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

    ————论三部《大全》（下）

    第四节　《五经大全》的朱学传注

    三部《大全》之中，《五经大全》卷帙最多。计《周易大全》二十四卷，《书传大全》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春秋大全》七十卷，《礼记大全》三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卷，几占三部《大全》二百六十卷总数的三分之二。由于诸经分纂，原书卷帙不少，合之遂致十分庞大。

    《五经大全》所据经注，均属朱学著作。《周易大全》据《伊川易传》及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据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据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据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主陈澔《云庄礼记集说》。胡安国私淑程门，蔡沈乃朱熹学生，陈澔之父大猷师饶鲁，鲁师黄榦，榦乃朱熹学生。所以《五经大全》所据经注，无一不是朱学著作。盖自元仁宗皇庆定科举法，《易》用程《传》及朱熹《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熹《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礼》用郑《注》。明初相沿未改。永乐纂修《五经大全》，一仍元人之旧，唯《礼》改据陈澔《集说》，为小异耳。经过《五经大全》的纂修，经学苑囿乃确立了朱学的统治。

    下文分经论述其梗概。

    一、《周易传义大全》

    所谓《周易传义大全》，传，指程颐《伊川易传》；义，指朱熹《易本义》。《大全》乃据这两部书而博采诸家《易》说以纂修的。卷首《凡例》云，“《周易》上下经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为卷。汉费直初以彖、象释经，附于其后。郑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而别于经。而《系辞》以后，自如其旧。历代因之，是为今《易》。程子所为作传者是也。自嵩山晁说之始考订古经，厘为八卷。东莱吕祖谦乃定为经二卷，传十卷。是为古《易》，朱子《本义》从之。然程《传》《本义》，既已并行，而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从程《传》原本，而《本义》仍以类从。凡经文皆平行书之，《传》《义》则低一字书以别之。其《系辞》以下，程《传》既阙，则壹从《本义》所定章次。总厘为二十四卷。”

    可知这部《周易传义大全》，是程颐《伊川易传》和朱熹《易本义》的拼合本。经部分据《伊川易传》原本，而以朱熹《易本义》合之，各以类从。传部分《系辞》以下，因程《传》阙，则从《易本义》了。

    朱彝尊《经义考》，谓：《易》取诸天台、鄱阳二董氏，双湖、云峰二胡氏。于诸书外未寓目者至多。天台董楷著《周易传义附录》，鄱阳董真卿著《周易会通》。双湖胡一桂著《周易本义附录纂疏》，云峰胡炳文著《周易本义通释》。这四部书是《周易传义大全》之所取资。董楷、胡一桂、胡炳文，笃守朱熹学说，董真卿则以程、朱为主，而博采诸家以翼之，其说颇为赅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周易大全》“取材于四家之书，而刊除重复，勒为一编，虽不免守匮抱残，要其宗旨，则尚可谓不失其正。”这是说，这部《周易大全》一方面有取材不广的缺点，另一方面则维护了朱学的统绪。所谓“不失其正”，就是不失朱学之正。

    卷首所列“引用先儒姓氏”，共一百三十余家，这恐怕是摆摆场面的，无非是用以文其固陋。

    卷首的《易说纲领》，引程颐、朱熹两家之说。朱熹之说，言及《易》为卜筮之书，剔抉《易》的性质。朱熹说：“《易》只是与人卜筮以决疑惑。”“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卜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种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又说：“《易》爻辞如签辞。”这些议论，直截了当，把爻辞比作签辞，戳破《易》的神秘传统，还其本来面目，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二、《书传大全》

    《书》以蔡沈《集传》为主，自元代皇庆条制已然。然元制犹兼用古疏注。明太祖亲验天象，知蔡《传》不尽可据，因命刘三吾等作《书传会选》，参考古义，以纠其失，颁行天下。是洪武中尚不以蔡《传》为主。其专主蔡《传》，则自《书传大全》开始。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书传》旧为六卷，《大全》分为十卷。大旨本二陈氏。一为陈栎《尚书集传纂疏》，一为陈师凯《书蔡传旁通》。《纂疏》皆墨守蔡《传》，《旁通》则于名物度数，考证特详。朱彝尊据吴之说，认为，此书较有根柢，在《五经大全》中尚为差胜。

