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

铭》，把它从《正蒙》中抽出来，单独成篇）。邵雍《皇极经世书》等，在《宋明理学史》的有关章节已经做了论述，这里就不再讨论其内容，只从三部《大全》的纂修角度做适当说明。

    第三节　《四书大全》是《四书集注》的放大

    一、《四书大全》体例

    《四书大全》的全名是《四书集注大全》，它是《四书集注》的放大。书的《凡例》指出，“《四书大全》，朱子集注诸家之说，分行小书。凡《集成》《辑释》（吴真子《四书集成》、倪士毅《四书辑释》） 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这就表明，这部《四书大全》所辑录的诸儒之说，不论是《集成》《辑释》所已取的，或《集成》《辑释》所遗漏，而这次新增入的，其作用都在“发明经注”，即发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文的涵义，使之更加明白透彻。而朱熹的《集注》原文，保留不动。《凡例》又指出：“注文下凡训释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陈氏之说。”即取元儒陈栎之说。陈栎字寿翁，一字定宇。“学以朱子为宗”，最称宿儒。著有《百一易略》《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传见《宋元学案》卷七十《沧洲诸儒学案下》。

    《四书大全》引用“先儒”之说，《凡例》所列，凡一百又六家，其中绝大多数是程朱学派中人，朱熹的学生及后学特多。即此可见《四书大全》是一部朱学著作。

    《四书大全》包括四个部分：

    一、《大学章句》《大学或问》；

    二、《中庸章句》《中庸或问》；

    三、《孟子集注大全》；

    四、《论语集注大全》。

    《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只是把朱熹的四部原著编入，未附诸儒之说。《孟子集注大全》，《论语集注大全》，则在朱熹的两部《集注》之中，逐章逐节附入诸儒之说。这是《四书大全》一书在编辑体例上的一种情况。何以如此，现在很难悬揣，或者由于中途诏旨迫促，以致《大学》《中庸》草草完书，未及采附诸儒之说，亦未可知。

    二、《孟子集注大全》旨趣

    《四书大全》中的《孟子集注大全》引了许多朱熹学派理学家的言论。这就使朱学的色彩异常的鲜明起来。

    《孟子集注》卷首，原有朱熹的《序说》，引《史记·孟子列传》、韩愈之说、程颐之说、杨时之说。《大全》则更引辅广、陈栎、蔡模诸家之说，以发明《序说》的义蕴，使内容加深加广。例如《序说》谓：“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朱熹按：至，恐当作圣字）。又引程子曰：“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大全》对此说，引辅广、陈栎议论加以发明云：“庆源辅氏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以其行处言，学已到圣处，以其知处言也。孟子谓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与夫圣智巧力之譬，精密切当，非想象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学已到圣处也。然其英气未化，有露圭角处，故未敢便道他是圣人。此其权度审矣。”辅广以“知处”与“行处”相区别，详明地解释程颐的两句话，就其知处言，孟子学已到圣处；就其行处言，则未敢便道他是圣人。又论及孟子有英气，露圭角。《大全》又引新安陈氏曰：“英气甚害事。盖责贤者备之辞。”这样就使《序说》所引程颐的两段话，意思更为清楚明白，内容更丰富。

    《序说》引程颐论孔子、颜子、孟子，谓“孔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大全》对此，引庆源辅氏曰：“玉有温润含蓄气象，所以为宝。人有温润含蓄气象，所以为圣也。其理一也。”又引觉轩蔡氏（模）曰：“闻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材，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辅广、蔡模进一步解释温润含蓄气象，进一步说明孔子、颜子、孟子的不同，对程颐的那段话做了阐发。

    《大全》之所以为《大全》，《大全》如何加深加广了《集注》的义蕴，通过上引《序说》的两个例子可以窥见一斑。

    现在就孟子与告子论性之一章，解剖《集注》与《大全》的关系。《大全》卷之十一，开首朱熹注云：“告子章句上”其下注云：“凡二十章”。《大全》引“勿轩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学。”勿轩熊氏为熊禾，朱门后学。《大全》引其言，所以阐明全卷二十章的章旨，读者从而可以知其大概。孟子与告子论性之第一章，《大全》如下：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此处，朱熹《集注》曰：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为，若卮匜之属。告子言，人性本无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如荀子性恶之说也。

