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

    ————论三部《大全》（上）

    第一节　三部《大全》的纂修

    一、纂修经过

    《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书，共二百六十卷，修成于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上距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凡四十七年，将近半个世纪。其中《五经大全》一百五十四卷，《四书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这三部《大全》的纂修，标志着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宋明理学史上的大事。

    南宋末年，庆元党禁解除，朱熹的学术才得到统治者认可，不再被视作“伪学”，读书人参加科举，不再要求申明自己不是“伪学”了。但是当时朱学还没有取得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朝代，不甚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虽然元仁宗皇庆年间，明令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及五经的朱学传注为思想准绳，但实际上未受重视。少数朱学学者讲学著书，影响不大。其间又不乏和会朱陆的理学家。这种情况盖已绵历一百年之久。

    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万言书，建议修书，以关、闽、濂、洛，上接唐、虞、夏、商、周、孔，“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这就已开启了官修理学书籍的端倪，而其用意则在树立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载：

    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谕缙：“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缙即日上封事万言，略曰：“……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据此可知，明太祖当时即使以帝王之尊，也还是无一定的经典可读，只能杂览《说苑》《韵府》《道德经》《心经》等书。这个从和尚出身的皇帝喜爱读《心经》，旁及《道德经》，自是他的本色，不足奇怪。《说苑》多历史故事，《韵府》则类似辞典，非正式经典。最高统治者的这种读书状况，一方面固属个人的爱好，而更本质的则是反映了统治思想的尚未确立，反映了明太祖并未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拘束。解缙的建议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而发的，其意义有似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天人对策”，旨在建立有权威的统治思想。由官方修书，而执笔者则为“儒英”，即有地位的“儒”，此时的“儒”就是理学家。书的内容是上溯唐虞三代周孔，下及“关、闽、濂、洛”，即指继承孔孟坠绪的理学。显然，解缙的建议，实开后来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学巨著的先声。

    明成祖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开始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八：

    （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命广等总其事，仍命举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学者同纂修。开馆东华门外，命光禄寺给朝夕馔。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金幼孜传》：

    （永乐）十二年，命与（胡）广、（杨）荣等纂《五经、四书、性理大全》。

    《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三年九月己酉条：

    《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下叙胡广、金幼孜等纂修者姓名官爵），上亲序之。临海陈燧常曰：“始欲详，缓为之。后被诏促成。诸儒之言，间有不暇精择，未免牴牾。虚心观理，自当得之，不可泥也。”

    《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二：

    （永乐十三年三月）丁巳，命第一甲进士陈循为翰林院修撰，李贞、陈景著为编修，仍命同纂修《性理大全》等。……

    据上引史料，可知这三部大全，原来只是两部，一为《五经、四书大全》，一为《性理大全》，所以永乐上谕，称为“二书”。《国榷》所载，亦称《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前者《五经、四书大全》为圣贤精义要道，后者《性理大全》为周、程、张、朱羽翼六经的著作，性理之言。分称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书，是修成进览时由明成祖确定的。这三部《大全》，开始纂修在永乐十二年十一月上谕之后，修成则在永乐十三年九月，时间不到一年，仓促成书，内容“未免牴牾”。开始时，原想纂修得详细些，进度较慢，以后被诏催促，乃草草成书，“不暇精择”。这就是说，《大全》是修得比较草率的。什么时候被诏催促的，史无明文。观《实录》卷一百六十二，永乐十三年三月丁巳命新进士陈循、李贞、陈景著，“同纂修《性理大全》等”，则下诏催促，可能即在此时，为了催促速成，增加了纂修的人手。明政府修这三部《大全》，当初是比较重视的。所选的纂修官，主其事者为翰林院学士、侍讲，实际纂修的当为其他朝官及由各地抽调的教谕、训导等教官，以后增加的人手，也是新科进士等，纂修力量不算弱。开馆东华门外，光禄寺朝夕供馔，待遇不算薄。

    书既成，胡广等进览，明成祖亲自作序。及缮写成帙，胡广等上表进书，成祖又御奉天殿受之，命礼部刊赐天下。对纂修者胡广等四十二人，赐钞币有差，又赐宴于礼部。这个场面可以说是十分隆重的了。

