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贤上

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5]。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6]，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7]，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8]，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9]，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10]；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

    【注释】

    [1]　列：行列，位次。列德指根据道德修养决定官员的爵位职务。

    [2]　肆：作坊。

    [3]　断予之令：即予之断令，授予他行政决断的权力。

    [4]　殿：同“定”（王闿运说）。

    [5]　此：即“若”，为古人复语（王念孙说）。

    [6]　服泽：古地名，不详。阳：山的南面、水的北面谓之阳。

    [7]　益：即伯益，相传他擅长畜牧和狩猎，被舜任为虞。后又为禹所重用，助禹治水有功，被选为继承人。阴方：古地名，不详。

    [8]　伊尹：商汤时名臣，名伊，尹是官名。传说伊尹为厨师出身，后助汤灭夏建国。庖厨：厨房。

    [9]　闳夭、泰颠：皆为文王的大臣。罝罔：捕兽用的叫罝，捕鱼用的称网。“罔”同“网”。

    [10]　施：当为“惕”（孙诒让说）。

    【译文】

    所以古时候圣王治理国家，任用有德的人并且崇尚贤能的人。即使是农夫或工匠，有才能就选拔他，授予他非常高的爵位和丰厚的俸禄，任用他做行政事务，给予他决断行政的权限。说：如果爵位不高，百姓就不会尊敬他；俸禄不丰厚，百姓就不会信任他；政令无决断，百姓就不会畏惧他。把这三样东西授给贤者，不是因为贤能而赏赐他们，而是希望他们能办成事情。因此在当时，按照道德高低决定爵位官职，按照职责权限行事，按照功劳确定赏赐，根据功绩发放俸禄。所以官员不是终生尊贵，百姓也不是永远低贱。有能力就选拔他，没有能力就罢免他。出于公心，去除私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时候尧提拔舜于服泽之阳，授予他国政，天下太平。禹选拔伯益于阴方之中，授予他国政，天下统一。汤选拔伊尹于厨房之内，授予他国政，灭夏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文王选拔闳夭、泰颠于渔猎之中，授予他们国政，西方诸侯得以归顺。因此在那个时候，即使是享受高官厚禄的大臣，也无不心存敬畏而兢兢业业地处理政务；即使是在农田和工肆的百姓，也无不争相勉励而推崇道德。

    8.5　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1]。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2]，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注释】

    [1]　章：通“彰”，显著。

    [2]　尚：倘若，如果。

    【译文】

    因此，贤良之士是国家选拔出来用以辅佐继承人的。所以拥有贤能之士谋事就不会困难，身体不致劳顿，声名立而功业成，美好事物彰显而丑恶事物不生，这些都是由于得到贤能之士的缘故。因此墨子说：国家安定的时候不能不选拔贤能之士，国家不安定的时候也不能不选拔贤能之士。倘若想要遵循尧、舜、禹、汤的治国之方，就不能不崇尚贤能。崇尚贤能的人，是国家政权的根本。

    【评析】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提出“尚贤”理论主张的人，可问题是对贤能之士的推崇和渴求历朝历代都有，不独墨子为然。舜之于尧、禹之于舜、伯益之于禹、伊尹之于汤、姜尚之于文王、管仲之于齐桓公无不如此；东西二周甚至也不缺乏系统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如《礼记·王制》云：“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乡，升於学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我们今天很难评估这种人才选拔机制在当时的实行情况，但至少从理论上看，这种由地方到中央层层选拔的人才机制还是相当不错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墨子还对“尚贤”有这么强烈的理论诉求呢？

    答案自然需要到墨子生活的时代去追寻。如果说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诸侯国不把周王室放在心上的话，墨子生活的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就更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家国利益高于天下利益，大者求兼并，小者求自保，因此才会有后来养士之风的盛行和纵横家的大行其道。墨子所谓的“贤”，从身份上说一般指“士”阶层，他们要么是中下级官吏，如《墨子·尚同中》所云：“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要么是指知识分子，如《墨子·天志上》载：“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从个人能力上说，“贤”则指有道德、善言辞并具备具体从政经验，即“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正如《说文解字》所讲：“贤，多才也。”问题在于，春秋时期周王室的社会文化体系尚未完全崩溃之时，士阶层虽处身上层社会底层，但衣食无忧；而到了战国时期，大量士阶层甚至是君子阶层的人才从社会上层沦落到社会底层，他们有知识有修养却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一方面是各诸侯国急需人才以实现富国强兵，一方面是沦落到社会底层的士君子无出头之日。墨子恰好生活在这样一个旧的社会体系崩溃、人才流通渠道不畅的时代，得时代风气之先，其“尚贤”的理论主张正逢其时。

    既然明确了“尚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墨子自然就会进一步讨论如何招纳贤能之士的途径和方法。首先，墨子提出广纳贤才要摒弃身份偏见，“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为沉沦社会底层的有识之士改变人生命运、施展自身才华打开了方便之门。其二，彻底打破旧的社会身份制度，建立新的用人制度，“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辟除那些尸位素餐的贵族们“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最终建立起“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人才流通机制。梁启超先生曾说：“盖墨子尚贤主义，实取旧社会阶级之习翻根本而摧破之也。”（《子墨子学说》）细看墨子的“尚贤”之策，的确与“亲亲”、“尊尊”的传统社会颇有抵牾之处，故不见容于旧贵族统治者。然而，墨子的这种思想实有与儒家政治理想相通之处。在儒家政治理想当中，尧舜禅让是圣人政治的典范，而依照墨子的理论，“尚贤”的终点，是“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正与儒家推崇的禅让制款曲暗通。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吕思勉先生指出“尚贤之说，与尚同相表里”（《先秦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