    《大全》于此下，引朱熹、陈栎、王侗之说。朱子曰：桮棬，似今棬杉合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为箭，谓之柳箭，即蒲柳也。朱子曰：告子只是认气为性，见得性有不善，须拗他方善。新安陈氏曰：“义犹桮棬也，”义上脱一仁字。鲁斋王氏曰：朱子释性字，指性之全体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此处，朱熹《集注》曰：言如此，则天下之人，皆以仁义为害性而不肯为。是因子之言，而为仁义之祸也。

    《大全》于此下，引朱熹、张栻、辅广、真德秀、饶鲁之说。朱子曰：杞柳必矫揉而后为桮棬，性非矫揉而为仁义。孟子辨告子数处，皆是辨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说尽道理。南轩张氏曰：人之为仁义，乃其性之本然。自亲亲而推之，至于仁不可胜用。自长长而推之，至于义不可胜用，皆顺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违乎仁义，则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为仁义，则是性别为一物，以人为矫揉而为仁义，其失岂不甚乎。庆源辅氏曰：不言戕贼人之性，而言戕贼人者，人之所以为人者，性也。西山真氏曰：告子之说，盖谓人性本无仁义，必用力而强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矫揉而后就也。何其昧于理邪？夫仁义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为仁义。如此，则性自性，仁义自仁义也。其可乎？夫以杞柳为桮棬，必斩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为仁义，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爱亲，即所谓仁。及长，皆知敬兄，即所谓义。何勉强矫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义乃戕贼人之物，将畏惮而不肯为，是率天下而害仁义，其祸将不可胜计。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双峰饶氏曰：性者，人所禀之天理。天理，即是仁义。顺此性行之，无非自然，元无矫揉。《集注》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体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祸仁义，与杨墨充塞仁义相似。

    在这章里，《集注》认为，人性就是天理，天理体现而为仁义，乃人性之本然。而告子则认为仁义是人为的，犹桮棬须人工矫揉方能做成。《集注》批评告子的说法与荀子性恶说相似，是错误的。如果戕贼人而为仁义，人们就不肯为仁义，那就是“祸仁义”。《集注》的这些论点，是朱熹理学的著名论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大全》引朱熹及诸家之说，意在反复说明上述论点。所引张栻之说，尤为典型。张栻与朱熹，理学思想十分相近。张栻的《主一箴》与朱熹的《敬斋箴》，完全一致，后者是从前者脱化来的。朱熹的太极理论受到张栻的启发。《大全》所引张栻的这段话，是性善论，足以发明朱熹《集注》之所言。《大全》又引朱熹的理气观，说告子的矫揉而为仁义，本质上是指气质之性，非天理之性。而气质之性，“性有不善”。《大全》又引李侗与饶鲁之说，指出朱熹“释性字，指性之全体（本体）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大全》又对文字做了训诂和校勘。这就可见《大全》之于《集注》，在理论上做了引申发挥，又曲尽回护之能事。使朱学得到阐发，其统治地位得到巩固。

    《孟子集注大全》卷之十三，是尽心章句上，共四十六章。其第一章《孟子》原文，论尽心、知性、知天，又论及存心、养性、事天，又论及修身、立命。《集注》对此做了解释。说是：

    心者，人之神明，具众理而应万事。

    性，则心之所具之理。

    天，又理之所从以出。

    能穷理无不知，则能尽乎此心之至。

    既知其理，则其所自出（指天）亦不外是。

    知性，就是《大学》的物格。

    尽心，就是《大学》的知至。

    存心，谓操而不舍。

    养性，谓顺而不害。

    事天，谓奉承而不违。

    修身，要做到事天以终身。

    立命，要做到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

    《大全》引朱熹、陈栎、辅广、陵阳李氏、陈埴、蔡沈、赵氏、蔡渊、胡炳文诸家之说，阐明《集注》的解释。其中引朱熹、辅广的话特多。又引了程颐、张载的话。其中引蔡渊的一段话，阐明了《孟子》此章与《中庸》的相通处，并及与《大学》的关系，则是根据朱熹的意思而加以发挥，颇值得注意。《大全》引曰：“节斋蔡氏曰，《孟子》此章，与《大学》《中庸》相表里。穷其理以知天，即《中庸》所谓‘智’也。履其事以俟天（按：‘俟’当作‘事’），即《中庸》所谓‘仁’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渝，即《中庸》所谓‘勇’也。与《大学》合，前屡言矣。”

