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哲学史》下卷[1]

之理原为气禀所蔽，欲去此蔽，有待于“格物”（指朱子之所谓格物），（冯先生似如此说，看页九一七至九二○）到底“格物”与去蔽有没有必然的关系？欲明心中本有之理，是否非穷究外物之理不可？我们知道，象山也承认，人心之理（或人之本心）通常是被蔽的：“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竟见而失其本心。”但他却甚且不承认“格物”是去蔽的有效方法。我们不能说象山的主张是自相矛盾，也就不能说“格物”是“复性”的必要手段，也就不能说注重道学问的修养方法是朱子哲学上主张的必然结论，也就不能说朱陆在修养方法上之差异，是基于他们哲学上之差异。这是我要请益于冯先生的。

    （3）理气说之阐发自然是宋儒在哲学上的一大贡献。关于理气说的起源，我近来在一部大家不甚注意的书里发现一段颇出人意外，却来历至今未明的记载，愿意附带提出来，供治〔给〕我国治哲学史的人考索。明末李日华（一个博学的画家）的《紫桃轩杂缀》卷三（页二四下二五上，有正书局影印本）里说：

    太极之理人知本于《易》，而发明于周元公，以为元公之说与伏羲画卦同功。然考东汉张遐则已先之矣。遐字子远，余干人。常（尝？）侍其师徐穉，过陈蕃，时郭泰、吴炳在坐。穉曰：此张遐也，知《易》义。蕃问遐。遐对曰：《易》无定体，强名曰太极。太者至大之谓，极者至要之谓。盖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动而生阴阳。阴阳者气也，所谓理生气，而气寓夫理者是也。蕃顾炳曰：若何？炳良久曰：遐得之矣。观遐之言甚精切，不曰动生阳，静生阴，而无一动而生阴阳，更自有理会处。

    宋人好抹杀前古，而申其所宗。若此类者，不能不为拈出。

    这一段的记载若可靠，的确是中国哲学史上很重要的新材料，可惜原不记出处。但我们有理由去相信这似非作者的杜撰。明人编的《尚友录》（卷八）里有这样的一条张遐小传（《图书集成》及《人名大词典》中的《张遐传》皆本此）也不注出处：

    张遐，汉余干人，幼聪明，日记万言，举孝廉，补功曹，不就，十九从杨震。震语人曰：张遐当为天下后世儒宗。建宁间，召为五经博士，寻以疾还教授，诸葛瞻、陆逊等皆其门人。卒赠族亭侯，所著有《五经通义》《易传》《筮原》《龟原》《吴越春秋》等事〔书〕。

    《后汉书》无《张遐传》，遍检上记与张遐有关诸人在《后汉书》及《三国志》中的本传，也没有提及张遐的地方。再检汪文台所辑的《七家后汉书》和惠栋所辑的《汉事会最：人物志》（集两《汉书》以外关于两汉人物的记载）也不见张遐的影子（也许我有疏忽，值得覆检的）。因上面引文所记张遐著作的提示，我查《经义考》内中果有张遐《五经通义》一条，引据的是江西《饶州府志》，文曰：

    张遐字子远，余干人，侍徐穉过陈蕃，穉指之曰，此张遐也，通《易》理。所著《太极说》《五经通义》。

    又检现有三种补《后汉书·艺文志》，其提到张遐的地方，除转引《经义考》外，又引有江西《余干县志》。《余干县志》关于张遐的记载除了说他撰有《吴越春秋外纪》与《尚友录》所记不同外，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以上探索的结果是不能令我们满足的。我们至少要得到宋以前关于张遐尤其是他的理气和太极说的记载。因为我目前没有许多工夫花在这问题上，只好借这机会把这问题提出来，希望有人代为解决。

    附：

    著者答

    张先生书评成，承先示读。关于其所提出三点，谨乘机略述意见如下。

    （一）陆象山对于《太极图说》之真伪，虽有怀疑之辞；但吾人有证据确知《太极图说》为濂溪所作。《濂溪墓志铭》为其友人潘兴嗣所作，其中说濂溪“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祈宽《通书》后跋（题绍兴甲子春正月）云，所见为自程门传出之本，中亦附有《太极图说》。朱子所见延平本《通书》，亦附有《太极图说》。据此可知朱子以《太极图说》及《通书》合刻，实有根据也。伊川所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中，有一段纯用《太极图说》，可见伊川亦受其影响也。象山不赞成“无极而太极”之语，又不欲显然指斥当时所公认之权威，故为替濂溪开脱之辞。其辞非常游移，似未可认为有如何重要。

    至于以太极为即理之困难，则系因以朱子之理，讲濂溪之故。吾人讲述古人之说，只能就其本人之一套讲其本人之一套。所谓形上形下之分，至伊川始确立，在濂溪时固不知有此分也。若以朱子之系统讲之，则濂溪之理，亦是形下的，如《理性命章》云：“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标题中既有理字，则文中之“一”，自即是理。然万物即是此理（是万为一），而此理又分为万物（一实万分）。此理亦即形下的也。此章既言“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则其大意与《太极图说》相同可见。若合《太极图说》观之，则二气五行之上之“一”，非即太极乎？盖就濂溪思想中有理、气二观念言，可谓开朱子之先河；至其对于理气之见解，则远不如朱子之清楚。形上形下之分，乃中国哲学中至高至精之造诣。此自伊川发之，朱子成之，濂溪之时代尚未及此也。至于其他“魔鬼”，亦有须为解释者，因哲学史家有时固以代“鬼”立言为事也。

    （二）朱子以为吾人心中具一切理之全体，而陆、王不必如此主张。就此方面言，朱子有理由比象山更不重“道问学”，此言诚是。但就另一方面言，则朱子之实在论，只能以为吾心中具有万物之理，而不能以为吾心中具有万物。而象山之唯心论，则正以为吾心中具有万物，所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此点至阳明更为明显。吾心中既已具有理及万物，故一切反求诸心即可。至朱子则虽以为吾人心中已具有万物之理，而万物却不在吾人心中；故须“格”外界之“物”之理，以与吾心中所有者相印证。“用力之久”，而后确悟万物之理，实已具于吾心，此即所谓“而一旦豁然贯通”者也。由此言之，则自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之不同，可推演出二人所说修养方法之差异。

    （三）李日华所说张遐已先言理气之说，前人未注意及之。张先生首为指出，乃一发现。所可疑者，即李日华此言既不言所本，而张先生遍查有关之书，亦不得其所本。则李之所说，或即其臆造以坐实“宋人好抹杀前古，而伸其所宗”之罪名。此纯为一考据问题，尚待解决。

    此外张先生指出《中庸》在六朝时即为人所注意，及其对于著者过分奖饰之辞，著者谨致谢意。

    冯友兰

    原载《清华学报》第10卷第3期，1935年7月

    注释

    [1] 原文名为“《中国哲学史》下卷”，题下标有“冯友兰著，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初版，全书（上下两册）五百五十面，定价四元八角（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