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下

bsp; 【译文】

    然而天下之人非议“兼”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他们会说：“兼”就是仁，就是义。虽然如此，难道这样就能实现了吗？我打个比方，“兼”不可实现就好比举起泰山还要跨过长江、黄河一样。所以说“兼”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难道还能践行吗？墨子说：举起泰山并跨过长江、黄河，从古到今，自从有人类以来就从未有过。至于像兼相爱，交相利，这可是从古时六位圣王开始就亲自践行的。怎么知道古时六位圣王亲自践行了呢？墨子说：我没有和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没有亲耳听到他们的声音，亲眼看到他们的表情，而是凭借他们书写在竹帛上，铭在金石上，刻在盘盂器皿中，留传给后世子孙的记载中才知道的。《秦誓》说：“文王像日月普照，光耀四方，遍及西方的土地。”这就是说文王兼爱天下人的博大胸怀，就像日月普照天下一样没有偏私。这就是文王的“兼”，即使墨子所说的“兼”，也是从文王那里取法而来的。

    16.8　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众[1]，咸听朕言。非惟小子[2]，敢行称乱[3]，蠢兹有苗[4]，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5]、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

    【注释】

    [1]　济济：众多貌，形容人才盛多。

    [2]　小子：古时帝王对自己的谦称。

    [3]　称：举。

    [4]　蠢：不逊。

    [5]　干：求。

    【译文】

    况且不仅《泰誓》是这样，即使《禹誓》也是如此。禹说：“大众百姓，都听我言。并非小子我敢发动战乱，有苗蠢蠢欲动，我要代替上天对他们加以惩罚。现在我率领你们各部的族长，去征讨有苗。”禹征讨有苗，并不是看重富贵、追求福禄、娱乐耳目，而是追求兴天下之利益，除天下之害。这就是禹的“兼”。即使墨子所说的“兼”，也是从禹那里取法而来的。

    16.9　“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1]，敢用玄牡[2]，告于上天后[3]，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4]。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5]。即此汤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汤取法焉。

    【注释】

    [1]　履：商汤之名。

    [2]　玄牡：黑色的公牛。

    [3]　后：疑当为“后土”（孙诒让说）。

    [4]　简：存。

    [5]　祠：祭祀。说：通“悦”，取悦。

    【译文】

    况且不仅《禹誓》是这样，即使《汤说》也是如此。汤说：“小子履斗胆地用黑色的公牛祭告皇天后土，曰：‘如今天下大旱，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不知道如何得罪了上下天地。我有善行不敢隐瞒，有恶行不敢赦免，这都在天帝心里。如果天下人有罪过，我愿意一人承担，我有了罪过，不希望连累天下人。’”这就是说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尚且不惜以自身为祭祀品，通过祭祀取悦于上帝鬼神。这就是汤的“兼”。即使是墨子所说的“兼”，也是从汤那里取法而来的。

    16.10　且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周诗》即亦犹是也。《周诗》曰：“王道荡荡[1]，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2]。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古者文武为正[3]，均分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4]。即此文武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武取法焉。不识天下之人，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注释】

    [1]　王道：通往西周都城的大道，指最光明伟大的治国之道。

    [2]　易：平。底：当为“砥”，磨刀石。

    [3]　正：同“政”。

    [4]　阿：偏袒，迎合。

    【译文】

    况且不仅《誓命》和《汤说》是这样，《周诗》也是如此。《周诗》上说：“王道浩荡，没有偏私没有结党。王道平坦，没有结党没有偏私。它像箭一样笔直，像磨刀石一样光滑。这是君子所践行的，是百姓们所仰望的。”如果我的话还不足以说明大道，那么古时文王、武王处理政事，分配公正，赏罚分明，从不偏袒父母兄弟亲戚。这就是文王和武王的“兼”。即使是墨子所说的“兼”，也是从文王和武王那里取法而来的。不知道天下之人，听到“兼”就都加以非议是什么缘故？

    16.11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犹未止曰：意不忠亲之利[1]，而害为孝乎？子墨子曰：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2]，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而不足以为正乎[3]？姑尝本原之。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4]，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5]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6]，而恶人者必见恶也。不识天下之士，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注释】

