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证人

    1

    四点过后，我离开大陪审团，然后悄悄从后面的楼梯上到方威得的办公室。检察官方威得面容严肃，轮廓分明，留着女人深爱的银白鬓发。他把玩着桌上的笔说：“我想他们相信你了。下午他们可能以杀害沙隆的罪名起诉曼尼·廷南。如果这样，你最好小心些。”

    我拿起一根香烟在手指间滚动，最后还是把它放进嘴里。“方威得先生，别派人跟踪我。这个城里的大街小巷，我都很熟，你的人靠得太近，对我没有好处。”

    他看着一扇窗户，“你对法兰克·杜尔知道多少？”他问，眼睛却没看我。

    “我知道他是个大政客，实权派，如果你要开赌场或妓院————或想要跟市政府做买卖，都得去见他。”

    “没错，”方威得严厉地说，把头转向我，然后放低声音道，“抓到廷南的小辫子，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如果除掉廷南，杜尔就有利可图————廷南是他想要拿到合约的那家公司的董事会头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冒险的。我听说他和廷南有交易。如果我是你，我会对他保持警惕。”

    我笑笑。“我只有一个人。杜尔地盘很大，但我尽力而为！”

    方威得站起来，隔着桌子伸过手来，说：“我要出城两天，如果起诉成功，今晚就走。小心点————如果有什么差池，找勃尼·欧斯，我的调查组组长。”

    我说：“没问题。”

    我们握了握手。出门时，经过一个一脸倦容的女孩，她给了我一个疲惫的笑容，看我时，手指卷着颈后的鬈发。回到办公室时，刚刚过四点半。我在小接待室门外停了一下，四处看看。然后打开门，走进去，当然里面没人。

    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红色的老式沙发，两张不搭调的椅子，一小块地毯，一张阅读桌，上面摆着几本旧杂志。接待室的门一直开着，让客人能够进来，坐着等候————如果有客人，他们又想要等待的话。

    我穿过去，打开我专用办公室的锁，门上写着“菲利普·马洛……专事调查。”

    卢·哈格坐在办公桌一边的木椅上，远离窗户。戴明黄色手套的手抓着手杖的手柄，绿色的宽边帽推到了脑袋后半部。帽子下露出非常光滑的黑发，他的头发太长，快要盖住脖子后面了。

    “嗨，我等了很久。”他懒懒地微笑着说。

    “嗨，卢。你怎么进来的？”

    “门一定没锁，或许我的钥匙刚好匹配。你介意吗？”

    我绕到桌子后面，坐在转椅上，然后把帽子放在桌上，从烟灰缸上拿起大头烟斗，开始装烟草。

    “只要是你就无所谓。我正想要换一个比较好的锁哩！”

    他笑了，丰满的红嘴唇绽开。他是个长相非常英俊的小子。他说：“你还在做生意，还是准备下个月蹲在旅馆里和总局的人喝老酒？”

    “我还在做生意————如果有人找我的话。”

    我点燃烟斗，靠在椅背上，盯着他干净的橄榄色皮肤和笔直乌黑的眉毛。

    他把手杖放在桌上，黄手套压在玻璃上，嘴唇蠕动了几下。

    “我有个小生意要给你，赚头不大，挣个车费。”

    我等着他说下去。

    “今晚我在奥林达有个小把戏，就在卡纳利的地盘。”

    “白烟的地方？”

    “嗯。我想我要走运了————而且我希望有个带家伙的人在旁边。”

    我从上层抽屉里拿出一包新的香烟，推过桌面。卢拿起来，打开烟盒。

    我说：“什么样的把戏？”

    他从烟盒中抽出一根烟的一半，低头盯着它。他的样子让我有点不喜欢。

    “我已经休息了一个月，赚的钱不够在这种城市开销。总局那些家伙从禁令后就开始施压。他们一想到要靠薪水过日子，就开始做噩梦。”

    “在这里运作的开销不会比其他地方大吧！所有的钱都交给一个组织，就够了。”

    卢把香烟塞进嘴里。“没错————法兰克·杜尔，”他嘶吼起来，“那只肥猪！狗娘养的吸血虫！”

    我没说话。我已经过了对那些自己拿他没办法的人只能骂骂为乐的年纪。我看着卢拿起桌上的打火机点燃香烟。他喷出一口烟，继续说：“说来好笑，卡纳利买了一个新轮盘————从州长办公室某个吃钱鬼那里买来的，我认识卡纳利的头号庄家手皮纳，很熟。这个轮盘是他们从我这儿拿走的，里面有些猫腻————我知道猫腻在哪儿。”

    “但卡纳利不知道……听起来真像卡纳利。”我说。

    卢没看我。“他那边生意不错，有个小舞池，一个墨西哥五人乐队，可以帮助客人放松。他们可以先跳几支舞，再回去赌，即使输了，也不会太沮丧。”

    我说：“你要干吗？”

    “我想你可以把这叫作一套‘运作’。”他轻声说，透过长睫毛看着我。

    我移开目光，环顾着房间。房间里铺着铁锈红色的地毯，广告月历下有五个绿色箱，排成一排。角落里有一座老式衣帽架，几张胡桃木椅，纱布窗帘挂在窗前。窗帘尾端因为被风吹来吹去弄脏了。一道黄昏的日光照在我的桌子上，照亮了空气中的灰尘。

    “这么说吧！”我说，“你认为你操控了那个轮盘，可以赢很多钱，这会让卡纳利大为光火。你希望一路有人保护————那个人就是我。我觉得这主意烂透了。”

    “一点儿都不烂，任何轮盘都有一定的节奏，如果你非常了解它……”