    今藏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有一种白棉纸印本，纸质厚实，比十六开本还要大，规格很高，估计即当时的礼部印本。另一种桑皮纸印本《性理大全》，纸质较逊，开本与白棉纸相同，是南京的翻印本，今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善本室。现在这两种印本，都作为善本，作为国家的贵重文物保存起来。这种五百七十年前的皇家刊本，即使内容芜杂，也算是宝贝了。

    二、纂修目的

    明成祖、明政府为什么要纂修这三部《大全》呢？纂修这三部《大全》，目的何在？对这个问题，最好还是用明成祖及纂修者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人的话来回答。

    明成祖在这三部《大全》的御制序里说：

    朕惟昔者，圣王继天立极，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相传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为治也。下及秦、汉以来，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纯，所以天下卒无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泽，可胜叹哉！

    夫道之在天下，无古今之殊，人之禀受于天者，亦无古今之异，何后世治乱得失与古昔相距之辽绝欤？此无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岂道之病哉？其为世道之责，孰得而辞焉。夫知世道之责在己，则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则道（当夺“岂有”二字）不明不行，而世岂有不治也哉！

    朕缵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鸿业，即位以来，孳孳图治。怕（当为“惟”字之误）虑任君师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功（当为“切”字之误）思帝王之治，一本于道。所谓道者，人伦日用之理，初非有待于外也。厥初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已往，道在六经。六经者，圣人为治之迹也。六经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经之道不明，则人之心术不正，而邪说暴行侵寻蠹害，欲求善治，乌可得乎？朕为此惧，乃者命编修《五经》《四书》，集诸家传注而为大全，凡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又集先儒成书及其论议、格言，辅翼《五经》《四书》，有裨于斯道者，类编为帙，名曰《性理大全》。书编成来进，朕间阅之，广大悉备，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条理，于是圣贤之道，粲然而复明。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大哉，圣人之道乎，岂得而私之？遂命工锓梓，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将必有赖于斯焉。遂书以为序。

    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的进书表里说：

    乃者涣起宸断，修辑六经。恢弘道统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发舒幽赜，钩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为前圣之辅翼。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地负海涵，天晴日皦，以是而兴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断不续之坠绪，复续而复联；已晦不明之蕴微，复彰而复著。肇建自古初所无之著作，缵述自古初所无之事功。非惟备览于经筵，实欲颁布于天下。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于他岐。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归。顿回太古之淳风，一洗相沿之陋习。焕然极备，猗欤盛哉！窃尝观之，周衰道废，汲汲皇皇，以斯道维持世教者，惟师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为之君，能倡明六经之道，绍承先圣之统，如今日者也。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凶残酷毒的君主，但是在这场纂修《大全》的事业中，却俨然以发扬道统的圣王兼教主面貌出现，不能不令人齿冷，不能不令人感到是对“儒术”的讽刺。君臣之间的唱和，仿佛是古老相传的虞廷赓歌之美了，真是“猗欤盛哉”，“大回太古之淳风”了。总结御制序和进书表的大意，乃是说：一、圣王是“以道治天下”的。这个“道”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历代相传的“道”。说穿了就是宋明理学家嚼烂了的伪《大禹谟》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朱熹在其所著的《中庸章句》序里早就说过的，而永乐御制序却抄袭了朱熹序文的原意，又参以《大学章句》的序意。在朱棣看来，这个“道”，又即是“人伦日用之理，初非有待于外”的，那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日用之理”，就是纲常伦理。二、唐、虞、三代之所以治，由于“道以为治”。秦、汉以后之所以“卒无善治”，由于“道之不明不行”，“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纯。”治不治的责任由谁来负呢？“其为世道之责，孰得而辞焉。”由皇帝老子一人来负。这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话。三、朱棣自认为是明太祖的继承人，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注意，这里把建文帝完全撇开，一字不提）。他要“孳孳图治”，所以“命儒臣编修《五经》《四书》，”“而为《大全》”，又“类编”《性理大全》。因为“圣人已往，道在六经”。而《性理大全》又是“辅翼《五经》《四书》”的。四、朱棣对这三部《大全》，做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广大悉备”，“圣贤之道，粲然而复明”，“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好到了极点。五、朱棣认为，三部《大全》刊印，“颁布天下”以后，天下之人，就“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而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必将有赖于斯焉。”这就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靠这三部《大全》了。这里所提出的“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是颁行《大全》的宗旨所在，就是要用这套封建经典来统一这个封建国家的思想。序文以及进书表中使用的“善治”“真儒”“不明”“不行”等词，是从《四书集注》卷末程颐所作明道先生墓表抄来的，不过墓表“不明”作“不传”而已。在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的进书表中，除与御制序内容相同的语言外，突出宣扬了朱棣的“制作”“事功”，认为这位“大有为之君”，“能倡明六经之道，绍承先圣之统”，超越了历史上所有的君主。还认为这三部《大全》颁布于天下之后，就会使“人皆由于正路”，“学不惑于他岐”，“家孔孟而户程朱”，“佩道德而服仁义”，陋习尽洗，淳风顿回，那是极好的了。