    [1]　忠：当为“中”，符合。

    [2]　之交孝子：犹上文称“交兼”、“交别”（孙诒让说），这里指相互为孝子。

    [3]　遇：当为“愚”的同声假借字（孙诒让说）。

    [4]　雠：应答。

    [5]　这四句诗出自《诗经·大雅·抑》。

    [6]　见：被。

    【译文】

    然而天下非议“兼”的言论还没有停止，他们会说：或许这样不符合双亲的利益，因而有害于孝之道吧？墨子说：姑且尝试追溯一下孝子为双亲做打算的本源。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做打算，是为了让人爱并有利于他的双亲呢？还是希望别人憎恨和残害他的双亲呢？从常理来看，是希望别人爱并有利于他的双亲。那么，我需要先做什么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是我先从事于爱并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才会爱并有利于我的双亲以回报我呢？还是我先从事于憎恨和残害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才爱并有利于我的双亲来回报我呢？那必定是我先从事于爱并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才会爱并有利于我的双亲来回报我。那么这种相互为孝子的情况，果真是出于不得已吗？我是不要先从事于爱并有利于别人的双亲呢？还是以为天下的孝子都很愚蠢而不足以理解榜样的示范作用？姑且尝试探究一下本源。先王之书《大雅》中的道术上说：“没有什么话没有应答，没有什么恩德没有回报。你送给我桃子，我就会还给你李子。”这就是说爱别人的人一定会被别人爱，厌恶别人的人一定会被别人厌恶。不知道天下的士人听到“兼”就非议，究竟是何缘故？

    16.12　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尝有难此而可为者。昔荆灵王好小要，当灵王之身，荆国之士饭不踰乎一[1]，固据而后兴[2]，扶垣而后行[3]。故约食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灵王说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4]，即求以乡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5]，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6]，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当此之时，不鼓而退也[7]，越国之士可谓颤矣[8]。故焚身为其难为也，然后为之越王说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上也。昔者晋文公好苴服，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练帛之冠，且苴之履[9]，入见文公，出以践之朝。故苴服为其难为也，然后为而文公说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其上也。是故约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难为也，然后为而上说之，未踰于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乡其上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不可胜计也。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10]，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

    【注释】

    [1]　踰：超过。

    [2]　据：《说文》：“据，杖持也。”手持木杖。

    [3]　垣：矮墙。

    [4]　踰：当为“渝”，改变（孙诒让说）。

    [5]　焚舟：当为“焚内”，参见上篇。

    [6]　偃：扑倒，卧倒。

    [7]　退：疑当为“进”（吴汝纶说）。

    [8]　颤：当为“惮”（吴毓江说），《广雅·释诂》：“惮，强也。”

    [9]　且：当为“粗”（毕沅说）。苴：麻。

    [10]　就：趋向，靠近。

    【译文】

    或许有人会认为“兼”太困难而无法做到吧？但曾有比这更难的事情却可以做到的。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的人，整个楚灵王时代，楚国士人每天吃饭不超过一顿，要靠木杖才能站起来，扶着墙才能行走。本来节食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为了取悦灵王，时代未变而民风就已经改变了，不过是以此来求得迎合上面罢了。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勇士，教导他的臣子三年，知道凭自己的智慧还不足以预料教导的结果，就放火焚烧寝宫，击鼓让将士前进，前排的将士纷纷倒地，倒在火里死去的人不计其数。在这个时候，即使不击鼓，将士们仍会前进，越国的将士可以说是强盛了。所以焚火烧身本来是难做到的事，而为了让越王高兴却做到了，时代未改而民风就已经改变了，不过是以此来迎合上面罢了。从前晋文公喜欢穿粗布衣服，在文公时代，晋国的士人，穿着粗布做的衣服和母羊皮做的皮裘，戴着普通丝绸做的帽子，脚穿粗麻做的鞋子，进见文公，出来后上朝。本来穿粗布做的衣服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为了取悦文公却做到了，时代未改而民风却已经变了。所以节食、焚宫、穿粗布衣服是天下人难做到的，然而为了让君王高兴却做到了，时代未改而民风却可以改变，这是为什么呢？不过是以此来迎合上面罢了。现在像“兼相爱、交相利”，这种主张不仅是有利的，而且容易做到，好处不可胜数。我认为如果没有君王喜欢也就罢了，如果有君王喜欢，就用奖赏来鼓励大家，用惩罚来威胁大家，我认为天下人追求“兼相爱、交相利”，就像火向上行，水向下流，在整个天下都是势不可挡的。

