为理学的主要内容，又不像二程那样排斥象数，而是把象数纳入理学的范围以内。这些将在下文详细论及。

    《洪范皇极》一书的具体内容如何？书首是一幅洛书的数阵，但不称洛书而称为《洪范皇极图》。

    把九畴衍化为八十一数，用方数图、圆数图、行数图等形式来表示。现将九九方数图转列如下：

    把一、一到一、九排为一行，一直到把九、一到九、九排为第九行，八十一个数形成一个方阵。

    九九圆数图则是把一、一到九、九的八十一个数序排成一个圆圈。（在清初刘世衢《洪范皇极补》一书中，圆圈的中心还有一个卍字符号，可理解为表示一、一到九、九，循环周流之意。《性理大全》所载此圆图似也有卍字。）

    九九行数图则是把一、一到九、九的八十一数序排列成一长行。

    很明显，九九方数图、九九圆数图、九九行数图，与邵雍的先天方图、先天圆图、先天横图在排列方法上是相同的，可以互相对照。所不同的是，邵雍用六十四个《易》卦来排列，而蔡沈是用八十一个畴数来排列，数列上多出一层而已。

    还有一个九九积数图则是以1到9九个数字分别用9来相乘三遍的积数排成的图表，如下：

    （原图为中文数字从右至左，今改为阿拉伯数字从上至下）

    把九九八十一个数字配合时令，一、一为冬至，二、二为立春，三、三为春分，四、四为立夏，五、五为夏至，六、六为立秋，七、七为秋分，八、八为立冬，九、九又为冬至。然后周而复始，二、二又是立春。

    蔡沈书中是用阴阳消长来解释一岁的气候变化过程的。他说：“一数之周，一岁之运也。九数之重，八节之分也。一、一，阳之始也。五、五，阴之萌也。三、三，阳之中也。七、七，阴之中也。二、二者阳之长。四、四者阳之壮，五则阳极矣。六、六者阴之长，八、八者阴之壮，九则阴极矣。一九首尾为一者，一岁首尾于冬至也。盖冬至二卦而余则一也”（《洪范皇极·内篇下》） 。

    蔡沈认为“一者数之原也，九者数之究也”（同上） 。所以他把一切事物归结为九的数字。他说：“分天为九野，别地为九州，制人为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礼辨分，九变成乐，八阵制兵，九刑禁奸，九寸为律，九分造历，九筮稽疑，九章命算……”（同上） 。这些归纳似都是为了九这个数而拼凑起来，有些还是很牵强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用其他数字如3、5、7等也可罗列一系列名物出来，也是常见的。

    蔡沈的九分法中，“八阵制兵”显然是生硬不一致的例外。他没有把九军来代替八阵。

    此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仿照蔡沈的这种分法，还可以提出江分九派，宫有九门，地有九泉，天有九重，姓有九宗，官有九牧，学术有九流……不一而足。由此可见，蔡沈的“以九为究”也仅是约略举例，难概其全的。这是一。其次，关于“九筮稽疑”，稽疑两字取自《洪范》，是考察疑点，用卜筮来解决之意。这里“九筮”也仅仅只适用于蔡沈所制的洪范数。因为从《易经》开始，到扬雄的《太玄》，北魏关朗的《洞极》，北周魏元嵩的《元包》和司马光的《潜虚》，都有筮法。他们各有一套数字，都不是用九，足以说明这一点。

    《洪范皇极》今存本分内、外篇，外篇都是论81数的，每数都有一个名称，如一、一称原，一、二称潜，一、三称守，一、四称信……一直到九、八称堕，九、九称终。

    《洪范数》中一到九的数字用 来表示，这与《潜虚》中所用符号相同。只有五这个数字《潜虚》作×，蔡沈作 ，微有不同。其余悉与司马光《潜虚》筮法中所用符号相同。当然也可能这些数码都是宋代通用，而两人都采取使用了。这种数码，源于筹策。

    《外篇》所谓释数，就是把九九八十一个范畴（即原、潜、守、信、直、蒙、闲……一直到胜、囚、壬、固、移、堕、终八十一个畴），用模仿《易经》的筮法，进行占卜。《易经》的方法是“分二挂一，揲之以四”（《易·系辞上》） 。《洪范数》的方法则是分二挂一，揲之以三。这样得出的结果是：“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数备矣，分合变化，如环无端，天命人事，由是较焉，吉凶祸福，由是彰焉”（《洪范皇极·内篇下》） 。由此而得出的九种征兆称为：吉、咎、祥、吝、平、悔、灾、休、凶。

    洪范八十一个畴每畴下都系有一句话，如第一畴“原”，畴下系有“原，元吉；几，君子有庆。”从语气及形式看，可知是模仿《易经》的卦辞。“原”畴之下还有数曰：“原，诚之原也。几，继之善也。君子见几，有终庆也。”清初潘士权《洪范注补》此下又有理曰：“始终维一，原，君子以刚健纯粹，与天合德。”而潘士权在书首的按语中说：“按蔡氏《范》内无理曰，自‘原’畴以下数曰并缺。”如此则知“理曰”“数曰”是潘补的。与潘同时的刘世衢《洪范皇极补》则改理曰为“畴曰”，内容也是刘自撰的。

