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元代的朱陆合流与陆学

    在元代延祐年间，朱学虽然列为科场程式，开始成为官学，但是，陆学并没有因此衰竭。恰恰相反，元代不但还有株守陆学的徒裔，而且陆学的主要思想又为不少朱学的人物所兼取，使陆学借朱学得以薪传。当然，从陆学本身来说，它也兼取朱学的“笃实”工夫。这就是元代出现的所谓朱、陆之间的“兼综”“和会”。这是理学发展到元代的一段复杂情况。本章试图论述这其中的曲折和原委，以说明南宋以后理学变化的趋向和实质，以及它与后来明代王学出现的关系。

    第一节　朱熹陆九渊去世之后的理学概况

    理学到了元代，其所以会有上述这种变化，是同朱、陆去世之后的理学情况有关。

    朱熹去世后，他的高足黄榦尚能支撑朱学的局面。但在黄榦之后，朱学已不景气。原来，朱熹在认识天理的方法步骤上，是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即由外界的格物以达到所谓致知的目的。这一过程也叫作“致知”“下学”的笃实工夫。而在这种格物致知的过程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读书博览。但是，到后来，如黄榦门下的董梦程与黄鼎、胡方平等弟子，却将朱熹的读书博览，“流为训诂之学”（《宋元学案·介轩学案》） ，偏离了专事义理的朱学家法。当然，流于训诂的，还不只是黄榦门下的人，在朱门的陈淳和后来的王柏也沾有此习。此风相沿，甚至朱熹的裔孙朱小翁（芮），在元代也泛滥于经纂、训释。所以元代的一批专事辑录、纂注的学者，往往是出于这些朱学人物。这些人将朱学格物中的读书一项，变得更加支离烦琐，落入所谓“博而不能返约”的弊病。

    虽然在朱学的传人中，也有专事理学的人物，但是，他们不能严守朱学门槛。例如朱熹的再传，即黄榦门下的饶鲁到吴澄，虽事于理学，然其说“多不同于朱子”（《宋元学案·双峰学案》） ，以至吴澄在“和会朱陆”中，被人目为陆学（《元史》本传） 。至于詹初、曹建、符叙这些朱熹的及门和再传人物，则“往来（朱陆）其间”（《宋元学案·沧州学案》） ，胡长孺、汤巾、汤汉竟至“由朱入陆”。至于陈淳，似能株守朱学，但他“操异同之见，而失之过”（《宋元学案·北溪学案》） ，这无异是紧闭朱学门槛，自我窒息。为此，清初学者全祖望颇有感慨地说，朱学在宋“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桀戾、固陋，无不有之”。不过，全氏又说，“其能中振（朱学）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宋元学案·东发学案》） 。但是，所谓“中振”朱学的“北山”何基这一支，黄宗羲说他仅能“熟读四书而已”，不能张大师说，其庸庸无可足称。何基弟子金履祥，其论说每每“牴牾朱子”，另一弟子王柏，对朱熹极为重要的《大学》格物传补，说是“无待于补”，视为多余。他并且对朱注《学》《庸》及《诗》《书》经说，亦“莫不有所更定”（《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 。至于“东发”黄震这一支，其“《日钞》之作，折衷诸儒，即于考亭（朱熹）亦不肯苟同”（《宋元学案·东发学案》） ，其“解说经义，或引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诸家，亦不坚持（朱学）门户”（《慈溪县志》） 。他甚至欣赏陆学“慈湖（杨简）为己之功”。其后学“由白云（许谦）以传潜溪（宋濂）诸公，以文章著”（《宋元学案·东发学案》） ，流为朱熹生前所鄙视的所谓末学。总之，在朱熹之后，朱学的思想是“蔬薪不继”，“所就日下”，已经提不出新的东西了。

    而陆学又怎样呢？在陆象山去世后，其后学比起朱学更不景气。原来陆象山的门徒，在江西的一支称“槐堂诸儒”。这一支门徒虽热衷门户，严立“门墙”，但对陆学并无建树。其中的傅梦泉，虽称陆氏高足，但未得陆学精髓，甚至不解《易》学大意，讲学不知所云，听者“困顿”欲睡（《南城县志·儒林传》） 。后来这一支也就逐渐默默无闻了。