    按蔡沈《书集传序》，“庆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书集传》。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编。总若干万言。”“沈自受读以来，沉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取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禹谟，先生尽尝是正，手泽尚新。”“《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蔡沈又说：“经承先生口授指画。”由此可知，《书集传》之作，出于朱熹的授意。庆元己未冬，为公元一一九九年冬，第二年庚申三月，朱熹逝世。蔡沈始作是书，在朱熹死前的几个月。二典禹谟传写成后，朱熹亲加改定。其余则成于朱熹去世之后。朱熹平日“口授指画”，对《书集传》的写作，当有较大影响。书中又“引用师说”，留下了朱熹的学说。可以肯定，《书集传》虽成于蔡沈，而朱熹对这部书十分关注，作为学生的蔡沈，是在朱熹授意和指导下写成的，这部书是地道的朱学著作。因为《书传大全》以蔡《传》为主，所以考论如上。

    《书传大全》卷首《凡例》云：“经文之下，大书《集传》，而以诸说分注于其后者，主蔡说也。”“以朱子冠诸儒之首者，《集传》本朱子之意也。”“朱子于《书》，谆谆以阙疑为言。今采用诸说，一以《集传》为准。遇可疑处，诸说理有通者，亦姑存之。”“朱子之说，或有与蔡《传》不合，及前后说有相同异处，亦不敢遗，庶几可备参考。其甚异者则略之。至于诸家之说，或节取其要语。其有文势辞旨未融贯处，则颇加 栝。”这里明确了《大全》主蔡《传》的特点；明确了以朱熹学说为蔡《传》所本的思想；也表明了《大全》纂修者比较谨慎的、客观的学风。这最后一点是可贵的。

    在《书说纲领》里，载了朱熹的一段话，说是：“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周公孔孟，都只如此。……须是量圣人之言是说个什么，要将何用。若只读过便休，何必读？”这是说，读《尚书》要领会书里的“当然之理”，讲的是什么，讲它是为什么的。要“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不能读过便算。这个意思，与程子读《论语》法一致，是理学家读经典的一贯方法，这就是所谓“切于己”的方法。

    《大全》在《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理学家所谓的“十六字心传”下，写了如下一段议论：

    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中而应于外者也。指其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道心难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杂形气之私，一心守之，而纯乎义理之正。道心常为之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尧之告舜，但曰允执其中。今舜命禹，又惟（疑当作推）其所以而详言之。盖古之圣人将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传之，其见于经者如此。后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这“十六字心传”，理学家津津乐道。上述这段议论，是典型的疏释。什么是人心，什么是道心，人心为什么危，道心为什么微，如何精，如何一，如何使人心听命于道心，如何允执厥中，这里讲得很明白了。这里的精髓在乎辨天理（道心）与人欲（人心），在乎“存天理，灭人欲”。这虽然说的是人君传心之要，但就理学家的“切己”方法而论，却有指导所有人的普遍意义。

    《书传大全》卷首，列了十幅天文图，如历象授时之图、尧典四仲中里图、日月冬夏九道之图等。明太祖亲验天象，而知蔡《传》不尽可据，则与此类天文图不无关系吧。

    三、《诗经大全》

    《诗经大全》二十卷，以朱熹《诗集传》为主，更采诸儒的议论以为羽翼。

    元延祐行科举法，《诗》用朱熹《集传》，明制沿而不改。永乐修《大全》，一仍宪典。此书名为官修，实则根据元代刘瑾《诗传通释》而稍为损益。删削其过于冗蔓者，改书中“瑾案”二字为“刘氏曰”。刘书以《诗·小序》分隶各篇，此书则从朱熹旧本合为一篇，附于书后。修成以后，颁行天下，取士即以为准。

    刘瑾字公瑾，学问渊源，出于朱熹。所著《诗传通释》，大旨在于发明朱熹《诗集传》，与辅广《诗童子问》相同。对于《诗集传》的谬误，瑾亦一一回护。盖专为朱《传》而作，则委曲迁就，势所必然，不足深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征实之学不足，而研究义理，究有渊源，议论亦颇笃实。于诗人美刺之旨，尚有所发明，未可径废。”则对于此书确守朱学义理矩范，是颇为欣赏的。