    我笑着耸耸肩，“好吧，我不想搞懂这玩意，我对轮盘了解不多。听起来，你好像是想通过诈骗来装满自己的腰包，不过我也可能听错了。反正这也不是重点。”

    “那什么才是重点呢？”卢淡淡地问。

    “我不是什么好保镖————但这可能也不是重点。我想我应该认为这场赌局是公平的。如果我不这样认为，不肯接受你的工作，结果你进了棺材该怎么办呢？或者如果我认为每件事都在掌控之中，可是卡纳利不吃这一套，发起脾气来呢？”

    “所以我才需要带枪的人啊！”卢除了说话，一块肌肉也没动。

    我淡然地说：“如果我够凶悍，可以挑起这份差事————我倒是不知道自己很凶悍————那我担心的恐怕仍然不是这点。”

    “算了。光是听你说担心，就够我泄气了。”

    我又笑了笑，看着他的黄手套在桌面上猛烈地移来移去。我缓缓地说：“你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可以用这个方式赚大钱的人了。当你这么干时，我是最后一个支持你的人。明白了吧！”

    卢说：“好吧。”他把烟灰磕在玻璃面上，然后低头吹掉，继续开说，好像在谈论新的话题，“葛林小姐跟我一起去。她红头发，个子很高，迷人得很，以前是模特儿。在任何场合她都是个最佳人选，可以避免卡纳利盯我盯得太紧。所以我们要合伙，我想我应该先告诉你。”

    我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你很清楚我刚刚告诉大陪审团，我看见阿特·沙隆被推出车外，曼尼·廷南伸手出去割掉了他手上的绳子，最后乱枪打死了他。”

    卢淡淡对我一笑。“这样一来，那些受贿的就更好过了。拿人钱财，却不消灾。他们说沙隆正派，不让董事会越界，所以被做掉了。”

    我摇摇头，不想多谈。我说：“卡纳利很多时候品味奇怪，也许他不喜欢红头发呢！”

    卢慢慢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手杖。他盯了会儿一根黄色手指指尖，显出一副困倦的样子。然后他晃着手杖走向门口。

    “嗯，我们改天再见了。”他慢条斯理地说。

    我等他把手放在门把上才说：“卢，别失望。如果你一定要我陪，我就去奥林达一趟。但我不要钱，还有，看在老彼得的份上，别再吃饱撑的，盯我的梢了。”

    他轻轻地舔舔嘴唇，没有正眼看我。“谢了。我会小心为妙。”

    他走出去，黄色手套消失在门边。

    我静静地坐了五分钟，烟斗变得十分烫手。我把烟斗放下，看看手表，站起来打开桌尾角落里的小收音机。电流嗡嗡声停止后，喇叭传出一声钟响的余音，然后一个声音说：“KLI现在向你报告当地夜间新闻。今天下午稍晚的一则重要新闻是大陪审团终于决定起诉曼尼·廷南。廷南是著名的市政府游说人士，在本市势力庞大。这项起诉令他的许多友人惊讶，起诉依据的证词完全出自————”

    电话铃这时尖锐地响起来，一个女孩冰冷的声音在我耳际说：“请等一下，方威得先生要和你说话。”

    他立刻接上来。“起诉成立了，小心那家伙。”

    我说我刚听到收音机播报。我们谈了一小会儿，他就挂断电话，说必须立刻去赶飞机。

    我往后靠在椅子上，听着收音机，但不专心。我想卢真是笨蛋，但这是我没法改变的。

    2

    星期二有这么多人，生意真好，但没有人跳舞。大约到了十点，五人小乐队玩伦巴玩累了，没有人注意他们的音乐。木琴乐手把棒子丢下，手伸到椅子下拿杯子。其余的人点燃香烟，只管坐在那里，看起来很无聊。

    我侧身靠在吧台上，吧台和乐队台都在同一边。我拿着一杯龙舌兰，让杯子在台面上打着转。所有的生意都集中在三座轮盘中间的一座。

    酒保在吧台另一边，头凑到我旁边。

    “那个火辣的女人一定让他们输得很惨。”他说。

    我没看他，点点头。“她现在大把的玩，连算都不算了。”

    红发女郎很高。我可以看见她闪着金属光泽的头发，在她背后的人头间异常显眼。我也看见站在旁边的卢油光锃亮的头。每个人好像都站着玩。

    “你不玩？”酒保问。

    “星期二不玩。我有一次星期二玩，惹了不少麻烦。”

    “是吗？你喜欢那玩意不加水？我可以帮你弄得顺口些。”

    “用什么顺呢？”我说，“你手边有木锉吗？”

    他笑笑。我又喝了一些龙舌兰，然后摆出一脸苦相。

    “有人故意发明这玩意的吗？”

    “那我可不知道了，先生。”

    “那边的最高限额是多少？”

    “那我也不知道。我想得看老板的心情。”

    轮盘桌排成一列，靠近远处的墙边。镀金的矮栏杆把它们围在里面，客人站在栏杆外。

    中间的那桌突然发生了争吵，其他两桌的人纷纷抓起筹码移过来。

    然后一个非常清晰、礼貌、带点外国口音的声音清楚而大声地说：“夫人，请您耐心点……卡纳利先生马上就来。”

    我走过去，挤到栏杆边。两个靠近我的庄家手把头靠在一起，眼睛朝斜下里望着。其中一个缓缓地在静止的轮盘上来回移动一个耙子，他们都盯着红发女郎看。

    她穿着一袭高领的黑色晚礼服，双肩线条优美，皮肤雪白，说不上十分美丽但也称得上漂亮。她靠在轮盘前的桌子边缘。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身前有一大堆钱和筹码。

    她的声音单调，好像同样的事情已经说了很多遍。

    “快点转这轮子！你们收钱收得很快，就是不喜欢掏出来。”