    在陆象山门下，比较有影响的，是以杨简为首的浙东“四明四先生”。但杨简、袁燮，把陆的“发明本心”，极端的发展为“明悟为主”，“不起意为宗”（《宋元学案·慈湖学案》） ，以至“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工夫”（陈淳《北溪文集·答陈师复之一》） 。这诚如全祖望说的，他们“一往蹈空，流于狂禅”（《宋元学案·絜斋学案》） 。所以黄宗羲季子黄百家谓“慈湖（杨简）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源远流分，其所以传陆子者，乃其所以失陆子也”（《宋元学案·静清学案》案语） 。

    “四明四先生”中的舒璘、沈焕，也并不是完全株守陆学。舒璘将朱、吕、陆之学“一以贯之”（《宝庆四明郡志·先贤事迹》） ，反对谈论朱陆异同，说是为了避免“徒生矛盾”（《广平类稿·答杨敬仲》） 。沈焕在晚年“尤尊晦翁（朱熹）”（《定川言行论》） 。到宋末元初，虽然有陈苑、赵偕能壁守陆氏“门墙”，但也只是墨守而已，在元代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至于史蒙卿、郑玉这些本来是陆学的徒裔，则是“由陆入朱”，离开了陆学。所以陆学到了元代，是每况愈下。加之元代压抑陆学，以致陆象山的四世孙，年至五十，仍贫无妻室，靠着陈苑的弟子李存，为他置田娶妻，修象山祠（《仲公集·题陈道士和归去来辞卷后》） 。这就不难想象，在陆象山去世之后的陆学境况！

    可以看出，从南宋末到元初，朱学的“格物”更加支离泛滥，陆学的“本心”进一步被禅化。这无论在朱学或陆学的徒裔看来，都是偏离了当年朱、陆的学旨，因而朱、陆各自的学统也就难以为继；而且经过朱、陆之间的一段争辩，各自的长短、利弊，业已暴露。所以，他们要求打破门户，在朱、陆之间取长避短。故元代的郑玉、吴澄、虞集等人，在朱、陆之间和光同尘，其所主张的朱陆“和会”“会同”“兼综”之说，就成为一时的舆论。如吴澄将陆学的本心论，说成是孔、孟以至到宋代周、程、张、邵相一贯的“圣人之道”。他说：

    今人谈陆子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陆子之所以为学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逮周、程、张、邵诸子，莫不皆然。故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因此，所谓朱、陆之争，在吴澄看来，是朱、陆两家“庸劣”门徒多事，故意制造出来的。他说，“朱陆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以至于今。学者犹惑，呜呼甚矣！道之无传，而人之易惑难晓也”（同上） 。吴澄这种朱、陆本一的论调，自然是一种朱、陆合流的主张。

    虞集是吴澄的学生，也是元代的一位名士，他摘编朱熹书信，谓朱熹晚年也感到支离泛滥的毛病，而悟及“反身而求”，是“其效之至速”的方法，婉转地说明朱熹生前就有兼取陆学的想法。他说：

    朱子答叶公谨书云：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大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尔，因此减去文字工夫，觉得气象甚适。又与胡季随书云，衰病如昔，但觉日前用工泛滥不甚切己，方与一二学者力加鞭约为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处。此两书皆同时所书，正与书中所谓病中绝学损书，却觉得身心颇相收管，似有少进步处，向来泛滥真是不济事之语，合盖其所谓泛滥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时进学用功实至于此也。然窃观其反身以求之说，克己求仁之功，令学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说，直截如此用功。盖其平日问辩讲明之说极详，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以于此稍却其文字之支离，深忧夫词说之泛滥，一旦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乐为朋友言之也。……朱子尝叹“道问学”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谓此也。（《道园学古录》卷四十《跋朱先生答陆先生书》）

    按照虞集的说法，朱熹生前就已认识“道问学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所谓“道问学”与“尊德性”，正是朱、陆生前各持一端，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而虞集这样委曲其说，也无非是为了说明朱、陆合流的必要，所要责备的是“两家门人区区异同”（同上卷四十四《吴澄行状》） ，而不知朱到晚年与陆已趋一致。

    袁桷是王应麟的入室弟子，入元为翰林直学士，预修宋、辽、金三史，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倒是不回避朱、陆生前有过的争论，而是把这事说成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切磋，互相增益。他说，朱、陆“生同时，仕同朝，其辩争者，朋友之丽泽益，朱陆书牍具在。不百余年异党之说兴，深文巧辟，而为陆学者不胜其谤……而两家矛盾大行于南北矣”（《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龚氏四书朱陆会同序》） 。这显然也是朱、陆本一的论调。