    四、《春秋集传大全》

    《春秋集传大全》七十卷。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永乐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发凡云，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实则全袭《纂疏》成书。虽奉敕纂修，实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给可糜，赐予可邀，天下后世讵可欺乎！”这对胡广等纂修官的欺罔缺失，揭露颇尽。

    按《大全》卷首《凡例》，谓“诸传以胡氏为主，大字录于经后，而左氏、公羊、谷梁三《传》，虽有异同，辄难去取，今载其全文，同先儒表著事变始终之要，分注经下。”检查《大全》内容，确如以上所云，在《春秋》经文之下，具载同一事件的三《传》传文。三《传》传文之后，则载注疏及“诸儒”之说。《大全》的这种体例，其实是抄袭汪氏《纂疏》的，没有新发明。

    按汪克宽元代人，所著《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其自序云：详注诸国纪年谥号，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氏之阙疑。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大旨终以胡《传》为宗。（按：辨疑，指元程端学所著《春秋三传辨疑》；权衡，指宋刘敞所著《春秋权衡》）。汪克宽的这部《纂疏》为什么要备列三《传》传文？为什么要以胡《传》为宗？这是适应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第三十一》载：仁宗时《考试程式》，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义一道，各治一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汪氏的书满足士子治《春秋》应试的这种需要，这是十分明白的。《春秋大全》因汪克宽之书，稍加点窜，便算是一部新书，完全是剽窃。

    五、《礼记集说大全》

    《礼记集说大全》三十卷，以陈澔《云庄礼记集说》为宗，所采掇“诸儒”之说凡四十二家，朱彝尊《经义考》引陆元辅之言，谓当日诸经大全，皆攘窃成书，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之成书，非诸臣所排纂。以他经之蹈袭例之，或亦未必无因。这种怀疑是有理由的。

    《大全》卷首《总论》，引程颐、周行己、周諝、朱熹的议论，阐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皆出于性”，“天下国家，礼存则存，礼亡则亡”等理论，为封建社会礼教纲常的合乎天理辩护。

    《大全》引陈氏《集说》旧例，谓“凡名物度数，据古注、《正义》。道学正论，宗程子、朱子。精义未尽，则泛取诸家。发明未备，则足以己意。”这表明书中的理学思想是根据程颐、朱熹的。诸家之说，则用在发挥详尽。后人谓其“略度数而推义理，疏于考证，舛误相仍”。纳兰性德专作一书攻之，凡所驳诘，多中其失。可见这部书以朱学义理见长，而名物度数则疏略。学者认为，经本以明理，但理不是虚悬的。《易》之理见于象数，《书》之理见于政事，《诗》之理见于美刺，《春秋》之理见于褒贬，《礼》之理见于节文，都不是可以空言来说的，《礼》尤其如此。而陈澔《集说》却空言说理，是很大的缺点。《大全》乃据澔书为主，先就失掉了根柢。

    朱彝尊《经义考》，谓“云庄《集说》，直兔园册子耳，独得颁于学官，三百余年不改。其于度数品节，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礼云礼云，如斯而已乎？”这是讥斥澔书只是应科举考试的俗书，不足以语于经学的著作。

    陈澔在《礼记集说》自序里，说他父亲是饶鲁的学生，师事双峰十有四年。“所得于师门讲论甚多”。以通《礼记》于宋理宗开庆年间成进士。以后撰写了论述《礼记》的书。但是稿毁于火，只字不遗。陈澔继承父业，写成了这部《礼记集说》。“以坦明之说使初学读之即了其义，庶几章句通则蕴奥自见。”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用为训蒙则有余，求以经术则不足。”饶鲁是朱熹女婿黄榦的学生，则陈澔父子当亦沾溉了朱学的余润。

    《礼记大全》以澔书为宗，其所援引“诸儒”之说，也不过是笺释文句，与澔说相发明，没有什么新意。

    《五经大全》以抄袭成书，为人诟病。顾炎武、朱彝尊皆以为言。《周易大全》全取程颐《易传》及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以蔡《传》为主，袭自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及陈师凯《书蔡传旁通》。《诗经大全》以朱熹《诗集传》为主，抄袭刘瑾《诗传通释》。《春秋大全》以胡安国《传》为主，袭自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礼记大全》以陈澔《云庄礼记集说》为主，亦不免于抄袭。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四书五经大全》条，发了甚深的感慨。他说：