    负责的荷官露出冷冷的木讷的笑容。他很高，黝黑，满脸不在乎的神气。“庄家不能收你的赌注，”他的口气冷静确定，“也许卡纳利先生……”他耸耸平滑的肩膀。

    女郎说：“这是你们的钱，小气鬼。你不想要回去吗？”

    卢·哈格在她身旁舔舔嘴，一只手放在她的手臂上，两眼热切地盯着那一堆钱。他轻声说：“等卡纳利来……”

    “去他的卡纳利！我手气正旺————我要保持好手气。”

    这排桌子尾端的门被打开了，走出一个瘦高苍白的男人，直直的黑发毫无光泽，高高的前额皮包骨，扁平的眼睛深不可测。细细的八字胡修成两条几乎成直角的线，撇到嘴角下方正好一英寸处，颇有东方气质。他皮肤很厚，苍白得发亮。

    他走到荷官背后，停在中间桌子的一角旁，瞄着红发女郎，两根手指捻着八字胡的尾端。他的指甲带点紫晕。

    他忽然微笑起来，又突然板起了脸，好像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笑过似的。他用一种沉闷挖苦的语调说：“晚安，葛林小姐。你一定得让我派人送你回家，我不希望看到钱落入坏人的荷包里。”

    红发女郎不太友善地看着他。

    “我还不想走————除非你赶我出去。”

    “不走？那你想做什么呢？”

    “赌这一沓————全部！”

    众人的嘈杂声一下子跌入死寂，四下没有一点呢喃低语。卢的脸色慢慢变得死灰一般。

    卡纳利面无表情，优雅严肃地举起一只手，从他的晚礼服里掏出一只大皮夹，丢到高个荷官面前。

    “一万，”他的声音沉闷、沙哑，“那是我一贯的限度。”

    荷官拿起皮夹打开，抽出两沓发声清脆的钞票，拨弄了一下，折起皮夹，沿着桌子边缘传给卡纳利。

    卡纳利没有去拿，除了荷官，谁都没有动。

    女郎说：“押红色。”

    荷官俯身向前，非常谨慎地把她的钱和筹码叠起来，替她把赌注放在红方块上。

    他把手放在轮盘的圆弧上。

    “如果没有人反对，”卡纳利说，并没有看任何人，“这一局只有我们两个人玩。”

    人头攒动，没有人说话。荷官转动轮盘，左手轻轻一抛，把球丢在辙槽上；然后缩回双手，放在大家都可以看见的桌子边缘————当然是放在桌面上。

    红发女郎眼睛发亮，嘴巴微微张开。

    球在辙槽上跳动，跃过一个明亮的金属方块，滑下轮侧，在号码旁边的叉道上颤动起来。球突然停止滚动，落在双零旁边的红27格里。轮盘停下了。

    庄家手拿起耙子，缓缓地把两沓钞票推出去，推到女郎的赌注中，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清出了赌台台面。

    卡纳利把皮夹放回胸前的口袋，转身缓缓向门走去，消失在门后。

    我松开抓着栏杆的发抖的手指，人们都散开，走向吧台。

    3

    卢过来时，我正坐在角落里一张小桌旁，吞咽着龙舌兰。小乐队演奏着单调清脆的探戈，一对男女难为情地在舞池上扭着。

    卢已经穿上卡其色大衣，领子竖起，里边围着一条白丝巾，脸上带着微妙的熠熠的神情。这回他戴着白色猪皮手套，把一只手放在桌上靠近我。

    “两万两千多，”他小声说，“哇，真过瘾！”

    我说：“很多钱啊！卢。你开什么车？”

    “看到什么不对劲的事了吗？”

    “赌局？”我耸耸肩，玩着杯子，“我不擅长轮盘，卢……倒是你的女人有很多不对劲的地方。”

    “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卢说，声音有些焦虑。

    “好吧！她让卡纳利看起来像个百万富翁。什么车？”

    “别克四门轿车，尼罗绿，两盏探照灯，挡泥板有那种翼子板灯。”他的声音依然有些忧虑。

    我说：“慢慢开进城，让我有机会跟上。”

    他拿走手套，走开了。红发女郎早已不见人影。我看看腕上的手表。再抬起头时，卡纳利站在桌子对面。假八字胡上方的眼睛毫无生气地看着我。

    “你不喜欢我这地方。”他说。

    “恰好相反。”

    “你不到这里来玩。”他是告诉我，不是问我。

    “必须来吗？”我冷冷地问。

    他的脸上飘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他微微弯下腰，说：“我想你是个条子，聪明的条子。”

    “只是个私家侦探，”我说，“而且不够聪明。别让我的长上唇愚弄你，这是遗传。”

    卡纳利的手指攥着椅背上方，用力地握紧。“不要再来这儿，不管是为什么，”他声音非常轻，好像在说梦话，“我不喜欢密探。”

    我拿出嘴里的香烟，看了看，再看看他。“我听说刚才你被羞辱了，你倒是很有风度……所以这次我也不计较了。”

    那一刻，他脸上呈现出古怪的表情。然后转过身，肩膀摇晃着离开了。为了让脚步放平，他走路时脚往外撇得很厉害。他的步履和他的脸一样，有些沉重。

    我站起来，走出白色双层大门，进入阴暗的大厅，取出帽子和大衣穿戴上，接着，穿过另外两扇双层门到达宽阔的走廊，走廊顶部边缘装饰着涡形花纹。空气中飘荡着海雾，屋前风中摇曳的柏树滴着雾水。缓坡柔和地伸向远处的黑暗中，浓雾掩藏了海洋。