    由上可见，这些理曰、畴曰都不是蔡沈原著而为后人增补。天台谢无懋（此人待考，疑是元人）在蔡书序中早就说蔡沈“享数弗遐，释数未备，尚不能无俟于后之君子。”

    《洪范皇极》这一系统的书，明代熊宗立有《洪范九畴数解》，李经纶有《洪范皇极注》，清初有刘世衢《洪范皇极补》，潘士权《洪范补注》，等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对这些《洪范皇极》的衍生物的评论是：“推演《洪范》，始自蔡沈，故凡因沈书而作者并类从编次。”又说：“然蔡沈书亦何必补也”（卷一一〇《范衍》条） 。又说：“自沈以后，又开演《范》之一派，支离 ，踵而为之者颇多。既有其末，不可不著其本。故录而存之，而别著录于术数类，明非说经之正轨，儒者之本务也”（同上卷一〇八《洪范皇极内篇》条）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论表明了维护“正统”排斥“别传”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蔡沈这书与正统的《书集传》不同，只是历法一类术数之作而已。

    我们以为，这是中国学术的一个支流，也是反映社会现象的一种意识形态。从《易经》开始，有《太玄》《洞林》《洞极》《元包》《潜虚》，直到《洪范数》以及增补《洪范数》等各种著作，其间有一系列的继承关系。如今天有学者综合会通，除研究其排算方法加以明确外，并分析其实质内容，这对中国中古社会思想的演变、文化的发展将从一个侧面得到更多的认识。

    《洪范皇极》一书，在蔡沈以后，有不少增补已如上述。但书中的《内篇》是蔡沈的手笔。对此应做一些分析。

    《洪范皇极·内篇》的宇宙观与北宋理学家是一致的。蔡沈说：

    冲漠无朕，万物具矣。动静无端，后则先矣。器根于道，道着器矣。一实万分，万复一矣。（《洪范皇极·内篇上》）

    “冲”是虚的意思，“漠”也有空的含义。“无朕”指没有征兆。在“冲漠无朕”的时候，万物的理已经存在。这就是程颐所说的“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遗书》卷第十五） 。“动静无端”，也是程颐的原话。程颐在解释《易·系辞》的“形而上者谓之道”说：

    道无有形体，道者一阴一阳也。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伊川经说》卷一《易说·系辞》）

    这里指一阴一阳循环往复没有起始，也没有终止。

    “器根于道”，换句话说，就是器根于理。这也是从程颐的“有理则有气”（同上） 来的。“一实万分，万复一矣”也是二程的理论。程颐说：“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遗书》卷第十五） 。朱熹在《中庸章句》的篇首记载程颢的话说：“其书（指《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朱熹《中庸章句》篇首按语） 。

    至于“一实万分”四个字，原见于周惇颐《易通》中的《理性命第二十二章》。周说：“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

    总而言之，蔡书关于宇宙观的主要论点是：在“冲漠无朕”时已有万物之理。理是气或器的根本。万事万物都各有其理，但总的理是一个。这些都是理学家的基本原理，而通过朱熹、蔡元定的师承与家学，蔡沈全部接受了下来，上面所引《内篇》的一段话几等于二程语言的复述。

    在上引《洪范皇极·内篇》一段后，蔡沈接着说了他的宇宙起源论：“有理斯有气，有气斯有形，形生气化而生生之理无穷焉。天地 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赜。覆土之陵，积水之泽，草木虫鱼，孰形孰色。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测其神，莫知其能”（《洪范皇极·内篇上》） 。其中理→气→形的变化过程是程朱理学本体论的精髓，也就是上文所引的“气根于道”。“天地 缊”以下四句出于《易·系辞下》，原意是阴阳产生万物的意思。周惇颐《太极图·易说》中有“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的话，便是它的注脚。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在阴阳之先，怎样被理学家加上了一个精神的本体。

    《太极图·易说》中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朱熹在讨论《太极图说》与学生问答时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朱子语类》卷一） ，又说：“太极只是一个实理”（同上卷九十四） 。此外，类似的表达不一而足。“二五之精”指二气五行，那都是太极或理所派生的。

    蔡沈的这一理论，承接周、程之说，然后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归纳出的一个自然发展观。我们前面评论了周、程的分歧，而二程是从来不讲太极的。这一段里蔡沈把周的太极、程的理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无疑是出色地继承了朱熹的学术倾向。

    朱熹的体系中不但包括了周、程，还包括了张载，这些因素在蔡沈的《内篇》中也可以找出来。蔡沈说：“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变化者阴阳之消长曲伸也。非二则不能久，非一则不能神”（《洪范皇极·内篇上》刘世衢本卷一） 。这段全本于张载的《正蒙》。张载说：“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正蒙·神化篇》） 。又说：“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正蒙·参两篇》） 。朱熹对此极为赞同：“神化二字虽程子说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横渠推出来”（《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根源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而张载的理论接触到这一点，应该说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

    这观点为朱熹所接受，而由蔡沈在其著作中进一步表述出来，使研究者可以从中探索其间的渊源线索。

    * * *

    [1] 邵伯子即邵伯温，邵雍长子，曾注释《皇极经世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