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丈夫对各种反对婚姻的看法的回应

    格言：“受骗者比不受骗者更智慧”[1]

    我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没有把时间和机会，把你生命中的十来年用在周游世界上，去看一看一个地球环航者所要认识的一切；如果你不具备能力和条件，通过对一门外语的多年练习，进入到各个民族向探研者展示出的性格差异性中，如果你不是想着去发现一个新的将同时取代哥白尼体系和托勒密体系[2]的天体系统，那么就去结婚吧；如果你具备去做第一件事的时间，做第二件事的能力，做最后一件事的想法，那么也去结婚吧。[3]尽管你没能够去看遍全球，也没有在许许多多舌头中说话，[4]也没有在天上变得聪明，[5]你不会后悔，因为婚姻是并且一直会是一个人所做的最重要的探险旅行；与一个丈夫对生存的认识相比，任何别的对生存的认识都是肤浅的，因为丈夫，并且只有丈夫，是真正地深入进了生存之中。事情确实是如此。没有任何诗人能够像那位诗人讲述诡计多端的尤利西斯[6]那样地说你，他见识过许多人的城邦以及他们的性情，[7]但问题是，如果他留在家里与珀涅罗珀在一起的话，他是否就不会得知同样多的同样令人愉快的事情呢？如果没有别人这么认为的话，那么至少我妻子有这样的看法，并且，如果我不是在极大的程度上出错的话，我可以说，每一个妻子都这么认为。一个这样的大多数稍稍大于一种简单的大多数，更多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让妻子们站在了自己的一边，那么，他肯定就也让丈夫们站在了自己一边。固然，进入这一探险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旅行团，不像那些五年十年的探险旅行那样有着一个人数很多的圈子，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圈子一直是一个同样的圈子；但反过来看，这样的事情则是为婚姻而保留的：去建立起一种特殊类型的相识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一切之中最奇妙的，并且，每一个新到者在这种关系之中一直都会是最受欢迎的。

    因此，赞美婚姻，赞美每一个称颂婚姻之荣耀的人；如果一个新人敢于允许自己说一下自己的看法的话，那么我就要说，正是因此这让我觉得如此奇妙，因为一切都是围绕着各种琐碎的小事，婚姻中神圣的东西通过奇迹使得这些小事变成对信者而言是意义重大的事情。所有这些琐碎的小事则又有着这样不寻常的特征：我们不可能在事前对之有任何预测，它们是无法通过粗略的估量来被完全列举出来的；但是，就在“理智静止不动、想象力完全走上歧途、算盘完全打错、睿智陷于绝望”的同时，婚姻生活则阔步前进并且通过这奇迹由荣华变为荣华，[8]无足轻重的东西通过这奇迹变得越来越意义重大————对这信者而言。然而，一个人必须是信者，一个不信仰的丈夫是最乏味的户主，一个真正的家庭害虫。如果一个人和其他人一同外出，兴致勃勃地想要观赏自然魔术[9]中的各种实验和尝试，那么在这时最要命的事情就是：在这外出的人众之中有一个煞风景的人，他从开始到结束什么都相信，但却又没有能力对这些魔术表演做出任何解释。然而人们却会忍受这样的一种要命的事情；毕竟人们很少这样外出，另外，有这样一个酸溜溜地发霉的看客在一起，人们就会获得这样的好处：他到时候会参与表演。在通常，教自然魔术的教授会搞定他，让他充当蜡烛，[10]用他的聪明来为大家带来娱乐，就像阿尔夫[11]用自己的愚蠢来逗笑。但是，一个这样的怠惫丈夫，他就应当像一个弑父者一样地被装进一个口袋扔到水里去。[12]这是什么样的痛苦啊，去看一个女人竭尽自己的妩媚可爱来使他信，去看他在接受了使得他有资格作为信者的仪式之后只是在败坏一切，————说“败坏一切”，因为不开玩笑，以诸多方式看，婚姻正是自然魔术中的尝试，并且这婚姻之尝试确实是奇妙的。去听一个自己不信自己所说的东西的牧师说教令人作呕，更令人作呕的则是去看一个相对于自己的身份状态而言没有信仰的丈夫，更令人反感之处是：因为听者们能够离开牧师，但一个妻子却无法离开自己的丈夫，无法这样做，不会这样做，不愿这样做，————但甚至这一事实都无法使他信。

    通常人们只谈论一个丈夫的不忠（Utroskab），但一个丈夫对信（Tro）的缺乏[13]是同样糟糕的事情。信是唯一被要求的东西，并且这信[14]让一切圆满充实。让理智和睿智和精艺去估测、算计和描述“一个丈夫应当是怎样的”吧，只有一种品质使得他值得被爱，这品质就是信，对婚姻的绝对信仰。让生活中的经验试图去决定“一个丈夫的忠诚所要求的东西是什么”吧；只有一种忠诚，只有一种诚实是真正值得爱的，并且在自身之中藏有一切；是对上帝、妻子及其身份状态的诚实，使丈夫拒绝否认奇迹。

    我选择写一下婚姻，这对我也是安慰，因为，在我放弃了所有其它技能的同时，我只强调一样东西：信念。[15]我在自己的内心之中知道我有这信念，并且与我的妻子共同地知道这一点，这对我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即便女人出于本分应当在信众的集会中保持沉默，[16]并且不去与友谊和艺术有任何关系，但关于婚姻所说的，本质上应当是这样的：所说的各种看法是获得了她的同意的。这并不意味了她应当知道怎样带着批判性的态度去估量一切，这种类型的反思并不适宜于她，但是，她应当有着绝对的否决权，她的同意必须被当作某种招致足够安全的东西来尊重。这样，我的信念是我的唯一合理依据，而对我的信念的担保则是责任的分量，我的生活，正如每一个丈夫的生活，就处在这责任之下。固然，我并不觉得这分量是一种重压，倒觉得是一种祝福，固然，我不觉得这一结合是捆绑性的结合，倒觉得它是解放性的结合，但这条使我们结合的带子在那里，不！这无数条带子，通过它们我被绑定在生存之中，正如树通过树根许多分叉的根须而被绑定在它的存在之中。假定一切事物为我而改变，伟大的上帝，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假定我觉得自己因为结了婚而被绑定，那么，与我的悲惨相比，拉奥孔的悲惨[17]又会是什么；因为一条蛇不可能，并且十条蛇也不可能，像婚姻生活这样地，紧攫着，并且如此令人惊恐而不断束紧地缠绕住一个人的身体，婚姻生活以几百种方式捆绑着我，结果就会是以几百条锁链来束缚我。看！如果这是一种担保的话：在我觉得快乐满足并且感恩却又不停止我尘俗的幸福的同时，我也预感到那可能会沿着这条路而降临于一个人的恐怖，预感到一个作为丈夫的人所营造的地狱，————作为丈夫，adscriptus glebæ（拉丁语：被捆绑在大地上），他想要让自己摆脱束缚但却因此只是不断地发现这对于他是多么不可能，他想要砸断一条锁链但却因此只是发现又有一条更具伸缩力的锁链永远地捆绑着他，————如果这是足够的否定性担保，担保了我在这里所能说的东西不是闲暇间突然冒出来的胡思乱想、不是为了要坑蒙别人而狡猾地设计出的虚构臆想，那么，人们就不应当蔑视我所能说的东西。[18]我绝非博学，我也不要求自己博学，如果我痴愚得足以让自己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那么这只会让我觉得烦；我不是辩证思想家，不是哲学家，但只是根据自己有限的能力非常尊重科学和由各种卓越的天资出色者们所提供的解释生命的一切说法。然而，我是一个丈夫，在婚姻的事情上，我不怕任何人。如果有这样的要求，我会充满信心并且很愉快地站在讲台上，尽管我所能说的东西并不完全适合于在讲台上被宣讲出来；我无所畏惧地和世上的所有辩证思想家辩论，和魔鬼本身辩论，他不会有可能从我这里强行剥夺掉我的信念。让精于吹毛求疵的诡辩家们堆出所有反对婚姻的说法吧，他们到最后还是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们很快就能够把这些说法分成两个部分：一些反对的说法，如同哈曼所说，[19]最好是以“呸”答之；别的反对则是一个人很快就可以回复处理掉的。一般说来，我本是个面皮挺薄的人，我不怎么能够忍受别人笑我。这是一个弱点，我却不曾有能力战胜这弱点；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我是一个丈夫而笑话我，那么我在这时就无所畏惧，在这方面嘲笑无法伤害我，在这方面我感觉到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几乎与一个可怜的法官的生活方式构成鲜明的对立，————法官的生活方式就是从家里走到法庭并且再从法庭走到家里，老是与文件打交道。将我置于一个头脑聪明者们的圈子中————，如果这些聪明人合谋要使得婚姻成为笑话并且讥嘲那神圣的东西，用所有机智武装他们，用“对另一性别[20]的模棱两可关系”所磨利的刺来作为他们讥嘲之箭上的矢镞，把箭蘸进恶毒之中，这恶毒不是愚蠢而是魔鬼的睿智赢得的恶毒，————我不畏惧。不管我在什么地方，哪怕是在烈火窑中，[21]如果我要谈论婚姻，那么我就什么都不会感觉到；我这里有一个天使，或者更正确地说，我离开了，我在她那里，她，我仍然不断地以青春之至福的决定去爱着的她，我，尽管已是丈夫多年仍然有此荣幸在幸福的最初的爱之战无不胜的旗帜下战斗的我，在她那里，通过她感觉到我生命的意义：它有着意义，并且有着一种丰富多彩的意义。因为那对于造反者来说是锁链的东西，那对于奴性灵魂来说是沉重义务的东西，对于我则是头衔和尊荣，就算拿国王的头衔和尊荣，德·文德尔和哥特尔、石勒苏益格的公爵等等[22]来和我换的话，我也绝不交换。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些头衔和尊荣是不是会在来世仍然有意义，它们是不是与许多别的事情一样在百年之后被忘却，[23]我们是不是能够设想并且进一步地确定，关于这样一些关系的想法怎样在回忆之中充实一种永恒的意识。我尊敬国王，每个好丈夫都这样做，但是我不会用我的各种头衔去与那样的头衔做交换。在我看来，我的情形是如此；我也喜欢认为，别的每一个丈夫也是如此；确实，这单个的丈夫，不管是遥远还是邻近，我希望他也能够像我一样。

    看，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佩戴着我的衔位绶带，爱情的玫瑰链，真的，它上面的玫瑰不是凋谢的，真的，它上面的玫瑰不会凋谢，如果这些玫瑰随着岁月而变化，它们不会褪色，即使这玫瑰不再是那么红，那也是因为它变成了一朵白玫瑰，[24]它不褪色。现在再看我的头衔和尊荣，它们奇妙的地方是：它们是如此平等地被分发，因为只有婚姻神圣的公正能够不断公正地为等量给出等量，在事物中建立平衡。如果说我因她而是的什么东西的话，那么这正是她因我而是的东西，我们都不因我们自己而是什么，但我们在我们的结合之中是我们所是。因为她，我是男人，因为只有丈夫（Ægtemand）是真正的男人（ægte Mand），[25]与此相比，所有其它头衔都是乌有，并且所有其它头衔其实都预设了这个头衔作为前提条件；因为她，我是父亲，任何别的尊荣都只是一种人为的发明，一种在百年之后被人忘却的突发奇想；因为她，我是一家之长，因为她，我是家庭的保护人，是养家的人，是孩子们的保护人。

    在一个人有着如此多尊荣的时候，他就不会为达到一种新的尊荣而去成为作家。我也没有想要去获得我所不敢要求的东西，但是我写下这文字，这样，如果一个像我一样地幸福的人读了这文字，他也许就会想起自己的幸福，如果一个怀疑的人读了这文字，他也许就会打消自己的怀疑；如果只有唯一的一个，我还是很高兴，我只欲求一小点，并非因为我很容易满足，而是因为我不可名状地感到心满意足。如果一个人有着如此多的事情要做，并且所有事情都如此需要他去关心，那么他就只能够在有时间和有机会的时候写一下，并且希望有可能受益于他的文字的人不要为文字形式的缺陷所烦扰，他将谢绝所有批评；因为，一个写关于婚姻的丈夫，他无疑不是为了被批评而写的。他彻底顺其自然地写，常常被自己更关心的事情分散注意力。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因为自己是作家而对于更多人有意义的话，那么我在极大的程度上更愿意对于我的妻子有尽可能多的意义。我通过婚姻而是她的丈夫，就是说，通过婚姻，考索大道[26]为我打开，这跑道，它是我的罗德岛和我的跳舞场；[27]我是她的朋友，哦，我必定是在心灵的真诚之中是她的朋友，哦，她永远都不会觉得还会需要什么更真诚的人！我是她的顾问，哦，我的智慧必定是像这意愿一样！我是她的安慰和鼓舞，固然尚未被召唤，哦，但如果我在什么时候被召进这一服务，这样，我的力量必定像我的心性一样！我是她的债务人，我的账目是真诚的，这账目本身是一种至福的作为；我知道，最终有一天在死亡要分开我们的时候，[28]我将成为一种对她的回忆，哦，我的记性是忠实的，在一切都消失了的时候，它为我保存一切，一种为我余下的日子保险的回忆之养老金，它甚至会把那最微不足道的事情重新给我，我得用诗人的话来说，在我为今天的日子焦虑的时候：et hæc meminisse juvat（拉丁语：回忆这事情也是一件欣愉的事情），而在我为明天的日子焦虑的时候：et hæc meminisse juvabit（拉丁语：回忆这事情也将是一件欣愉的事情）。[29]唉，就像法庭上的法官有时候不得不忍受可怕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一个罪犯的vita ante acta（拉丁语：事前的生平），但是一个被爱的妻子的vita ante acta（拉丁语：事前的生平）则永远都不会令人厌倦，————并且如果一个人想要回忆的话，他也无需那种印象上的准确。固然，欲望驱动工作，记性的作为也是如此，固然，在死亡中我们能够在忠诚的爱者心中找到被爱者的形象————这听起来像恋爱时的说法，但从婚姻的角度考虑，一种意愿之决定在恋爱中醒来，它不愿在“那无限的”之中迷失。确实，恋爱说：与被爱者一起的一瞬间就是天堂的至福，然而婚姻却希望恋爱得好，并且很幸运地对这事情更明白。设想事情是：恋爱之最初的沸腾热情，不管它有多么美丽，都无法如此地持续到最后，于是，婚姻就知道怎样在恋爱中让这一切最好地持续到最后。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一本他的学校课本，如果他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就已经吞咽般地读完了它，那么这就是一个标志：作为学生，他应当因他的急切热情和愿望而受到表扬；婚姻的情形也是如此，丈夫从天上的神那里接受了自己的课本，哦，这课本具备一件上帝的礼物所具的美好，他每天在这课本之中阅读，在漫长的一生中的每一天都阅读着，看，在这课本被放置到一边的时候，在夜晚到来而阅读不得不停止的时候，这时，这课本就像他在接受下它的时候一样地美好，————这一真诚的谨慎，它与恋爱的快乐有着一种平衡的关系，借助于这种真诚的谨慎他一再地阅读着，这种真诚的谨慎不就正是一种如此值得赞扬、如此强烈的恋爱之表达，它不就正像是恋爱所拥有的最强烈表达吗？

    只有关于婚姻是我所想要写的；去令一个单个的人信服，是我的希望；去移除那些反对婚姻的人们，是我的意图。于是，婚姻对于我来说是我唯一的一根弦，但它又是如此复杂地合成的，虽然我没有真正去依据于那要求“只具备一根弦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技艺标准，我却敢于让别人听见我，不是作为一个面对大量观众的艺术家，而是像一个浪迹天涯的乐手，站在单个的一家人家的门外，不把什么人从他自己的作为中吆喝走，虽然当他的音乐在这作为中一同响起时，这音乐也有着迷人的力量。就是说，我绝不认为我所能说的东西会是招人嫌的。这之中有很多是因为我妻子的缘故————我是因她的缘故才写的，尽管我并非完全是以像我在这里写书的方式和她说话，但出自她那里的东西则一直有着某种妩媚的魅力，那是女人的嫁妆。我常常会对此感到惊奇。就像一个手笔不怎么样的人，在他看见他自己的文稿由一个书法艺术家写出来的时候，他必定会感到惊奇；就像一个把一份写得潦草而密密麻麻的纸张送去印刷厂的人，在他收到一份漂亮的清样时，他不敢承认这是他自己的文字；同样，在我的家庭生活里，我也常常有着这样的感觉。那朦胧地在她的心中蠢动的东西，我尽我的能力将之表达出来，这时她就感到惊奇：这恰恰就是她想说的东西；因此我尽我的能力将之说出，然后她吸收学习着我所说的东西；但这时就轮到我了，在我带着惊奇看见我的想法时，在我的言辞获得了一种精神化、一种内在性、一种妩媚的魅力时，这时，我就能够有理由说：这不是我的想法。我的这些言辞和想法有了一种可爱的装饰，然而，不幸的是，在我想要重复这些言辞和想法的时候，这装饰就多多少少几乎完全消失，无法被表达出来，正如这里我无法在纸上描述她的声音。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合著者，在一个人只是想要写关于婚姻的时候，一个这样的文学公司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坏。她同意，这我知道，我使用我欠她的东西，她原谅我，这我知道，我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说某些关于她的事情，我本来不可能有机会说这些————除非是在孤独之中，因为不管她对于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都不可能直接对她自己说，以免我的赞美会造成负担并且几乎就有可能打扰我们间融洽的理解。作为匿名者，并且作为一个借助于全部谨慎想要保住自己的匿名状态的人，我确定地保障了自己得免于那种我在总体上希望审美品位将禁止让任何人遭遇的事情：我的家庭生活会成为某些人的好奇心的对象。