    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的进书表，署的日子是永乐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明成祖的御制序，署的日子是永乐十三年十月初一日。表送上去之后，半个月序文就出来了，封建政府办这件事十分迅速，可见统治者异乎寻常的重视，表露了要求树立“家孔孟而户程朱”那种局面的急切心情。

    《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颁行，标志着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第二节　《性理大全》的朱学印迹

    在明政府的官文书里，三部《大全》的顺序是《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我们的论述却倒转来，把《性理大全》放在前头，把《五经大全》放在最后。这样做，没有别的，只是因为研究工作是从《性理大全》开始的，而《五经大全》则卷帙较多，到最后才研究完成。

    一、印迹举隅

    《性理大全》的朱学印迹十分明显。

    卷首所列的“先儒姓氏”一百二十多人，其中程朱理学家占半数以上，著名的理学家有周惇颐、二程、张载、游酢、谢良佐、刘绚、李籲、吕大临、杨时、侯仲良、张绎、尹焞、范祖禹、朱掞、胡安国、陈渊、祁宽、罗从彦、李侗、朱松、刘子翚、朱熹、张栻、黄榦、蔡元定、蔡沈、陈淳、李方子、董铢、廖德明、度正、真德秀、魏了翁、项安世、饶鲁、熊勿轩、黄瑞节、许衡、吴澄、黄溍等多人。至于所列的三苏、黄山谷、陆九渊、吕祖谦、张九成、杨简、欧阳玄等，由于学派不同，未计入。从上面所举，程门弟子、朱熹门人、后学，是占主要地位的。《性理大全》书中曾引用这些“先儒”的学说，因而留下了鲜明的朱学印迹。《性理大全》二十六卷以下，有“诸儒”一目，意谓性理诸儒，罗列此目之中。所列者为周惇颐、二程、张载、邵雍、程子门人、罗从彦、李侗、胡安国（附寅、宏）、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朱子门人、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则百分之七八十为程朱学派中人。这也可见朱学印迹之深。

    《性理大全》中所收的“先儒”著作，有周惇颐的《太极图》（朱熹注）、《易通》（朱熹注）、张载的《西铭》（朱熹注）、《正蒙》（杂取诸说为注，非全出朱熹注）、邵雍的《皇极经世书》（邵伯温注）、朱熹的《易学启蒙》《家礼》、蔡元定的《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等。这些著作，或为朱熹所注，或为朱熹所作，或为朱熹门人所作。只有《正蒙》《皇极经世书》二书，既非朱熹所作，亦非朱熹所注，但这两部书也是朱熹所推崇的。这些著作，都收在《性理全书》（《性理大全》亦称《性理全书》）的卷一至卷二十五之内。

    在《性理全书》的卷二十六以下至最后一卷，则为有关性理的语录。语录的门目，大体仿照《朱子语类》的门目。例如“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治道”等，与《朱子语类》的门目，若合符节。而语录的内容则取自程朱及朱熹门人后学之说，很少是其他学派的。现在把《性理大全》卷二十六以下语录的门目与《朱子语类》的门目对比如下：

    看了上列对比，会得出结论，《性理大全》的门目是袭取《朱子语类》的门目的。好像两所房屋，间架结构彼此相似。深入内容考察，可看到连所用的材料也是基本相同的。

    《性理大全》的朱学印迹就是这样的分明。

    二、朱学印迹一端————《易学启蒙》的象数学

    《性理大全》收载了朱熹的著作，如《易学启蒙》，又收载了朱熹注解的理学书如《太极图说解》《易通解》等。在这些著作及注解的书中，《大全》的纂修者编入了朱门后学的议论和解释。今举《大全》收载的朱熹《易学启蒙》为例，看看纂修者是如何进行纂修工作的。