    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违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又说：

    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

    顾炎武从经学大师的立场出发，谴责当时纂修诸臣欺蒙朝廷，愚弄天下的读书人，修出这样的所谓《大全》来，是很不像样的，因而认为由于明成祖在推倒建文帝时候，杀尽了骨鲠之臣，以致士风无耻，又因推行八股，不讲实学，以致经学坠废。这种感慨，不是凭空而发，在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被杀之际，正是胡广等迎降之秋。骨鲠既空，佞臣盈列。以后要粉饰太平，制礼作乐，自然仍是当年的迎降者用起来得心应手。而更主要的是要统一思想。使封建季世也还能一道德而同风俗，永固皇图，自不能不有如《大全》这类著作出现。在明成祖看来，通过《大全》确立朱学的统治，其政治作用还是不小的。以后设科射策，终三百年之世，读书人一头钻进《大全》猎取富贵，即使天翻地覆也都不在乎。这正是逻辑的必然。《大全》由礼部雕版印制，纸张用最高级白棉纸，开本很大，装订精美，至今我们国家图书馆把它作为文物来珍藏。一代的高文典册，掩盖着陋劣的内容，在顾炎武看来，自然免不了要忿忿了。但是也得从另一个角度想想，在明成祖的威令下，九个月之内，居然写出二百六十卷的大书，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即使有再大的学问，再深的经术，要不抄袭成书，也是难乎办到的。

    第五节　明初朱学统治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皇庆条制与朱学统治

    朱熹理学思想取得统治地位经过大约一百年的历史过程。朱熹生前虽然长期讲学著书，弟子不少，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学派。但是这个学派被南宋统治者宣布为“伪学”，不许传布。学生蔡元定被诬为妖人，流放到道州羁管，一年后死在道州。在严重的政治压迫下，有些学生变服易形，以示别异于朱门。学者应科举考试，要自己声明并非朱学。否则，不许考试。朱熹晚年上书朝廷。起草之后，以《周易》筮之，不吉，乃自焚其稿。这表明在政治压迫下，朱熹有严重的疑惧。朱学被禁锢，从朱熹晚年一直延续到死后二十多年。南宋末，经过真德秀、魏了翁的鼓吹，才取得了较为优越的地位。

    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一月下诏，命中书参酌古今，定科举条制。关于考试程式，大体有如下规定：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

    按照这个条制，蒙古人、色目人，都与汉人、南人同样学习朱熹的《四书集注》，同样应《四书》考试。《四书》的次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是朱熹定的次序。汉人、南人考经疑、经义；蒙古人、色目人不考，如果愿试，考中者加一等注授。经，用朱学传注，即《易》程《传》、朱熹《本义》，《书》蔡《传》，《诗》朱熹《集传》，《春秋》胡《传》，唯《礼记》用古注疏。这时候，朱熹的注本已有极大的权威，得到元朝政府的尊崇。在元朝这个大帝国内，蒙古人、色目人在科举考试科目上，与汉人、南人比，要求略为低些。前者考两场，后者考三场，前者不考明经，后者考明经。前者如果要考明经，则予以鼓励，考中者加一等授官。这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各民族的要求有了走向齐一的趋势。

    所有这一切，表明朱学的统治地位在逐步树立。

    皇庆二年的这个科举条制，在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第一次推行。这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赐护都答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以后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泰定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四年（公元1327年），都继续推行，三年一次。科举条制在十四世纪初期推行，确立了朱学的统治地位，上距十二世纪末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逝世，约一百十余年。在这一百十余年中，朱学从“伪学”的地位翻过身来，基本上成为官学。这是不寻常的变化。

    从元仁宗延祐二年推行以朱学著作为主的科举，到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编纂成以朱学为主的三部《大全》，又是一百年。朱学于是达到了思想统治如日中天的顶点，这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封建学术思想统治的顶点。

    明初的科举，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这个制度，是明太祖和刘基所定。规定文章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四书》主朱熹《集注》，《易》主程《传》、朱熹《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熹《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这些都沿袭元朝皇庆条制。永乐十三年，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的准绳，废古注疏不用。

    由科举考试中式的进士，取得入仕的资格。这是入仕的正途。元朝规定，会试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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