    16.13　故兼者圣王之道，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1]，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

    【注释】

    [1]　莫若：不如。务：致力于。

    【译文】

    所以“兼”是圣王之道，是王公大人得以安宁，广大百姓的衣食得以满足的根源。所以君子不如审慎地致力于并切实地实行“兼”。为人君主一定要有恩惠，为人臣子一定要讲忠信，为人父一定要知慈爱，为人子一定要懂孝顺，为人兄一定要友爱，为人弟一定要敬爱。所以君子不如做有恩惠的君王，忠诚的大臣，慈爱的父亲，孝顺的儿子，友爱的兄长，敬顺的弟弟，那么“兼”这样的主张就不能不实行。这是圣王之道，也是万民的最大利益。

    【评析】

    “兼爱”思想在墨子思想体系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最具原创性和革命性，同时也是墨家学派区别于先秦其他诸子学派的重要标志。本篇承前两篇的论述，一是对“兼爱”思想作了更进一步的阐发，二是对论证角度作了一些调整，从中不难看出墨子对于如何将“兼爱”付诸社会实践有过深入思考和多方面的考量。

    前文曾经提到，“兼爱”思想相对于儒家的“仁爱”思想而言，尽管有继承的一面，但其暗含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因素却更加厉害，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兼爱”明确反对“仁爱”思想中的“别”，并将“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大敌，是当今天下大乱的根源。由于“兼爱”思想中暗含着人人平等的理论张力，而这一点恰恰对传统社会“家天下”的社会等级秩序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有着致命的解构作用，因而，墨子的“兼爱”思想一出现就遭到了全天下人的质疑和非难，“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只是由于“兼爱”思想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当时理论界多把质疑的矛头指向“兼爱”思想的可行性：“虽然，岂可为哉？”对于这些质疑和非难，墨子旗帜鲜明地提出“兼以易别”，用兼爱取代有差别的爱，因为有差别的爱会导致人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最终导致人类道德败坏、政治动荡。“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主要就在于“兼”可以使人爱人利人，从而使天下得利；而“别”恰与此相反，只能使人交恶相贼，从而使天下受害。更难得的是，“兼爱”思想从一开始就与“利益”二字息息相关。“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谈“兼爱”的同时始终不忘冠以“利”的桂冠。虽然“利”之一物为满口仁义的儒家君子所不取，但无可否认，“利”是人们在现实中最易为之驱使的一种力量，墨子对此种力量认识颇深。更何况，墨子理论视野中的“利”并不是“别”者口中的私欲私利，而是升华为全天下人的公利。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尽管孟子大力反对墨家，但其不经意间的评论却最能道出墨家的真精神。

    墨子不但“横眉冷对千夫所指”，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对者们致命的理论缺陷，“言而非兼，择即取兼”。“兼爱”不是不好，而是太好，好到能够占据伦理大义的制高点，所以才会有反对者们口非心是的矛盾行为。对于反对者“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的质疑，墨子则采取了摆事实、讲道理、引经据典的方式正面回应。他首先采取直观对比的方式，设为执别者和执兼者两种角色，通过极致演绎法，让人们看到别与兼之间截然不同的实际效果和巨大的道德落差，从而自信地得出结论：“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者，必从兼君是也。”接下来，墨子又接连引用《泰誓》、《禹誓》、《汤说》、《周诗》等大量经典，用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言行有力地印证了“兼者圣王之道”的结论。

    正如墨子引用过的先王之书《大雅》中所歌颂的那样，“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种质朴的伦理观念简单而美好。只要稍稍做一点理论引申，就是“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的“兼爱”思想了。墨子认为，他所坚持的“兼爱”思想既质朴又崇高，其前景也同样乐观，“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兼爱既是大爱，也有大利。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墨子才振奋精神，率领弟子们一往无前地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