    我的车停在外面的街上，就在俱乐部对面。我把帽子拉低，无声无息走在长满青苔的车道上，一拐过门廊，我一下僵住了。

    一个人在我正前方，拿着一把枪————可是他没看见我。持枪的手耷在身体一侧，紧贴着大衣，手很大显得枪很小。枪管反射出微弱的光线，这光线隐隐约约，好像来自浓雾，又好像是浓雾的一部分。他块头很大，一动不动，身体牢牢地钉在脚跟上。

    我轻轻地、慢慢地举起右手，解开大衣最上面的两颗扣子，伸进里面，掏出一把长管点三八，枪管六英寸长。我轻轻将它放进大衣口袋。

    前面的家伙动了，他把左手举到脸前，手掌拱起，抽了一口香烟，瞬间的亮光照清了他厚重的下巴，宽大的黑黑的鼻孔，方正的凶狠的鼻子————打手的鼻子。

    他丢掉香烟，踩了一脚。一个轻盈的脚步声在我背后微微响起，我转身时已经迟了。

    一个重击，宛如电光一闪，我眼前随即一片黑暗。

    4

    我醒来时，又冷又湿，头痛欲裂。右耳后面有处瘀伤，没有流血。我被人击昏了。

    我站起来，看清自己在两棵被雾打湿的树之间，离车道几码之遥，我的鞋跟上有些烂泥，看来是被人从小径上拖到这里的，但拖得不太远。

    我低头摸摸口袋，自然，枪已经不见了，不过不见的不只这一样————随之消失的还有这次经历好玩的念头。

    我在大雾里摸索，没找到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人，干脆放弃了。我沿着房子空旷的一边走向一排棕榈树，一盏拱形老式马灯忽明忽暗，嘶嘶作响，这盏灯挂在一个巷口，而我那辆一直用来代步的一九二五年马蒙旅行车停在那儿。我先用一条毛巾擦干座椅，接着启动引擎，吭哧吭哧开上空旷的大街，街道中间满眼是车轮碾过的痕迹。

    我从那里开上德卡仁斯大道，这条街是奥林达的主干道，它的名字用以纪念很久以前卡纳斯居住地的建造者。没走多久，出现了城镇、高楼、死气沉沉的商店、安着夜用门铃服务的加油站……最后是一家还在营业的杂货店。

    一辆精心装饰的轿车停在店前，我把车停在它后面。我下了车，看见一个没戴帽子的人坐在柜台边，和一个穿蓝罩衫的店员相谈甚欢。他们似乎沉浸在自己世界里。我正要走进去，又停住脚步，再看了一眼那辆打扮俏丽的轿车。

    这是一辆别克，颜色在白天看应该是尼罗绿。有两盏探照灯，前面挡泥板黏着细镍棒，上面突出两盏小小的蛋形琥珀灯。司机座椅那边的窗户被摇下了。我回到马蒙那儿，拿出手电筒，头伸进别克，扭开驾照盒，把手电筒探进去照了一下，然后关掉。

    车子登记的是卢·哈格的名字。

    我收起手电筒，走进杂货店。店里一边摆着酒架。穿蓝罩衫的店员卖了我一品脱的加拿大黑麦酒。我拿到柜台打开。柜台前摆了十个位子，但我坐在了那位没戴帽子的人旁边。他开始在店面的镜子里非常仔细地打量我。

    我叫了一杯七分满的纯咖啡，加上很多黑麦酒；一口喝下，等上一分钟，暖暖身子。然后我上下打量了这位不戴帽子的人一通。

    他大概二十八岁，上身有些瘦削，一张健康的红脸，相当诚实的眼睛，双手很脏，看起来不像赚什么大钱的人。他穿着一件灰色绲边金属扣的外套，裤子很不搭。

    我满不在乎地低声说：“外面是你的车？”

    他非常安静地坐着，嘴唇抿紧，镜子里的眼睛一直盯在我身上。

    “我兄弟的。”他过了一会儿说。

    我说：“要喝一杯吗？……你兄弟是我的老朋友。”

    他缓缓地点个头，打了一下嗝，慢慢地抬起手，终于抓起酒瓶，往凝固的咖啡里倒了些酒。他一口喝下。然后我看着他挖出一包揉皱的香烟，塞一根到嘴里，在柜台上擦亮一根火柴————用拇指指甲夹着点烟，点了两次都没点着————故作冷静地猛吸了一口。

    我把头偏过去，平淡地说：“没必要自找麻烦。”

    他说：“是吗……怎————怎么回事？”

    店员朝我们走过来，我又要了些咖啡。咖啡送来后，我一直盯着店员，直到他离开，背对着我们，站到展示的橱窗前。我又往第二杯咖啡里掺了酒，喝了一些。我看着店员的后背，说：“那辆车子的主人没有兄弟。”

    他强装镇定，但还是转过头来。“你认为那是赃车吗？”

    “不是。”

    “你不认为那是赃车？”

    “是的。我只是想要知道故事。”

    “你是警探？”

    “嗯哼————不过不是敲竹杠，请你放心。”

    他拼命抽着烟，在空杯里搅动汤匙。

    “我不能为这件事丢饭碗，”他缓缓地说，“可是我需要挣这一百块钱。我是个出租车司机。”

    “我猜到了。”

    他一脸惊讶，转过头盯着我看。“再喝一杯，我们好好谈谈，”我说，“偷车贼不会把车停在大街上，然后坐在杂货店里。”

    店员从窗边回来，在我们附近转悠，拿起抹布忙着擦咖啡壶。一阵铅似的沉默降临。店员放下抹布，走到店后面的隔间里，开始响亮地吹着口哨。

    我旁边的人又倒了些威士忌，明智地对我点头，“听着————我载着一个客人出来，我一直等的就是他。这时，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开着别克过来，那男的给我一百块换我的帽子，要把我的车开进城，让我在这里混一个小时，然后开他的车到陶恩大道的卡利龙饭店，我的车子会在那边等我。他给了我一百块。”