    赞美婚姻，赞美每一个称颂婚姻之荣耀的人！我所要说的东西不是各种新发现，相对于世界上最古老的习俗制度去做出一种新发现，这无疑也会是一件很可疑的事情。每一个丈夫都像我一样知道这同样的事情。首要的想法是并且继续是同样的那一些，正如各种辅音字母（各种词根）是同样的那一些，[30]但是，在这些想法保持固定不变的同时，一个人却能够为之加上一些新的元音，然后重新阅读，从而得到快乐。这是一种理所当然：这必须被cum grano salis（拉丁文：带着一颗盐粒）[31]来理解，并且不管我的举止如何，我都不会像一个恶毒的讥嘲者所说的那样去使得爱情和婚姻有同样的一些辅音字母而让元音来决定出差异，[32]这则又像《创世记》中人所周知的一个段落，其中说到以扫亲吻雅各，[33]那些博学的犹太人不觉得以扫有这一性情，但却也不敢改变那些辅音字母，只是加上其它点，于是这就成了：他咬他。[34]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对意见，我们最好是以说“呸”来回答；任何一个其它的反对意见，恰恰是更加直接说出来的，[35]我们则很欢迎，因为一种有着一致性的反对意见是一种追寻真理的悬赏启事，并且对于那拥有着对之的解释的人是极其适宜的。

    情欲之爱是有着自己的神的，[36]谁不认识他的名字，有多少人不是认为可以通过根据这个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关系而赢得许许多多：一种爱欲的关系。厄若斯[37]、“那爱欲的”和一切属于它的东西，要求着“那诗意的”。相反，婚姻则不像爱欲那样得天独厚，不是出自如此显贵的门第；因为，尽管有这说法，是上帝设立了婚姻，[38]但这在通常只是牧师，或者如果一个人愿意这样想的话，只是神学在这样说，并且他或者它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诗人所谈的意义上谈论上帝。由此得出的结果就是所有那些通过厄若斯而出现的舒服芬芳的东西就全都消失了，因为厄若斯恰恰会在这单个的事件中变得具体；相反，关于上帝的想法[39]则是，在一方面如此地严肃，以至于在那作为诸圣灵之父的上帝本身要成为两个人关系的捆绑者的时候，情欲之爱的快感看来似乎就消失了，在另一方面又如此普遍，以至于一个人在自己面前像一种乌有一样地消失，而乌有则还想要拥有一种目的论的定性，[40]一个人可以借助于这一定性相对于“那至高的在”而被确定。厄若斯与相爱者们的关系一方面是清晰性、透明性，另一方面则是调皮和半晦涩，而精神之上帝相对于婚姻则就不那么容易能获得这些。“他参与之中”这一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是过分的，并且恰恰因此，比起厄若斯的在场，他的在场意义就不是很重大，因为厄若斯是完完全全地只为相爱者们而在场。这就像是在纯粹的人际关系之中，如果国王陛下在一场受洗典礼中让他的宫廷内务大臣代他出场，也许这能够有助于让在场者们获得更高的兴致，但如果国王自己要出场的话，那么这也许就会起到打扰的作用；只有相对于婚姻人们才会想到，没有什么阶层的差异能够使得一个阶级比另一个阶级更靠近上帝。这也不是一个轻易的任务，就是说，要把上帝想成是精神之上帝，并且同时也以这样的方式想象他是参与在婚姻之中，————以这样的方式，就是说，不让这想法成为一个有着这样一类性质的入门引导，以至于它根本就不把人引入门去，并且也不让这观念变得如此精神性，以至于它在同一瞬间又把人引出门来。

    如果一个人满足于对情欲之爱的诗意解说，而这种诗意解说在本质上是来自异教文化的，因为恋爱之归因于神圣只是直接性之美丽玩笑的严肃，如果我们要让婚姻自给自足，或者在达到了高度的情况下，成为某种尾随而来的东西，那么我们也许不会碰上任何麻烦，但是以这样的方式“不碰上麻烦”对于习惯于思考的人则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厄若斯自然是不要求任何信仰，并且无法成为信仰的对象，这使得厄若斯对诗人来说是那么地有用，但是，一个精神之上帝，作为一种“精神的信仰”的对象，则在某种意义上与恋爱之具体化有着无限远的距离。

    在异教文化之中有着一个为情欲之爱的神并且没有任何为婚姻的神；在基督教中，如果我敢这样说，有着一个为婚姻的神，但没有为情欲之爱的神。就是说，婚姻是情欲之爱的一种更高表达。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事情的话，那么一切就都被混淆了，要么一个人不结婚而去成为一个讥嘲者、一个诱惑者、一个隐居者，[41]要么一个人的婚姻成为一种缺乏思考的行为。麻烦是在于，一旦我们把上帝想成是精神，个体与他的关系就变得如此地精神性，以至于那作为厄若斯的可能或者至高形式的“感官性-灵魂性的综合”很容易就会消失，就仿佛人们会说，婚姻是一种义务，“去结婚”是一种义务，这自然是一个比恋爱更高的表达，因为这义务是一种对于一个作为“精神”的上帝的精神性关系。异教文化和直接性状态不将上帝想成是精神，当这被看作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时候，麻烦会是：要能够保存“那爱欲的”之中的各种定性，以便“那精神的”不去燃尽和消耗这些定性，而是在不消耗它们的同时却又在它们之中燃烧。于是，婚姻面临来自两边危险的威胁；如果个体没有信仰着地将自己置于与作为精神[42]的上帝的关系之中，那么异教文化就会像一种幻想的回忆在他的头脑里逡巡出没，而在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够变得完全精神化，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虽然是结了婚，这样的一种恋爱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结婚仍然不是什么婚姻。

    这样，尽管异教根本就不像“它有着一个为爱情而存在的神”那样地有着一个为婚姻而存在的上帝，尽管婚姻是一个基督教的理念，但无论如何，人们总还是有着某种可遵循的东西：宙斯与赫拉[43]作为婚姻的保护者有着一个特殊的名衔，τελειος（希腊语阳性形容词：完全的，完美的）和τελεια（希腊语阴性形容词：完全的，完美的）。[44]进一步解释这表述则是文献学家的事情了；我不隐瞒我的无知，正如我自己所知，我缺乏必要的学识，这样，我也不妄用精神上的鹰隼的目光来使我自己有权去藐视[45]古典的学识和古典的修养，这种学识修养一直就是灵魂的谷物饲料，比起青饲料和项目制造者们对“时代所要求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46]这学识修养有着完全不同的益用。对于我来说，重要的只是把τελειος（希腊语阳性形容词：完全的，完美的）和τελεια（希腊语阴性形容词：完全的，完美的）这些词用于结了婚的人，至于朱庇特和朱诺，[47]我则将他们置于事外，我不愿因为想要去解决历史文献学中的问题[48]而让自己出洋相。

    这样，我把婚姻看作是个体的生存[49]的至高的τελος（希腊语：目标）；以这样一种方式看，它确实是一种至高的τελος：如果一个人绕开了它，那么他就是一笔勾划掉了全部的尘世生存而只保留了永恒和各种精神兴趣，这在乍看之下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在世间之漫长之中却是非常艰辛的，并且以某种方式是一种“不幸的生活”的表达。没有必要详细地阐述，每个人都能够很容易地看出：如果我们是这样考虑婚姻的话，那么，这至高的τελος就因此是无法让我们以一整套有限的“为什么”来刨根问底地竭尽的。[50]这至高的τελος总是蕴含着各种单个的定性，它在这些定性之中，正如在它自身的各种属性中，被详尽地描述出来，它在自身之下以这样一种方式蕴含着这些单个的定性，以至于这些定性恰恰有着它们的作为“内在意义”的意义，而它们一旦试图独立出来，就马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种想要独立出去的游离想法是滑稽可笑而毫无思想的。这样说，是为了去掉误会；关键是：婚姻是一个τελος（希腊语：目标），但它却不是“自然之追求”的目标————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触及τελος在各种神秘之中的意义，[51]而是个体性的目标。[52]但是，如果这是一个τελος，那么它就不是什么直接的东西，[53]而是自由[54]的作为；因为隶属于自由，这任务就只能够通过一个决定来完成。现在，信号是现成的；所有像孤独形象一样地在交际圈里溜进溜出的反对意见，[55]如果它们有一点聪明的头脑的话，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上。我当然知道，战役将在这里进行，这一点是不应当被忘记的，尽管我看起来似乎是在片刻间暂时将之忘却以便去稍稍环顾一下四周。

    难题是这个：情欲之爱或者恋爱是完全直接的，婚姻是一个决定；然而恋爱却要被吸收进这婚姻或者说这决定：“想要结婚”，也就是说，在一切之中最直接的东西[56]也必须是最自由的决定；通过其直接性是如此无法解释乃至不得不将之说成是“神所具的属性”的东西，也必须是依据于审思而发生，这种审思是如此地周密详尽，以至于由之产生一个决定。另外，这两者之中的这一个不能尾随那另一个而来，这决定不能是在事后悄悄地出现，而必须是一下子同时地发生的，两者在决定之瞬间必须是一起在场的。如果这审思没有周密详尽地考虑遍所有想法，那么我就不会将之理解为“决定”，这时，我要么是灵机一动要么是依据于一种突发奇想来做出行为的。

    如果这爱者敢于外在地去做，就是说，他的恋爱不只是一种内心状态，而且他确确实实地与被爱者结合在一起且除了“恋爱”之外没有其它对“恋爱”的表达；如果他就这样在感动和至福之中、在那种让他感觉如在一阵信风（这信风必须没有变化地沿着被爱者身边的光明大道引领他）般的impetus（拉丁语：运动，驱动）之中受到驱策而敢于外在地去做；如果事情是如此，那么这就绝不意味了在下一瞬间所得到的结果会是婚姻。在下一个瞬间；因为，既然他仅仅是得到了直接的定性，[57]那么或早或晚就会出现一个“下一个瞬间”。婚姻建立在一个决定之上，但一个决定并非理所当然地就是情欲之爱的直接性导致的结果。要么除了情欲之爱的催动之外根本不需要更多，因为这种催动就像没有偏差的磁针[58]那样坚定不移地指向同一个点，要么这决定就必定是从一开始就在场的。如果这决定要到来得更晚一些，那么某些别的事情就会发生。什么东西能够保证避免这样的事情？人们会回答说：恋爱。是的，但这恰恰是恋爱的危机瞬间，因此它在这一瞬间里无法自助，因为“直接性之风张不开恋爱之帆————这帆在危机之中舞动”这一事实恰恰预示了：在直接性似乎是[59]要在一种风平浪静之中完全停止航行的同时，风向将会发生完全的变化。直接的恋爱[60]的另一个同样邻近的结果就是：诱惑。谁说一个诱惑者在最初的瞬间就是诱惑者，不，不是的，他是在后来的瞬间里变成了诱惑者。如果是从直接的恋爱出发来谈论，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断定这里是一个骑士还是一个诱惑者在谈论；因为判断出这一点的是下一个瞬间。婚姻的情形就不是如此，因为从一开始起，决定就已经即刻在场了。

    让我们看一下阿拉丁。哪一个在灵魂中有着愿望和追求的少年、哪一个在心中有着思念渴慕的女孩在阅读了第四幕中阿拉丁对精灵的命令[61]（这时给出了与结婚有关的命令）之后不被诗人的热情和言辞的火焰点燃甚至几乎是熊熊燃烧！阿拉丁是一个骑士，人们说，描述一场这样的恋爱是符合道德伦理的。我的回答是：不；这是符合诗意的，诗人通过自己幸福的想法、通过自己丰富深刻的描述永恒地证明了：他绝对是一个诗人。阿拉丁是完全直接的，[62]因此他的愿望恰恰就是：他在下一个瞬间里能够是一个诗人。唯一使他专注的事情就是那“珍爱的期盼已久的新婚之夜”，新婚之夜确保他拥有古尔纳尔，然后是宫殿、婚礼大厅和婚礼：

    为我举行一场美好的婚礼，使得黑夜成为白天，

    在宽敞的大厅里点上拌有乳香的火炬。

    让一个女卜师唱诗班展开优美的舞蹈，

    其他人则弹奏起齐特拉琴，用甜美的歌声为我们助兴。[63]

    阿拉丁自己几乎是不知所措，他在他所预感到的快乐的迷醉中昏晕；他以带着某种震颤的声音问这精灵，他是否能够做到这些，他恳求精灵诚实地回答，并且在“诚实地”这个词中我们就仿佛听见直接性在面对其自身的幸福时的恐惧。

    使得阿拉丁伟大的，是他的愿望，他的灵魂有着“去欲求”的内在力量。如果我在这方面要对一部杰作做出某种批评的话（这只会是一种热恋的妒忌），那么我的批评就会是这个：在剧中从来就没有明显而强烈地显现出阿拉丁是一个有资格的个体人格，这种“去想要”、“能够去想要”、“敢去想要”、“愚鲁大胆地想要、果断地出手、不懈地追求”，这恰恰就是一种天赋，与别的天赋一样地伟大。也许人们并不相信这个，但是在每一代人中也许并没有十个这样的少年被生出来，能够有这种盲目的勇气、这种无法无天的胆力。除了这十个我们不管之外，让我们把愿望之授权给予任何一个其他人，这授权在他的手里多多少少也还是会成为一封乞求信，他鼻子周围的脸色苍白，他想有所考虑，固然他会想要，但是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去想要那正确的东西”，————这就是说，他是一个愚笨的人，而不像阿拉丁那样是个天才，因此阿拉丁是精灵所喜欢的人，因为他是非同寻常的。因此，愿望的实现不可以显现为一种偶然的恩宠，以免为那些不幸的可怜虫们提供一种借口：只要他们知道愿望的实现是确定的，他们就肯定会有愿望。谬误，完全的谬误，在这里已经有了一种反思。不，即使对于阿拉丁来说什么愿望都没有实现，他还是把愿望、把这一做出欲求的力量排列在至高的位置上，在最终，它比任何愿望之实现更有价值。

    阿拉丁是伟大的！他确实举行了婚礼，但他没有结婚。确实，没有什么人能够比我更希望他好或者说更真正地为他而感到高兴，但是，如果我有这样一种能力，像诗人给予他神灯的精灵那样地给予他一样类似的东西，如果我有能力通过每天代他祈祷来为他找到我认为他所缺的唯一的东西：一个决定之精灵，它能够在认真和具体状态之中对应于他的愿望在极端和抽象中的化身（因为他的追求就像沙漠里的沙一样地无边无际并且炽热炙人），唉，阿拉丁本来能够成为一个怎样的丈夫啊！现在我们无法说什么。我的敌人，那些等待猎物的强盗，很从容地利用阿拉丁。诱惑者借助于阿拉丁的直接性强化自己的灵魂，然后他诱惑，然后他说：阿拉丁也是一个诱惑者，我从很可靠的消息来源知道，他是在婚礼之后的那个早晨成为了诱惑者。就是说，到底是不是马上就在那个早晨，还是在几年之后，在本质上与这事情关系不大，并且，这只证明了（如果这是在几年之后）阿拉丁已经变得渺小。在这里，诱惑者是对的，如果要终结“那直接的”，[64]那么这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迅速地脱离出来（并且正因此，描述一个诱惑者是一种道德伦理方面的任务），如果事情不是如此，那么，那决定就必定是从一开始就在场，于是我们就有一个丈夫。只有决定能够为阿拉丁做担保，诗人做不了，诗歌做不了，因为诗歌用不上一个丈夫。诗人的热情是在直接性之中，诗人通过自己对直接性及其不受遏制的力量的信仰而变得伟大。丈夫则允许自己有一点怀疑，一点无辜的、一点善意的、一点高贵的、一点可爱的怀疑，因为他确实绝不是想要对情欲之爱有所冒犯，也绝不是想要拿掉它。[65]就是说，正如直接的恋爱构造不出一个丈夫，同样在另一方面，忽略掉了情欲之爱的结婚，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忽略，都不是婚姻。

    通过“在恋爱的极其诱人的至福的纵容之下敢于外在地去做”，爱者固然是被引进了被爱者的怀抱，也许还与她一同被引导着继续前进，但是他没有达到婚姻之中；这是因为，如果那种爱者间的结合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婚姻，那么这结合就永远都不会成为婚姻。如果决定是在事后出现的，那么这理念就没有被表达出来。这对相爱者尽管能够生活幸福，尽管他们完全有可能不理会各种反对的说法，敌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有道理的。一切围绕着理想性。婚姻不可以是某种根据时间和机会而出现的残碎的东西、某种在相爱者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东西，否则的话，[66]敌人们的说法就还是对的。他们守着自己的理想性，“那恶的”之中的理想性，魔性的理想性。我们确实很容易从这些反对的说法那里看出，这言说者是一个诡辩者，还是有着魔性的理想性。一个人不想让自己卷入各种反对，不想让自己被它们打扰，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应当问心无愧，应当与那理念有着完美无损的契约。满足于感觉舒畅，觉得幸福，等等，这是堕落，如果这一幸福是立足于思想之匮乏，或者立足于怯懦，或者立足于一种世俗意念对生活的可怜的崇拜。哪怕一个人变得不幸，“拯救了自己与理念的契约”的状态与这样的可怜状态[67]相比也仍是一个天国；这也是我的看法。因此我敢说，作为一个丈夫我绝不夹着尾巴逃跑，我不仅仅只是与朋友说话，我也敢与敌人说话。我知道，我作为丈夫是τελειος（希腊语阳性形容词：完全的，完美的），但我也知道，相对于理念，我们对一个这样的人有着怎样的要求。没有讨价还价，毫无妥协；丈夫与丈夫间的安慰之辞（就仿佛丈夫们像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后宫里的女人一样被终生囚禁，这些囚犯私下有一些他们不敢向世界承认的事情；就仿佛情欲之爱是金玉在外的装饰，人们让诗人拿着这装饰向外展示，而婚姻则是人们藏在里面的破絮），是不存在的。不，公开的斗争，婚姻的理念肯定胜利。带着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和在恋爱的神圣至高权威之下的顺从，我对着所有的调侃骄傲地扬起我的头并且不向任何反对的说法低头。

