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泰州后学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的“异端”思想

    黄宗羲《明儒学案》单独列《泰州学案》五卷，所举人物凡二十一人，这是见于目录的。其不见于目录的，尚有颜钧、何心隐、邓豁渠、方与时、程学颜、程学博、钱同文、管志道等多人。可见泰州学派在黄宗羲眼里是一个重要的学派。

    黄宗羲认为，泰州学派虽从王守仁心学而出，但与王守仁不同。通过王畿、王艮，使王守仁心学“渐失其传”。王艮生前时时不满王守仁的学说，把禅学往王守仁心学那儿推挪，“跻阳明而为禅”。在近禅这一点上，王畿与王艮有共同之处，但王畿之后得到江右王学的纠正，还不致过于背离传统思想。而泰州学派则发展得异乎寻常，“赤手以搏龙蛇”，破弃了世俗的名教，名教不复能束缚他们，是王守仁心学中的异端。泰州学派为什么如此？黄宗羲认为，这是由于这个学派的学者不仅“一棒一喝，当机横行”，同于“祖师禅”，而且这根用于棒喝的“拄杖”，始终没有“放下时节”，比“祖师禅”更为“横行（猖狂）”，于是走到了名教的对立面。黄宗羲指出这就是祸害（详见《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序》） 。

    黄宗羲把泰州学派看成王守仁心学的异端，可谓别具只眼，一言中的。

    本章论述泰州学派后学，只是论及何心隐、罗汝芳、李贽三人。论述每一个人，也不全面论述其思想，而只举其与心学相关联的部分。这是要说明的。

    第一节　何心隐的乌托邦社会思想

    何心隐（公元1517——1579年）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吉州永丰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诬蔑他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而他的好友与崇奉者则称之为英雄。从其生平事迹与思想看，他是一个有气魄、有胆量、有理想的思想家。

    何心隐三十岁，应江西省试，得第一名。其后随颜钧学“心斋立本之旨”，竟放弃了科举的道路。三十七岁，著《聚和率教谕族俚语》《聚和率养谕族俚语》及《聚和老老文》三文，谓《大学》先齐家，乃构萃（聚）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昏、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这个聚和合族是他的乌托邦社会思想的一个试验。把一族的各家不论贫富合在一起，孩子共同教养，青年男女婚嫁都由族里经办，老人由合族奉养，疾病死丧由合族治疗经理。一族财产，各家互通有无。赋役负担合族共同支应。这种做法在封建社会是不经见的。它与封建大家庭的合族共财，如陆九渊的家庭那样，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何心隐的抱负不限于“合族”，他是要从“齐家”开始，继续推行，以至“治国、平天下”。当然，这种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何心隐四十多岁时，永丰县令强迫人民交纳额外的封建赋役所谓“皇木银两”。何心隐写信讥笑他，令怒，下之狱中。经友人营救才释放出来。以后，北游京师，辟谷门会馆讲学，招来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心隐以计挫败了奸相严嵩，严党因此仇视心隐，心隐乃踉跄出京。从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南至八闽，东至杭州，西至重庆，又至道州，卒流寓湖北孝感，聚徒讲学。

    时宰相张居正禁止讲学，诏毁天下书院。何心隐著《原学原讲》万言长文，阐明“必学必讲”的理由，驳斥张居正禁止讲学的横暴政策，并准备“上书阙下”，与张居正辩论。张居正禁止讲学，何心隐维护讲学自由，是一场启蒙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斗争。

    封建政府缉捕何心隐。何心隐避地泰州，又避地祁门。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为政府捕获，押解至武昌，九月被杀。政府列心隐罪状，揭榜通衢。武昌上下几万人无不知其为冤，指其罪状之诬，“至有嘘呼叱咤不欲观焉者”。可知当时人心对何心隐的同情。

    何心隐家世饶于财，而“独弃置不事，直欲与一世圣贤共生于天地之间”（李贽《何心隐论》） 。他在社会上以朋友为性命，他的朋友也对他有很大的热忱。心隐死后，弟子胡时同据其遗言，收其骸骨与其好友程学颜合葬一墓。这种情形颇不寻常。