    “他怎么说的？”我问。

    “他说他们去了一家赌场，运气很好。他们害怕进城时被抢，觉得赌场总是有人虎视眈眈，想分一杯羹。”

    我拿了他一根烟，用手指捋直，“我相信你。能看看你的执照吗？”

    他把执照递给我。他名叫汤姆·史耐德，是绿顶小客车公司的司机。我把酒瓶盖好，放进口袋，丢了半美元在柜台上。

    店员走过来找零钱，他好奇得要命。

    “走吧！汤姆，”我在他前面说，“去找你的出租车。我想你不应该再等下去了。”

    我们走出去。我让别克带路，甩开奥林达零落的街灯，穿过一串海滨小镇。许多小屋建在靠海的沙土上，大点的屋子则建在后面的山坡上。灯火此起彼落。轮胎在湿润的混凝土上歌唱，别克的小琥珀灯在转弯处对我眨眼。

    到了西锡马龙我们转向内陆，轧轧地穿过运河市，到了圣安吉罗运河。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陶恩大道五六四〇号，那正是卡利龙饭店的地址。这是一栋很大，随意铺着板岩顶板的建筑，有地下车库，前院的喷泉在夜晚装点着淡绿色的灯。

    绿顶出租车四六九号停在对街阴暗的地方。我看不出有人曾经在车里开过枪。史耐德在驾驶室里找到他的帽子，迫不及待地坐到方向盘后面。

    “没我事了吧？可以走了吗？”他的声音如释重负。

    我告诉他没什么事了，还给了他我的名片。他转离街角时是一点十二分。我爬进别克，开下车库的缓坡，交给一个正慢条斯理擦车的黑人，独自绕道走向大厅。

    那儿的职员是一位苦行僧模样的年轻人，他正就着电话总台的灯光阅读《加州受理上诉决议》。他说卢不在，他十一点上班后就没见人影。经过一番短暂的争执，诸如时间太晚啦，我的探访太重要啊，他终于打电话到了卢的房间，可是没人接听。

    我走出去，在我的马蒙里坐了几分钟，抽了一根烟，喝了几口酒。然后走回卡利龙，在电话亭里拨了电话给《电讯》，请他们接市政组找冯·白林。

    当我报出姓名时，他大呼小叫起来，“你还到处游荡？简直是件奇闻。我以为廷南的朋友早就把你撂倒，丢到荒郊野外去了。”

    我说：“省省吧，听我说，行吗？你听说过一个叫卢·哈格的人吗？是个赌徒。一个月前他的住处被突击，关门了。”

    白林说他本人不认识卢，但知道他是什么来头。

    “你们那里有谁知道他的底细？”

    他想了一下，说：“这里有一个家伙叫杰瑞·克劳斯的，是个夜生活专家。你想打听什么？”

    “他会去哪边庆祝？”然后我向他透露了部分故事，说的不多。我隐瞒了我被打昏和出租车的那些插曲，“他没回饭店，我一定要找到他才行。”

    “嗯，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不是他的狐朋狗党。”我严肃地说。

    白林大叫某人接电话，然后小声地，紧贴话筒对我说：“快说，小子，有话快说。”

    “好吧！可是这些话是说给你听，不是给你的报纸听，知道了吗？我在卡纳利的场子外面被打昏，枪也丢了。卢和他的女人中途换了辆出租车，然后不见了。我不太喜欢这一套。卢的荷包里有那么多银子，我看他还没醉到满街乱跑的地步。即便他要胡闹，那女人也不会同意，她一脸现实相。”

    “我来想想办法，”白林说，“不过听起来没多大指望。我再打电话给你。”

    我告诉他我住在梅利特广场，以防他忘了；然后出门，又坐上马蒙，开车回家。到了家，我拿热毛巾敷在脑袋上十五分钟，然后换上睡衣休息，喝了热威士忌加柠檬，不时打电话到卡利龙询问情况。两点半时，白林打电话来说没找到人。卢没被逮捕，不在医院急诊室，也没出现在克劳斯能想到的俱乐部里。

    三点钟时，我最后一次打电话到卡利龙。然后关灯睡觉。

    早上还是一样。我想办法去找那个红发女郎。电话簿上有二十八个人名叫葛林，其中三个是女人。一个没人接，别外两个向我保证她们没有红头发，其中一个还想让我亲眼看看。

    我刮完胡子，洗澡，吃早饭，下了山走三条街去康德大楼。

    葛林小姐正坐在我小小的接待室里。

    5

    我打开另一扇门，她走进去，坐在前一天下午卢坐过的椅子上。我打开几扇窗户，锁上接待室外面的门，替她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她夹在左手上的香烟，那只手没戴手套和戒指。

    她穿着格子衬衫和褶裙，外加一件宽松的大衣。戴着的那顶太紧的帽子已经跟不上潮流，说明她潦倒过一阵。这顶帽子完全遮盖了她的头发。她没有化妆，看起来大约三十岁，一脸倦容。

    她抓着香烟的手稳稳当当，但另一只手仍提防着。我坐下来等她开口。

    她盯着我身后的墙壁，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把烟斗装好烟草，抽了一分钟。然后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通往走廊的门边，拿起从门缝塞进来的两封信。

    我又坐回桌边，看看信，其中一封看了两遍，仿佛屋子中只有我一个人。我看信时，一直都没正眼看她或对她说话，不过我还是注意着她的。她看起来好像正为某事紧张。

    后来她终于动了。她打开名牌黑色大皮包，拿出厚厚的马尼拉纸信封，拿掉橡皮筋；双手掌心捧着信封，头往后斜仰，嘴角冒出灰色的烟雾。

    她缓缓地说：“卢说如果我遇到麻烦，就来找你。我现在遇到大麻烦了。”

