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江右王学正传邹守益的理学思想（附：欧阳德）

    江右王门是指明代江西地区的王学传人。他们在传播王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均超过其余王门学派。黄宗羲谓“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明儒学案》卷十六《江右王门学案·序》） ，并非溢美之言。然而，他们传播师说各有所侧重，学术风格也不尽相同。其中或偏于守成，因而被视为王学正传，邹守益是其主要代表人物；或重在标立新意，因而有离异师说之嫌，聂豹、罗洪先是其主要代表人物，聂发其端，罗踵其后。

    本章先论述邹守益信守师说的理学思想特色；欧阳德因与邹守益属于同一学术倾向，故附于后。聂豹、罗洪先的理学思想特色将在下一章专论。

    第一节　邹守益的生平与学行

    邹守益（公元1491——1562年）字谦之，号东廓，学者称东廓先生，江西安福人，明武宗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翌年，引疾归里，开门讲学，从学者众，为王学在江右的主要传人。

    守益师事王守仁之前，曾对儒家经典《大学》《中庸》宗旨不一疑惑不解，谓“子思受学曾子者，《大学》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独，何也”（《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东廓邹先生传》，以下简称《邹先生传》）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守益赴赣州，问学于守仁，守仁告以《学》《庸》宗旨合一之理，始豁然领悟，释其所疑，遂称弟子。

    守益的学识和德行，深为其师所称许。据耿定向《邹先生传》载：守益年三十，“如越谒王公（阳明）”，切磋学问；“既别，王公张望不已”。门人问：“夫子何念谦之之深也？”守仁引曾子赞颜渊的话作答：“曾子云：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若无若虚，犯而不校。谦之近之矣 [1] 。”视守益几同古之贤人。湛若水也十分赞叹其为人。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若水以九十一高龄由湖南衡山访于江西青原。时守益年六十六，仍率子弟及王门“诸同志”亲迎，并一遵古养老之礼，“晨夕躬定省，执酱执酭”。他还告诫王门“同志体古宪‘老不乞言’意，毋烦辨论”。临别，守益又冒大水亲自连舟送至赣州。其尊贤敬老的真儒风范，被视为一代学者之楷模。无怪乎湛若水“叹王公之门得人如此”（同上） 。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明宗室宁王朱宸濠反，守益曾参与守仁军事，从义起兵。世宗即位，守益入京复职。嘉靖三年（公元1523年），守益因直谏忤旨，下诏狱谪广德州判官，稍迁南京礼部郎中，后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九庙灾，有旨大臣自陈。大臣皆惶恐引罪”，惟守益上疏直言“君臣交儆之义”（《明儒学案》卷十六《江右王门学案·邹守益传》） ，因忤旨落职归里，家居二十余年而后卒，赠南京礼部右侍郎，谥文庄。其著作有《东廓邹先生文集》十二卷。

    耿定向对邹守益的言行政事，十分推崇，称其莅政立朝，“抗论正义，纳约矢谟，至忤权贵，触雷霆，屡蒙严谴，迍邅没世而无悔，非以为名也”，而是欲以不负“吾君也”；落职闲居，仍关心民瘼，“力赞有司方田均赋，恤灾赈饥，与夫缮桥梁、恤义仓、广陂堰，凡创利剔弊，虽冒嫌怨而不避，非以为德也”，而是欲以为民兴利除弊（《邹先生传》） 。可以说，这种“忠君爱民”的儒家传统思想，几乎贯穿于守益一生的言行政事。

    然而，终守益一生，其历官时短，为学日长；即使历官期间，也以讲学兴礼为要务。例如，于广德州判官任上，《明史》本传谓其“撤淫祠，建复初书院，与学者讲授其间”（卷二八三） ；《邹先生传》谓其“延同门王艮暨诸贤讲学兴礼，风动邻郡”。又如，在南京居官期间，《邹先生传》谓其时与湛若水、吕柟“聚讲”，与同门王艮、薛侃、钱德洪、王畿“商究”；落职闲居，其“聚讲”更勤，“大会凡十”，“常会七十”，“会聚以百计”，范围更广，“若越之天真、闽之武夷、徽之齐云、宁之水西，咸一至焉”，足迹几乎遍及江南各省，而江西境内之青原、白鹭、石屋、武功、连山、香积，则“每岁再三至”。至于“聚讲”规模之大、听者之众，也均远在江右王门诸子之上，有时“以千计”。如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会白鹭，“生儒以千计听讲”，就是例证。《邹先生传》曾用“负墙侧聆者肩摩，环桥跂睹者林立”来形容守益讲学时之盛况，其听者人数之众，由此可以想见。