    何心隐在社会组织方面，要求破除一般的身家，而建立一种超乎身家之上的师友关系，建立一种“会”。这种“会”，代替了一般的身家，把士农工商的身家包括在这种“会”之中。这种“会”，统于君师，极于朋友，就是说，“会”的成员是朋友，而“会”的领导，平时是“师”，掌握了政权则是“君”。

    何心隐认为，朋友是社会关系里最重要的环节，所谓“交尽于朋友”。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如昆弟、夫妇、父子、君臣，或交而比，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援，都是不正常的，都只是“八口之天地”，没有能跳出一般的狭小的樊篱。只有朋友之交才是“交之尽”，才是社会关系的极致。

    与朋友关系联系着的是师友关系。朋友是“交之尽”，而师是“道之至”，“学之至”。从社会关系的横的联系看，交尽于友；从社会关系的纵的统摄看，师是“道之至”，“学之至”。朋友的关系与师弟的关系是超越在一切之上的关系。李贽在《何心隐论》里说：“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圣贤之间。”指出何心隐只有朋友这一伦，而摈弃了父子、夫妇、兄弟、君臣四伦，这是泰州学派的学者对何心隐这一思想的正确揭示。

    何心隐把朋友关系、师弟关系，用一种组织形式联系起来，就建立了一种“会”。这种“会”代替了一般的身家，幻想成违反封建伦常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会”有主会的人，是轮流担任的。家，隶属于会，成为“君子其身其家”，成为“天下国之身之家”。

    这种“会”，还该是一种讲学的组织，但也不尽是讲学的组织，而又是一种社会运动的集团。何心隐在所作的《邓自斋说》里对这种“会”里的身家叙述说：“仲尼不溷身家于莫不有之身家，而身家于生民以来未有之身之家。老者相与以安，朋友相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相与事事于《中庸》其身，于《大学》其家者也。”他把这种新的身家说成是“生民以来未有之身家”，与人人“莫不有之身家”显然区分。

    这种“会”的成员，在“见龙在田”的时候，是师友，在“飞龙在天”的时候，是君臣。道，还是这样的道，但传道的人或为“在田”的仲尼（师），或为“在天”的尧、舜（君），则依照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

    何心隐认为，以“会”来统天下，要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均”，再一个是“群”。何心隐在《论中篇》里说：“君者，‘均’也。君者，‘群’也。臣民莫非君之‘群’也。必君而后可以‘群’而‘均’也。”又说：“君其心于父子，可以‘群’父子，而父子可以‘均’也。不然，则父不父，子不子，不‘群’不‘均’矣。至于可以‘群’夫妇而夫妇‘均’，可以‘群’昆弟而昆弟‘均’，可以‘群’朋友而朋友‘均’者，莫非君其心于道也，‘中’也。”

    “群”是指“会”众的团结，“均”是指“会”众之间财富的均平。既“群”又“均”，则无问彼我，万物一体，团结而又平均，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何心隐确实在朋友之间通财。《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序》，记方与时的事迹，透露了朋友通财的消息。“后台、心隐大会矿山，车骑雍容。湛一以两僮舁一篮舆往。甫揖，心隐把臂谓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即千金唯命’。”方与时不仅可以把百金借给何心隐，而且肯借予千金。这种慷慨，表明朋友通财，而这正是“会”众之间实行着“均”与“群”的原则。

    何心隐通过“会”而得财以后，如何使用这种财呢？在《辞唐可大馈》一文里，何心隐说：“若可大可得而为我朋，为我友，共学以安老怀少，则自有禄于学之共，而天下自归仁，而饱于仁，不必分财以惠人矣。”得人而得财以后，“会”的活动费用，某些“会”众的生活给养，所要举办的“安老怀少”的社会事业，都将从这种财中间来支付。何心隐的“均”与“群”原则，贯彻在朋友的结合即集会之中。“均”与“群”，有通财的意义，有举办共同社会事业的意义，有通过安老、怀少、朋友信以统天下的意义。这是他的乌托邦社会理想，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实现。最后，他本人也被封建政府杀害。

