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

会试下第的举人，授教职，有教授、学正、学录、山长、教谕、训导等名目，分别委派在中央及路、府、县学任职，或在书院任职（也有担任教职的人，如山长、教谕、训导等是聘请的）。明朝大体也是如此。这些担任教职的人，为了培养应科举考试的后备力量，就按科举要求，用《四书》《五经》的朱学传注，教授生徒。这样，朱学就首先在教育部门占了统治地位。

    二、明初朱学代表人物

    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还体现在当时有一批很有影响的朱学学者，讲学著书，形成风气。《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传·序论》谓：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吴与弼以名儒被荐，天子修币，聘之殊礼，前席延见，想望风采。……自是积重甲科，儒风少替。……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序论》指出，从明太祖开始，就征用儒士，对开国时的文教事业有所贡献。以后薛瑄、吴与弼、曹端、胡居仁等朱学学者，谨守矩矱，“无敢改错”。朱学占统治地位。从陈献章，王守仁起，学术有了分歧。姚江之学，信从者众，风靡天下。嘉靖、隆庆以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没有几个人了。有明一代，经学不及汉、唐，理学则沿袭宋、元的糟粕，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序论》纵论一代学术的盛衰变化，大体符合事实。对明初朱学，概举其代表人物，谓“清修笃学”，“矩矱秩然”。足见其学风的谨朴。现在简略论述几个有特色的理学家，以见一斑。

    范祖幹，从许谦游，得其指要。其学以诚意为主，而严以慎独持守之功。朱元璋下婺州，与叶仪并召，祖幹持《大学》以进，谓治道不出是书。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祖幹事亲孝，父母终，悲哀三年如一日。学者称“纯孝先生”。叶仪，受业于许谦。谦诲之曰：“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仪朝夕惕厉，研究奥旨。已而授徒讲学，士争趋之。其语学者曰：“圣贤言行，尽于《六经》《四书》；其微词奥义，则近代先儒之说备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从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隐居养亲。学者称其理明识精，一介不苟，安贫乐道，守死不变。

    谢应芳，自幼笃志好学，潜心性理。以道义名节自励。疾异端惑世，辑圣贤格言，古今明鉴，为《辨惑编》。教乡校子弟，先质后文，诸生皆循循雅饬。诗文雅丽，而所自得者，理学为深。

    汪克宽，受业双峰饶鲁，得勉斋黄氏之传。取《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习。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春秋》以胡安国为主，而博考众说。荟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易》则有《程朱传义音考》。《诗》有《集传音义会通》。《礼》有《礼经补逸》。纲目有《凡例考异》。他的经学，完全宗朱熹。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汪克宽的《春秋经传附录纂疏》为《春秋集传大全》所本。

    薛瑄，究心洛闽渊源，手录《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札记。瑄学一本程、朱，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年七十六卒，遗诗曰：“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始觉性天通”。意即晚年始通悟性与天道的奥旨。有《读书录》二十卷，皆自言其所得。《明儒学案》以为，乃《太极图说》《西铭》《正蒙》之义疏。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诏从祀孔子庙庭，称“先儒薛子”。

    吴与弼，年十九，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于道。弃举业，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雨中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归则解犁，共食蔬粝。一日刈禾，镰伤指，负痛曰：“何可为物所胜，竟刈如初。”英宗天顺初，聘至京师，授左春坊左谕德，固辞不受，放还。所著《日录》，皆自言生平所得。刘宗周谓，予于本期，极服康斋先生。先生之学，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七十年如一日，独得圣人之心，评为“醇乎醇”。