    在元代掀起的这一股朱陆合流的舆论中，郑玉可以说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但他不是简单地说朱、陆学旨本同，而是从朱、陆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这个角度上，提出应调和朱、陆，以使两家互相取长补短。此说在元代被一些人认为是深得朱、陆的学旨。后来，明末的黄宗羲、全祖望等，亦沿承其说（详见《宋元学案》中的有关按语） 。今将郑玉在《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中的这段话引录如下：

    陆氏之称朱氏曰江东之学，朱氏之称陆氏曰江西之学。两家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今二百余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观之，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明；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塗（途）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江东之指江西，则曰此怪诞之行也；江西之指江东，则曰此支离之说也，而其异益甚矣，此岂善学圣贤者哉？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学之说才高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萎）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然岂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者？盖后之学者之流弊云尔。（《师山文集》卷三。明刻递修本）

    这里，郑玉对朱、陆两家利弊的分析，真可以说是公允之言。他指出，朱、陆在政治上都是扶持封建伦理纲常，只是为学的方法和途径不同而已。而二家的方法和途径，陆是高明简易，但缺点是“谈空说妙”，没有“致知之功”；朱是笃实邃密，但缺点是支离泛滥，不能收“力行之效”。郑玉还在《与汪真卿书》中，又说：陆学“简易光明”，“无颓堕不振之习”，但“缜密不及晦翁”，“其教尽是略下工夫，而无先后之序”（同上） 。

    按照郑玉的说法，朱、陆两家的利弊已如此清楚，唯有打破门户，汇其两家之长。这种调和朱、陆的论说，比起吴澄、虞集、袁桷等人，似乎更合乎情理，因而他的朱陆调和论，在当时和以后起了很大的影响。

    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郑玉是怎样调和朱陆的？南宋吕祖谦在调和朱陆时偏于朱，而元代郑玉则偏于陆。郑玉虽然说陆学缺乏致知、笃实的下学工夫，但还是肯定陆学的本心论是“高明简易”。他所以要肯定陆学的本心论，正如虞集说的，是因为陆学的本心论，能“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之旨”，“于焉可以见其全体大用”（《道园学古录》卷四十《跋朱先生答陆先生书》） ，以说明陆学本心论的“高明”。吴澄在“和会朱陆”中，虽称“二师之为教一也”，但他强调陆学本心论的重要，说是“问学”当以陆学“尊德性”为主，然后才是朱学“道问学”的下学工夫（《元史》本传） 。因此他称“陆子有得于道，壁立万仞”（《宋元学案·象山学案》） ，“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学如雷惊霆”（《全集》卷十《象山先生语录序》） 。他对陆的这种赞颂之词，却没有轻许给朱熹。他同郑玉一样，在主张朱陆合流时，其态度也是偏于陆的。可见在他们的议论中，一是主张调和朱、陆，不当以门户之见；二是这种调和，并非随便的折中、拼合，而是取陆学的本心论为主，辅以朱学为学致知的次序和笃实的下学工夫。所以，元代的朱陆合流，实际上是以朱学笃实的工夫，去弥补陆学“谈空说妙”的弊病，从而使陆学获得生机。

    应当看到，元代不少理学家，不管原来是朱学的人还是陆学的人，他们在朱陆合流中，对朱陆的取舍，都以一种肯定的态度去谈论并且兼取陆学的本心论。所以，陆学的本心论，在派别不同的理学家那里，事实上是不同程度地被张扬了。尤其是陆学的本心论，被一些朱学的人所兼融，因而使境遇日下的陆学反而借朱学而得以薪传。

    第二节　朱陆合流的几种情况

    当然，朱陆合流，在不同的人中间，也有不同的情况。

    先看一看徘徊于朱陆之间的那些人，是如何取舍朱陆的？

    （一）史蒙卿，由宋入元，一直活到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他晚年讲学“从者益众”（《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 。在理学上，《宋元学案》称他是由陆入朱，与黄震在浙东四明一带，是振起朱学的人物。当时浙东“四明之学，祖陆氏而宗杨（简）、袁（燮），其言朱子之学，自黄东发与先生（史蒙卿）始”（《宋元学案·静清学案》） 。但是，他并没有离开陆学的原则。他在《果斋训语》中说，“学问进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反身”。所谓“尚志”，是陆象山的“先立乎其大”的意思。所谓“居敬”，就是“涵养其本原”之心，因为“人心虚灵，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固有。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非自外而得之也”（同上） 。所以，“穷理”也就是穷其“浑然于吾心”的天理。通过“穷理”，体认心中之理，自然也就是“反身”。显然，这种“进修”方法，比起陆象山的所谓直指本心，是吸取了朱学“缜密”的下学工夫，不是骤然的直指本心。所以，史蒙卿虽然也讲了许多朱学的穷理、博学、审问之类，但是，从“尚志”到“反身”，从出发点到归结点，还是陆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因为他的立足点是所谓“人心虚灵，天理具足”，“天理之全体，固浑然于吾心”的陆学“心即理”，而不是朱学的“性即理”。