    综观守益一生讲学，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讲学内容以申论师说为旨归。据《邹先生传》载：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会富池，守益申师训：学无分“动静”“有无”，若“分动静、分有无，不是圣门正脉”；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避暑武功，其时守益“教语多主默识”，谓“戒惧不闻不睹，正是默识工夫”；翌年，会复古书院，守益又重申“戒惧”之旨；越五年，会白鹭，守益“倡《大学》《中庸》合一之旨”。守益的这些讲论，均秉承师训。《传习录》中多次提到王守仁论学主“动静合一”之旨，《明儒学案》则认为南中之时，王守仁“以默坐澄心为学的”（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徐爱传》） 。至于以“戒惧”即是“慎其独”，“慎独”即是“致良知”，并以此论证《学》《庸》宗旨合一，则是王守仁于江右以后所一再倡导的思想学说。可见，守益讲学，一本师说，故谓其得王学之正传，是符合实际的。

    二是讲授方法注意有的放矢，“因人造就”。这大体可分三种情况：对于主“纵任为性体自然”的人，守益恐其“流于荡而约之于独知”，故特申“戒谨恐惧”之旨，明“自强不息为真性”之理（《邹先生传》） ；对于主“寂静”方为“良知本体”的人，守益恐其“倚于内而一之于独知”，故特明“寂感、动静无二界”之理（同上） ；对于“学从无极悟入”的人，守益恐其“流于邪”而教以“物格知致”之旨，明“下学上达无二途辙”之理（同上） 。守益这种有的放矢、“因人造就”的讲授方法，远继之于孔门“因材施教”的传统，近本之于“王门四句教法。”“王门四句教法”所以有“四无”“四有”之别，正是王守仁根据不同的传授对象而采用的不同教法：资质聪颖的“上根人”，王守仁教以“四无”之说；资质次之的“中根以下人”，王守仁教以“四有”之说。可见，守益这种有的放矢的讲授方法也是得自师传的。

    总之，邹守益的一生，无论是历官或落职闲居，从未间断讲学，而其讲学又以弘扬师说、传播王学为旨归。耿定向在评述其生平、学行时指出：“凡以弘师旨之传，广与人为善之量，心独苦矣”（《邹先生传》） 。说明守益确实忠于师说，并为使其得以广泛传播而竭尽了心力。

    在江右王门诸子中，与邹守益同时、同为王守仁之及门且又同属一学术倾向的知名学者是欧阳德，他在“弘师旨之传”方面，同样有卓著的贡献。

    欧阳德（公元1496——1554年）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进士，授六安知州，以学行改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守仁倡道于赣州，首揭“致良知”说，“以为人心虚灵，万理毕具，惟不蔽于欲，使常廓然以公，湛然以寂，则顺应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溺于旧闻，哗以为禅”。时欧阳德领乡荐，“独曰：此正学也，遂受业于王守仁”（徐阶《经世堂集》卷十九《欧阳公神道碑》） 。其学“精思力践”，凡有所得，必见诸于言行政事，如知六安州，为民兴利除弊，汰冗役、罢苛法、省讼狱、兴水利、定经费、建龙津书院，奖掖后进；居家则以讲学为事，日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讲论，学者自远而至，“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同上） ，可见从其学者之众。欧阳德善于论说，“诚意恳笃，气象平易，士以是日亲”（同上） 。尝与聂豹、徐阶、程文德等集四方名士于灵济宫，讲论“致良知”说，赴者五千人，而欧阳德以“宿学”居显位。其为人处事，颇有邹守益之风，敢于“谠言正论”，不避权贵，临危不惧，“如无事时”。何以能如此？他说：“吾惟求诸心，心知其为是，即毅然行之，虽害有不顾；知其非，虽利不敢为。此吾所受于吾师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同上） 。年五十九卒，赠太子少保，谥文庄。其著作有《欧阳南野先生文集》三十卷。

    第二节　信守师说的理学特色

    邹守益和欧阳德在江右王门中以信守师说而见称。罗洪先谓邹守益“能守其师传而不疑，能述其师说而不杂”。徐阶称此论为“天下之公言”（同上《邹公神道碑铭》） ，王畿论欧阳德，称其书中无非“先师尝谓独知无有不良”之义（《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三《欧阳南野文选序》） ；黄宗羲则谓“先生之格物，不堕支离，发明阳明宗旨”（《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欧阳德传》） ，说明欧阳德的理学观点也是信守师说的。他们深信，王学承接孔子以来的学脉，其道“愈简愈易愈广大，愈切实愈高明”（《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一《阳明先生文序录》） 。因此，当世儒“溺于旧闻”，视王守仁“致良知”说为禅时，他们奋起护卫，宣称“致良知”说为“正学”，并亲受业于王守仁，从而表明他们对师说的信守和执着追求。