    我盯着马尼拉纸信封。“卢是我相当好的朋友。合理的范围之内，我愿意替他做任何事。但有些事情不合理————例如昨天晚上。那不表示卢和我向来都玩同一种游戏。”

    她把香烟丢进玻璃碗的烟灰缸里，任由它冒烟。她的眼睛里忽然燃起黑色火焰，紧接着又熄灭了。

    “卢死了。”她以单调的声音说。

    我伸手抓起一支铅笔，戳着燃着的烟蒂，一直到它不再冒烟。

    她继续说：“卡纳利的两个手下在我的公寓杀了他————一枪毙命，用一把看起来像我的小枪。后来我找枪时，已经不见了。我整晚和他在一起，和他的尸体……我不得不如此……”

    她忽然发作起来，眼睛上翻，头垂下来撞到桌子，趴着一动不动，马尼拉纸信封落在松开的手前。

    我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瓶子和一只玻璃杯，倒了一杯没掺水的酒，绕过去，托着她的头扶回椅子上，把杯缘紧贴在她嘴唇上————力气大得足以叫她觉得痛。她挣扎着吞了下去。一些酒顺着她的下巴流下来，但她的眼睛渐渐恢复了生机。

    我把威士忌留在她面前，又坐下来。信封的封口开了一些，我可以看到里面的现金，一沓一沓的现金。

    她开始用梦呓般的声音对我说话。

    “我们从出纳那里拿了所有的大钞，装成这样一包。信封里有两万两千。我还留下几百块钱零头。”

    “卢很担心。他认为卡纳利很容易就能逮到我们。你可能跟在后面，但未必有什么办法。”

    我说：“卡纳利在众目睽睽之下输钱，那是好广告————虽然很心疼。”

    她继续说下去，俨然我没开过口似的。“回到城里之前，我们看见一个出租车司机坐在车里，卢想到一个主意，他给了司机一百块大钞，换自己开出租车到圣安吉罗，过一些时候司机再把别克开回旅馆。那家伙答应了，我们就到另一条街换车。很抱歉把你甩了，但卢说你不会介意。反正以后可能还有机会谢你。”

    “卢没进他的饭店。我们搭了另一辆出租车到我家。我住在荷巴道，南敏特八百街区。那个地方前台不会盘问你。我们上去到我的公寓，开了灯，两个蒙面的家伙从客厅和餐厅之间的墙后面走出来。一个很瘦小，另一个很魁梧，面具下面的下巴像架子似的突出来。卢错误地出手，大个儿立刻向他开枪。枪只是啪地一响，声音不是太大。卢躺在地上，再也没有动弹。”

    我说：“可能是这些人把我打昏了。我还没告诉你这件事。”

    她好像也没听到这句。她的脸很苍白、很镇静，像石膏一样没有表情，“我看我最好再喝一点酒。”她说。

    我替我们两人倒了两杯酒。喝了酒，她继续说：“他们搜我们身，可是我们没有把钱放在身上。我们在一家通宵营业的杂货店，将现金称重并寄到了一家邮局。他们早已搜遍公寓，我们刚进屋，所以没时间藏东西。大个儿用拳头把我打昏。等我醒来，他们已经走了，只剩下我和死在地上的卢。”

    她指指下巴角。那里是有点痕迹，但不明显。我在椅子上动了动，说：“他们在路上一定走在了你们前面。聪明的人应该会看看路上的出租车。他们怎么知道去哪里？”

    “这我也想了一整夜，”葛林小姐说，“卡纳利知道我住在哪里。他曾经跟踪过我回家，要我听他的。”

    “嗯，”我说，“但是他们为什么到你那儿，他们怎么进去的？”

    “那不困难。窗户下有突出的壁檐，沿着走可以通往消防通道。他们可能派其他人去守着卢住的饭店。我们想到了这个可能性，但没想到他们也知道我的住处。”

    “余下的统统说给我听。”我说。

    “钱是寄给我的，”葛林小姐解释说，“卢是个好人，可是女人总要保护自己。所以我才必须留在那里，守着死在地板上的卢。等钱寄到，我才过来这里。”

    我站起来，看着窗外。一个胖女人在院子对面的楼里敲着打字机。我听得到咔嗒的声音。我又坐下，盯着我的大拇指。

    “他们把枪藏起来了吗？”我问。

    “除非在他身下，我没看那里。”

    “他们太轻易放过你了，也许根本不是卡纳利。卢什么事都告诉你吗？”

    她安静地摇摇头。眼睛现在是瓦蓝色的，若有所思的神情代替了那种茫然的凝视。

    “好，”我说，“那你想要我做什么呢？”

    她稍微眯了一下眼，然后伸出一只手，缓缓地把鼓鼓的信封推过桌子。

    “我不是小孩子，我也正处在困境。但我也不会独吞。一半的钱归我，我要这笔钱而且能干干净净地逃走，只要一半就行。昨晚如果我打电话给警察，他们一定会逼我交出来……我想卢会希望把他的一半给你，只是你必须陪我一起玩。”

    “对一个私家侦探而言，这可是一大笔钱，葛林小姐，”我疲倦地笑着说，“昨天晚上你没打电话给警察，是对你比较不利的做法。不过就像俗话说的，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答案。我最好过去那里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有的话。”

    她迅速向前探出身子说：“那你会保管这些钱了？……你敢吗？”

    “当然。我这就下楼，把钱放在保险箱里。你可以拿一把钥匙————我们以后再谈分钱的事。我想如果卡纳利得知必须来找我，一定很有趣，如果你躲在我朋友的小旅馆里，那就更有趣了————至少要让我四处查探一下才行。”