    敌人们提出全部的难题，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对的，那构建出婚姻的综合是麻烦的，但是他们将这难题作为一种对婚姻的反对提出来，我们则认为这是不对的，并且我们尤其不同意他们自己抓在手中的权宜之计。在对手趾高气扬地展示出反对意见中的全部难题来进行吓唬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有勇气以哈曼的话来说：事情恰恰正是如此。[68]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并且出现在很恰当的地方。这回答也应当在这里出现，然而我却要求稍稍推迟几个瞬间，以便能够让我稍稍解说一下几点关于“婚姻作为生命的至高τελος（希腊语：目标）”的一般的考虑。

    在异教文化之中，人们对单身汉予以惩罚，奖励那些生育许多孩子的人们；[69]在中世纪，不结婚是一种完美。这都是一些极端。就前者而言，我们无需为此而设立出惩罚，生活总是强调着其自身，并且知道怎样去惩罚那想要摆脱约束的人。那想要摆脱约束的人在这里就是不想结婚的人。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他不想要结婚。正如婚姻是一个决定，其对立面————这对立面可以成为谈论的对象————也是一个决定，一个不愿结婚的决定。这种荒唐地浪费生命而去寻求理想（就仿佛所有这种寻求除了是愚蠢和放肆之外还能够是什么别的东西），却又既不明白情欲之爱意味了什么，也不明白婚姻意味了什么，甚至不明白那种无邪的心灵激荡在恶作剧地提醒着青春：时间在流逝，时间在流逝，————这是一种毫无理念的存在；拘谨地挑剔和拒斥（就仿佛所有的挑剔拒斥除了表达“这挑剔拒斥者并不纯粹”之外还能够表达什么别的东西）的情形同样如此，在这种挑剔拒斥之中，任何人所得到表达，都不是生活给予“主观挑剔拒斥”的客观表达。婚姻相对于这类愚蠢无聊而言有着绝对的优越，这一点是如此明确，以至于我们在这里说及这一点就几乎是对婚姻的侮辱。不，如果一种反对的说法要具备任何意义，它就必须通过一种负面的决定来要求这种意义。婚姻之决定是一种正面的决定，并且在根本上是一切之中最正面的决定；其对立面也是一个决定，它决定不想要实现这一任务。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仅仅只是逗留在婚姻之外，而且还是不做决定地逗留在婚姻之外，那么，他这一生的人生道路就是浪费工夫。任何一种“人的存在”，如果它不愿是无聊的胡扯（任何人都不应当想去让自己是这样的无聊胡扯），它都不敢放弃任何普遍的东西，除非是依据于一个决定，不管是什么使得他做出这决定，这相对于“不想结婚”而言可以是有着极大的差异的，但在这里我就无需进一步做更详尽的阐述了，以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不想结婚”的决定自然有着一种理想性，不过，这理想性不是那种类似于“做出正面的决定”的理想性。在单个的人做出了一个负面的决定时，如果这时“做出正面的决定”在一种公众意见之下已经成为了一种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只有相对于时间和各种境况，他才能够更清楚地看明白“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比如说，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确实有可能“去结婚”，而又无需做出一个决定，[70]尽管一个人确实已经做出了决定，但一个决定和一个决定之间有着某种至高的差异。一个决定，如果它是在与其它决定的连续之中随着惯性确定出来的，如果它是依据于“隔壁和对门的邻居也做了决定”而做出的，那么它在根本上就不是什么决定，因为，尽管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首二手的诗歌，但一个三手的决定则绝不是什么决定。[71]这样的一些婚姻既无法与恋爱也无法与决定构成同花顺，[72]而只是叫牌和不叫牌，[73]因此，相对于它们，一种负面的决定自然就有了优越性。但这样的一些婚姻不是什么婚姻，而只是模仿。

    一个人的全部理想性从头到底是在于决定之中。任何别的理想性都是无关紧要的，为此而钦慕他是一种幼稚，并且，如果这相关的人对自己有着正确的理解，那么，这种钦慕对于他就是一种侮辱。因此，这只是一个关于正面和负面的决定的问题。正面的决定有着极大的优点：它强化生存并且把个体的人安抚进他自身之中；负面的决定则持恒地使得他in suspenso（拉丁语：悬浮着，悬而不觉）。一个负面的决定总是要比一个正面的决定远远费力得多，它无法变得习以为常，它总是需要不断地得到维持。一个正面的决定在它自身的幸福后果之中是安全的，因为，“那普遍的”，也就是它身上的正面的东西，给予了幸福以保证，保证它会到来，并且在它到来之后为幸福提供安全感。一个负面的决定则不断地，哪怕是相对于一种幸福的后果，是模棱两可的；它就像异教文化中的幸福[74]那样，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这幸福是在它已在了的时候才存在。就是说，到了我死的时候，我才能知道，我是否曾是幸福的。负面的决定的情形就是如此。个体的人与生存有着公开的斗争，因此他无法在任何瞬间结束，他无法像那做出了一个正面的决定并且被这决定绑定的人那样日复一日地让自己沉浸在自己的决定的本原依据中。一个负面的决定不绑定他，他必须守着这决定，不管这持续多久，哪怕幸福垂青于他，哪怕意味深长的事情为他而发生，他总是不敢否定“突然一切会有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负面决定，他现在其实是假设性地或者说虚拟性地存在着；相对于假设，问题是在于，在它解释了全部的现象之前，它永远都不会结束，因为，甚至通过一个不正确的假设我们也能够得出很正确的东西，直到有一个现象出现来推翻这假设；相对于一个虚拟的假如，关键就在于：是的，假如。一个正面的决定只有危险，“无法坚守自己”的危险；负面的决定总是有着双重的危险：“无法坚守自己”，这就像是正面决定的情形，只是有着这差异：所有这坚守之忠贞都是没有酬报的，它是一种凋谢的荣耀，并且就像胡椒单身汉[75]的生活一样地贫瘠；然后是第二种危险：一个人在自己的负面决定之中用以坚守自己的这种忠贞，它是不是一种偏差，以至于最后为这忠贞而得到的酬报是悔（Angeren）。一方面，正面的决定快乐地通过休息而强化自己，快乐地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起床，快乐地在上一次停下的地方继续开始，快乐地看着一切在自己的周围欣欣向荣，就像一个丈夫所做的事情，快乐地在新的一天里看新的见证为那无需见证的东西作见证（因为那正面的东西不是一种要被证明的假设）；而在另一方面，那选择了负面决定的人则在夜里睡不安宁，等待着那恐怖的事情————“他选择错了”突然会出现在他面前，竭尽全力让自己醒来看自己周围贫瘠的荒野，永远都得不到强化，因为他不断地在飘忽。

    确实，国家无需对胡椒单身汉设置处罚，生存本身惩罚着那应被惩罚的人，因为那不做出决定的人是一个悲惨的人，关于他，我们在一种悲哀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他不受审判。[76]我不是因为对那些不想结婚的人妒忌而这样说的，我很幸福，因而根本就不会去妒忌什么人，但我对生存有着炽烈的感情。

    我回到我前面所说及的话题上：决定是人的理想性。决定对于个体人格来说是最有教育意义的事情，而我现在要尝试着论述一下：这决定会是以怎样的方式得以构建的；而想到这一点，我的灵魂就感到喜悦：婚姻恰恰就是以这同样的方式构建出来的；如前面所说，我迄今一直将婚姻看成是一种恋爱和决定的综合。

    有一种幻影，在牵涉到“做出决定”的事情时，它就会跑出来游荡，这幻影就是几率可能性（Sandsynlighed）：[77]一个没骨气的家伙；一只三脚猫；一个犹太商贩，任何为自由而生的灵魂都不会与之发生关系；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比起对男男女女的江湖医生的惩罚，我们更应当将这人关进教养院，[78]因为这种人从人众那里骗取的是比金钱更多并且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相对于决定没有进一步向前，从来就没有达到比“依据于几率可能性做决定”更远的地方，那么，他就是迷失了理想性，不管他成为了什么。如果一个人在决定之中没有遭遇上帝，如果他从来就不曾做出过任何使得他去和上帝做买卖的决定，那么他同样也就完全可以不用去生活。然而上帝一向做en gros（拉丁语：批发的）买卖，而几率可能性则是一种没有在天国里登记过的证券。因此，这关键就是：在决定之中有着一个环节，这环节要去打动那多事的几率可能性并使之无话可说。

    有一种幻象，做决定的人追逐着这幻象，就像一条狗在水里追逐影子，[79]这幻象是结果，是有限性的一个标志，是地狱的海市蜃楼，那寻找它的人真是很不幸，他迷失了。正如那在荒漠里看见十字架的人，如果他被蛇咬了，他会痊愈的，[80]那把自己的目光盯在结果上的人就是被蛇咬了、被尘世的意念伤害，不管面对时间还是面对永恒，他都是迷失者。如果一个人在决定之瞬间不是这样地被神圣的光芒环拥，以至于所有由昏睡性之雾构建出的幻影全都消失，那么他的决定只是一个大一点或者小一点的赝品，————让他去以结果来安慰自己吧。因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决定所针对的事情必须有着这样的性质：没有任何结果敢在拍卖的时候喊价，因为那被买进的东西是要à tout prix（法语：不惜任何代价地）被买进的。

    这里所说的不仅仅只是在婚姻第一次紧紧拥抱恋爱并且将之抱在决定[81]的忠诚的怀中时对那个婚姻的决定有效，它对于每一个在自身之中有着“那永恒的”在场并完成这一购买过程的决定[82]都有效。它对每一个在自身之中有着“那永恒的”的决定都有效，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它对负面的决定也有效，只要这决定只对于现世性是负面的，并正面地转向“那永恒的”。然而在这之中恰恰有着它的飘忽。相反，恋爱就像一种不可变更的遗赠[83]一样地在婚姻之决定中沉积下来，并且，恋爱恰恰有着这样的权力，它不仅仅恰是把那做决定的人拉到大地上，[84]远远不止是如此，而且它也在时间之中把他拉到那被爱者的身边。“那做决定的”是“那伦理的”，是自由；负面的决定也是如此，但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是空白而赤裸的，简直就像是发不出声，难以进行表达，[85]并且，在总体上说，在它的本性之中有着某种艰难的东西。恋爱则相反马上就为之配上音乐，尽管这一作品包含有一个非常麻烦的段落。因为，如果一对新婚夫妇在那神圣的瞬间，或者在他们事后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并不觉得牧师对相爱的人们说他们应当相爱[86]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胡说八道，而在另一方面则不觉得，不觉得这牧师说得怎么漂亮————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那么，这样一对新婚夫妇就缺少婚姻意义上的敏感听觉。我们说恋爱的窃窃私语是婚礼的宝贵见证，旁人对这种私语的隐约感觉能够取悦感官，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那句鲁莽地说出“你应当爱她”的语句也是人们所喜欢的。[87]婚礼仪式是多么令人心灵激荡啊，几乎就是太过分了：你不满足于恋爱，还要将之称作是一种义务；于是，一个与这样的指控相对应的决定让一些人觉得是一个艰难的话题，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因此，情欲之爱并不满足于对自己的确定，并且在它的鲁莽大胆之中，它还要去尝试那个“你应当”；因此，婚姻有着一个决定，这决定是唯一的愿望，有着一个永恒的义务，这永恒义务是赏心悦目的欲求！那么，鼓起勇气吧，大胆犯险，[88]振作起“想要那艰难的东西”的勇气吧，然后艰难就会成为一种帮助；因为艰难不是一个愠怒的男人，不是一个强词夺理者，而是一个想要把事情弄得甚好的全能者。[89]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永恒决定之中让自己负面地去与“那现世的”发生关系，那么他就会在决定的瞬间变得孤独，哪怕他确实是伟大的，哪怕他是一个普罗米修斯，他被锁链困住，[90]不是锁在山上，而是被关在现世之中，就像在锁链之中，而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是丈夫，那么，在他重新睁开眼睛（在决定之永恒之中它们就仿佛是闭上的）的时候，他也还是在他从前所在的地方，完全同一个地方，在被爱者的身边（而这正是他最愿意在的地方），感觉不到任何“那永恒的”的匮乏，因为在现世之中，“那永恒的”就是和他在一起的。

    负面的决定只是在“那永恒的”之上被做出，而正面的决定则是既在“那现世的”又在“那永恒的”之上被做出，因此这人在这时就既是现世的又是永恒的。因此，真正的决定的理想性首先是在一种既是现世的又是永恒的决定之中，这样的决定，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是既被签又被联签的，[91]一种被用在证券上的审慎方式，甚至银行在自己的大面值纸币上也使用这种审慎方式。这样，真正理想化了的决定就有着这一性质：它是在天堂里被签的，然后又在现世中被联签。但不仅仅是这个，随着生命的行进，时间的延续，丈夫不断地获得越来越新的联签，而且一个联签与另一个联签都同样地宝贵。每一个丈夫都明白我的意思，我又怎么会相信别的说法而以为他是一个不体面的人、一个不情愿地把那些进一步的保障看作是负担的不感恩的人呢？一个正直诚实的丈夫明白，一个妻子是首要的联签，在婚姻的目光之下长大的圈子里的每一个人是一个新的联签和一个新的认签。哦，多么至福的安全保障啊！哦，多么富有的人啊！哦，多么有保障的祝福啊————在一种唯一的不会在你面前消失（就像那永恒的决定在那与“那现世的”负面地发生关系的人面前消失那样）的证券里拥有自己的全部福利。括号里的这种人[92]是一个不幸者，或者一个造反者，而这样的一个人也是一个不幸者；他是一个不幸者，带着自己永恒的决定贯穿时间，但永远都没使得其决定被联签，恰恰相反，不管他到什么地方，这决定都像是一张遭到拒付的无效支票；[93]他是一个被族类驱逐的人，尽管获得了“那永恒的”的安慰，但却与喜悦无缘，他处在哀哭中，也许还咬牙切齿；因为，如果一个人在永恒中没有婚礼服，那么他就被驱逐出去了，[94]但是在尘世生活中婚礼服恰恰就是婚礼服。

    真正理想化的决定必定是像针对自己一样针对别人。如果一个人对“那现世的”是否定的，那么他对别人的同情就没有渠道，这样，他的同情就没有在倾泄出自己受祝福的盈余并且重新聚集的时候成为他活力的更新，相反成为了一种对他的折磨，啮噬着他的灵魂，因为它无法表达出它自己。窒息是可怕的，而有着同情却无法吐露是同样可怕的。就是说，我认定他是有着同情的，因为否则的话他就不值得让我们谈论了。“有同情”是人的本质属性，任何一个决定，如果它忽略了这一点，那么它就并非在至高的意义上是理想化的，而如果同情得不到足够的表达的话，那么这决定就也不是在至高的意义上进行理想化的。让胡椒单身汉去成为一个把自己的同情浪费在狗啊猫啊以及各种各样的胡闹上的傻瓜吧；让那负面地选择的独居隐士，去成为一颗高贵的灵魂吧，让他的同情去寻找和发现各种远远大于“有妻有儿”的任务吧，他仍然不会从他的选择中获得喜悦。如果天上的露珠不能够落在草上，不能够拥有“看花朵通过它的美味而获得清新”的喜悦，如果它在它达到鲜花之前就要消释在辽阔的大海之中或者被蒸发，这岂不可怕？如果母亲乳房里的奶水源源涌流，但却没有孩子在那里，如果这浪费了的奶水就像朱诺的奶水一样可贵————银河（奶水之路）就是因朱诺的奶水而得名，[95]唉，这是多么沉重的事情啊！一个人，如果他的同情得不到许可去看见一个妻子像那被种植在同情[96]受祝福的篱笆之中的树一样地长满绿叶，得不到许可去看这树开花并结出在同情[97]的关怀下得以成熟的果实，[98]那么他的情形也是如此！多么不幸啊，一个这样的人，他没有这一为自己的同情而做的表达，没有那为他的同情所表达的东西所做的更为美好的表达：这一切是他的义务。这一矛盾是同情的最受祝福的快感，是一种至福，面对这种至福，它简直就仿佛因喜悦而丧失理智。一个不幸的人，他没有在婚姻之决定中与“那现世的”达成理解，让这个人去照顾病人，让他去给饥饿的人吃的，让他去给赤身露体的人衣穿，让他去看顾监狱中的人，[99]让他去安慰濒死的人吧；[100]我赞美他，他没有弄掉他的酬报，[101]但是他也不是在神圣的疯狂之中[102]的一个无用的仆人。[103]他的同情不断地寻找自己最深刻的表达，但却没有找到这表达，到处寻找着它，正如他的关怀不断从一家人家走向另一家人家；而丈夫则是在他自己家、在自己的房子里找到机会，在家里，“想要做一切”对于他是一种至福，而“他现在并且以后继续这样没有报酬”这一事实，对于他则是更大的至福，是一种神圣的poscimur（拉丁语：“我们被要求”，职责召唤）。[104]