    陈真晟，赴乡试，闻防察过严，解衣脱袜，裸身检查无待士礼，耻之，乃弃去。务为圣贤践履之学。初读《中庸》，觉无统绪。继读《大学》，始知为学次第。以朱子所谓“敬”者，乃大学之基本。求其“所以为敬”。见程子以“主一”释“敬”，以“无适”释“一”，始于“敬”字见得亲切。此心，静而主于一，则静有所养，妄念不做；动而主于一，则动有所持，外诱不能夺。尝语人曰：《大学》诚意章为“铁门关”，难过。“主一”二字，乃其“玉钥匙”也。意思是说，诚意章讲毋自欺，讲慎独，很难做到，像一道“铁门关”，难于通过；只有掌握了“主一”（敬）这把“玉钥匙”，才能开启这道关。做到了“敬”，才能做到“诚意”，做到“毋自欺”，做到“慎独”。英宗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诣阙上《程朱正学纂要》，奉旨：“礼部看了来说”。既无所遇，归，潜思静坐，自号“漳南布衣”。

    章懋，学者称“枫山先生”。林居二十年，弟子日进。其学确守宋儒，本之自得。致政归，家距城十五里，只是步行。客至，鸡黍数豆，力不能办，多借诸族人。其后迁居城中，小楼二间，卑甚。每作文，绕行室中，冠往往触梁、折角。有田二十亩，家人十口，岁须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当其半，则以麦屑充之。诸子皆亲农事，邑令来见，诸子辍耕跪迎。官南京祭酒日，其子往省。道逢巡简，笞之。知而请罪。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尔不识，又何罪焉？”或劝以著述，曰：“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可也。”

    胡居仁，闻吴与弼讲学，从之游，绝意仕进。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严毅清苦，左绳右矩。每日立课程，详书得失以自检查。家贫苦，敝衣蔬食，萧然不厌。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甚众。居仁闇修自守，布衣终身。曰：“以仁义润身，以牙签润屋，足矣，”所著有《居业录》。学者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

    曹端，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太极图》《通书》《西铭》，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着足处，两砖皆有印痕。为霍州学正，修明圣学，诸生服从其教。先后在霍十六载。卒官，霍人思之。河南理学家，二程而后，有刘绚、李籲著。元代有许衡、姚枢，讲道苏门山。明兴三十余年，而曹端兴崤渑间，倡明道学。学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所著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诸书。端平生以力行为主，守之甚确。曰：“一诚足以消万伪，一敬足以儆千邪。所谓先立乎其大者，莫切于此”。时人受其影响。樵者拾金钗，以还失者，人以为异，樵曰：“不欲愧曹先生耳。”某人往观剧，中途而返，曰：“此行岂可使曹先生知也。”初，端作《月川交映图》，学者称“月川先生”。刘宗周谓端“为今之濂溪”，“方正学而后，斯道之绝而复续者，实赖有先生一人。”推崇备至。

    必须叙述方孝孺，这是因为他的死关系理学家认为重大的名教问题。方孝孺是宋濂最看重的学生：“游吾门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建文帝召为翰林院侍讲，又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辄与商议。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燕兵入金川门，建文帝自焚。孝孺被执。先是，姚广孝曾嘱明成祖朱棣，“孝孺必不降，不可杀之。杀之，天下读书种子绝矣。”至是，朱棣欲文饰篡夺丑行，令孝孺草诏，以塞天下人心。孝孺悲恸，声彻殿陛。朱棣劝慰，并向他解释：“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朱棣说：“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说：“这是我们的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怒，命杀孝孺，且夷其十族，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朱棣这次镇压效忠建文帝、反对自己的政敌，手段极其凶狠、残酷。燕兵入南京的当天，就下令大索政敌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过几天，就杀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坐死者甚众，谪戍者更多。被杀的人，妻女送教坊，每日令“壮汉十多人伺候着，”即昼夜不断的蹂躏。连不满一两岁的婴孩也遭杀害。景清被杀，剥皮揎草。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过了一百八十多年，到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下令释免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一千三百余人。方孝孺被杀，并夷十族，极大地震动了明朝的读书人。包括许多理学家。《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方孝孺传·赞》曰：齐、黄、方、练之俦，“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练，是当时被杀的另一个忠于建文帝的练子宁。明朝末年，刘宗周赞扬方孝孺是“伊周孔孟，合为一人”，“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刘宗周还指出，方孝孺生前，已为人称许为“程朱复出”。可是后世竟有一些人说，节义与理学是两回事，出此则入彼，贬低方孝孺，使他不得与吴澄论次并称。“于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于天下”。黄宗羲谴责朱棣“天性刻薄”，“怨毒倒行，何所不至。”引蔡虚斋（清）之言，赞扬方孝孺是“千载一人。”黄宗羲对方孝孺做了高度评价，说是“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把他许作第二个朱熹。方孝孺被杀，是朱明王朝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而演出的一幕悲剧。以传统的篡夺观点来评论，即以朱熹的《紫阳纲目》的观点来评论，方孝孺赢得了后人的莫大崇敬。他以“十族之诛”维护了天下万世的纲常名教。他的就死，体现了理学原则与忠节的统一，于是他就成为“千载一人”。

