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倡言以齐家为治国之本，而齐家治国又以《周礼》的宗法制为“遗典大法”；认为《周礼》可以“经世淑民”，行于今日。

    与方氏同时而稍后的曹端，是明初北方大儒，开“河北之学”。其理学多是宋人的议题，好“翻出古人一段公案”，讨论周惇颐提出什么是“孔颜之乐”的问题，把程颢所说道德修养的精神境界，从玄远的天人一体，拉到现实的道德实践中。尤其是他的《戾说》一篇，提出理气“一体”，“未尝有间断”，委婉地不同意朱熹所谓理与气如人之乘马；由此提出了新的论题。当时罗钦顺、王廷相谓曹端提出的理气无“间断”，是“深有体认”，但又嫌其不足。他们发挥曹端理气“一体”之说，提出“理气为一物”，“理出于气”，将理气颠倒过来，引向唯物主义，因而越出曹端本意，但问题却是曹端引起的。在曹端之后，“闻风而起”者是薛瑄。

    薛瑄学宗程朱，读《性理大全》，作《读书录》，开山西“河东之学”，门徒遍山西、河南、河北、关陇一带，蔚为北方朱学大宗。其理学发挥曹端理气“一体”之说，谓理散于气，故“气中有理”，理气无“缝隙”。同样，在道与器、性与气的关系上，他认为也是道散于器，性赋于气，故道器不相离，性气相即。由此在心性修养方法上，为求得“一个性字”，他主张当于气中求性。而气即万事万物、日用人伦。所以学道者在日用酬酢的道德实践中，即可获见此性，达到“复性”。于是认为道德实践、恭行礼教本身，就是“复性”。这在朱学中是偏于“下学”，而不重视心悟的“上达”工夫，致使他的理学思想“悃愊无华”，趋于偏枯。其学传至吕柟，又开明代关中之学。关中之学的形成，已进入明代中期，适与王学同时，故吕柟曾与王学有所辩论。但吕柟为首的关中之学，亦以“躬行礼教为本”，同薛瑄一样，也只重视道德实践。在理学上虽然有所议论，但其大端并无新义，故其学没有生气，最后默然无闻，而为王学所淹代。

    与北方薛瑄差不多同时的吴与弼，在南方开“崇仁之学”，亦称朱学大宗。吴与弼与重视下学工夫的薛瑄相反，他是“兼采朱陆之长”，“寻向上工夫”，其学只重上达一路，强调“静中体验”“静中思绎”的“静观”。其徒陈白沙和娄谅，或“得其静观涵养”，或“得其笃志力行”，俱流衍为王学的“发端”和“启明”。明中期王学的产生，与明代前期理学思想的变化不无关系；虽然王学的产生还有其他的原因，不能仅仅归之于康斋之传。

    通观有明一代前期一百多年的历史，虽然有三部理学《大全》的钦定，独尊程朱，但就程朱理学思想来说，宋濂的“佞佛”，方孝孺的戆迂，曹端的《戾说》，在他们对朱学的“体认”中，与朱学往往不能合辙，有的甚至对朱学是“得其半而失其半”。后来薛瑄与吴与弼也是各走极端。薛瑄只重朱学的下学工夫，以至“困于流俗”；吴与弼只重朱学的上达工夫，强调“静观”“洗心”，以至成为王学的肇端。在明代前期的理学中，由宋濂、曹端到薛瑄、吴与弼，所出现的这些思想变化，致使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被弄得“支离破碎”，这不能不说是王学得以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由北宋兴起的理学，到明代前期又是一大变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真正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另一方面就程朱理学的思想来说，却是不景气，走下坡路。自此以后，直到清中期的汉学出现为止，所谓程朱理学，尽管仍然是统治思想，但已没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