    真正理想化的决定必定在同样程度上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105]如果一个决定是负面的，那么它在怎样的程度上是负面地达成的，它就在怎样的程度上是单独地抽象的。但是现在，不管一个决定想要决定什么，在天地之间都没有什么东西是像“婚姻”和“婚姻的关系”那样地具体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如此永不枯竭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也有着它的意义；婚姻的义务之履行在有弹性地伸展覆盖住一生的时间（就像那张量出迦太基范围的牛皮[106]）的同时，也同样有弹性地圈住那瞬间，并且圈住每一个瞬间；没有什么东西是像一场婚姻那样零碎地分开的，然而也没有任何人是像婚姻一样地无法忍受一颗被分割开的心————甚至连上帝本身都不至于如此忌邪。[107]每一个义务关系都可以用趋近的方式在条款定性之中被完全地罗列出来，每一项工作，每一个成绩，简言之：一切本来是被我们用来充填时间的东西，都有着自己的时间，但是婚姻生活则绕开了所有这样的条款定性。确实，如果这对于一个人是一种负担，那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幸了！即使用“被判终生惩罚”的说法也无法帮助我们来充分地想象出他的惩罚之痛苦，因为这是一个抽象的表达，而这样一个婚姻上的罪犯则在每一天都在感受着“被判终生”的恐怖。一个人在理想性之中变得越是具体，这理想性就越是完美。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想结婚，那么他就拒绝了最理想化的决定。另外，如果一个人不想结婚，却又想在现世之中对某种正面的目标做出决定，这在根本上也是一种不一致。[108]或者说，如果一个人不想让婚姻具备它的实在性，那么他又能够对国家的理念有什么兴趣，对自己的祖国有什么爱，对社会的苦难福利有什么样的公民爱国主义？越是抽象，理想性就越不完美。抽象是理想性的最初表达，而具体则是它的本质性表达。婚姻表达的就是这后者。在恋爱之中相爱者想要永恒地相互属于对方；在决定之中他们决定想要相互为对方的一切，[109]这一巨大的抽象在那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任何第三者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之中获得了具体的表达。恋爱的最高表达是：在被爱者面前，爱者觉得自己是乌有，并且反之亦然，因为“觉得自己是什么东西”是与恋爱有冲突的；决定没有言辞，因为言辞本身几乎就是过于具体，誓言是沉默的或者是那句不朽的“是”，————这一抽象被这样地表达出来：即使所有速记员全都联合在一起，他们还是无法描述出在婚姻之中八天里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婚姻的幸福；我不是在一种“仿佛我们是在谈论一对个别的幸福夫妇”的意义上这样认为的，不，这是“是丈夫”的幸福。如果对于一个人来说一切都有着意义，那么又有什么样的生活能够比他的生活更幸福呢？如果对于一个人来说瞬间都有着意义，那么时间对他会变得怎样地漫长呢？如果这一幸福没有得到安全保障的话，因为老古话确实是说Ehestand（德语：婚姻状态）是Wehestand（痛苦状态），并且婚姻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宣示出自己的，那么，它必须对自己有着怎样的确信才至于邀请人们去尝试它？在生活之中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安排，还有什么别的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关系呢？唉，所有别的开始都给出足够多的奉承，并且对各种困难保持沉默。为了对那张他寄给伯爵的字条做道歉和解释，费加罗对伯爵夫人说：在这王国里，如果说他敢确切地允许自己对一个女士做出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她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女士；[110]同样我相信，婚姻是那唯一敢如此确切地说自己“是一种痛苦折磨”的，对于生活中的所有别的东西，“让自己流露出任何东西”都只会是一种不谨慎。

    真正理想化的决定必定在自由的方向上同样程度地是辩证的，正如它在天意命数的方向上是辩证的。如果没有冒险就不会有什么决定被做出。现在决定已经被做出，它越是抽象，它在天意命数的方向上辩证的程度就越低。这样一来，决定的理想性渐渐地就获得一定的谬误，它很容易就变得骄傲、自以为是、没有人情味，所有天意命数的论据尤其被看作是未获法定许可的。决定越是具体，它就在越大的程度上进入与天意命数的关系。这给出谦卑、温顺和感恩的理想性。但是一个丈夫，他带着生命和灵魂做出了具体的选择，他无疑就是一个曾经并且继续在一切之中做出最多冒险的人。他和他所爱的人，和他所爱的人们一同冒险走出恋爱的隐藏处；又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不知道；如果他让自己投入这一考虑，那么他无疑必定会一夜白发。他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他知道的是：他会失去一切；他知道的是：他无法躲避开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因为这决定把他绑定在恋爱捕捉住他的地方，而且还无所畏惧地把他绑定在恋爱发出悲叹的地方。有一句古话，也许不再有人相信，但这没关系，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有什么是一个人不为了妻子和孩子的缘故而去做的？回答是：他做一切，一切。那么一个人针对天意命数又做些什么呢，谁来揭示出它的秘密呢？他伸展出手臂，他工作，他斗争，他受苦，唉，没有什么事情是他所无法承受的。一个人的决定越是正面，他自己就在越大的程度上能够变形，只有一个丈夫才通过天意命数而在所有各种genera（拉丁语：性）、numeri（拉丁语：数）和casibus（拉丁语：格）之中变形。[111]纯粹外在地看，有着好几百又好几百比丈夫更敢作敢为的人，他们敢以王国和土地冒险，百万和更多的百万的人，丧失了王座和爵位、财产和安康，然而敢冒险更多的却还是丈夫。因为那爱着的人敢比所有这些人冒更大的险，如果一个人以一个男人所可能去爱的那么许多种方式去爱的话，那么他就是所有人之中最敢冒险的。那么，让我们设想那丈夫是一个国王，一个百万富翁，不，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所有别的东西都只会乱了账目的可读性，就让我们想象他是一个乞丐吧，他最敢冒险。那么，让我们想象那勇敢的人敢在战场上冒险跳英雄舞蹈，或者想象他在波浪汹涌的大海上跳舞，或者想象他跳过峡谷，[112]不，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在日常所需之中不需要这个，也许在一家剧院里会需要这个，但是，如果生活以及我们的主没有一些没有被报以掌声的英雄预备部队的话————尽管他们冒险更多，那么人类就出了问题了。一个丈夫每天都在冒险，义务之剑每天都在他的头上悬舞，[113]随着婚姻的继续一直有日记记录着，责任的账本从不曾合起，这责任比那要见证英雄的最出色的叙事诗人更激发人的热情。于是，确实如此，他也不是为了子虚乌有而去冒险，不，以等量还等量（Lige for Lige），他为一切而冒一切风险，如果说婚姻因其责任而是一首史诗的话，那么因其幸福它也是一首田园诗。

    于是，婚姻是生命和生存的美丽中点，一个深深地反思的中心，反思得如此之深正如它所揭示出的东西是如此之高：一种在其隐藏处揭示出“属于天国的东西”的开示。这是每一个婚姻所做的事情，正如不仅仅大海是如此，湖泊也是如此，只要这水不是浑浊的水。“作丈夫”是最美丽和最意味深长的任务；如果一个人没有成为丈夫，那么他就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生活不允许他成为丈夫，或者恋爱不曾造访他，或者他是一个我们以后将要逮捕的可疑人物。婚姻是时间之充实。[114]没有成为丈夫的人，总是要么在别人看来是不幸的，要么对于他自己也是不幸的；在他的古怪性情之中，他会觉得时间是一种负担。婚姻的情形就是如此。它是神圣的，因为恋爱是奇迹；它是世俗的，因为恋爱是大自然最深奥的神话。恋爱是隐藏在幽暗之中深不可测的根本，而决定则是像俄耳甫斯那样地把恋爱带进白天[115]的胜利者；因为决定是恋爱的真实形式，真正的明了化（Forklaring），[116]因此婚姻是神圣的并且得到了上帝的祝福。[117]它是民政的，因为，相爱的人们通过它而属于国家和祖国和公民同胞们的公共事业。它是诗意的，不可表述的，正如恋爱，但决定是遵循良心的翻译，它把热情转译进现实，这个翻译是如此严谨精确，哦，如此严谨精确！恋爱的声音“听上去就像仙女们的声音出自夏夜的洞窟”，[118]但决定有着韧性的严肃，这韧性的严肃穿过那飞逝的东西和那消失着的东西传出来。恋爱的步履轻盈如同草地上的舞蹈，但决定抓住那疲倦者，直到舞蹈重新开始。婚姻就是如此。它像孩童般喜悦，但却庄严，因为在它的眼前不断地有着奇迹；它谦虚而隐蔽，而在这隐蔽之中却有着喜庆，但是，正如生意人对着大街的门在做礼拜的时候是关上的，婚姻的门也总是关着的，因为一直不断地有着礼拜；它担忧着，但是这种忧虑却并非是不美的，因为它立足于对整个生存的深重苦难的领会和感受，不管是谁，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这种忧虑，那么他才是不美的；它是严肃的，但却在玩笑中得到缓解，因为“不想做一切”是一种糟糕的玩笑，相反，“竭尽全力地去做，并且在之后明白这只是很少的一点点，相对于爱的愿望和决定的欲求，这什么都不是”，则是一种至福的玩笑；它是谦卑的，但却又是勇敢的，确实，这样的一种勇气只会出现在婚姻之中，因为它是由男人的力量和女人的虚弱构造出来的，并且通过孩子的无忧无虑而焕发青春；它是忠诚的，确实，如果婚姻不忠诚，那么又在什么地方会有忠诚？它是安全的，平和的，在生存之中安居，没有什么危险是真正的危险，危险只是考验（Anfægtelse）。它是知足的，它也知道怎样使用许许多多繁荣，[119]但是它知道怎样在简陋的境况之中美丽，并且知道怎样不在富足之中减色。它心满意足并充满期待；相爱的人固然是自足的，然而却只为他人而存在。它是日常的，确实，又有什么能像婚姻那样日常呢，它是整个现世，然而永恒[120]的回忆却倾听着，什么都没有忘记。

    关于婚姻所说的，这些应当是够了；在此刻我不觉得想要说更多，下一次，也许明天我说更多，但是“总是同样的东西并且是关于同样的东西”，[121]因为只有吉卜赛人和强盗和骗子才有这样的警句：你永远也不要再去你曾到过的地方。[122]然而，我自己觉得这确实已经够了，我所唯一想要补充的是：如果婚姻只是有一半这么好的话，那么它在我眼里就已经是很得体了，尤其是因为我觉得我所做的不是对我自己的赞美，更确切地说，我是在做出判断。然而，一个人无需十全十美也还是可以作一个幸福的丈夫的，只要他放眼完美并且谦卑地感觉到自己的不完美。在这里我只不过是想要把价钱稍稍提高一下；因为，如果一个人与利用一切东西来发牢骚的诡辩者有什么关系、与纵火劫掠的匪盗有什么关系、与潜伏在门旁的间谍有什么关系、与想要从街上闯进来的流浪汉有什么关系，那么，他就会要求他们去尊重神圣的东西，他顺便还会与他们玩一下捉迷藏，既然他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站在向街的门前摸索着，站在婚姻的装饰百叶门前摸索着，但是，沿着这条路过来，一个人却无法对婚姻有任何所知。

    现在让我们看那些反对的观点。即使一个丈夫无法像一个诡辩者那样地把这些观点尖锐化，他还是清楚地知道问题的症结隐藏处，知道怎样在谈论婚姻的时候也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或者至少获得了一般的“去领会”的能力。在细节上论述这些反对的观点只是浪费时间，尽管一个人会有着这方面的才能。然而至少这样一点是确定的：每一个做出反对的人总是会令人觉得遗憾。要么他是在欲情之中走失了，并且从此就变得冷漠无情，要么他就是被理智迷惑住了。对于每一个有着后一种依据的反对观点，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是：按照哈曼的方式以“呸”答之。他想说多久我们就让他说多久，然后我们问他有没有说完，然后我们就说出那个带有魔法的词。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关上了门，那么我们就会获得另一个答案。关于悲剧，据说智者高尔吉亚曾这样说过：这是一个欺骗，在这欺骗中，欺骗者比不欺骗者更公正，受骗者比不受骗者更智慧，[123]这后一个说法是一种永恒真理，并且，每一次当理智在自身的想法之中陷于谬误并且恰恰因为害怕“受欺骗”而受欺骗时，这说法就是一个正确的回应。确实，要停留在热情、神秘、恋爱、幻觉和奇迹的至福欺骗之中，这需要完全不同于“因纯粹的理智而赤身裸体半疯狂地从家里跑出来”[124]的另一种智慧。这种对立以如此古怪的方式出现。有时候，心不在焉的原因是在于记忆的匮乏，但是我们也并非没有这样的例子：一个人走神恰恰是因为他有太多记忆。

    如果这反对的观点要从根本上出发，那么，它就必须，如果它是针对婚姻的话，首先针对恋爱，因为最初的东西一直总还是最初的东西。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在通常，各种反对观点恰恰是关照着恋爱，它们的恋爱的吻是真正的犹大之吻，[125]通过这吻它们就把婚姻出卖了。攻击恋爱的那些敌人所造成的损害就小得多，并且很少有可能赢得发言的机会。一旦理智想要尝试着解释或者考虑恋爱，可笑性就显现出来，最好是这样来表述：理智变得可笑。相对于不同的人谈论这事，事情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如果这是一个堕落的人在以这样的方式终结一种也许是放荡的生活：他想要使得那一向知道怎样躲避开他亵渎的触摸的东西（尽管他在所谓的恋爱之中涉足已久）变得可笑，那么，每一种回答就都是肤浅的。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想象一种更容易令人接受的反对观点之形式，它是那么容易让人接受，以至于它会使人决定去为这个犯糊涂的人感到难过并且为他的错误做解释。于是，这就必定是一个年轻人，相对于“那爱欲的”他确确实实很纯，但却又必须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就像一个早熟的聪明小孩错过了灵魂中的一个环节而马上以反思来开始自己的生活。[126]在我们这反思的时代里，人们无疑是能够想象得出一个这样的人的，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能够被看作是有着正当资格的个体人格，只要那对反思的许多说法、对之的崇拜，[127]那种因“怀疑一切”而得以尖锐化的必然性，对于他来说是由此来得以表达的：与许多轻率的、不想通过“怀疑一切”来使一本书得以成功的体系家们相比，他更严肃地得到这绝望的想法：想要去想“那爱欲的”，将自己想象进它，也就是说，想象自己出离它。[128]一个这样的个体人格是一个不幸的个体人格，只要他是纯的，我就不可能不带着同情想象他的不幸。就是说，他就像那个唯一失去了自己天鹅外衣的仙女，[129]被离弃，坐着，尽了所有努力想要试着飞起，都是徒劳。他丧失了自己的直接性，这直接性背负着一个人贯穿一生，如果没有这直接性，恋爱就成为不可能，这直接性不断地被预设作前提，不断地使他一点一点地向前；他被排斥在了直接性的善举之外（人们永远都无法真正地去对这善举表示感谢，因为这善举总是隐藏着）。

    现在，正如去看那个孤独的仙女的悲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去看一个这样的人的所有思想努力，不管他是在默然无声地忍受痛苦，还是借助于“反思”中的魔性技艺，知道怎样去以机智的言辞来隐藏起自己的赤裸，[130]也是可悲的。

    全部的恋爱是一种奇迹，那么，在爱者们崇拜着地对着奇迹的神圣标志顶礼膜拜的同时，理智静止地站立，这又有什么奇怪的。考虑到这里所谈及的东西，正如考虑到在任何地方所谈及的东西，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表达保持警惕。有一个叫作“选择自己”的范畴，一个多少有点被现代化了的希腊范畴，[131]它是我最喜欢的范畴，并且伸展向一个个体的存在，但这个范畴绝不应当用在“那爱欲的”之上，就像我们在谈论为自己选择一个“被爱者”时的情形，因为被爱者是神的礼物；正如那选择自己的选择者被预设为是存在的，同样，那被爱者也必须被预设为是存在的，如果这“选择”[132]要在两种关联之中作为同样的意义而被使用的话。如果一个人是在“想要为自己设定出这被爱者”而不是在“想要接受这被爱者”的意义上使用那个表达————“选择”，那么一种被误导了的反思就马上就有了某种可让自己去支持的东西。那年轻人让情欲之爱消释在“爱‘那值得爱的’”之中，他毕竟要选择。可怜的家伙，那是一种不可能；不仅仅是这个，如果事情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的话，那么又有谁敢做选择呢？又有谁敢如此任自己的刚毅冲昏自己的头脑以至于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是求婚者，那么神就必定自己首先向这个人求了婚，所有其他的求婚都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愚蠢放纵。我谢绝以这样的方式做选择，我宁可为这礼物而去感谢神，他做出了更佳的选择，而“去感谢”则是更有福的事情。我不想让自己因为想要对被爱者开始一种毫无意义的批评性的说教而变得可笑，我不想对被爱者说：我爱她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并且最终是因为————因为我爱她。如果使用得正确，通过纯幽默地把情欲之爱的全部形态置于与一种琐碎小事的关系之中，一种这样的说教对爱者们自己可以是有趣的，就像这样的情形：如果丈夫要对自己的妻子说，他爱她是因为她有金头发。一种这样的说法是幽默的玩笑，它早已忽视了所有反思之重要意义。我把神的物归给神，[133]每一个人都应当这么做。但是，如果一个人拒绝把景仰与惊羡之神圣颂词给予神，那么他就没有在这样做。正是在理智静止站定的时候，我们才应当有勇气和心肠去相信那奇妙非凡的东西，并且，借助于这一景象为我们带来的力量，不断地回返到现实之中，而不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想探明其究竟。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更愿意对一种尖锐持久的批评进行一次毫无结果的尝试，这批评把绝望带进反思者的头脑之中，而这也许恰恰就拯救了他；我宁可选择这没有结果的尝试，也不愿去选择一种饶舌而愚蠢的反思，后者就像是一个女打扮师[134]想要把情欲之爱漂亮地打扮出来并且还想知道比奇迹[135]更多的东西。确实，情欲之爱是一种奇迹，而不是什么市镇里的传闻；它的祭司是崇拜者而不是街头妓女。

    因此，在异教文化之中，人们把恋爱当作爱欲（Eros）[136]的属性。既然婚姻之决定增添了“那伦理的”，这样一来，那对某一神明的多少有点卖弄风情的归属认定在婚姻中就成为对于“一个人从上帝的手中接受那被爱者”的纯粹宗教的表达。一旦上帝出现在意识的面前，奇迹就马上存在了，因为上帝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在那里存在。犹太人是这样表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人见了上帝，那么他就必定死去。[137]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表达，字面上的真正表达是：一个人完全丧失了理智，就像爱者在看见被爱者，并且（这正是这个人自己的情形）看见上帝的时候那样。确实，我做丈夫好些年了，也许人们会笑话我的热情，那就笑吧！一个丈夫总是在爱河之中，他永远也不会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恋爱。