    《大全》引诸家之说以发明《集注》的义蕴，这种做法，有似于唐人的义疏之学。这点应该指出。

    上述大略可以窥见《大全》根据朱学，对《孟子集注》所做的发挥。

    三、《论语集注大全》旨趣

    《论语集注大全》是《论语集注》的放大和加深。

    朱熹的《论语集注》，卷首为《序说》。这个体例，与《孟子集注》相同。《序说》首引《史记·孔子世家》，叙述孔子的生平。然后引何氏之说，叙鲁论、齐论、古论三种本子的篇章、篇次的异同。再引程子之说，言及《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又论读《论语》的思想教育体验。《序说》的重点，在所引程子之言，这是不言而喻的。

    《大全》在《序说》部分，引了程子、尹焞、李侗、朱熹、辅广、胡炳文的议论，加深了《序说》的含义。例如《序说》引程子之言，谓“论语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大全》则引朱熹之言，指出程子之言的根据。朱熹说：“程子之说，盖出于柳宗元。其言曰，诸儒皆以《论语》孔子弟子所论，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又老乃死，而是书记其将死之言，则其去弟子之时甚远，而当时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而卒成其书者，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书之记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盖其弟子号之云尔。而有子亦称子者，孔子之殁，诸弟子尝以似夫子而师之，后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论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说，则史氏之鄙陋无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当时既以曾子不可而寝其议，有子曷尝据孔子之位而有其号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断而裁之，以为此说。此所以不著柳说，而独以程子为据也。杨氏又谓此书首记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盖其尊之亚于夫子，尤为明验。至于闵损、冉求，亦或称子，则因其门人所记，而失之不革也与。”《大全》引朱熹的这段考证，对读者理解程子的话的确有用。

    《序说》引程子读《论语》的思想教育体验，是理学家修养功夫的经验谈。这种体验表明读者要能爱好书里的道德教训，要受到书里的思想鼓舞，从原来的为人状况有所前进，向圣贤的榜样靠拢。读《论语》不能限制在“晓文义”的水平，这个水平是初步的，不足道的；要做到“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才好。

    《论语集注大全》在《序说》之后，列了《读论语孟子法》一目，专集程子这方面的读书法。举一些例子如下：

    ……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这是说，读书主要在观圣人之意，把自己同圣人对照，找寻差距。读书目的是学做圣贤。

    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如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这是说，读书要如亲临孔子门下，亲问亲受教益，这样设身处地地体味，才能得益大，才能在思想品德上有长进。

    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

    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衡量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

    这是说，《论语》《孟子》是真理，是政治是非的标准。学者要掌握这个真理，掌握这个标准。

    《大全》的纂修者按照程子的说教，把《论语》看成政治教科书。要求读者掌握它以评断是非，以修身进德。这是理学家对待圣贤经典的当然态度。既然句句是自然，句句是事实，句句都要奉行，于是在道貌岸然的君子们的社会里，不免产生这样的笑话。有个纨绔子弟自诩能够做到《论语》里圣人所说的三句话。人家颇讶其如何能够做到，问他做到哪三句话。他回答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狐貉之厚以居也。”这个笑话，是对理学家那种说教的挖苦，也透露了社会心理对圣贤训诲的厌倦。《大全》的纂修者不会想到纂辑《读论语孟子法》的结果，竟然指导出这样的一种读者来的吧。

    《论语集注大全》的纂修者，纂辑了“先儒”议论的哪一类精髓来发明《集注》的义蕴的呢？举一些例来说明吧。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大全》引陈栎的议论，说是“君子喻义，未尝求利。然义之所安，即利之所在。义之利，而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虽专求利，然向利必背义。不义之利，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义利之界限，学者先明辨其几微，次必刚决其取舍。至深喻其趣味，则君子小人成，天渊判矣。”这是说，先辨义利界限之几微；次乃决然取义去利，或背义取利；终至或为君子，或成小人。这个义利之辨，十分尖锐。董仲舒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丢开功利而求道义。宋明理学家一般都是董仲舒这个论点的追随者，要做“喻于义”的君子，不愿做“喻于利”的小人。只有永康事功派陈亮才鲜明地提出功利未可厚非的观点，认为建功立业的汉唐君主并不逊色于三代的圣王，从而与理学家朱熹展开了一场“王霸义利”之辩。这是十分有名的辩论。《大全》的纂修者自然是宗师仲尼而膜拜朱子的，所引陈栎的这番议论具有重要意义。