    以上列举的若干理学家，除方孝孺已经评论外，其他都是朱学学者。他们规言矩行，谨守理学家的做人规范。他们生活于明初，是在朱学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是在《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纂修前后的若干年内成长起来的。如薛瑄还曾手抄《性理大全》，供自己阅读、研究。他们是明初朱学理学家中的若干代表人物。

    以上这些人物的简略介绍，根据《明史》《明儒学案》等书的史料。这些书，叙述他们的生平及言行，流露统治阶级的偏嗜和爱好。平心而论，明初理学家中的代表人物，是封建社会的“正人君子”，安于贫贱，刻苦自励，授徒著书，以此终身。他们自觉的或不自觉地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伦理道德的圈子里打转，渴望有一个封建社会的“好”天下。他们憨态可掬，迂疏无用，在正当从事流血战争以取天下的朱元璋面前，捧出《大学》这部书进见，天真地以此来谈治道。这是十分可笑的。然而他们就这样认真地想、认真地做，毫不怀疑。所谓“以身殉道”，就是这种精神吧，他们不同于口谈仁义、行同狗彘的那些假道学。

    三、科举制度下的“儒林”

    明初的理学家是时代的产儿，已在上文论述。这里还要谈到在科举制度下的“八股先生”。

    元代的皇庆条制，明初继续沿用。明初朱元璋和刘基所定八股取士的制度，是皇庆条制的继续沿用。这个制度一直用到清朝末年。《清史稿》卷一百八《志》八十三《选举三》写道：“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探花、榜眼，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第一曰解元，会试第一曰会元，二甲第一曰传胪。悉仍明旧称也。”清朝末年，兴学校，废科举，这个八股取士的制度，才寿终正寝。这个制度从十四世纪中期明太祖（洪武初年）到十九世纪末年（清光绪季年），行了五百多年，如从元皇庆年间算起，则行了将近六百年。

    上引《清史稿》《选举志》又云：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颁科场条例：“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可见清代的科举，全袭明制。《大全》虽废，而精神未变。《四书》《五经》，都用朱学传注。在统治阶级手里，这些已成为遴选人才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奔竞在八股取士的科举道路上，做时文，求功名，大多数成为百无一用的废物。其中狡黠者则蠹国病民，行同窃盗。成书于清朝雍正末的《儒林外史》，铸鼎象物，讽刺了形形色色的科举中人。鲁迅谓作者吴敬梓“方侨居于金陵也。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义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刻划伪妄，掊击习俗，书中屡见。敬梓“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故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书中令马二先生自述制艺之所以可贵云：“……‘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月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中国小说史略》） 。

    《儒林外史》叙述明宪宗成化末年（公元1465——1487年）以后的儒林，而实则取象于清初人物。鲁迅谓“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儒林外史》所写的“贞士”，鲁迅以为，“以言君子，尚亦有人，有虞育德（吴蒙泉），有庄尚志（程绵庄），皆贞士……而奇人幸未绝于市井”，如做裁缝的荆元，缝纫之暇，弹琴赋诗以自遣，性尤恬淡云。这些君子，都非出于科场。

    对科举的不足以得人，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章剀切言之。其言曰：

    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则百余，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