    反思之忧伤骑士[138]继续向前走，他想要探明“恋爱之中的综合”的根本。他并没有留意到：在他的面前悬挂着一道帷幕，并且，他再次站在这奇迹的一旁。上帝从乌有之中创造，[139]但是在这里，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他做更多，他用所有情欲之爱的美丽来打扮一种驱动力，这样，爱者们只看见美，而对这驱动力则一无所知。谁将揭开这帷幕？理想的美是被遮覆起的美，月光透过云层的薄纱大概只映出一半的美丽，天空透过纱帘大概只梦到一半的思念，大海以它的半透明大概只是以一半的强度做诱惑，就像被爱者，就像妻子透过端庄矜持之面纱所做的诱惑。我心灵激荡地狂想着，我，一个可怜的丈夫？但是我该怎样说及这一神秘呢，它对我曾经是，现在还是，并且在许多年里还将继续是一种神秘；因为我对“会有某种解释出现”的说法一无所知；有人认为，自然的帷幕应当比道德伦理的帷幕更宝贵，但我就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可鄙的放肆态度。

    于是，那个可怜的家伙，反思一如既往地把他弄成一无所有的乞丐，他继续向前；他的热情使得他更不幸，他的财富使得他更贫穷。他在那会被他称作是“情欲之爱的各种后果”的地方停下。又有谁不在这个地方停下呢？这其实就仿佛是：在神创造地进行干预的时候，生存的自然进程停下了。哦，至福的惊奇啊！又有谁会不因此感恩：他在这里看见神，他不用像反思（Reflexionen）的筋疲力尽的斗士那样地沉陷进沉郁（Tungsind）之中；谁会不在生存的喜悦之中感恩？并非因为仿佛这孩子是一个神童（虚空，虚空[140]），而是因为：一个孩子出生了，这是一个奇迹。[141]一个不愿在这之中看见奇迹的人，他必定是（如果他不是完全缺乏精神的话）会像泰勒斯那样地说：出于对孩子的爱，他不想要孩子，[142]————这最沉郁的话（因为在这之中有着这样的意思：与“剥夺一个人生命”相比，“给予一个人生命”是更大的犯罪和不幸）和最灾难性的自相矛盾。

    于是，恋爱就被宣称为奇迹，一切归属于恋爱的东西就也归属于奇迹。这时，爱就被当作是首先给定的。每一种反思之企图，不管它有多么讨人喜欢或者多么令人厌恶，不管它是多么愚鲁或者多么乏味，都被直接地判定为是错误的。————问题继续留在这里：这一直接性的东西（恋爱）怎样才能够在一种通过反思而得到的直接性[143]之中找到它的对应物。关键性的一场战役就在这里发生。

    然而，我首先要展示一下这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在通常，恋爱得到足够多的赞美。甚至一个诱惑者也不缺乏想要参与这赞美的厚脸皮。[144]但是恋爱的瞬间或者短暂时间应当是女人的顶峰时刻，因此关键就在于重新放下。这样反对的看法则有着另一个方向，对女性的含情脉脉的殷勤崇拜到最后成为侮辱。

    顺便说一下，我从小所接受的是基督教的教养，我不能够同意各种对于“让女人得到解放”的不正当企图，同样我也觉得所有对异教文化的缅怀是痴愚的。我简短的看法就是：女人无疑和男人一样好，然后，句号结束。每一种对性别之间差异的更繁复的论述，或者对于“哪一种性别有着优越”的考虑，都是无所事事者和胡椒单身汉[145]们毫无用处的思想活动。人们可以这样来认出一个得到了好的教养的孩子：他对自己所得到的东西感到很满足；同样，人们可以这样认出一个得到了好的教养的丈夫：他为那被分派给自己东西而感到欣悦和感恩，换句话说，他处于恋爱之中。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丈夫抱怨说，婚姻给予他太多要让他尽责的事情，是啊，他怎么会少得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因为他要么是只想放肆无礼地去作自己妻子的批评家和评论家，一天里每隔一个半瞬间就要用自己乏味的说法来折磨她，说她应当这样地微笑、这样地挺胸、这样地行屈膝礼、这样地穿着打扮、这样地说话，要么他就是在想作丈夫的同时也想作批评家和评论家。作为一个婚姻的批评家，我是一个tiro（拉丁语：新手）；我没有接受过任何纨绔少年时期的肤浅的预备课程，有时候这种课程造成的毒害超过人们的想象。我的爱情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短的；我独立谋生并且专注于我的学习，我不曾在晚会上、在散步时、在剧场和音乐会中审视各种女孩，我不曾轻率地去这样做，我也不曾带着那种愚蠢的严肃去这样做，————一个适婚男子会用这种愚蠢的严肃来自得其乐：一个能配得上他的女孩必定是非凡的。就这样，毫无任何经验，我认识了她，现在是我的她；之前我从不曾爱过，我的祷告是，我不可以在以后再爱，但是，如果我要在瞬间之中想到那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死亡把她从我这里夺走，一种这样的变化发生在我身上，以至于我再一次要进入“作为丈夫”的状态，我确信，我的婚姻并没有败坏我或者说使得我更善于去批评、去挑拣、去审视。人们听到如此之多关于恋爱的痴愚说法，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既然人们听到如此之多说法，这已经是一种标志，标志了反思在全方位渗透性地打扰着那种宁静而更为简朴的生活，恋爱更愿意居住在这宁静而更为简朴的生活之中，因为这生活在其简朴之中距离对神的虔诚敬畏是如此之近。

    因此，我很清楚，各位审美者先生们马上就会宣告我不够资格与他们进行讨论，而如果我毫不隐瞒我尽管作了八年丈夫却仍不能在批评鉴赏的意义上确定地知道我妻子的外表是怎样的，那么他们就更会觉得我不够格。爱不是批评鉴赏，婚姻的忠诚并不是由一种周详的批评鉴赏构成的。我的这种无知却并非完全由于我没有受教育，我也能够观赏那美的东西，但那样的话，我是在观赏一幅肖像、一尊雕像，而不是看一个妻子。部分地，我要感谢她，因为，如果她会在“成为一个调情者批评鉴赏性的崇拜的对象”之中找到任何虚荣的快乐的话，那么谁知道呢，我是不是就也变成了一个调情者？并且，就像通常的情形，最终成为了一个性情乖戾的批评家和丈夫？行家们随意调用着termini（拉丁语：概念名词），我也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在诸多termini之中轻松而例行常规地运动，我并不想要求这个，我并不去与行家们一同赴宴。以最温和的方式说，这样的行家们让我觉得就像是那些在神殿的院子里坐着兑换银钱的人们；[146]并且正如“听银钱叮当作响的声音”令那带着崇高的性情想要进入神殿的人心生厌恶，“听诸如苗条、丰满、丰腴等等这些词构成的噪音”同样也令我心生厌恶。我在一个原始的诗人那里读到这些词的时候，它们是出自心境和母语的本原性，这时我感到欣悦，我不亵渎它们，而在与我妻子有关的问题上，我至今没有确实地知道她是不是苗条的。我的喜悦和我的恋爱不是一个马贩子的喜好，也不是一个狡猾的诱惑者剧烈的不健康脾性。相对于她，如果我要以那样的方式来表述自己，那么我确信，我是在胡说八道。只要迄今为止我不让自己那样做，那么我可能在余生之中就已经得救了，因为只“一个婴儿的在场”就使得恋爱比其自身本原所是更羞怯。我经常考虑这一点，因此我总觉得，一个自己有着孩子的年长男人和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结婚，这样的事情是不体面的。

    恰恰因为我的爱对于我来说是一切，因此在我的眼里每一个批评鉴赏性的收获都是胡说八道。如果我要赞美女性的话，就像人们在审美的意义上谈论的“赞美”，那么，我就只想幽默地赞美，因为所有苗条和丰腴，眉毛和眼中的箭，[147]都构建不出一次恋爱，更构建不出一场婚姻，而只有在婚姻之中恋爱才有它真正的表达，在婚姻之外，它只是诱惑或者调情。有一篇Hen．Cornel．Agrippa ab Nettesheim（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的拉丁文名字）[148]所写的小文：de nobilitate et præcellentia foeminei sexus，eiusdemque supra virilem eminentia libellus（拉丁语：《一本关于女性的高贵和出色以及其优越于男性的长处的小册》）。[149]在这篇小文章之中，他以最天真的方式说出向女性表示敬意的最奇怪的说法。我恰恰相反，不认为他证明了他想要证明的东西，尽管他bona fide（诚意地）并且很好心地这样说，并且善良得足以相信自己证明了这东西，我倒是完全同意这本书终结处的诗句，[150]它谢绝一切对男人的浮夸的（vaniloquax）赞美。现在，如果人们在对恋爱和婚姻的幸福的完全而绝对的确定之中阅读这一天真的论证，如果人们在每一个论证之中都加上一个极其悲怆的Ergo（拉丁语：所以）或者quod erat demonstrandum（拉丁语：此为所求证者），而与此同时真正的悲怆激情则是那种确定[151]之中的丰富实质，它根本无需任何证明，这样一来，一种纯粹的幽默效果就出现了。我将对此做出更细节性的解说。在五月二十八日协会，[152]一个年轻科学家做了一个讲演，他出于对自然科学的热情认为，每一个新的发现，比如说现在最新的“用打火石来做肥皂”，[153]都引导我们更近地靠向上帝并且使得我们信服上帝的善和智慧，等等。如果这个讲演要被看成是一种“向上帝靠近”的严肃尝试的话，那么这就让我觉得非常糟糕。相反，如果一个个体人格，在自己“对上帝的善和智慧的信仰”的关系上是一个百万富翁，并且比伦敦银行“更可靠更有经济实力”，[154]如果他，在反思开始展示出“想要在这方面证明一些什么”的迹象的时候，以这一证明来打断反思的证明过程：现在我们甚至能够用“以打火石做成的肥皂”来洗手了，那么，这时事情就不一样了；他甚至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终结自己的言谈：看，现在我洗干净我的手了，[155]如果这还不是一个证明，那么我真的绝望了，不想再展开一个这样的证明了。在那本小书中，这被当作一种证明的依据：在希伯来语中女人叫夏娃（生命）、男人叫亚当（大地），[156]————ergo（拉丁语：因此）。就像是在一场altercatio（拉丁语：口角，辩论）之中的促狭，在这altercatio之中一切都是绝对地被决定了的并且是有着见证————以Notarius publicus（拉丁语：公证人）和上帝的封印封了口的，同样，这样的证明也是非常漂亮的。在他将下面的说法当作另一个证明来引用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女人落水，她在水上游泳，[157]相反，如果一个男人落水，他沉下去，————ergo（拉丁语：因此）。这一证明也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来使用，因为它有助于帮我们解释“中世纪有如此多女巫被烧”的事实。[158]

    从我读那本书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它曾为我带来极大的乐趣。自然科学和语言科学之中最滑稽的东西以最天真的方式出现。各种不同的东西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痕，在我从不对我妻子说诸如她很苗条之类的话（这些话肯定会让她不愉快而我则说不出来）的同时，我有时（我是自己这样说）很幸运地擅长于一些这样的辩论和观察，这些辩论和观察是让她高兴的，也许是因为它们根本不证明任何东西，而恰恰因此就证明了：我们的婚姻根本就无需任何繁复的批评鉴赏，相反，我们是幸福的。在这个关联上，我常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就没有什么诗人真正地描述一对谈话中的夫妇。如果有这么一次他们被描述了，并且如果这应当是一对幸福的夫妇，那么，他们就常常是像一对恋人在说话。在一般的情况下，夫妇总是作为次要人物，并且他们是那么年长，以至于他们就是诗人所描述的被爱者的父亲和母亲。如果要被描述的是一个婚姻，那么这婚姻就至少得是不幸的婚姻，这才会让诗人看得上眼。这之中的差异是：恋爱应当是幸福的，并且有着外来的各种危险，而婚姻则必须有来自内在的各种危险才会变得有诗意。我将此看作是对“婚姻实在是无法享受它应得的认可”的可悲的间接证明，因为这看来就似乎是：一对夫妇不像一对恋人那样地富有诗意。让爱者们去与那整个恋爱的泡沫说话吧，这泡沫让少男少女欢愉；结了婚的人们也不糟糕。我认定，如果一个丈夫没有通过他的婚姻而成为一个幽默者，那么他就是一个糟糕的丈夫，正如如果一个爱者不成为诗人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糟糕的爱者；我认定每一个丈夫都多少会变得幽默，会得到某种幽默的印痕，正如每一个爱者都多少会变得有诗意。如果我以我自己为依据的话，那么我不会在诗意的方面像在“对于幽默的东西的感觉”的方面那样有着那么多的考虑，一种幽默方面的特定印痕，我要将之纯粹归因于我的婚姻。在恋爱之中，“那爱欲的”的许多成分有着一种绝对的意义，在婚姻之中，这一绝对意义与一种幽默的解读发生交替，这幽默的解读是对婚姻生活的平静满足的安全感的诗意阐述。我举一个例子，并且请求读者能够有足够的幽默感而不将之看作是“在证明什么东西”。我和我妻子一同在西兰岛南部做了一次小小的夏季旅行。我们完全以最方便我们自己的方式旅行，由于我妻子想要获得那种被一些人称作是“漫游在乡村公路上”的感受，我们就落脚在各种各样的酒馆饭店，有时候还会在一个这样的酒馆饭店里过夜，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一路上要有足够的时间。在酒馆饭店里，我们有机会在四周看看。现在，发生了很奇怪的一件事，我们连续在五个酒馆的墙上看见同一幅招贴，就是说，这招贴以这样一种方式跟着我们而使得我们不可能避开它。这招贴有着以下内容：一个担忧的父亲以最诚恳的表达辞来感谢一个经验丰富医术精湛的执业医生，因为他用艺术家的妙手轻松而不招致疼痛地为这位父亲以及他全家治愈了严重的鸡眼症，并因此而使得他和他的一家能够重新回归到社交生活中去。家庭成员被一一描述出来，其中有一个女儿；由于她就像一个安提戈涅[159]那样曾属于这一不幸的家庭，她就也没能够得免于这一家族的厄运。我们在三个站上都读到了这一招贴，所以毫不奇怪：这事情成了我们的话题。当时我认为这位父亲的做法，这样公开地提到这年轻女孩，是不审慎的。因为，尽管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她是痊愈了，但还是会使一个求婚者心里有想法，这根本就是多出来的不必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把鸡眼看成是人们在婚礼之后去了解的各种缺点之中的一部分。现在我请求一个诗人来回答我，这一谈话的主题是不是幽默的（我无疑不是一个能够完全幽默地展开这一主题的人）；但在另一方面我也要问他是不是这样：只有在一个丈夫的嘴里，这话题才是恰当的，一个恋人会觉得受到伤害，因为这一严重的鸡眼症，哪怕是在被去掉了之后，也会对“那美的”的审美幻想观[160]有严重的打扰。一个这样的玩笑在一个爱者嘴里会是完全不可原谅的。现在，哪怕谈话因为我的卑微而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日常闲话，那么我还是知道：这让我的妻子感到快活；一种这样的偶然被带到审美的绝对之下，比如说这样，通过“去询问离婚的足够依据”等等，这使她感到快活。有时候，某个行家或者某个特别聪明的少女在我的客厅里对恋爱和苗条夸夸其谈、说“爱者们必须真正相互认识对方以便在选择之中确定自己是选择了一个没有缺陷的人”，有时候我也会说出我的看法，我其实是为了我妻子而说出看法的，我说：是的，这是困难的，这是困难的，比如说，现在这鸡眼症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确定地对之有所知：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有鸡眼或者曾经有过鸡眼，或者一个人会不会得鸡眼。

    但关于这个说得足够多了。恰恰正是婚姻的安全感在支承着“那幽默的”。这安全感立足于被体验到的东西，没有那种如同“情欲之爱的最初至福”的不安，尽管它的至福绝不少于情欲之爱的至福。现在，我作为丈夫，八年的丈夫，把我的头靠在她的肩上，这时，我就不是一个崇尚或者挑剔什么“尘世间的美”的批评家，我也不是一个赞美她的胸脯的热情少年，但是我却像第一次那样地被深深感动。因为我知道我本来所知道的东西和我一再再三地让自己感到确定的事情：在我妻子这胸膛之中有一颗心脏搏动着，安静而谦卑，但却均和而有规律地搏动，我知道它是为我和我的福佑而搏动、为那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东西而搏动，我知道它的安宁而温柔的运动不会终止，唉！就在我为我的生意忙碌的同时，唉！就在我被各种各样事情分散着精力的同时；我知道，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够去她那里寻找安慰和帮助，她这颗心从不曾中止过为我而搏动。[161]我是一个信仰者：就像一个爱者相信那被爱者对于他就是生命，我在精神上相信在那本小书中所写的东西：自然科学家教导说，母亲的乳汁对于患有致死疾病的人[162]来说是有着拯救性作用的，[163]我相信这温柔，这永不枯竭地为找到一种越来越真挚的表述而斗争的温柔，我相信这温柔，这温柔是她作为新娘的丰盛嫁妆，我相信它有着富足的利息，我相信，如果我不挥霍她的资源，它就会翻倍；我相信，如果我得了致死的疾病，如果这一温柔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唉，就仿佛那垂死的斗士[164]是她自己，而不是我，我相信，这一温柔的目光会使我起死回生————如果上帝在天庭没有使用这力量的话，而如果上帝使用这力量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一温柔再次将我与生命捆绑在一起，就像一道访问她的景观，就像是一个在我们重新结合之前无法被死亡说服的死者。但是在那之前，在上帝以这样的方式使用这力量之前，我相信，通过她，我将和平与满足吮吸进我的生命，并且，许许多多次从沮丧之死和精神销蚀的辛劳恶苦[165]中得到拯救。

