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用上

p; 【译文】

    像这样并不难。但什么难以成倍增加呢？只有人是难以成倍增加的。然而人也可以成倍增加的。从前圣王制定法规，说：“男子年满二十岁，不敢不成家；女子十五岁，不敢不嫁人。”这是圣王之法。圣王去世以后，人们开始放任自流。想早成家的，二十岁就成家了，想晚成家的，四十岁才成家。早晚相抵，比圣王的法规迟了十年。如果婚后按三年生一个孩子计算，十年就可以生两、三个孩子了。这不是让百姓早成家而人口可以倍增吗？然而现在却不是这样。

    20.4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1]，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2]，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3]，有与侵就橐[4]，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此不令为政者[5]，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6]？圣人为政特无此，不圣人为政[7]，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术而起与？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8]，天下之大利也。

    【注释】

    [1]　寡人：这里指使人口减少。

    [2]　惟毋：语气助词。

    [3]　作：疑为“乍”，忽然。乍疾病，指暴病（王焕镳说）。

    [4]　有：通“又”。侵就：疑为“侵略”。橐：疑为“俘虏”（王焕镳说）。

    [5]　不令为政：谓不善为政（吴汝纶说）。

    [6]　数术：多种方法。

    [7]　不：疑当为“夫”之误，发语词（王焕镳说）。

    [8]　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旧本作“去无用之务，行圣王之道”。

    【译文】

    如今天下当政的人，他们使人口减少的原因太多了。他们使百姓劳累，赋敛沉重，百姓财用不足，冻死饿死的人数不胜数。而且王公大人发兵攻打邻国，时间长的要一年，快的也要几个月，男人和女人长久不能相见，这就是使人口减少的原因。再加上居处不安定，饮食不定时，生病而死去者，因为侵略被俘虏者，攻城和在野外作战而死去者，数不胜数。这些不正是那些不善于主持政务的人，使人口减少的多种政策才造成的结果吗？圣人的政策没有这些，圣人主政，使人口增加不也是因为用了让人口增加的多种政策才形成的吗？所以墨子说：除去无用的耗费，是圣王之道，也是天下最大的利益啊！

    【评析】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评曰：“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节用”是墨子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墨家思想区别于儒家思想的重要标志。本篇就是墨子对“节用”思想进行的集中阐发。节用思想的主旨是“去无用之费”，即凡是一个国家生存所必须的东西之外，一切形式主义的、不实用的、不能对百姓生活有所增益的东西，都要取消。而这些节省下来的开支，全部用到其他更需要的地方。这样，不但意味着政府收支状况的改善，也意味着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民生状况的改善，意味着繁荣稳定。只有国家繁荣稳定了，人口才会逐渐繁衍开来，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昌盛，也就是司马谈所谓的“强本”。墨子认为，节用是“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应该大力提倡。但如今的为政者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兴民之道少而“寡人之道多”，所以才有必要把节用主张提高到理论高度加以阐述。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勤俭节约是早已深入到我们文化骨髓的一种美德。当然，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提倡“节用”的也绝非墨子一家，在墨子之前，孔子也主张“节用”：“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但孔子的理论立场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出发，一旦节用与他所维护“周礼”发生冲突，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礼”。《论语·先进》记载这样一件事情：“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为了维护他心目中的“礼”，孔子拒绝为唯一的儿子和最得意的弟子买棺椁而卖掉象征着“礼”的车子，这一点与墨子具有民本思想色彩的平民立场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儒墨两家才会有着不可调和的思想冲突，墨子本人更是不遗余力地抨击儒家坚持的“礼乐”和“丧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相比孔子执着于“礼”的高姿态，墨子为了止楚攻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淮南子·修务训》）的身影似乎更加伟岸，更能打动人心。

    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和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节用”主张的直接效果似乎更加显著，因为这种主张可以明显改善国家财务状况，缓解紧张的阶级关系，繁衍劳动者，发展生产力。《国语·越语》中记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采用的就是这类方法，可见其实效性。我们今天提倡的“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能在墨子的“节用”主张中看出其萌芽。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并不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要求为目的，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而人的全面发展显然需要礼的规范、德的修养、乐的熏陶，而不是为了节用而节用。因此，墨子的“节用”思想还要辩证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