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

    两年前，顾颉刚氏发表其《与钱玄同论古史书》（见十二年五月《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以下省称《读书杂志》］第九期），欲证明“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刘掞藜氏及胡堇人氏并起驳之，顾氏复为文反辩，提出讨论者八事：

    （一）禹是否有天神性？（二）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三）禹的来源在何处？（四）《禹贡》是什么时候做的？（五）后稷的实在如何？（六）尧舜禹的关系如何？（七）《尧典》《皋陶谟》是什么时候做的？（八）现在公认的古史统系是如何组织而成？

    迄今顾氏之文所已发表者，仅及上列（一）（二）（三）（五）（六）五项。（后又增论文王是否纣臣）而刘氏再驳之文，除关于上列第（一）项者外，亦尚未露布。（顾氏及刘氏文，并见《读书杂志》第十一至十六期，又转录于东南大学《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一至第五期。）兹将顾氏文中之涉及尧舜禹事迹者衡论如此。

    一、根本方法之谬误

    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运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兹于讨论之前，请征法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氏论默证之成说，以代吾所欲言。其说曰：

    吾侪于日常生活中，每谓“此事果真，吾侪当已闻之”，默证即根此感觉而生。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籍存在。

    欲使此推论不悖于理，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完未失而后可。虽然，古事泰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默证不能有效；必限于其所涵之条件悉具时，始可应用之。

    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下略）

    是以默证之应用，限于少数界限极清楚之情形：（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例如，塔克多Tacitus有意列举日尔曼各民族Notitia dignitatum，遍述国中所有行省，各有一民族一行省为二者所未举，则足以证明当时无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例如，倘法兰克Frankish民族有定期集会，则Gregory之作法兰克族诸王传不致不道及之。）（以上见Ch.V.Langlois and Ch.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G.G.Berry，pp.254-256，London Duchworth and Co.1898.按此书已由李思纯君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乃极浅显之理而为成见所蔽者，每明足以查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谓予不信，请观顾氏之论据（以下仅举一例，其他同样之谬误不下十余处，留待下文详论，以省重复）：

    《诗经》中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尚书》中（除了《尧典》《皋陶谟》）有若干禹，但尧舜也不曾一见，故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见《读书杂志》第十四期第三页第一格）

    此种推论，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试问《诗》《书》（除《尧典》《皋陶谟》）是否当时历史观念之总记录，是否当时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又试问其中有无涉及尧舜事迹之需要？此稍有常识之人不难决也。呜呼，假设不幸而唐以前之载籍荡然无存，吾侪依顾氏之方法，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汇选》等书中推求唐以前之史实，则文、景、光武之事迹，其非后人“层累地造成”者几希矣！

    二、夏禹史迹辨证（参看顾氏文中“禹与夏有没有关系”“禹的来源在何处”两节）

    顾氏谓“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其说之妄，刘氏已明辨之矣。兹所亟待讨论者，禹与夏果有无关系？顾氏曰：“何以《诗》《书》（除《尧典》《皋陶谟》《禹贡》）九篇说禹，六篇说夏，乃一致的省文节字而不说出他们的关系？”（密圈照原文）吾为之下一总解答曰：此因《诗》《书》（除《尧典》《皋陶谟》《禹贡》）非夏禹事迹之总记录，因禹与夏之关系非“必当入于其作者之观念中”者。一言以蔽之，此因《诗》《书》中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试即《诗》《书》中言夏言禹之篇什而考察之：

    （1）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信南山》）

    （2）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文王有声》）

    （3）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韩奕》）

    顾氏曰：“《诗经》中有一个例，凡是名词只有一个字的，每好凑成两字，凡两字以上的名词不删……如‘王命仲山甫’‘命程伯休父’，名词虽在二字以上也不加省节了。《十月之交》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读此很可见人名为单字，则加维字于人名……务使一句凑成四字。‘维禹甸之’‘维禹之迹’正是此例。禹若果是人王，亦应照了‘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他为‘后禹’（至少也要像《国语》和《尧典》的称他为‘伯禹’）。禹若果是夏王，亦应照了‘夏后’‘夏桀’之例而称他为‘夏禹’。”

    夫《诗》三百篇非出一人之手，又非同时同地之文，而各个作者之属词造语之方式不能一律，故有所谓“作者之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author）。今于三百篇中，取数首相同之语调以例其他，则必须假定各个作者所用之语调皆如一。此大前提已不成立。兹退一步承认顾氏所称之例，而“维禹甸之”“维禹之绩”等语，果违此例否耶？顾氏不云乎，“人名为单字，则维字加于人名”，禹正单字之人名也。其缀以维字，正犹番、蹶、楀之例也。吾侪不因番、蹶、楀上未加周字，遂谓其非周人，独以禹上未缀夏字，遂谓其非夏主乎？顾氏之根本错误，在以“夏禹”二字为一名（term），而以“仲山甫”“程伯休父”之例律之。不知夏乃禹之国号而非禹之名，“夏”“禹”二字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非如“仲山甫”之不可析为“仲”与“山甫”，及“程伯休父”之不可析为“程伯”与“休父”也。且也，“夏”“禹”二字既无不可分离之关系，而“维”与“夏”声调不同（一为平声，一为仄声），维字置于句首，又有顿首语气（此顾氏言之），是故此处“维”字与“夏”字实不能相代。

    至因《诗》三百篇中未尝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禹为“后禹”“伯禹”，未尝照“夏后”“夏桀”之例，称禹为“夏禹”，遂谓禹非夏王，此犹为妙不可言之奇论。吾侪读《乐府诗选》《玉台新咏》《明诗综》《清诗别裁》，其中亦未尝有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刘邦为“帝刘邦”，称朱元璋为“帝朱元璋”，亦未尝有遵“夏后”“夏桀”之例，称刘邦为“汉刘邦”，称朱元璋为“明朱元璋”，然则刘邦、朱元璋非汉帝、明帝矣，嘻！