    与理学家的“灭人欲”说教相反，何心隐主张“育欲”。这是公开的反对命题。何心隐认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又说：“欲货色，欲也；欲聚和，欲也。”何心隐主张满足人们对声、色、滋味、安逸等的要求。他认为这种要求出于天性，人人所同。要尊重劳动人民的这种要求，同时要反对统治者的横夺。这里反映着他的平等精神。何心隐的“育欲”思想，是宋明理学中对“人欲”问题的大胆而光辉的表述。按王栋反对遏人欲，谓“察私防欲，圣门从来无此教法”（《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 。归有光言：夏廷美不信天理人欲之分（见费密《弘道书》卷上《古经旨论》） 。夏廷美曰：“天理人欲，谁氏作此分别？侬反身细求，只在迷悟间。悟则人欲即天理，迷则天理亦人欲也”（《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夏廷美传》） 。可见这些泰州后学都不主张遏人欲，与何心隐“育欲”思想相通。

    何心隐的著作《爨桐集》长时期只有抄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根据抄本出版了排印本，于是这位泰州学派学者的著作才得到传播。

    第二节　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及其刑狱观点

    罗汝芳（公元1515——1588年）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他是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曾受学于颜钧。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进士。知太湖县。擢刑部主事。出守宁国府，以讲会《乡约》为治。以后又补守东昌。迁云南副使，悉修境内水利。转参政。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进表，讲学于广慧寺，朝士多从之者。张居正恶其讲学，以潜住京师的罪名，勒令致仕。归与弟子在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讲学。所至弟子满坐，而他自己却未尝以师席自居。

    罗汝芳的著作，有《近溪子文集》，今存。

    罗汝芳少时读薛瑄语录，谓“万起万灭之私，乱吾心久矣，今当一切决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体。”乃决志行之，闭关临田寺，置水、镜几上，对之默坐，使心境宁静与水、镜无二。这种强制消除心中杂念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而且带来了副作用，久之而病“心火”。一日，过僧寺，见有榜“急救心火”者，以为名医，访之，则聚徒而讲学的颜钧也。颜钧说，你的方法是“制欲”，不是“体仁”。“体仁”则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让它自然透露，不加遏抑。第二天黎明，罗汝芳遂往纳拜称弟子，尽受其学。以后，颜钧以事关在南京的监牢里，罗汝芳尽鬻田产脱之，侍养狱中六年，不赴廷试。归田以后，年岁已老，颜钧至，还侍候不离左右，一茗一果，必亲自进之。诸孙以为这太劳累，罗汝芳说：“我的这位老师不是你们所能侍候的。”其后，弟子杨起元（复所）之事汝芳，出入必以其像供养，有事必告而后行，十分虔敬。顾宪成说：“罗近溪以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以罗近溪为圣人。其感应之妙，锱铢不爽如此”（同上卷三十四《泰州学案·杨起元传》） 。说的就是这种师弟之间的情况。而这正是泰州学派的一个特点。

    罗汝芳还曾从道士胡清虚受《易》，谈烧炼、飞升。从和尚玄觉谈因果，单传直指。又从泰山丈人证道。到七十岁还问心于武夷先生。可谓勤于学习。但是所学也真是博杂。许孚远（敬庵）批评他“大而无统，博而未纯”。黄宗羲认为这个批评“深中其病”（《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罗汝芳传》） 。王时槐（塘南）说，罗汝芳“早岁于释典元宗，无不探讨；缁流羽客，延纳弗拒”（同上） 。正是说他的博杂。