    《大全》收载了《易学启蒙》全书四篇，《本图书》第一、《原卦画》第二、《明蓍策》第三、《考变占》第四；又增加了朱门后学的议论和解释，意在对《易学启蒙》的义蕴做进一步发挥，例如增加了蔡元定的若干议论。

    在《本图书》第一部分，画出了“河图”与“洛书”。在朱熹看来，《易》的产生，根本在河图、洛书。所谓《本图书》，就是说，论究《易》学，必须从河图、洛书找寻根底。朱熹对河图、洛书做了说明。这种图，这种说明，是朱熹《易》学的象数论。其渊源为西汉京房、焦赣的《易》学象数。这一点，下文还要论述。

    在《原卦画》第二部分，朱熹说，“盈天地之间，莫非太极，阴阳之妙。”朱熹论述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以至于六十四卦，更极论百、千、万、亿之无穷。朱熹画了图，用图说明宇宙间数的推衍，由太极以至于无穷。朱熹说，“虽其见于摹画者，若有先后而出于人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势，则固已具于浑然之中，而不容毫发思虑作为于其间。”“程子所谓加一倍法者，可谓‘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谓‘画前有易’者，又可见其真不妄矣。”朱熹在这里是指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他认为，这样的卦画与数的推衍，是太极浑然中所固有的，好像有先有后，“出于人为”，而实则“不容毫发思虑作为于其间”，完全不假人力的安排。这种先天数学，就是邵雍的那一套数学，曾被二程称作“加一倍法”，即等比级数。朱熹指出这一点，说明其间的关系，对我们研究《易》学象数有启发。

    朱熹画图、做解说，阐明卦画的由来，下了一定功夫。兹引述如下：

    易有太极：

    “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这是说，太极，没有成象、没有成数，但是先天已具太极之理。即使有了形器，但是太极之理还是无朕无兆，不可识知。

    是生两仪：

    “太极之判，始分一奇一偶，而为一画者二，是 为两仪，其数则阳一而阴二。”两仪就是阴和阳，太极分判而为阴和阳。阳数一（奇），阴数二（偶）。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朱熹进一步论述，“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四画者十六。于经无见。……四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五画者三十二。……五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六画者六十四，则兼三才而两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于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朱熹在这里论述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推衍次序，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也还是所谓“加一倍法”（等比级数）。到了六十四，那就是“兼三才而两之”，八卦乘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乘了一周（每卦六画）。

    朱熹指出，这就达到了“易道大成”。所谓“易道大成”，意味着“易”的义蕴、规律，至此广大悉备、巨细靡遗了。然而，朱熹的《易》学象数，并不到此为止，他继续论述道：“若于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七画者百二十八矣。七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八画者二百五十六矣。八卦（‘卦’字当为‘画’字之误）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九画者五百十二矣。九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十画者千二十四矣。十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十一画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十二画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赣《易林》变卦之数，盖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复为图于此，而略见第四篇中。若自十二画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画，则成千六百七十七万七千二百一十六变。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数亦与此合。引而伸之，盖未知其所终极也。虽未见其用处，然亦足以见易道之无穷矣。”

    从“太极浑元”到“三才略具”是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从“三才略具”到“易道大成”是又一个大的发展阶段（82 ）。再上去，可以到《易林》的变卦之数四千九十六（642 ）。再上去，可以到千六百七十七万七千二百一十六变（40962 ）。然而这样的发展是无穷的，所以朱熹说：“引而伸之，盖未知其终极也。”这就是“易道之无穷”。

    朱熹的《易》学象数是他的宇宙论，从图书的象数，到八卦的象数，用以说明数的发展规律就是宇宙的发展规律。它开启了京房、焦赣的《易》学象数的绪余，又沿袭了邵雍的先天象数学，进一步构成了自己的体系。这是朱熹《易学启蒙》本图书、原卦画两篇的中心内容。至于《明蓍策》《考变占》两篇，是讲卜筮的，这里不赘述。

    以上介绍《性理大全》所载《易学启蒙》大要，目的是在说明《性理大全》这部书的朱学印迹是如何的分明。至于三部《大全》中所载或涉及的《书》蔡《传》，《春秋》胡《传》，程氏《易传》，张载《西铭》《正蒙》（朱熹继二程之后，特别推重《西铭》，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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