    每一个丈夫都是这样说的，并且能够说得更好，如果他是一个更好的丈夫的话，并且能够说得更好，如果他是一个有天赋的人的话。他不是一个正爱着的少年，他的表达不是瞬间的激情，如果在一个激情瞬间之炽烈之中想要感谢一种这样的爱的话，那会是一种怎样的侮辱啊！[166]他就像是那个诚实的簿记，[167]在当年几乎成为怀疑的对象；因为，在那些严格的审核者们（由于一次欺骗）来到他的门前并且要求查看他的账本时，他回答说：我没有账本，我把账记在头脑里。多么可疑啊！然而。荣耀归于这老人的头脑，他的账目准确无误！一个丈夫，在他对自己的妻子谈论这事的时候，也许甚至会做出有点幽默的表述，然而，这一幽默，这一毫无顾虑的致谢，这一收据不是落在纸上的，而是落在回忆的主账簿之中，这恰恰证明了他所记下的账目是可靠的，他的婚姻在日常之中就拥有着丰富的资源来提供这种证明。

    由此，我已经提示出了，我想在哪个方向上寻求女人的美。唉！甚至正直的人们也一同参与去为这一可悲的混淆提供养料，更糟糕的是，轻率的青春女性过于急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本就不会想到这种做法是一种绝望）[168]：一个女孩的唯一美丽就是青春的初始，① [169]她的年华只盛开一瞬间，这一瞬间就是情欲之爱的时刻，并且，一个人只爱一次。确实，一个人只爱一次，但女人的美丽恰恰随着岁月而增长，而绝不是消减。与后来的相比，最初的美只是某种可疑的东西。又有什么人，如果他不是一个疯子的话，会看到一个年轻女孩而不感觉到某种忧伤，因为在这里，尘世生活的脆弱在它的最强烈的对立面之中呈现出来：“无常”迅速如一场梦，“美”奇妙如一场梦。但是，不管那最初的“美”有多么奇妙，它仍不是“真”，它是一个保护套，一件外衣，只有在岁月之中真正的美才会从它们中伸展出来呈现在丈夫感恩的目光里。

    反过来，看她，经历了岁月的她。你不会情不自禁地去抓她的美丽，因为这不是那易逝的美丽，不是像梦一样急速逝去的美丽；不！在她的身边坐下，更贴近地观察她：带着她母性的关怀，她属于整个世界，现在这关怀的忙碌时间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这关怀本身，而在这关怀之中她就像在法版之上的天使那样地飞舞。[170]确实，如果你不在这里感觉到一个女人有着怎样的实在，那么你就是并且继续是一个批评者和评论家，也许是一个行家，就是说，是一个绝望了的人，被绝望的暴烈推着疾奔，叫喊着：让我们在今天爱，因为明天一切都过去了，[171]不是我们的一切都过去，这会是沉重的，而是情欲之爱的一切都过去了，这则是令人憎厌的事情。现在，就花一点时间让你自己去坐在她身边；这不是欲望的可喜果实，警惕着不要让你自己有任何放肆的想法，也别想着要去使用内行的概念名词；如果你的内心无法平静，那么，就坐在这里，这样你就会平静下来。这不是瞬间的空想，你敢让自己靠近她吗？或者，你敢伸出手邀请她去跳一支华尔兹吗？那么，也许你宁可避免与她在一起，哦！尽管围在她周围的年轻一代太不礼貌（一位时尚的先生————他觉得她需要他陪她说话————就是这么想的），不，是过于糊涂，以至于让她一个人坐在那里，但她其实并不需要与这一代人同欢，她并不觉得受到了冒犯伤害，她与生活达成了和解，如果你在什么时候再次觉得需要找到一句和解的话语，如果你觉得需要忘却掉生活中各种不和谐，那么就去找她吧，在有价值者身边有价值地坐着，[172]————并且，哪一个是最美丽的呢：是通过自然之力生育的年轻的母亲，还是通过其关怀来重新生育你的饱经沧桑的母亲！或者，如果你并非是如此糟糕地被卷进世上的麻烦之中，那么，就只在有价值者身边有价值地坐着。她的生活也不会是没有旋律的，这一老年也non sine cithara（拉丁语：并非没有里拉琴），[173]所有被经历了的东西都没有被遗忘，在这声音打动了回忆之弦的时候，生命的所有不同年龄里的声音都甜蜜地在之中共鸣着。你看！她达成了对生命中各种难题的解决，是啊，她简直自身就是对生活中难题的解决，既能够让人听见，又能够让人看见。一个男人的生命永远都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在通常，他的账目要复杂得多，而一个家庭主妇则只有各种琐事，日常的苦恼和日常的喜悦，但因此也就有这一幸福，因为，如果说一个女孩是幸福的，那么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则就更幸福。对我说，什么是最美的：是有着自己幸福的年轻女孩，还是那饱经沧桑的妇人？后者完成了一种上帝之作为，她为忧虑者解决难题，而对于快乐者来说，去作为解决生命中的难题的美丽方案，这就是对存在的最佳赞辞。

    现在，我离开这上了年纪的妇人，我不会真正避免与她作伴，我回到时间中，我很高兴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我仍有着生活之中一段美好的岁月，但却也不知任何畏惧变老的怯懦，或者为自己妻子的缘故而畏惧的怯懦，因为我可是认定了女人随着岁月而变得越来越美。作为母亲，她在我的眼里就已经比年轻女孩美丽得多。不管怎么说，一个女孩是一个幻想的形象，我们几乎就不知道她到底属于现实还是一种影像。难道这就应当是那至高的吗？好吧，让幻想家们去这样想吧。相反，她作为母亲则完全地属于现实，而母爱本身并不像青春的渴望和隐约感受，而是一种真挚性的一种永不枯竭的源泉。这一切也并非是完全地作为可能在一个年轻女孩身上在场。即使是作为可能在场，一种可能也总是小于一种现实，更何况这一切其实并非作为可能在场。正如母亲的乳汁不会在一个少女的胸脯里在场，这一真挚也同样不可能在场。这是一种变形，在男人身上绝不会有类似的变形。我们能够开玩笑地说，一个男人在他有了智齿之后才刚刚完成，我们也能够严肃地说，一个女人的发展在她是母亲的时候才结束，只有在这时她才是存在于自己所有的美丽之中、存在于自己美丽的现实之中。让那个敏捷轻快顽皮幸福的女孩蹦向草地吧，她逗弄着每一个想要抓住她的人，哦，是的，我也很愿意看这场景，但然后，然后她就被抓住了，被监禁了，当然我没有抓住她（要有怎样的空虚和虚荣的痴愚才会去这样做），我当然没有监禁她（多么虚弱的一个监狱！），不，她是自己抓住了自己并且是坐在摇篮旁被监禁；被监禁，她却有着自己的全部自由，一种无边际的自由，她在这种自由之中，她会死在自己的窝中。[174]

    这里只是附加地说一句。尽可能无邪地谈论吧，我设想是母亲对孩子的偏爱使得丈夫多少有点嫉妒，哦，我的上帝，这种嫉妒当然是会被克服掉的。于是，我提及了这个词：嫉妒。这是一种黑暗的激情，“一个不断地弄脏那滋养着自身的食物的怪物”。[175]愤怒也是一种黑暗的激情，但由此并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能也存在一种高贵的愤怒。嫉妒的情形同样如此。在高贵的恋爱（Forelskelse）中也存在公正的愤慨，这种愤慨确实既是担忧又光火，首先是一种普通的灵魂状态————如果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的话。我不觉得这之中有什么可责备的，相反我对一个丈夫作出这样的要求：他的灵魂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出最后的敬意，————对她的敬意，她：“曾令他蒙羞”的她，以及“他也承认是（如果我们想要这样说的话）对他有着足够重大的意义而能令他蒙羞”的她。[176]我把这种灵魂状态看成是恋爱对一个死者的伦理意义上的悲哀。相反我也知道，在生命中有着魔性的力量，我知道有着一种不太值得赞美的无所畏惧，它受到“恶的精神”的烦扰而想要成为纯粹精神，并且想要有权力去成为那种完全就像“在嫉妒之中狂怒”一样地应受谴责的东西，想要有权力去在机智之冷激情中变冷、变得冰冷彻骨。因为存在有以其炎热毁灭一切生命的地狱，但也有这样一种地狱，它的寒冷杀死所有生命。[177]

    但是我甚至没有对母亲的嫉妒。一个女人的生命，作为母亲，是一种现实，如此无限地富于变换，这样我的恋爱一天天都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做，要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作为母亲，这女人没有任何可让人说“她在这处境之中是最美好的”的处境；作为母亲，她不断地处于自己的处境之中，而母爱就像纯金一样柔软，在每一种定性之中都可变通，并且仍然是完整的。丈夫的喜悦每天都更新，它不被销蚀，因为它就像是瓦尔哈拉的食物；[178]哪怕他不是以此为生，也依然可以肯定，他活着不单靠食物，也靠[179]那随着母亲之业绩而出现的由衷崇敬：他在自己家里有着panis et circenses（拉丁语：面包和戏）。[180]

    母爱所面对的是怎样繁复多样的冲突啊，而每次她那进行着自我拒绝和牺牲的爱都大获全胜地从这些冲突中走出来，这母亲，她是多么美丽啊！在这里我不是谈论那无疑是众所周知而现成的话题，说母亲为孩子牺牲生命；这听起来是那么崇高，那么深情于爱，并且不具备真正的婚姻印痕。我们在琐事之中也看得见它，同样明确、同样伟大、同样令人生爱。不管是在什么地方看见它，我都钦敬它，并且，它对于我们也不是什么罕见的，甚至我们会在我们不期待这样看见它的地方看见它，比如说在街上。前些日子，我坚定地迈着办理事务的步伐从城里的另一头走到法庭去做出一个判决，时间差不多是一点半。我的目光下意识地落在了街对面：一个年轻的母亲，手里拉着自己年幼的儿子在散步。这小孩差不多两岁半。母亲的穿着、举止，能够让人看出她甚至好像是属于上等阶层，因此我很惊讶怎么会看不见侍者或者女佣跟着她。我马上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她的马车也许就停在另一条街上，或者在隔了几幢房子的地方，或者，她也许就是走向她所住的两三幢房子之外的地方，或者，诸如此类。我中止我的各种猜测，并且希望读者会感谢我认真地对文字做出强有力且彻底的节省。但是在根本上这也是够奇妙的。这男孩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他求知欲极强地问着一切，停下来看着，问：这是什么？我很快地戴上我的眼镜好好地看一眼并且真正地欣赏到了这可爱的面容：这温柔的母性，她带着这母性进入一切问题；这深爱的喜悦，她带着这喜悦端详着自己的小宝贝。男孩的问题使得她处于尴尬，————也许没有人对她说过一个深刻的智者[181]说过的话————和孩子说话是一种tentamen rigorosum（拉丁语：严苛的考试），也许她看来所属的圈子甚至还会这样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艺术————不管一个小鬼头所提的问题中的麻烦连同小孩子吸引路人一同旁听的大声会造成怎样致命的尴尬；这一场景是发生在东街。[182]尴尬————我没有发现尴尬；在她友善的面容上有着美丽而明确的母性喜悦，这处境没有为这喜悦烙上任何虚假的印痕。这小鬼突然站定并且要抱。很明显这是有悖于他们出门前所说好的计划的，对约定的不遵守，否则的话保姆就会跟着一起出门的。这是一种难堪的处境，————然而对于她却不是。带着世上最可爱的笑容，她把他抱进臂弯，向前直行而不寻找旁边叉出去的小街。在我眼中这就像一场游行一样美丽而庄重，我虔敬地加入这游行。一个人又一个人转过身来，她什么都没有留意，她没有走得更快，没有任何变化，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母性幸福之中。我在调查委员会[183]担任预审法官的职务，因此我有着一定观察面孔的能力，但现在，也许这样说我会失去我的职位：我看不见一丝一毫的羞怯、被克制住的愤怒，或者被激发出的不耐烦的痕迹；看不到脸上有任何试图对所在处境之中几乎是可笑的东西进行反应的表达。她这样穿过东街，完全就仿佛她是在自己客厅的地板上牵着这小孩。母爱愿为孩子牺牲生命；在这一冲突之中，这母爱让我感觉到同样的美。如果这小孩不对，如果他也许完全能够走路，如果他是顽皮的，在家里不会有人留意这顽皮；那么，又会是什么使得事情有所改变，除了那母亲对其自身有所反思之外又能是什么？有许多冲突其实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琐事，但这微不足道的琐事却能够将父母自己置于尴尬的处境；相比之下，也许存在一些冲突，即使是温柔的父母在这样的冲突之中也更容易把事情弄错。[184]也许这小孩有点笨手笨脚，于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笑话这样的举止，小孩则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错；然后有什么人到场了，虚荣的母亲想要得到一点恭维，看！这孩子问候得有点笨拙，母亲就很生气，不是对一种琐碎的小事生气，不，是她对自身的反思突然使得无足轻重的事情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事情。是啊，如果那个小男孩跌倒，如果他撞了一下，或者，如果一辆车子向这孩子逼近，如果这时的任务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孩子，那么，我无疑就看到了母爱；但是对于我，母爱的这种悄然无声表达也是一样地美丽。

    母爱在日常生活中就像在最决定性的关键上一样美丽，其实它在本质上是在日常生活里美丽，因为，在日常生活里它是处在自身的根本元素之中，因为，没有受到任何推动，也没有受到任何因外来的灾难而导致的力量增长，它只是在其自身之中被打动，通过其自身而获得养分，借助于其自身本原的驱动力来催促其自身，不动声色但却总是从事着其可爱的作为。一个男人，他要进入世界寻找一棵这样的千悦之花（Tusindfryd），[185]但他找不到它，他是可怜的；一个男人，他至多有着一种“邻人种养它”的想法，他是可怜的；一个作丈夫的人，如果他真正知道怎样为自己的千悦之花感到喜悦的话，他是幸福的。如果他在自己院子里的土壤里发现这花，这花，就像那种奇花因百年绽放一次而引人注目，[186]然而这花还有更罕见的引人注目之处：它每天都绽开，甚至在夜里也不关闭，于是，他就有着这喜悦在家里讲述他在外面的世界里所看见的东西。昨天我对妻子讲述了一个小小的事件，这事件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它使我成为了一个在教堂布道中心不在焉地想其它事情的听者，我本来不是这样的。使得我分神的缘由是一个把小孩子带进教堂的年轻母亲，也许她这样做是不对的；也许，但我原谅她，因为，也许她这样做是由于她不想在自己不在时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一个保姆。我从这样的事实里得出结论：她确实是一个上教堂的母亲，而不是一个短时间出现的女士。大家不要误会我，就仿佛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人在教堂里度过的时间的长度。绝不是这样，我还这样想：一个可怜的女佣费了最大的功夫从家里出来，尽管她拼命跑，还是没能够来得及更早地赶到教堂听牧师说阿门；我想：她能够从自己的教堂礼拜中把祝福带回家里。但是，任何一个本来在生活之中就有着足够的时间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人，无疑也是能够找到时间去像样地去教堂礼拜的。因此，我们的教堂礼拜者是很准时地到达的，并且还把自己的小小的不安随身带着；然而我却能够肯定，布道和整个礼拜仪式所具的最专注的听者或者说最好的参与者就是她了。她被引向一个座位；教团的未达资格的成员[187]被放在一张长凳上，可能是希望他像一个真正的成员那样地坐着。但是这一安排似乎并没有使得这小孩子变得安分。母亲低下头，用手巾覆盖住眼睛，祈祷着。在她抬起头看之前，这小孩早已跳下来并且开始在椅座里来回爬着。她祷告着，并且继续祷告着，一点都不受影响。她在结束了自己的祷告之后，重新把他放上长凳，可能是对他说了几句训斥的话。礼拜仪式开始了，但这小孩子的游戏在仪式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小孩看来是在这样上去下来又上去的玩法中觉得很愉快。在这之前，他一直是坐在母亲的右侧，而在她的右侧则有着另一个女士，母亲是坐在椅座的最外的边上；现在，位子有了变换。母亲首先看了一下，门是关上了，然后移过去，与他平分座位，这样椅座的角落就供他支配。他没有弄出声音，作为一个习惯于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他拿起母亲的阳伞玩，只是在他想要在椅座上爬得更远的时候，他的路被堵住了。母亲深入地沉浸在自己的虔诚祷告中，并且继续着；只有在牧师给出间歇的时候，她才温情地朝下面的这个小山怪看一眼。她的脸上有着对这孩子的喜悦，她重新将目光转向牧师，带着整个灵魂的虔诚听他讲演。能够这样平等地分配：一方面为这孩子感到喜悦，哪怕是在他打扰的时候，或者至少是看上去好像要打扰的时候，或者以一种方式带来麻烦的时候，另一方面对孩子没有任何愚蠢的要求（许多父母对这样的一个小家伙会有几乎比对自己更高的虔诚要求，这样一来，通过坐着训斥并且做规矩和提要求，就既打扰了自己又打扰了孩子），因此就能够这样平等地分配，以至于她还能够完全地使自己的灵魂集中在虔诚的祷告之中：这也是对母爱的美丽表达。无足轻重？哦，是的，母爱恰恰就是在无足轻重的事情中有着本质的美丽。