    “孟懿子问孝章”，关键在“无违”二字。《集注》说，“无违，谓不背于理。”要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大全》引陈栎议论，说“无违”二字，简要而涵蓄，大有深意。又引胡泳（伯量）的议论，说是“人之欲孝其亲，心虽无穷，而分则有限。得为而不为，与不得为而为之，均于不孝。所谓‘以礼’者，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朱熹说：“为所得为，只是合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礼事亲，诸侯以诸侯之礼事亲，便是。”“无违”，即是“以礼”。这里有一个“分”的问题，即要安于本分，做“合做底”事。不能逾分，也不能不及。所以要这样说，因为当时三家（包括孟懿子家）皆僭礼，拟于公室，孔子固执周礼，贬退这种僭礼的大夫。《大全》发明了这个思想。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章”，讨论的是道德问题。《集注》说：“明足以烛理，故不惑。理足以胜私，故不忧。气足以配道义，故不惧。此学之序也。”烛理、胜私、配道义，都是道德问题。但是朱熹还认为，在进学的次序上，知在先；在成德的次序上，仁在先。《中庸》所讲的“自诚明”，是成德的次序；“自明诚”，是进学的次序。《大全》引辅广的议论，说：“仁者，知之体统，故论德，则以仁为先。知者，仁之根底，故论学，则以知为首。勇者，仁知之发也。未能仁知而勇，则血气之为耳。盖学之序，不惑而后不忧，不忧而后不惧。德之序，不忧则自然不惑，不惑则自然不惧。”《论语》所说的知者、仁者、勇者，是指有那种道德的“人”，不是指道德本身。而辅广所说的知者、仁者、勇者，是指知、仁、勇那种道德，不是指人。正如《中庸》所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朱熹在《中庸章句》里说：“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指的正是道德，不是人。把知、仁、勇，与知者、仁者、勇者，区别开来，前者指三种道德，后者指具有那种道德的人。而《大全》的纂修者似乎不了解这种区别，或者虽知道这种区别，却并未交代清楚。这样，就不免有些含混。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章”，《集注》谓“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大全》引朱熹的一段语录，说是：“世自有一般浑厚底人，一般通晓底人，各随其材，有所成就。如颜子之徒是仁者，子夏之徒是知者，是泛说天下有此两般人耳。”这里明确指人，知者是通晓底人，仁者是浑厚底人。比上举的一章里《大全》所引的话，语意清楚多了。《大全》又引辅广的议论，是发明《集注》义蕴的。辅广说：“知者通达，故周流委曲，随事而应，各当其理，未尝或滞于一隅。其理与气，皆与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仁，故浑厚端重，外物不足以迁移之。其理与气，皆与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知者随事处宜，无所凝滞，故其体段常动。仁者心安于理，无所歆羡，故其体段常静。乐、寿以效言。效，谓功效。……”这位“武夷山下啜残羹”的辅汉卿，深得乃师朱夫子的三昧。《大全》引他的话，确有发明义蕴之功。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章”，《集注》谓“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为远者。反而求之，则即此而在矣，夫岂远哉。”这是说，仁是人所固有的心中之德，不是外在的客观道德，只要反求诸己，就能在心中发现。朱熹的这段话，是在客观唯心主义体系里的个别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大全》引朱熹、张栻、蔡模、辅广、饶鲁、陈栎诸家之说，反复说明仁是心所固有之德这个道理，可见这个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在程朱理学看来十分重要。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章”，《集注》谓“雅，常也。执，守也。《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也。”《大全》引朱熹的一段语录，阐明《集注》的义蕴说：“古之儒者，只是习诗书礼乐。……如《易》掌于太卜，《春秋》掌于史官，学者兼通之，不是正业。只这诗书，大而天道之精微，细而人事之曲折，无不在其中。礼，则节文度数。圣人教人，亦只是许多事。”这里解释，为什么诗书执礼为孔子所常言，而不及《易》与《春秋》。区别了常言与兼通之异，诗书执礼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而《易》与《春秋》分掌于太卜与史官，故只能兼通。《大全》又引辅广的议论，发明《集注》的义蕴。意思大同，文繁不录。

    综观上文各章所引“诸儒”议论，其精髓所以发明《集注》义蕴者，无非在使朱学的理学个性更加分明。“义利章”维护传统的董仲舒明道义不谋功利的说教。“孟懿子问孝章”论述“无违”和“以礼”的道理：“知仁勇章”阐发进学之序与成德之序。“仁知章”提出“仁者浑厚”与“知者通晓”这两般人的形象、体段、功效的不同。“子所雅言章”推明常言与兼通的有异，把五经中的《诗》《书》《礼》，与《易》《春秋》分开，有以窥见孔门的教育概况：《大全》所纂辑的朱熹的语录及朱门后学的议论，这里所论及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尝鼎一脔，当能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