    舒赫德的这道章奏，全面批评了时文、经义、表判、策论的无用，很有眼光。乾隆下其章于礼部，饬议。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艺，仍未得废。

    上引《清史稿》《选举志》具载其事，足见统治阶级中亦有头脑清醒的人物，灼见科举八股之弊，而仍然为习惯的陋见所淹没。直至十九世纪末，屡败于外敌，割地赔款，一蹶不振，惩创之余，乃始废科举而廓清之。然而其幽灵或尚萦绕于国人之梦寐，足以发有识者憬然之思。

    四、朱学统治对社会的思想影响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条，谓“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这话也是对明初朱学统治的一种总结。上文所论述的具体情况和问题，正好是顾炎武这话的注脚。但是，问题并不止此。

    《大全》的纂修、颁行，标志着朱学统治的终于确立。朱学的成书编集在《大全》之中，朱学的理学思想被奉为“一道德而同风俗”的理论指导，八股取士，代圣贤立言，必须以《大全》为依据。读书人的头脑被《大全》所禁锢，在朱学以外要有所探讨、涉猎，就被斥为“杂览”而非“正学”。《大全》的颁行，其意义犹之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所谓“古学弃”“经说亡”是指学术上的固陋、荒芜。《大全》的垄断体现了朱学的统治。而这种垄断总是不好的，与学术繁荣背道而驰。一经垄断，便同扼杀，学术的生机无从条达。顾炎武着眼于传统经学的保存与发展，还是一种崇古思想。在顾炎武看来，汉儒的解诂，唐人的义疏，考证典故，具明根柢，有功于后学。而《大全》只是誊抄，无所发明，因遭讥斥。

    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年而明修《五经大全》。在封建学者看来，是一件盛事。无如《大全》固陋，不免为通儒所讪笑。而其垄断，则又为明哲所诋 。理学史上的朱学统治阶段，遂闇然不见光焰。稍后陈献章倡“自得之学”，王阳明揭“致良知”之教，唾弃传注，直指本心，学风于是一变。朱学统治的局面就走向式微。到清朝初年，在康熙帝的提倡下，编纂《性理精义》，重新纂修五经，程朱理学一度呈现回光返照，李光地、陆陇其、张百行等理学家再张朱学旗帜，又热闹了一时，然而颓势已成，无法挽回，汉学终于夺了理学之席而代兴。

    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对封建社会晚期的影响不可低估。封建思想像一道“长城”包围着人们，禁锢着人们，使人们冲不破，跳不出，使人们不能独立思考，不能创立新学派，不能探讨现实问题。这种封建主义的影响是我们历史的沉重包袱。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一般责之于幼者、弱者和妇女，造成了人间的惨痛。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里说道：“王玉辉之女既殉夫，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中不忍’，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鲁迅这是评论小说，而小说所反映社会现实，足以说明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乃属孱弱的女子。在明伦堂里，封建社会的衣冠人物，赞扬王玉辉的这个“好女儿为伦纪生色。”“生色”在哪里呢？“生色”就在她活活地饿了八天殉夫而死。《明史》的《孝义传》有二卷，《列女传》有三卷，写的大多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者。地方史志上，这类传记更是大量的，说明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者为数甚多。朱学统治的思想影响于此可见。

    明初朱学统治确立以后，从中央国子学到地方的书院，以至乡村的社学，都用朱学进行教育。社会上，家庭里，朱学的思想影响到处存在，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人们的言行准则就是朱学。即使在艺术方面，如戏曲，如小说，如弹词，也染有朱学思想的色彩。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纷纷在舞台上出现，在小说里被描写，在弹词的弦索叮咚中被唱出。又通过这些来感染广大群众。

    附记： 清朝初年，命理学大臣纂《性理精义》。这部书是《性理大全》的精简本，思想、观点、材料，都没有越出《性理大全》的范围。本书就不另做论述了。在五经方面，也都分经做了纂述，绍承《五经大全》的统绪。本书也不另做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