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患

bsp;   5.4　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1]？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2]，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3]“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4]，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5]，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6]。是若庆忌无去之心[7]，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8]，故放[9]；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10]？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注释】

    [1]　旱水：指水旱自然灾害。

    [2]　力：指耕作。时：农时。

    [3]　《夏书》：夏代历史文献汇编，与下文《殷书》一样，都是《尚书》的组成部分。

    [4]　离：通“罹”，遭受。

    [5]　兵：兵器。

    [6]　卒：通“猝”，突然，这里指突发事件。

    [7]　是：这。庆忌：吴王僚之子。阖闾篡位，庆忌出奔卫，后被阖闾派出的刺客要离刺杀。

    [8]　待：抵御，防范。

    [9]　放：驱逐，流放。

    [10]　百里之君：指小国的国君。

    【译文】

    因此，即使是上古的圣明君王，又怎么能保证五谷经常丰收，并且旱灾和水灾都不发生呢？然而当时却没有受冻挨饿的百姓，为何？这是因为圣王能抓紧农时耕作，并且自己十分节俭。所以《夏书》上说“大禹在位时连续七年发大水”，《殷书》上说“汤在位时连续五年大旱”。他们遭受的凶年饥荒十分严重，但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生产的财物很多，而使用却十分节俭啊。所以说，粮仓中没有粮食储备，就不能抵御凶年饥荒；兵库中没有储备的兵器，即使出于正义的目的也无法讨伐不义之国。城墙修筑得不完好，就不能保全自己；心中没有周到的考虑，就无法应付突发事件。这就好像庆忌不该失去戒备之心，轻易外出一样。夏桀没有抵御商汤的准备，所以被流放；商纣没有防范周武王的准备，所以被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被只有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这是为何？因为他们富有尊贵却不知道防范。所以说，做好战备是国家的工作重点，粮食是国家的财宝，兵器是国家的爪牙，城池是国家用以自守的东西，这三样东西是国家战备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工具。

    5.5　故曰：以其极赏[1]，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2]；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3]，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4]，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5]此之谓国备。

    【注释】

    [1]　极赏：指最高赏赐。

    [2]　奇怪：指珍稀的玩物。

    [3]　单：通“殚”，竭尽。

    [4]　见：遭受。

    [5]　此处引文今本《周书》不载，略见于《逸周书》之《文传》和《籴匡》两篇。

    【译文】

    所以说：把最高的奖赏赐予没有功劳的人，耗尽国库去置备车马、衣服和珍稀的玩物，劳苦役卒修筑宫室和游玩场所，死后花费大量钱财置备棺椁和衣物。生前修建楼台水榭，死后又修造坟墓，所以外有百姓受苦受难，内则国库财物耗尽，君上不满足于享乐，臣民不堪忍受折磨。所以国家只要遇到敌人和寇乱就会有所损伤，人民遇到凶年饥荒就会大量死亡，这都是储备不足的缘故啊。况且粮食是圣人最为珍惜的东西。所以《周书》上说：“国中没有储备够用三年的粮食，国就不能称其为合格的国；家中没有储备够用三年的粮食，子孙就不能称其为合格的子孙。”这就叫国家的根本储备。

    【评析】

    墨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段比春秋时代更糟糕的历史时期。尽管春秋时期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但至少春秋霸主们还知道礼敬周王室，弱小国家还能在霸主国的庇护下苟延残喘。而到了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已经只剩下赤裸裸、血淋淋的弱肉强食关系了。在那个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权的合法性，二是对农业稳定的渴求与期盼；至于军队，则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弱肉强食的时代里，更是必不可少的暴力工具。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墨子自然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眼光和抱负，对天下大势的关注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本篇就是阐述他在国家安全观方面的看法，其中也涉及诸如社会、政治、历史、哲学、军事等多方面的知识。

    此篇名为《七患》，但“七患”并不是文章议论的聚焦点，而只是引入话题的切入点。墨子在这里真正关注的重点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备”，这个“备”，首先是指关系到国本的粮食储备；其次是指“武之备”，即兵备；再次是指“城郭之备”，即守备。其中暗含的逻辑思路为：食可以养兵，兵可以守城；粮足、兵精、城固，国家安全才会有根本保障。然而这些只是所要达到的目标，仍然属于显在的理论层次，更核心的问题还在“人”，即如何让老百姓能够安心从事生产，让士兵能够众志成城，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也是墨子着力思考并解答的关键所在。

    墨子首先从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现实出发，强调了农业在国计民生中的支配地位，如果农业生产遇到天灾而歉收的情况，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整个统治阶级都要节约用度以应对国家困难。我们不能把这种做法仅仅看作是一种俯就民意的姿态，而应是一种有实际理论内涵的格调。在墨子看来，这种格调的意义首先在于真诚，要求统治者能够积极主动地去体察民情，要真正做到以百姓之心为心，对于百姓深陷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要能够感同身受。一个母亲，如果自己的儿子不慎坠入井中，母亲毫无疑问会全力以赴营救儿子，作为一国之君，如果遇到“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其可无察邪？”其次，作为最高统治者，仅有同情心是不够的，他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在知民情的基础上能够察民性。民性是什么？民性是管子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是孟子所说的“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民性只有在老百姓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接受统治者礼仪教化的熏陶和塑造：“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第三，统治者在深刻洞察民性的基础上，还要能够做到自律而通达。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既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根本无力抵挡无常的天灾，“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形成了墨子的救世之方：“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在重视农业生产、合理规划国家用度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国家粮食储备，教化、练兵、城防等一系列问题就有了可靠的现实基础。

    墨子这种“备”的战略思想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认可和广泛运用。明朝建国之前，朱元璋就曾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从而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为应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同志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72年，他又进一步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将这一战略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事实表明，人类智慧的光芒一定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重演，而历史一再重复的地方一定有真理在闪光。我相信，墨子的这篇《七患》，即使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依然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