    只有一个丈夫对母爱的美丽展示有着开放的感受力；他还有真正的同情（Sympathi），这同情是由对“去领会这任务的无限意义”的严肃和对“想要去发现”的生活的喜悦构建出来的，尽管他并不因此而在言辞和欢呼之中让这种情感喷涌出来。或者，难道那使得一个丈夫变得目光敏锐而警觉的就只有嫉妒和各种恶的激情吗？难道忠诚的爱就不能够做到这同样的，是的，能够使得他保持更长久的警觉吗？难道那聪明的童女就不比愚拙的童女更长久地保持警醒[188]吗？一个好丈夫在这方面看，在好的意义上说，就像是莎士比亚所描述的一个欺骗者②：ein Gelegenheithascher，dessen Blick Vortheile prägt und falschmünzt，wenn selbst kein wirklicher Vortheil sich ihm darbietet（德语：一个机会之狩猎者，其目光能够烙刻和伪造好处，虽然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好处找上他）。[189]就是说，一个丈夫带着平静的喜悦这样做，这种平静的喜悦显示出他并不自认是行家，他也不给出假象，他很少会处于“找不到这样的好处”的处境。

    女人作为新娘比作为少女更美，作为母亲比作为新娘更美，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就是合其时宜的言辞，[190]并且随着岁月她变得越发美丽。很明显，少女的美是对更多人而言的，它更为抽象、更为广泛。因此他们围拥着她，那些幻想家们，那些纯洁者和那些不纯者。于是神就带来了那作为她的爱人的人。他真正地看见她的美，因为人爱那美的，这说法也必定同一于这样的理解：“一个人爱”就是“一个人看见那美的”。于是，“那美的”就总是与“反思”擦肩而过。由此起，她的美就变得更强烈和更具体。妻子没有一大群崇拜者，她甚至不是美的，她只是在她丈夫的眼里是美的。正如这美变得越来越具体，她也在同样的程度上越来越无法以普通的取舍标准来得到评估。她因此就不太美了吗？如果说，在一个把作者弄成了自己研究的唯一对象的读者获得越来越多财富的时候，一种普通的观察什么都发现不了，那么，难道我们就因此而可以说这作者的思想并不是很丰富吗？难道人类杰作的完美性之一就是“它们在有距离的时候看上去最好”吗？如果在显微的观察之下，原野里的花朵变得越来越可爱、越来越精密、越来越精致，难道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原野里的花朵的不完美、所有上帝之作的不完美”吗？[191]

    但是，如果妻子和母亲，她在其幸福之中是如此美丽，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对于她所属的人来说是一种祝福，那么，她在其不幸之中和在艰难的日子里就比那少女更富有诗意。让我们设想她的孩子死了，然后看这哀伤的母亲。确实，没有人能够带着一个母亲的喜悦在孩子到来的时候问候这孩子，同样，在死亡来带走这孩子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能够以母亲的方式哀伤。而一种哀伤，如果它恰恰是在同样的程度上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那么它就是最富有诗意的哀伤。或者，一个丈夫死去；他什么都没有留下，就像人们所说的，除了一个哀伤的寡妇；在我看来，他是留下了一笔无穷的财富。让我们设想，年轻的女孩失去了自己的爱人，让我们设想她的哀伤是如此之深，设想她怀念着他，但她的哀伤却仍然是抽象的，正如她的怀念是抽象的；相对于每天对死者的安魂弥撒————这是哀伤的妻子所做的事情，她缺乏献身的仪式和宏大的预设前提。确实，我并没有为自己在身后留下一个伟大显赫的名声的渴望，如果事情会是这样，如果在死亡（这是一切之最终）的时候我要做最后一件事、我要与她————我所爱的人、我的妻子、我世上的幸福————作别的话，如果我还使她在我死后哀伤的话，那么我就是在我身后留下了我想要的东西，是的，我在一切之中最不愿失去的东西，但是，我也在身后留下一样我所不愿失去的东西：一种怀念，它会比诗人的歌唱和纪念碑顽强的不朽更好地、许许多多次、以许许多多方式来保持我的回忆，它会减除它自身来给予我。最后，让我们设想，一个妻子在最沉重的命运之中经受考验，设想她有一场不幸的婚姻，相对这种日日夜夜的煎熬，一个受欺骗女孩的短暂苦难又算什么？与那有着一千条舌头的悲惨相比较，她的痛苦有着怎样的深度呢？这一没有人能够看得下去的悲惨，这一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了的漫长折磨，————人们也许正是因此而忘记，在这里，这妻子与年轻女孩相比是多么美丽，并且又是多么远远地更富有诗意。苔丝狄蒙娜在说出自己“崇高的谎言”时是伟大的，[192]人们钦佩她，人们应当钦佩她；然而，她在天使般的耐心之中更伟大，如果这种耐心要被写下来的话，那么它能够充实许许多多本书，比最大的图书馆所能够容纳的数量还要多，尽管它无法去充填嫉妒之无底深渊，就像乌有一样地消失，甚至几乎就激发出激情的饥饿。

    但是女性是更弱的性别。[193]在目前的关联上，这一说法无疑是出现得非常mal à propos（法语：不得体）；因为她恰恰没有显现出是如此。一根丝绳可以和一条铁链一样牢固有力，那捆绑芬利斯狼的链子是无形的，[194]是某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如果现在女人之弱点的情形也是如此的话，那就是说，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通过虚弱来表现出自己的强大。如果反对的说法要得到许可使用“更弱的性别”来说女人的话，那好吧，让他们得到这许可吧，————语言的惯用法也当然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然而，一个人却总是要警惕，不要通过一些个别的观察就直接得出一条规律。这样，我也不想拒绝，这样的事当然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女孩，在被扔在了极端性决定的惊惶之中、被扔进了一个几乎令男人无法抵挡而以至于被冲激走的漩涡之中时，可能会看上去很古怪，而如果有人低级地在事情失控时笑出来[195]的话，那么她可能看上去就简直是很滑稽了。但是，又有谁说她是应当被扔在这样的事情之中呢？这个女孩如果被平静而审慎而温柔地对待，也许就会成为一个可爱的女人，就像母亲和妻子。于是，这一类事情是人们所不应当去取笑的；因为，如果有一道平和的栅栏，人们能够很安全地舒服地住在里面，现在，如果我们看见风暴把这栅栏刮走，这当然是很大的悲剧。同样，女人也不应当以这样的方式强大：惊惶之灾是出自丈夫自己。如果他坚定，那么女人在他身旁则就与他一样地坚定，结合成一体，他们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时更坚定。

    这反对意见的不幸缺陷还在于，那些如此谈论女人的人们，他们只是审美地看她。这种谈论则又是那永恒地彬彬有礼而侮慢的、使人愉快而凌辱的谈论：她只拥有她的生命里的一个瞬间，或者一段短暂的时光，也就是青春的初醒。但是如果一个人要真正谈论她的强大或者虚弱，那么他就必须在她全副武装的时候看她，这就是说，在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时候。另外，她也不应当去争斗或者在力量的方面接受考验；如果我们要谈论力量的话，那么所有力量的最初条件或者本质形式就是：忍耐。在这方面我们也许是无法与她相比的。这样一来，每一个刻意做作出来的动作又要求着怎样的力量呢？然而，除了是一种隐藏起的力量表现，献身之心又会是什么别的呢：一种通过自身的对立面来表达出自己的力量表现，比如说，就像一个人对自己的服饰的品位和关心能够通过一种有意识做出的粗心随便来表现，但这种粗心随便又不是所有张三李四们所理解的粗心随便；比如说，就像那种在极大努力下进入了完全成熟的精神作品有着一种简单，而这简单又不是所有师范学校毕业生[196]因为自己的头脑简单而去崇尚的那种简单。如果我设想两个演员，一个扮演唐璜，另一个扮演司令官，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中：司令官抓住唐璜的手，而唐璜则绝望地试图挣脱；那么我问：他们之中谁用了更大的气力。唐璜在这里是承受者，司令官伸展开右臂平静地站着。但我却认定是唐璜。如果那演唐璜的演员哪怕只用上自己一半的力量，他就会使得司令官踉跄；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挣脱、不甩动，那么他就会打扰这里的效果。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他使用自己的一半力量来表达痛楚，用另一半力量支承司令官，就在他看上去仿佛是在用尽全力想要挣脱司令官的控制的时候，他却抓着司令官使得他不至于踉跄。事情就是这样，固然这只是一种糟糕的说法，事实上，妻子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她如此深深地爱着丈夫，以至于她总是想要让他作为统治者，并且因此他看上去就如此强大而她则如此虚弱，因为她在使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持他，把自己的力量当作奉献和顺从来使用。哦，多么奇妙的虚弱！即使顶层楼座的观众认为司令官有着更多力量，即使亵渎者赞美男人的力量而滥用这力量去侮辱女人，作丈夫的人仍有着另一种解说：受骗者比不受骗者更智慧，[197]欺骗者比不欺骗者更公正。此外，我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测度力量。霍尔格·丹麦氏在从一只铁手套里握出汗[198]的时候，这是力量，但是，如果我们是把一只蝴蝶放在他手中，那么我怕他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真正地抓住它了。我要提一下那至高的东西。上帝的全能在“创造了一切”之中呈示出自己的伟大，但是它却并不在那种“能够让一株青草在其时节之中成长”的全能适度之中呈示出自己的伟大。被分派给女人的是各种不那么举足轻重的任务，正因此，这些任务要求着力量。她选择自己的任务，欣喜地选择这任务，并且通过自己不断地以醒目的力量武装男人，她也获得喜悦。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我妻子能够做成奇妙的事情；甚至我所阅读到的那最伟大的壮举，按我的理解，也比她用来包装我世俗生活的精美刺绣要容易得多。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脑子里固执地认为女人是更虚弱的性别（通常这种想法会被诡辩者们进一步这样理解：她拥有青春的最初瞬间，她在这瞬间里享尽了，甚至是超额地享用了所有的赞美，这青春的瞬间因此就过去了————她所具的力量是一种幻觉，她所剩下的唯一真实的力量就是尖叫的力量），那么，他自然就会得出最古怪的想法。让·保罗[199]在一个地方说：solchen Secanten，Cosecanten，Tangenten，Cotangenten kommt Alles excentrisch vor，besonders das Centrum（德语：对于这些正割余割正切余切来说，一切都显得是偏离中心的，尤其是中心）。[200]正因为婚姻是中心，因此我们就必须在这关联上看女人，正如我们也应当这样看男人，并且，所有从每个性别自身出发的对这性别的谈论和观察都是困惑而不敬的，因为如果一些东西是由上帝配合在一起的，如果存在将之定性作相互为对方的，那么，思想就也必须将它们放在一起思考[201]。如果一个男人会想到要去把这两者分开，那么他可能会以为自己通过占女人的便宜而得到什么好处，然而他自己却成为了一个同样可笑的人物，一个高雅地想要让自己从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他其实就像女人一样是被生活紧紧束缚住的）之中抽象出来的男性人物。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胡椒单身汉[202]（因为，尽管一个人可能已在那人们喜欢将之称作是“那爱欲的”的东西之中饱受考验，哪怕一个人是个无赖，或者在更为通常的情况下会发生的，是个牛皮大王，在日常语言之中人们就是把未婚者称作胡椒单身汉的）[203]就为自己保留了各种伦理范畴。这至多只能被视作是一个愚蠢的念头，因为，用各种伦理的范畴来侮辱或者哪怕只是想要以此来侮辱女人，这恰恰不是一个伦理的个体人格的标志。一个这样的大杂烩，异教文化（异教文化以柏拉图的方式把女人弄成一种不完美的形式[204]）和基督教（基督教向女人强调灌输伦理的东西）的大杂烩，————我从来就不曾见到任何这样的杂烩被做成功。[205]如果一个这样的念头能够在某个头脑里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想要为自己给出一个更彻底详尽的表达，那么，这个头脑也就必须是一个困惑的头脑才行。

    不过，反过来看，那种反对女人的说法倒是会有极深的反讽色彩，如果有人带着温和的善意，甚至是带着对她可能具备的不幸命运————“她是纯粹的幻觉”的同情，提出这说法，[206]那么，这反讽色彩则也不乏悲喜交加的效果。这样，一些人强调：女人是更虚弱的性别；悲剧性的成分在于：在幻觉之中，这对于她是隐蔽的，并且，外在地处于男人的殷勤奉承之中，这对她是隐蔽的。这就仿佛是全部的生活在和她玩捉迷藏。在这里，反讽确实得到了一个任务。很遗憾，这完全就是一场虚构。现在人们不断地用至高的言词来说女人，以各种最强烈的恭维方式，乃至超越了可想象的边界。生活中的一切伟大的事物都归功于她，诗歌和殷勤奉承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反讽则自然是最殷勤的，因为殷勤奉承是反讽[207]的母语，它最殷勤的时候就是在它把这一切都看作是虚张声势的时候，再也没有比这时更殷勤的了。女人在世界里的存在就成为一种愚人游行，反讽是殷勤奉承[208]的司仪；这游行本身让人想起霍夫曼小说中的那个疯狂的校长，他把手里拿着的一把尺当作权杖，慈祥地问候着四面八方，他说他的将军在战胜了伦巴底人[209]之后凯旋而归；然后他从内衣口袋里拿出几朵丁香递给一个在场的人并说出这几个字：不要小看我的恩典的这小小标志。[210]反讽[211]俯首顺从，并顶礼膜拜。

    这一反对说法的好的方面是，它在这样一种程度上带有虚构的烙印，因而它甚至就根本无法侮辱那最虚弱的人。相反它倒是有着娱乐性，很好玩；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被这种说法吸引住，而如果一个人对这反对说法稍有疑虑的话，那么这只会是因为他看见有人以某种极其严肃的方式提出这反对。如果这反对的说法试图想要对生活中的什么东西做出解释，那么我们就能够一二三将之归简为它的至高表达：婚姻，或者说每一种与女人的正面的关系都是一种耽搁；在不幸的情欲之爱中，她有着她至高的实在，她的意义在这里是如此可疑，以至于她没有任何正面的意味，但在负面的意义上却是一种机缘，这机缘使得不幸恋人的理想性被唤醒。于是，这反对的说法就被归简成它的最短表述，并且因此也就in absurdum（拉丁语：进入荒谬），正如它自己做出了“想要让整个存在走同样的道路”的表情。然而，这样去浓缩精简整个存在的内容，其实却是一种魔鬼的匆忙、一种凯撒的迅速，————不是迅速征服，[212]而是迅速失败。利希滕贝格在一个地方说，有的批评家会让自己的每一个笔划都超越出正常理智的边界线，[213]同样，一个这样急匆匆的思者看来也不会有时间，哪怕只是去开始写出其预设条件的结论句。这样的思者看来是会认真地用上奥古斯丁[214]的关于“借助于独身禁欲的生活multo citius civitas dei compleretur，et acceleraretur terminus seculi（拉丁语：上帝的国度将更快地被实现，世界的终结将更迅速地到来）”[215]的学说，但是作为玩笑；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个这样的反对说法之中期待像奥古斯丁所具的这种宗教背景。但是，作为一种对生活的世俗考虑，它确实（就像人们通常在谈论女人的书信时所说）是匆忙的，并且缺少后记（人们通常说女人的书信在本质上是由后记构成的）。一个这样的Festinator（拉丁语：匆忙的人）自然会把一个丈夫看作是拖延时间的人，用哈曼的话，我们能够很恰当地向这个匆忙者喊“呸！”，只要我们还有时间去这样做而这个人尚未跑得那么远“以至于他的衣服后摆都几乎已经出离了存在”。[216]

    我回到恋爱的话题上。[217]这话题仍未被任何人触及，没有任何想法达到它，它是奇妙的东西。婚姻的决定绝非是想要废除掉恋爱，正相反，它将恋爱预设为前提。然而恋爱不是婚姻，而单纯一个决定也不是婚姻。现在也许有人会认为，是生活和存在的悲惨使得恋爱自身无法单独过关，因此它不得不接受婚姻的护航。绝非如此。恋爱恰恰是在整个存在之中一路闯关下来，并且是在婚姻之中贯穿了整个存在。事情恰好反过来。“不愿让婚姻介入”，这是对恋爱的一种侮辱，就仿佛恋爱是某种如此直接的东西：如此直接，以至于它无法被绑定在一个决定上。相反，如果我们谈论一个天才，说他相对于他天才的直接性有着同样高贵的决定力，他就像债务担保人那样地接管下那天才的东西，那么，这就不是对这天才的侮辱。如果我们说，他没有决定，或者他的决定与他的天才无关，那么，这就是在侮辱他。这也不是说，决定随着天才性成分的渐渐淡化而一点一点地介入，乃至他最终在决定之中被换上另一种服饰而成为了另一个人，变得与他在天才性之中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相反，这美丽的要义是在于：这决定与天才性是同时的，并且它以自己的方式来说是同样地伟大，因而，在一个人获得了直接性的恩典馈赠的时候，他就在决定之中将自己奉献给这馈赠：这也是婚姻的美丽要义。

    比起与天才性的关联，这一点在与婚姻的关联之中更容易得以展示，因为恋爱本身已经是一种晚期的直接性，一种夏日闪电，[218]在某一时刻，在意志得到了足够的发展而能够把握一种同样攸关的决定（按恋爱的直接理解，这决定是攸关的）的时候，它就出场了。在这样的理解下，婚姻就是恋爱的至深、至高和至美的表达。恋爱是神的礼物，但是在婚姻的决定中相爱者使自己成为有资格接受这礼物的人。哪怕生活会给你天堂般的感觉，“让决定缺席”也是不美丽的，不管是在精神的方向上还是反过来在“尚未发育成熟的人想要结婚”方向上，都是不美丽的。