    （4）惟帝降格有夏，有夏诞厥逸。（《书·多方》）

    （5）有夏不适逸……殷革夏命。（《书·多士》）

    按此处言夏皆指夏桀事。若作“惟帝降格夏禹，夏禹诞厥逸”“夏禹不适逸……殷革夏禹命”岂不与事实相违反乎？

    顾氏曰：“《多士》《多方》并言夏殷，言殷则必举成汤，言夏则从不举禹，这是什么道理？”

    考《多士》《多方》之称夏殷事，乃周公将桀之所以亡，汤之所以得天下，与纣之所以亡，武王之所以得天下相比论，以明周之取商，正如商之取夏，皆奉天命，而非违义。前者（《多士》）所以抚慰殷之遗民，后者（《多方》）则因淮夷叛后，告谕“四国多方”，皆有为而发。其所言与夏桀以前之事完全无关，安能将禹事牵入！

    （6）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克用三宅三俊。……呜呼！其惟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书·立政》）

    顾氏曰：“这一段是把夏商对举的，都是说夏商起的时候如何好，后来的时候如何坏。何以在商则举出创业的成汤与亡国的纣，而在夏则但举出亡国的桀而不举出创业的禹？做《立政》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禹的（篇末即言‘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但他何以不把禹汤并举，何以篇末又单举禹呢？”

    读者须注意，《立政》一篇乃周公陈说往事以为成王鉴戒，并非欲于夏商事为本末毕具之叙述。且随口宣言，既常有无意中缺漏，而又经史官之转载，残佚自不能必无，安能持此以判断当时之历史观念！且谓在商举汤、纣，则在夏亦须兼举禹、桀，此不过词章上求偶俪之陋技，而非吐辞所必循之公例。观《立政》篇中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正与上引“古之人迪惟有夏……亦越成汤”同一辞气。此处并言商周，而亦于周则举文王，于商则不举汤，可见《立政》作者惯用此种语调，其省略并非有特别原因。至篇末言“陟禹之迹”，乃所以回应篇首，正见禹与夏之有关系也。

    以上已将顾氏所举为证据者，悉加评骘。此外《诗》《书》中言夏言禹者尚有九条，兹并加稽验，观其有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需要。

    （7）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长发》）

    此处可作“昆吾夏禹”耶？否耶？读者自能辨之。

    （8）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诗·长发》）

    （9）是生后稷，缵禹之绪。（《诗·閟宫》）

    （10）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诗·殷武》）

    （11）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植嘉谷。（《书·吕刑》）

    （12）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书·立政》）

    吾前言之矣，“禹”“夏”两词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故言禹不举夏，不能为禹与夏无关系之证。且此处前三条，若将夏字加入，则声调（euphony）及音节（metre）皆失其宜矣。

    （13）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书·洪范》）

    此处禹尚未即天子位，若称夏禹则失辞矣。

    （14）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荡》）

    夏后统指夏代（《论语》以“夏后氏”与“殷人”“周人”对举，此其证也）。言夏代之亡可为殷代之鉴，故云“不远”也。若作“在夏禹之世”，则毫无意义矣。

    （15）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书·召诰》）

    此处夏殷对举，皆统指其全代。若改作“夏禹”便不可通。若因其言夏不举禹，遂谓禹与夏无关系，然则此处言殷亦未尝举汤，岂汤与殷亦无关系欤？

    综上观之，《诗》《书》中九篇说禹，六篇说夏，其中有十三篇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可能（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及十五条），其余亦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顾氏又引《论语》上未言禹与夏之关系为证，按《论语》上言禹者仅三条：

    （1）禹，吾无间然矣。

    （2）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3）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

    前一条言禹之行为，绝无举及其国号之需要。后二条两单名对举，更不能将“夏”字添入。

    是故，关于禹与夏之关系，《诗》《书》《论语》均不能施用默证。换言之，即吾侪不能因《诗》《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而顾氏所谓“禹与夏的关系……直至战国中期方始大盛，《左传》《墨子》等书即因此而有夏禹的纪载。……禹与夏没有关系，是我敢判定的”云云，绝对不能成立。（以上评顾氏文中“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一节。）其他由根本观念推演而出之妙论，自然“树倒猢狲散”，本可不必再浪费笔墨以辨之。惟以其影响于一般仅从报章杂志中求智识之青年对于古史心理，甚巨且深，故不殚更赘数言。

    顾氏以禹、夔、饕餮在字义上为虫兽之名，而假定禹为动物，刘掞藜氏已明辨其谬（《读书杂志》第十三期第二页第四格）。吾侪更当注意者，顾氏谓夔、饕餮为兽，遂“推之于禹”亦当非人，此种类推法（analogy），史上绝不能用为证据。（参看J.M.Vincent：Historical Research，pp.257-259.New York Holt and Co.1911.）彼又谓：

    在传说中，鲧为治水的人。《说文》云：“鲧，鱼也。”《左传》云：“尧殛鲧，其神化为黄熊。”（下引朱熹语云：“熊乃三足鳖。”）则鲧为水中动物，禹既继鲧而兴，自与相类，故《淮南子》即有禹化为熊的故事。

    夫鲧训为鱼，而不能谓名鲧之人即鱼也。此理刘氏阐之已详，兹不赘。鲧化为熊之神话，乃指其死后之事，与生前无涉。若因神话言其死后化为动物，遂谓其非人，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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