    罗汝芳热心于讲学，积极组织讲学的集会活动。他写的《柬合省同志》标示了这种情况。文如下：

    江区，赖诸先达讲学立会，在诸郡邑兴起已非一日矣。所少者，通省合并一会。不肖昨吊周巡抚公于省中，获接宗师岩泉徐公，惓惓此意。其时在会诸缙绅共议会于南昌塔寺。归途以告吉安诸缙绅，咸谓省中事体未便，惟永丰地僻路均，且聂泉崖兄力任供应（即聂静，王艮门人，曾与董燧等仇校《心斋年谱》，付梓行世） ，兹幸议定，敬报贵邑诸道宗，更相告约。凡缙绅士夫及高尚隐逸，俱以来年二月中旬为始，悉赴永丰，共成合省大会。诚吾明宗社之福，而吾道大明之庆也。伏冀如期早临，不胜恳祷。（《近溪子文集》卷五《柬合省同志》）

    把郡邑诸会联合为通省一会，会议避开省会南昌，而选择地点偏僻的永丰。永丰正是何心隐的家乡。被邀参加会议的有缙绅士夫，也有高尚隐逸（指不仕的学者）。会议有专门负责供应的人，有中间联络各郡邑的道宗（道宗当为各郡邑学会的负责人）。他们企图组织全省联合的学会，以大明其道。这是很明显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学术活动。看来，泰州学派的这种学术活动，是很频繁的，罗汝芳的这份《柬合省同志》告诉我们这种学术活动的一个具体事例。

    泰州学派的这种学术活动，对封建政府显然不利。张居正禁止讲学，诏毁天下书院。尔后东林党人集结读书人结会讲学，批评朝政，形成有力量的政治社团，与泰州学派的讲学活动后先辉映。其结果，都遭到明朝政府严厉镇压。

    本章不拟全面论述罗汝芳的思想，只是扼要论述其论赤子之心及论刑狱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他是比较突出的。

    先叙述罗汝芳的论赤子之心。《近溪语录》载：

    问：学问有个宗旨，方好用功。请指示。

    曰：《中庸》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又曰，圣希天。夫天则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也。圣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也。欲求希圣希天，不寻思自己有甚东西可与他打得对同，不差毫发，却如何希圣得他？

    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细看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然则圣人之为圣人，只是把自己不虑不学的见在，对同莫为莫致的源头，久久便自然成个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的圣人也。

    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声。想其叫时，只是爱恋母亲怀抱。却指着这个爱根而名为仁，推充这个爱根以来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若做人的常自亲亲，则爱深而其气自和，气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恶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时时中庸，其气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浑然也。

    这段语录，讲了罗汝芳的学问宗旨，这个宗旨就是爱养赤子之心。罗汝芳认为，学问要做到希圣希天。周惇颐曾经说过，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罗汝芳的希圣希天就根据周惇颐的话而来的，但是罗汝芳着重在希圣。他认为，人生下来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未经世俗影响，纯是天理。知，不是虑而后知；能，不是学而后虑。所以赤子的知与能，是不虑不学的。这就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打得对同过”。“打得对同过”，即能够相“对待”，所以赤子之心能够与“天”相对待。不学不虑的“赤子之心”，与莫为莫致的“天”相对待，这就是“浑然天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把当前的不虑不学，与莫为莫致的“天”的源头相“对同”。久而久之，就成为“不思不勉、从容中道”的圣人。希圣与希天一致，而目的则在希圣，成个圣人。这是一。赤子初生时的一声啼叫，表示对母亲怀抱的爱恋。这就是“爱根”，就是“仁”。推充这个爱根来做人，叫作“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所以人若“常是亲亲”，则爱深而气和，气和而容婉，不忍心于厌恶人，不敢于怠慢人。这样就是中庸，就气象自然，功化浑然。这就是从赤子之心而推充为“圣人”。这是二。不虑而知的“知”是良知，不学而能的“能”是良能。可见不虑不学源于《孟子》。其学术联系，又与王守仁的“致良知”不能分开。这是三。圣人由赤子之心推充而成，不是做成的。所以圣人是现现成成的。人人有赤子之心，也就人人是圣人。这与王学的“满街都是圣人”说没有不同。这是四。罗汝芳的这段语录，反映了他思想的主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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