    邹守益信守师说的理学特色有如下要点：

    一、提倡“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的“戒惧”说

    “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是邹守益理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旨在阐明其师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他在与友人讨论“致良知”说时指出：

    不睹不闻是指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也。（同上卷五《答曾弘之》）

    湛若水的弟子吕怀在《东廓邹先生文集序》中也引了守益本人与上述相类似的话：

    学者只常常戒慎不离，无分寂感，一以贯之，此其为致良知而已矣。

    按“戒慎恐惧”语出《礼记·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据郑玄注：“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无人、听之无声，犹戒慎恐惧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认为“君子”“小人”之辨，在于“小人闲居为不善”，为所欲为；“君子”虽于闲居独处、无人察觉之时，犹能“戒慎恐惧”，谨慎从事，故一刻也不离“道”。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循“天命之性”行事的行为规范，它是儒家为人处世的最高的行为准则。可见，《中庸》的“戒慎恐惧”是作为明辨“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提出来的。而邹守益的上述言论，则是把“戒慎恐惧”与“致良知”说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戒慎恐惧”即是“致良知”，或者说，是“所以致良知”。显然，这是用王学观点对《中庸》所做的新解。

    必须指出，守益对“戒慎恐惧”所做的新解并非其独创，而是本自师说。早在正德年间，守益就《学》《庸》之旨问学于王守仁时，即得到王守仁关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的启示。王守仁说：

    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独即所谓良知也，慎独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谨（慎）恐惧所以慎其独也。《大学》《中庸》之旨一也。（《邹先生传》）

    按王守仁的这段话，是旨在论证《学》《庸》宗旨合一。而在论证过程中，他透露了“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的观点。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出“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的命题，但是只要通观这段话的上下文，它仍然包含着上述命题的思想观点。问题不难理解：既然“慎独”即“所以致良知”，而“戒慎恐惧”即“所以慎其独”；那么，这无疑是说，“戒慎恐惧”也即“所以致良知”。只不过王守仁是通过“慎独”这一环节来表达上述观点罢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说，邹守益的“戒慎恐惧”说得自王守仁的启示，本自师说。

    然而，邹守益对于上述师说，虽信守但不株守，而是有所发明，因而使其理学思想更具有特色。吕怀在论及邹守益时指出：“东廓邹先生，阳明先生嫡派也。……每闻先生开示学者，必以肫肫皜皜，戒慎不离为教。此其所以发明师说者至矣”（《东廓邹先生文集·序》） ！认为守益以“戒慎”为教，“开示学者”，是将“发明师说”推向了极至。应该说，吕怀此论颇得邹守益理学思想的要领。因为在江右王门中，唯有他提出“戒惧”说，并以之立教，“发明师说”。

    邹守益“戒惧”说的思想特点是：

    （一）赋予“戒慎恐惧”以“自强不息”之新义。

    考《中庸》“戒慎恐惧”一语，历来学者多从消极防范的意义上加以疏解，王守仁也不例外。他在《答陆原静》中说：“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邹守益对于“戒慎恐惧”的解释有继承师说一面，认为“戒慎恐惧之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保其精明之不使纤尘或萦之也”（《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四《九华山阳明书院记》） 。这说明他尚未完全摆脱儒家的传统观点，仍以谨其言、慎其行、战战兢兢之意解释“戒慎恐惧”。然而，他对“戒慎恐惧”的解释还有发明师说的一面，这就是：赋予它以“自强不息”的新义。耿定向在论及守益教授学者之方时指出：“有以纵任为性体自然者，先生肫肫焉申戒谨（慎）恐惧旨，明自强不息为真性”（《邹先生传》） 。王时槐在《东廓邹先生守益传》中也指出，守益“以戒慎恐惧、健行不息为真功”（《国朝献征录》卷七十四） 。耿、王的论断符合守益本人的观点。他说：

    自强不息，学者之所以希圣也。……息则与天不相似矣。故曰：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则无须臾之息而天德纯矣，天德纯而王道出矣。此千圣相传之心法也。（《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一《康斋日记序》）

