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

王、梁惠王同时，而孟子见梁惠王时，王称之曰叟，则孟子亦较庄子为老也）。《庄子》书中盛称老子，而孟子独不知有老子，非固陋而何？且《庄子》书中亦未尝一批《孟子》，然则《孟子》亦非孟轲之书耶？

    第三证云：“就令承认有老聃这个人，孔子曾向他问过礼，那么《礼记·曾子问》记他五段的谈话，比较可信。却是据那谈话看来，老聃是一位拘谨守礼的人，和那五千言精神恰恰相反。”考老子为周之史官，于周之典制知之最详，故孔子问之。《礼记》所记五段谈话，只可证明老聃为明礼，而不能谓其必拘谨守礼也。例如或就一反对耶教之人问《圣经》内事实，其人据实直说，然则吾人本此即可证明此人为信耶教者耶？

    第四证云：“《史记》一大堆神话，什有八九是从庄子《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凑合而成。（中略）庄子寓言什九本不能拿作历史谈看待，何况连主名都不能确定。”梁先生所谓神话，未审定义如何。以吾观之，《史记》此传中为神话者不过二处：（一）“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岁。”（二）“或言儋即老子。”此外更无神话。而此二语与庄子《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至若《庄子》所载孔老时之可据，前已言之，兹不赘。又《庄子》书中所言，老聃自老聃，老莱子自老莱子，有何主名不能确定。惟《史记》疑老莱子、太史儋与老子是否一人耳。

    第五证云：“从思想统系上论，老子的话太自由了，太激烈了。（中略）太不像春秋时人说。果然有了这一派议论，不应当时的人不受他影响，何以于《论语》《墨子》《左传》里头，找不出一点痕迹？”吾谓孔子是受先王礼教之原动力，而继续其同方向之动者也。老子是受先王礼教之原动力，而生反动力者也。于思想统系上有可疑，若论当时人何以不受其影响，吾当仿梁先生问胡适语答之曰：古代印刷术未发明，交通不如今日之便，书之传播甚难。一个人的言论，好容易影响到别处。又况老子主出世，著书即隐，未尝栖栖皇皇，求行其道，与列国既无关系，《左传》何从称道之？墨子如上所言，既未必见老子之书，更何从生影响？《论语》既不能无遗漏，其不能寻出影响之痕迹，亦何足异？

    第六证云：“从文字语气上论，《老子》书中用王侯、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凡三处。这样成语，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像是没有的。还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一类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才有这种感觉。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都是战国的。”考楚于春秋已僭王号，拥兵强盛，时存迁鼎之心。老子楚人，受环境之感触，其用王侯、万乘之君等名词，亦理之常。若“仁义”二字，既非孟子所创，何得谓孟子以前不能有人将之对举？若“必有凶年”“荆棘生焉”等语，皆极甚之形容词，即王充所谓增之，岂必实有其事？况老子之为此言，岂必感于当时？读《武城》“血流漂杵”之言，不更甚耶？又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言申不害之学本于老子。史迁之时，其书尚存，似当可据。然则老子必在申不害以前。即就申不害考之，申不害相韩，在三家分晋后二十五年，前孟子数十年，去马陵、长平之战百余年，更安能执此疑老子？至若上将军一语，其全文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故上将军处右，偏将军处左。”此乃阴阳家之言，与老子学说风马牛不相及，且与下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此为后世方士附益，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已言之）适相邻，其同为后世附益无疑，不能执此以疑老子。以上皆梁先生考证老子之失也。

    原载《学衡》第21期，19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