    她点点头。我戴上帽子，把信封塞进皮带里。出去前，我告诉她如果她觉得紧张，左手边的最上一层抽屉里有枪。

    我回来时看她好像动都没动。但她说已经打电话给卡纳利，给他留了个她认为他会明白的口信。

    我们绕了很多弯路才到洛林公寓————位于布兰特和C大道转角处。一路上没有人对我们开枪。据我所知，也没有人跟踪。

    我和杰姆·度雷握手，他是洛林公寓白班的职员。我掌心塞过一张折好的二十元钞票，他把手放进口袋里，说很乐意看到“汤普森小姐”不受打扰。

    于是我便离开了。午间的报纸没有报道荷巴道上的卢·哈格的消息。

    6

    荷巴道其实是整个街区公寓建筑中的一栋，共有六层楼高，前面被漆成浅黄色。整条街两边都停了很多车。我缓缓地开过去，仔细查看。整个街区看起来不像因为最近发生什么事情而骚乱过的样子。一切都很平静，天气晴朗，停放的车子也很安详，好像回家的感觉。

    我绕到一条两边钉着高高木板围墙的巷子，许多凹进去的地方随便搭着车库。我停在一个写有“出租房屋”的牌子旁边，从两个垃圾桶中间走进荷巴道的混凝土院子，院子沿街。一个男人正把高尔夫球杆放进两门车的后座。大厅里一个菲律宾人拖着吸尘器在吸地毯，一个黝黑的犹太女人在电话总台上写着什么。

    我乘自动电梯上去，慢慢沿着长廊来到左边的最后一扇门前。我敲敲门，没有回音，又敲了一次，还是没有，于是用葛林小姐的钥匙开门进去。

    没有人死在地板上。

    我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这面镜子位于一张壁床的背面。穿过房间，从窗户向下看，下面的壁檐从前是墙顶，往前接通防火梯。瞎子都可以走过来。但梯子上落满灰尘，上面并没有什么足印。

    小餐厅和厨房除了该有的东西，其他什么也没有。卧室的地毯色彩令人愉快，墙壁漆成灰色。角落的垃圾桶四周有很多垃圾，梳妆台上有一把折断的梳子，上面有几根红色头发。橱柜内除了一些杜松子酒瓶外，空无一物。

    我走回客厅，看看壁床后面，站了一分钟，便离开了公寓。

    大厅的菲律宾人拿着吸尘器已经走了三码路。我靠在柜台的电话总机旁边。

    “找葛林小姐。”

    黑发的犹太女人说：“五二四号。”然后在洗衣单上做了一个记号。

    “她不在。她最近回来过吗？”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注意。什么事————要账的？”

    我说我只是个朋友，谢过她就走了。这说明了葛林小姐的公寓没发生过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我回到巷子，坐进马蒙。

    我本来也没有相信葛林小姐讲的故事。

    我穿过科多瓦，开过了一条街，停在一家门可罗雀的杂货店旁。这家杂货店沉睡在两棵巨大的胡椒树和一扇灰扑扑、杂乱的窗子后面。角落里有一间公共电话亭。一个老人满脸渴望地朝我蹒跚而来，等弄清楚我想要的又走开了，把眼镜拉到鼻尖上，再次坐下来看报纸。

    我放进硬币，拨了号码，一个女子的声音：“电讯！”声音有点慵懒。我请她接冯·白林。

    刚接通，他马上就知道是谁。我听到他在清喉咙，然后贴近话筒，非常清楚地说：“我有事告诉你，不过是坏事，我十分难过。你的朋友哈格躺在停尸间。我们十分钟前才接到的消息。”

    我靠在电话亭墙上，觉得眼睛憔悴发酸。我说：“还有什么消息？”

    “两个外勤警察在西锡马龙某户人家前面的院子发现了他，子弹射穿心脏。昨天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确定身份。”

    “西锡马龙，嗯？……嗯，这下可明白了。我去见你。”

    我谢过他，挂了电话，站了一会儿，透过玻璃看着外面一个灰发的中年人，他走进店里，正伸手从架子上拿杂志。

    然后我又丢了一个硬币，拨了洛林公寓的号码，接通了那位职员。

    我说：“度雷，请接线生帮我接红发女孩，好吗？”

    我拿出香烟点燃，对着玻璃门喷了一口烟。房间不通风，烟雾打着转。然后电话咔嗒一声，响起接线生的声音：“对不起，你要找的人不接电话。”

    “再替我接杰姆，”等他接上了电话，我说，“能不能麻烦你跑上去看看她为什么不接电话？也许她只是小心谨慎而已。”

    杰姆说：“没问题。我马上就拿钥匙上去。”

    我全身开始冒汗，把话筒放在小架子上，用力把亭子门推开。灰发的家伙眼神迅速离开杂志，抬头看了看我，然后皱了皱眉头，看看手表。烟雾从亭子涌出。过了一会儿，我把门踢上，重新拾起话筒。

    杰姆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她不在，也许出去散步了。”

    我说：“好————也许兜风去了。”

    我挂好话筒，推开门出去。灰发的陌生人放杂志时过于用力，结果杂志掉到了地上。我经过时，他正弯腰去捡；接着在我背后直起身子，平静但很坚定地说：“手不要动，不要讲话。继续走，走到你车子那里，做个交易。”

    我从眼角看见老人像近视眼似的偷窥我们，但即使他看得够远，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有东西顶着我的背，可能是一根手指，不过我想八成不是。

    我们非常平和地走出杂货店。

    一辆灰色长轿车紧挨在我的马蒙后面。车子后门打开，一个方脸歪嘴的男子伸出一只脚，踩在车门踏板上，右手背在身后车里。

    押着我的人说：“上你的车，往西开。拐过第一个拐角，时速二十五，不能快。”