    按“自强不息”语出《周易·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有德之人用“天行健”这一卦象来策励自己而没有止息。这里包含有“以人事法天象”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既然“天象”运行不息，那么“人事”也应“自强不息”；否则，就“与天不相似”。守益正是根据《周易》“自强不息”的观点来解释《中庸》“戒慎恐惧”这一概念的，故说“戒慎恐惧”“则无须臾之息”，其“自强不息”之意甚明。这样，原来只具有消极防范之义的“戒慎恐惧”，因而具有积极进取的新意。这说明邹守益的“戒慎恐惧”说不但有继承师说的一面，而且更有发明师说的一面。

    （二）强调“戒慎恐惧”在“为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守仁论学，以“默坐澄心”为“学的”。虽有时也言及“戒慎恐惧”，但主要用以说明心性修养，而不以之论学；守益则以之论学，强调它在“为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为学”之“大要”。他说：

    为学大要在戒慎恐惧，常精常明，不使自私用智得以障吾本体。（同上卷八《寄龙光书院诸友》）

    学之病莫大乎息。息则物欲行而天理泯矣。天理与物欲互为消长者也，无两立之势。故君子戒慎恐惧之志，由闻以至于不闻，由见以至于不见，由言以至于不言，由动以至于不动，一也，无须臾之离也。道不离人，人不离道，人与道凝，然后可以践形而无忝。夫是之谓善学。（同上卷三《说类·学说》）

    所谓“为学大要在戒慎恐惧”，就是认为“戒慎恐惧”是“为学”的大纲要领；只要把握住这大纲要领，就能“人与道凝”，融为一体，“无须臾之离”；而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称之为“善学”。可见，在守益看来，“戒慎恐惧”是实现人、道合一的关键，也是“善学”的标志，故说“为学大要在戒慎恐惧”。

    邹守益所以如此强调“戒慎恐惧”在“为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戒慎恐惧”的“自强不息”之义可以克服“学之病莫大乎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为学”宗旨在于“存天理去人欲”。他说：“学也者，将以何为也？学以存此心之天理而无人欲也”（同上卷八《留别南都诸生》） 。又说：“学以去其欲而全其本体而已矣”（同上卷三《录青原再会语》） 。而这正与“戒慎恐惧”所以“不使自私用智得以障吾本体”的宗旨相一致。因为根据守益的观点，“自私用智”即“欲之别名”，而“吾本体”即指“良知本体”亦即“天理”（同上） ，故“戒慎恐惧”就是旨在不使人欲得以障蔽人之“天理良知”，其“存天理去人欲”之意同样十分清楚。

    （三）以“戒慎恐惧”为“致良知”功夫。

    以“戒慎恐惧”为“致良知”功夫，是王守仁“致良知”说的重要观点。他说：“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又说：“君子之戒慎恐惧，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同上卷五《答舒国用》） 。守益继承其师的上述观点，指出：

    良知之本体，本自廓然大公，本自物来顺应，本自无我，本自无欲，本自无拣择，本自无昏昧放逸。若戒慎恐惧不懈其功，则常精常明，无许多病痛。（《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五《复石廉伯郡守》）

    他认为，“良知本体”是“廓然大公”、无私无欲、“无昏昧放逸”的，只要“戒慎恐惧”，坚持不懈，就能保持这“良知本体”之“常精常明”，而不受私欲之昏蔽。这与王守仁所说的“戒慎恐惧之功”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戒慎恐惧”是廓清私欲之昏蔽以恢复“良知本体”之“常精常明”的功夫。

    然而，使邹守益的理学思想更具特色的，还在于他把“戒慎恐惧”这一“致良知”功夫直接等同于“修己以敬”的涵养功夫：“修己以敬则安人安百姓，戒慎恐惧则位天地，育万物，无二致也”（同上卷七《论克己复礼章》） ；“戒慎以致中和，裁成辅相，皆修己以敬作用，非由外铄也”（同上卷六《简徐郢南大尹》） ，认为“戒慎恐惧”与“修己以敬”均同属于“内心省察”的修养方法，具有相同的性质特点，既“修己治人”，又“开务成物”。他进而指出：“克己复礼即是修己以敬工夫。敬也者，此心之纯乎天理而不杂以人欲。杂之以欲便为非礼。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修己以敬之目”（同上卷五《简复马问庵督学》） 。从守益对“修己以敬工夫”所做的论述来看，其思想内容与程朱派所倡导的“主敬”“持敬”“居敬”的涵养功夫本质是一致的，都是旨在“存天理、去人欲”。

    众所周知，程颐最早提出“涵养须用敬”的“主敬”说，指出“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但存此涵养，久之自然天理明”（《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 。朱熹发挥程颐的“主敬”说，提出“持敬”说，认为“敬字工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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