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由北宋兴起的理学，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这种哲学化的儒学，对于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自非汉唐时期的儒学所能比拟的。可是，程朱理学直到朱熹去世之后才宣布开禁，到元代才将程朱的经传、集注列为试子程式，成为官学。及至明初，程朱理学定于一尊，更进一步强化了它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地位。

    明朝不仅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封建王朝，而且它比起宋、元两朝来说，又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这个王朝的君臣非常懂得程朱理学的重要。早在明初开国伊始，即有刘基、宋濂等一批近臣，与明太祖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注解为“规矩”。其后，解缙等人对明成祖朱棣的讲筵、入对，更是君臣唱和。遂于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是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至此，程朱理学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由于三部理学《大全》，只不过是以钦定的形式，使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因此对于程朱的经传、集注和接近程朱的其他注解，也只是加以辑集，整齐划一，其目的并不在于发明。这就是章懋说的“自程朱后，不必再论，只遵闻行知可也”，和薛瑄说的“自考亭以后，斯道大明，无烦新著”。明末顾炎武、朱彝尊指责三部《大全》，尽是“窃取”“抄袭”，没有新义，对人们的思想起着桎梏的作用。

    虽然程朱理学在明初被钦定下来，但是，在明代前期也有一些理学家，他们固然是宗奉程朱，但不是徒守吟诵。他们往往以一种“体认”的方式，发其新义。而其中又因为各自的“体认”不同，“所得”不同，使得明代前期的理学，也呈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这样的理学人物，有刘基、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

    刘基、宋濂的理学思想和著作，多成于元末，但其影响和作用，又主要是在明初。其中刘基在理学上是强调天以“理为其心”，以“元气”说为“天理”到“化生万物”之间的中介物，进一步强调了“元气”在“天理”中的位置和作用。他在《郁离子》《天说》篇中，反对佛、道的鬼神论，以维护儒家“天理”的绝对性。他的《春秋》经解，比起胡安国《春秋传》，不仅发挥夷夏之防的思想，而且使《春秋》学更具有理学的气味。与刘基同出浙东的宋濂，是宋、元以来金华朱学的传衍人物。他强调吾心“天下最大”，以佛教的“明心见性”为“入道之要”。他“饱阅”佛典，称儒、佛“其道揆一”，“同一”，谓学道者当兼儒、佛，因而成为金华朱学“三变”之后的“佞佛者流”。在理学内部，他也主张“折衷群说”，唱朱陆“本一”，其说“有若”元代“和会朱陆”的吴澄。他强调理学不仅修身，而且用世，“立事功”，“著之于民用”。由此他推尊陈亮。这充分反映出明初开国时期的生动气象。

    宋濂最得意的门生是方孝孺。但方孝孺与乃师宋濂不同，他是“放言驱斥二氏”，被称为“千秋正学”，“明之学祖”。他忠于君臣大义，面斥朱棣“篡国”，致被磔死，以身殉道，实是一个崇信理学而又被理学扼死的戆迂人物。在理学上，方孝孺认为朱熹而后，不必新著，其要在于道德的实践，指责一些道学人物侈谈性命而行为不端；主张以小学“养其心志，约其形体”，注重治心悟道，而称朱熹的格物补传为多余；倡言以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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