    前已提到的郑玉，从他的师承来说当是陆学，《宋元学案》说他是“和会朱陆”而“右朱”（《师山学案》） ，似为由陆入朱的人物。但是，他也没有离开陆学的本心论。这在前面引录他品评朱、陆利弊的时候，就透露了这一思想。在他看来，“理以心觉”（《师山文集》卷七《洪本一先生墓志铭》） ，而不是通过心外格物所能获得的，所以在方法上应当是“自持立心，以诚敬为本”（同上《济美录》附《行状》） 。他在《肎肎堂记》中，称“天地一万物也，万物一我也……所谓天地万物皆吾一体”（同上卷四） ，这纯属陆学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一套。他更在《云涛轩记》中咏诵：“吾眼空四海，胸吞云梦，以天地为籧 ，古今为瞬息。凡宇宙烟云变化，风涛出没，皆吾轩中物也，又岂拘拘于一室之者乎！……挟飞仙，乘怒翼，超轶乎埃壒之外，周旋于太虚之中，仰观六合，俯观八荒，则天下一云涛尔”（同上） 。这也是陆象山“虎豹亿万虬龙千，从头收拾一口吞”的口吻，以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万物因我而存在。因此，郑玉在获得天理的方法上，也只能是反观自悟。但是，他避免像陆学那样，“略下工夫”而“厌烦就简”地直指本心，而主张有致知笃实的步骤（《师山文集》卷三《与汪真卿书》） 。他所谓致知笃实的工夫，就是所谓“潜心圣贤之书”。对于读书尊经，他甚至提出“道外无文，外圣贤之道而为文，非吾所谓文；文外无道，外六经而求道，非吾所谓道”（《宋元学案·师山学案》） ，主张道从经出，不同于陆象山的“六经注我”。

    以上是史蒙卿、郑玉所谓“由陆入朱”的情况。他们只不过是把朱学致知笃实的下学工夫引入陆学，因此，他们的思想基本上还是陆学的范围。

    类似于史蒙卿、郑玉这样的理学人物的，还有徐霖和胡长孺。所不同的是，史蒙卿、郑玉是“由陆入朱”，而徐霖、胡长孺是“由朱入陆”。徐霖本是朱学在鄱阳三汤的学传，他与其师汤汉转入陆学之后，曾使“陆学为之一盛”（《宋元学案·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但是，徐霖的“入陆”，并没有完全倒向如杨简那样的陆学。他虽然说，“万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但“敬”的工夫，不是杨简的“打坐”禅悟，而是“研精六经之奥”（《宋元学案补遗》）卷八十四《徐霖传·附录》） ，强调读书笃实的工夫。徐霖的学生谢枋得、程绍开，虽然也信从陆学反吾本心的原则，但也言及程、朱的下学工夫。清人王梓材谓程绍开“本为陆学而和会朱学者也”（《宋元学案·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是说他以陆为主来调和朱陆的。后来的吴澄，其“和会朱陆”的思想，就是得自程绍开的师传。另一个“由朱入陆”的人物胡长孺，是朱熹门人叶味道的学生，胡晚年转入陆学。元儒吴莱（即“渊颖先生”）称胡氏之入陆学，不顾别人的攻击，而“直以此道为己任”（《宋元学案·木钟学案》） ，但他对“九经子史无不贯通”。他的学生陈刚，对五经、四书是“昼夜研索不倦”（同上） ，不像过去陆学那样禅坐不读书。所以徐霖、胡长孺和史蒙卿、郑玉一样，是以陆学反求本心为宗，补以朱学笃实的工夫。

    （二）再看看吴澄这样的一类理学家又是怎样从朱、陆中摘取自己所需要的思想资料的？关于吴澄，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许衡的理学思想，本书已有专门章节，这里仅就他们如何取舍朱、陆这个问题，做一概要的论述。吴澄，从其师授来说，当是朱学人物，在元代名重一时。但是，他在元代的朱学中，却是“和会朱陆”的突出人物，以致使一些人弄不清他的理学面目。《宋元学案》一说他“终近乎朱”，一说他“多右陆”，评断不一。其实，他在读书治经方面，是“近乎朱”。他的著作《五经纂言》，诚是“接武建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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