    狭窄的街道铺满阳光，安静祥和，胡椒树低喃着。一条街开外川流不息的车辆在科多瓦大道上络绎不绝。我耸耸肩，打开车门，坐在方向盘前面。灰发的家伙迅速坐在我旁边，盯着我的手。他亮出右手，手中拿着一支短鼻手枪。

    “老兄，拿钥匙的时候老实点。”

    我很小心。脚刚踩到离合器，后车门砰的一声，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坐进了马蒙的后座。我挂了挡，在拐角处转弯。从后视镜里看见后面的灰车也跟着转弯，然后把距离稍微拉远些。

    我在和科多瓦大道平行的一条街上往西开。走了一条半街，后面一只手从我的腋窝伸过来，把我的枪拿走了。灰发家伙把短枪搁在腿上，另一只手仔细地在我身上搜了一遍，然后满意地靠在后座上。

    “好。上大街，然后加速，”他说，“看到警车，别想打招呼……否则要你好看。”

    我转了两个弯，把速度加到三十五，然后保持这个速度。我们经过一些优美的住宅区，然后风景开始疏淡起来。等风景相当平淡的时候，后面的灰车开始落下，朝城里开去，然后消失不见了。

    “这是哪一路的绑架？”我问。

    灰发家伙笑起来，摸摸宽大的红色下巴，“是正事。大老板有话要跟你说。”

    “卡纳利？”

    “卡纳利————见鬼！我说的是大老板。”

    我看着来往的车辆和远方的景物，几分钟没说话。“你们为什么没有在那栋公寓或巷子里动手呢？”

    “要确定没有人保护你。”

    “谁是这个大老板？”

    “别问了————等下就到了。还有什么事？”

    “有，能抽烟吗？”

    我点烟时，他抓着方向盘。后座的人从头到尾一声没吭。过了一会儿，灰发家伙叫我停车，换座位，由他开车。

    “我以前有一辆这样的车，六年前，还很穷的时候。”他高兴地说。

    对这话我想不出什么好回答，所以就只好让烟渗入我的肺。心里捉摸着，如果卢在西锡马龙被杀，为什么凶手没有把钱拿走？如果他真的在葛林小姐的公寓被杀，为什么有人会费那么大的劲把他扛回西锡马龙？

    7

    二十分钟后，我们来到山脚下。车爬过山脊，绕过长长的白色水泥弯道，经过一座桥。接着爬上另一个山坡，在半路转到一条掩在橡树和熊果树丛的碎石路上。山坡上蒲苇草花白茫茫的一片，像水面的雾气一般。车轮在碎石路上啮咬着，在弯道上打着滑。

    我们来到一栋山间木屋，前面的露台宽广，还有鹅卵石加水泥砌成的地基。木屋后面一百英尺的山顶上，发电的风车慢慢地旋转着。一只蓝山雀绚丽地飞过路面，冲向空中，又急速转弯，像一颗石子坠落在我们视线之外。

    灰发家伙把车开到露台前，在一辆浅褐色的林肯两门跑车旁停下，熄了火，摆正马蒙长长的手刹。他拔出钥匙，小心地收放在钥匙皮夹里，放进口袋。

    后座的人下了车子，把我旁边的门打开，手上拿着一支枪。我下了车，灰发家伙也下了车。我们全部进了屋。

    大房间的墙都由抛了光的松木建成，闪着优雅的光泽。踏在印第安地毯上，我们穿过房间，灰头发在一扇门上轻轻敲了下。

    一个声音大叫：“什么事？”

    灰头发把脸靠在门上，说：“比斯利————还有您想见的家伙。”

    里面的声音说进来。比斯利打开门，把我推进去，又把门关上。

    这是另一个大房间，依旧是美丽的松木墙，铺着印第安地毯。石头壁炉里漂流木的火焰嘶嘶低吼着，爆燃着。

    坐在宽大桌子后面的家伙就是大政客法兰克·杜尔。

    他面前摆张桌子，把肥肚皮顶在边缘，然后在上面把玩东西，看起来很有智慧的样子。一张五官模糊的胖脸；一细撮白发稍稍翘起来；小眼尖锐；小手纤细。

    他穿着邋遢的灰色西装，前面桌上趴着一只黑色的大波斯猫。他用一只整洁的小手搔着猫的头，猫紧靠着他的手，闲不住的尾巴在桌缘上方摇摆，然后直直垂下。

    他说：“坐下。”目光并没有从猫身上移开。

    我坐在比较低的一张皮椅上。杜尔说：“喜不喜欢这儿啊？很不错，对吗？这是托比，我的女朋友，我唯一的女朋友。托比，对吗？”

    我说：“我喜欢这儿————可是不喜欢上来的方式。”

    杜尔稍稍抬起头，看着我，嘴巴微微张开。他的牙齿很漂亮，但并不是天生的。他说：“兄弟，我是个忙人。无须废话。喝一杯？”

    “好，我喝一杯。”

    他两只手掌轻轻地挤挤猫头，然后把猫推开，双手放在椅子扶手上，用力一推，脸有些涨红，最后终于站起来，摇摇摆摆走到嵌入式壁橱前，拿出一个矮粗的威士忌盛酒器和两只镶金丝的玻璃杯。

    “今天没有冰块，”他说，摇摆着回到桌前，“就喝纯的吧！”

    他倒了两杯，打个手势，我过去拿我的那杯。他又坐下。我也拿着酒坐下。杜尔点燃一支褐色长雪茄，把盒子往我的方向推了两英寸，然后又靠到椅背上，盯着我看。非常轻松，毫无戒心的样子。

    “你就是指控曼尼·廷南的家伙，”他说，“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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