    这问题我将在稍后做出更进一步详细论述，但是在这里稍稍回顾一下，在“恋爱”的麻烦环节上做短暂停留也许是最好的。经验在这里所展示的东西，[219]自然不应当并且也不能够被用来弱化婚姻，而只能被用来阐明事实。人们总是有着对恋爱的极大需求；有一些人永远都不会厌倦于寻求（sit venia verbo/拉丁语：请原谅这措辞）和向往恋爱的奇迹，正如“那头母山羊永远不会厌倦于去啃掉绿芽”。[220]但这里恰恰就是麻烦的地方，在这里是敌人在撒播下恶的种子，[221]而相爱者们则没有想到这一点。甚至诱惑者都让恋爱作为某种他自己无法给予自己的东西而存在（倒只是那些非常年轻的艺徒们或者明希豪森[222]们在大谈特谈征服历程），但是他身上的“那魔性的”使他以魔性的果断做出决定：[223]使享受变得尽可能地短暂，而他因此认为，这是在使之变得尽可能地剧烈。通过这一魔性的决定，诱惑者在“那恶的”的方向上才真正地是了不起的，没有了这一决定他其实就不是真正的诱惑者。尽管不是真正的诱惑者，他却也还是会造成足够的伤害，他的生活会变得足够地扭曲，尽管这生活比一个真正的诱惑者的生活更为无辜，它会获得一个更无辜的外观，因为“时间的遗忘”参与进来。一个这样的人对恋爱是有所感觉的；他没有足够的恶去做出一个魔性的决定，他也没有足够的善去做出那善的决定，让我更确定地表述一下吧，就是说，没有足够的善去在高贵的意义上成为丈夫，我是按高贵这个词本身的内涵来理解这个词的，在高贵的意义上说，只有在一个男人是那配得上神的礼物的人[224]的时候，他才是一个丈夫。

    如果我要给出一个恋爱之偏差指向[225]的例子，那么我就会提及歌德，就是说，他在aus meinem Leben（德语：我的生活）中自己所描述的歌德。[226]他的个人生活是与此无关的，我不做任何评判；我不敢以为自己有足够的美学修养来评估他的诗歌作品，但有一些东西则即使我是一个小孩子都能够明白的，并且，有一样东西是婚姻所无法理解的，哪怕它[227]是，就像前面所说的，是在玩笑之中得到了缓和，婚姻是不明白玩笑的，并且，除了诱惑者的决定之外，善的决定还有一个对立面：那就是各种遁词逃避。

    在aus meinem Leben（德语：我的生活）中所描述的一种生活，它不是诱惑者的生活，因为诱惑者的生活不可能如此富于骑士精神，尽管这一骑士性在精神的方向上（从伦理的意义上理解）是低于一个诱惑者的生活的，因为它缺乏关键性的决定；然而一种魔性的决定当然也是伦理性的，就是说，从伦理上说是坏的（slet）。[228]不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更容易在世界上找到原谅，确实，太容易了；因为这个生活着的人确实是陷入了爱河，但是后来，是的后来，后来这热情就冷却下来了，他犯了错误，他让自己拉开距离，“以一种礼貌的方式”，[229]半年之后他甚至知道怎样去给出理由，很好的理由，来说明断绝交往和拉开距离是理智的并且几乎是值得称赞的：不管怎么说，这实在不算什么，一个小小的乡村美女；这之中激情太多，这在长时间里持续不了，等等，等等，因为这说法可以继续下去，要多长有多长。借助于半年的时间，借助于透视学说，[230]恋爱的事实变成了一件发生的事情（这既是一种对情欲之爱的大不敬，又是一种对“那伦理的”的欺骗，又是一种对自己的讽刺），现在，从这事情之中逃出来就是一种运气。一旦我考虑到一种这样的存在本来应当是一种诗意的生活，我马上就感觉到一切全乱套了。我感觉仿佛就是，我坐在调解委员会[231]里，远离了直接性之鲁莽、也远离了决定之慷慨，远离了恋爱之天空、也远离了决定之审判日，仿佛就是我坐在调解委员会里，周围都是无足轻重的人，并且听着一个有才干的诉讼代理人以某种富有诗意的机智来为各种愚蠢的错误作辩护。因为，如果这诉讼代理人自己是那些集市货摊里的故事[232]中的主人公的话，那么，从伦理的意义上理解，我们无疑就必定会丧失掉耐性。这是集市货摊里的故事，对此，那些女性的配角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一切都归功于歌德的描述，不管这是Dichtung（德语：虚构，诗作）还是Warheit（德语：真相）[233]］，因为，根据我所记得的这些东西，我们没有理由去设想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离开了悲剧去进入杂耍剧。就是说，如果一个小小乡村美女如此倒霉而误解了他大人阁下，[234]如果她继续忠实于她自己的话，那么，我根据我童年所学知道（并且到现在也仍然没能够知道什么比这更正确的）：她前进，从田园曲进入到悲剧之中。而如果他大人阁下如此倒霉而误解了他自己，并且另外还以这样一种方式极其倒霉————他想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为此作补救，那么，我根据我童年所学知道（并且到现在也仍然没能够知道什么比这更正确的）：他这样就出离了悲剧和戏剧，并且在杂耍剧里定居着。

    时间有着一种奇怪的力量。如果aus meinem Leben（德语：我的生活）中的诗意人物承认了这事情很早就会结束，或者如果他（假如他在事先对此毫无预感，如果这事情没有其它补救方式）还是有着足够的伦理倾向来将自己视作是一个无赖，那么人们就会宣布他是一个诱惑者，并且，每次在他靠近一个村庄的时候，警钟都被敲响；但是现在，现在他是一个骑士，不过又不完全是骑士，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不是骑士时代，但他多少有着某些骑士的东西，————一种尊严，这样一句话对这尊严来说是绝对有效的：aut Cæsar，aut nihil（拉丁语：不成凯撒，便成乌有）。[235]一段时间过去了，他自己也对那断绝了的关系感到悲伤，而这一关系则尽可能谨慎地不使自己去以任何更严肃的方式具备一种“断绝”的特征，他有点为那可怜的女孩感到悲伤，这不是矫饰，他确实感到悲伤，————不，是确实地！这也确实是把礼貌使用到了极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只会增大痛楚的同情和吊慰。这断绝本身，或者，如果我做出更确定而到位的表述，这种关于“拉开距离”的礼貌而友善的协议恰恰就是最侮辱人的东西；这最后的造假，“任何女孩，在事已至此————一个男人已经对义务责任签写了自己的承诺————的时候，都不应当是一个专横的债主”，这种造假，“一个破产者不愿公开自己的全部亏空赤字”，其实是最令人反感的，然而，以这种礼貌的方式，他收买了全世界的原谅。哦！一个悲伤的爱人！他悲伤，不是为自己的无常，不是为这一热情奔涌，不是为这一在精神世界里的变幻，也不是为自己的各种罪而悲伤；那个诗意的人物也许会将这样一种悲哀称作沉郁（Tungsind），因为他明确地[236]抱怨了，这时代，以及在这时代中的他，因为阅读英国作家们（比如说，扬[237]）的作品而变得沉郁。[238]是啊，为什么不？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是如此，那么他会因为听一场布道而变得沉郁，如果这布道真的像扬那样一针见血的话；但是扬却绝非是沉郁的。

    一种这样的存在，在本质的意义上几乎不算是典型范例，它却能够在比喻的意义上获得一种范例的特征，或者说，在这样的偶然事件中有着范例性质：它是一种不规则的变化，[239]但有不少人的生活倒是根据这种不规则的变化构成的。我们不敢说，他们的生活是根据这种不规则的变化构成的，因为他们太无辜（uskyldige）而不可能如此，并且这恰恰就成了他们的托辞（Undskyldning）；[240]这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有时候这样的人甚至还会是一些追求理想的热情狂想者。正如买抽奖彩票的人们没有从输钱之中得到任何教训，这些人也不曾从他们的恋爱之中学到任何东西。后者所指当然不包括aus meinem Leben（德语：我的生活）中的那位诗人，他太伟大了，因而不可能不得到教训，他太优越，因而不可能不收获好处；如果他能够在同样的程度上获得伦理上的启迪，如同他自身天赋才华的程度，那么，比起别人，他首先就会发现并解决掉这问题：到底有没有一种杰出的精神存在（Aandsexistents），如此杰出，乃至它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无法与“那爱欲的”兼容的，因为，这样一种回答，说一个人爱许多次、说一个人分配出自己的优越，这回答只是一种使人困惑的误导，不管是在审美上还是在伦理上，它都无法满足那我们能够称作是“一个本分的男人对生活的更严肃的要求”的东西。那位诗人无疑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确实，正如最新近的哲学把“谈论康德的诚实道路”弄成了骂人的话，[241]同样，歌德也以优雅的姿态对克罗普斯多克调侃地微笑，因为他如此投入地老是在想着：已经再次与人结婚了的梅塔，他的初恋，是不是会在来生里属于他。[242]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存在之中发生了一些什么呢？一个人并不停留在“恋爱”这一步，而“决定”也不出场。“决定”是出自一种反思而形成，以便去把握“恋爱”，但现在这反思把握错了，它成为了一种对恋爱的反思。因此我在这里进行彻底的论述，以便指出在以后将会再次被展示的问题：“决定”的反思恰恰让“恋爱”停留在那里并且去关心一些其它的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个在aus meinem Leben（德语：我的生活）中存在着的诗人则没有获得任何决定，他不是诱惑者，他也不去成为丈夫，他成为————行家。

    在怎样的意义上说每一种诗人的存在本身应当是一首诗，以及在怎样的折射角下他的生活在这方面应当符合他的诗歌，对这样的问题我不敢妄作判决。然而不管怎样，这样一点是很明确的：一种类似于aus meinem Leben（德语：我的生活）中这个人的存在必定会对虚构的创作[243]有影响。如果这是歌德自己的生活，那么这看来就能够解释这一事实：我们在歌德这里想要但却找不到的东西就是悲怆（Pathos）。[244]直接性的悲怆是他所没有的，因为他过于理智，[245]但却又没有一路完全走到底而赢得那至高的悲怆。那个存在着的诗人每一次面对逼向他的危机时，就逃之夭夭。他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逃跑。他讲述道，他受到过严格的宗教教育。[246]这是一种童年的印象，肯定不是那些随着岁月而从一个人身上褪淡去的无聊往事，因为在宗教的意义上下面这一点是确实的：一个人是作为孩子，学习到最好的东西并且赢得一种永远永远都无法以别的东西替代的预设前提。然后在他的生命里出现了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对这一宗教性的印象几乎把他完全压倒。这是危机，并且完全正常；事情恰恰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个体人格具备的精神性越多，那么一个为他设定出的任务，“去保存和重新赢得童年虔诚的信仰”，就越艰难。那么现在，那位诗人在做什么呢？本来，按他自己的叙述，他用上了各种各样的练习[247]来训练让自己不在黑暗之中害怕、不因看见尸体或者单独在夜里置身于群墓之间而感到恐惧。现在，他逃之夭夭，[248]他拉开它和自己的距离、避免接触。我的上帝，如果一个人多少有点害怕单独走在黑暗之中，这倒也不怎么可怕；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退缩，就是说，在事关“要在自己的童年印象之中对自己忠实”的时候，在事关要去拼命为父母的宝贵回忆而努力的时候，即使这努力意味了要带着“对每一种‘对生活或者对一种有意义的存在的要求’的放弃”一路走到绝望（因为尽管那位诗人一再再三地回忆自己的母亲，难道他会以为，这在她眼里或者在父亲的眼里只是某种偶然的事情：他们当年只是偶然地让宗教的因素对孩子构成如此重大的影响？），在事关要去拼命为与死者们共有的同一种信仰、为那被死者们视作是“只有一件不可少的”[249]的事情（这也是一个人自己在孩提的无辜之中曾经以自己的灵魂全心全意地接受过的东西）而努力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退缩，难道这退缩不应当遭到报复吗？这报复就是：悲怆（Pathos）在诗歌之中不在场。如果说那位诗人就是歌德自己，这个事实也并不因此而得到解释：这备受崇拜的半神英雄，他的偶然的表达和陈述被收集、被出版、如神圣文物般被崇拜，[250]这个备受崇拜的半神英雄，他被人称作是思想国度中的国王，如果我说得委婉一些：他其实却是宗教性之永恒国度的有名无实的国王。在歌德健康的智慧里应当有着针对精神妄念的良方，尤其是针对沉郁（Tungsind）的，他自己就一直知道怎样去避开这沉郁。多么奇怪啊。每个人都从自己孩提时代的教养里知道，对于那有着沉郁之天性倾向的人，消遣[251]是最危险的，确实危险，甚至对于没有这种天性倾向的人也是如此；多么奇怪啊，一个人，在他变得年长一些并且更成熟一些的时候（如果他认为更睿智的人会在如下方面不同于简单的人：睿智的人明白后者所明白的事情，明白得更清楚，还明白更多的一些事情，并且他不认为睿智者应当这样地被标示出来：睿智者所唯一不理解的东西就是那简单的人所明白的东西），他知道，“逃离一个任务”就是签约将自己和自己的灵魂卖给一个或迟或早的沉郁；但是，歌德则一直知道怎样以另一种方式来避开这个。但不管怎么说，这只是为了阐明“那爱欲的”。

    也许行家们会同意我的说法：他的女性人物都是一些在大手笔之下塑造出来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做出进一步的审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她们中最好的那些恰恰没有落在那真正的女性理想性之中，而是落在这样的光线区域之中：如果一个态度暧昧的人在这光线下看着她们，他恰恰就知道怎样去发现那可爱的方面，怎样去使得那火焰燃烧起来，而且他也知道怎样带着一种高雅的优越感来注视这熊熊大火。她们是可爱的，非常可爱，被描绘得极其美妙，然而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羞辱的却并不是她们，而是“女人性”（Qvindeligheden）；这“女人性”在她们身上蒙羞，因为人们觉得，那种对于她们而言是高高在上的明智性（它知道怎样去享受、知道怎样去品味，并且在快感消失之后也知道怎样去拉开她们与自己的距离）几乎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是情有可原的。

    在aus meinem Leben（德语：我的生活）中的那位诗人是这一距离理论的大师。他自己曾如此善意地解释这之中的过程是怎样的。[252]只是我们不要忘了，那位诗人并不想使人获得教益，绝不，他自己意识到这不是什么被赋予每一个人的东西，这是他天性的特有物，他是一个获得了特别待遇的个体人格。现在，那位诗人固然是一个半神英雄，而我这个愚鲁得要谈论他的人则是一个尖矛市民；然而幸亏还有一些东西是每一个小孩子都能够明白的，并且这道理对于什么人来说都一样，不管你是半神英雄还是法院里的法官还是靠救济生活的人。这样，每当有一种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要来控制住他，他就不得不通过诗化这关系来与之拉开距离。各种人的天性是多么的不同啊，或者，他们也许倒不是那么地不同！诗意地虚构一个生活关系，这怎么说？在这里它与我们所谈的事情毫无关系，不管我们是否因此而得出一部诗歌杰作，唉，从这方面看，在一个半神英雄和一个可怜的法官以及那接受救济的人之间就有着天壤之别了。借助于距离来诗意虚构出一种真实的生活关系（注意，一个人必须作为担保者来为之辩护）与在这之中伪造伦理因素没有两样，既不多也不少，并且把这关系作为一种事件或者一种思维努力，为之盖上一个假印戳。确实，如果一个人在口袋里有一个避雷器，那么他在雷雨天里很安全，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有多少生手和外行不是屈膝而逢迎地带着景仰之心走过这一特有天分？然而每一个人却多多少少地有着这一特有天分，这很简单：就是自然而纵欲的人[253]对“那伦理的”的闪避措施。在犯罪者们那里，我们常常发现这一虚构的能力，这一“在各种诗意的轮廓里移除真正的生活关系”的能力；沉郁者们也常有这能力，只是要加上这样的差异：审美的沉郁者通过这能力赢得一种缓解，伦理的沉郁者则通过这能力而获得一种加剧。有可能，快乐的歌德也稍稍有点沉郁，正如智慧的歌德有相当一部分迷信。这样，“能够诗意虚构出一种真实的生活关系”属于一种既寻常又可疑的特有天分。当然不是每一个“进行诗意虚构”的人因此就都创作出大师之作；又有谁会傻到说这种话的程度呢？但是，考虑到“那伦理的”的情形，那种差异，那种区分出“这一个是半神英雄，是的，也许甚至还是独一无二的半神英雄[254]，而那一个是一个傻帽”的差异就彻底无关紧要了。“那伦理的”是不可收买的；如果我们的主自己为了创造世界而不得不允许自己稍稍不符合规则，那么，这伦理仍不会让自己受打扰，尽管天地以及之中的所有一切仍是一件很像样的杰作。

    现在，如果在aus meinem Leben（德语：我的生活）中的那位诗人存在是诗意的，那么让我们向婚姻说晚安道别吧，这婚姻至多只能成为垂暮之年的一种皈依处。[255]如果那种存在是诗意的，那么我们又能够为女人做一些什么呢？那样的话，她当然也要设法变得诗意。如果一个男人，一个已经在“那爱欲的”之中经历和尝试了无数次的男人，甚至可以说是筋疲力尽了的，厚着脸皮娶一个年轻的女孩为妻以便让自己稍稍获得一点青春，以便在他开始变老的时候让自己获得最好的照顾，那么这已经是很不美观了；而如果一个年长的女士，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处女找一个年轻人作丈夫以确保自己有一个安居处和精巧的刺激，这则是令人反感的，到了这样的时候，“那诗意的”就开始挥发消散了。

    正如婚姻不允许一个人侍奉两个主，[256]它同样也不喜欢叛变者。所罗门说得很美：得到妻子的人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好礼物，[257]或者把这话改得稍稍现代一点：对恋爱的人，神给予了恩典；在他与他所爱的人结婚时，他做了一件好事，并且，在他完成了他所开始的事情时，他就是在很好地做这事。[258]

    上面刚说的这些东西自然是不能够以任何糟糕的方式来推荐婚姻的决定。婚姻的决定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更好的推荐，因为，如上面所说，对于一场恋爱，它是唯一具足的形式。

    于是，现在的事情是去看，这决定怎样才能够出场，那预设于这决定之中的反思怎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它与恋爱的直接性相叠合的点。一旦我们把恋爱拿掉，那么，“想要对‘一个人是不是要结婚’进行反思”就成了一个笑话。这确实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了一个人就有理由把恋爱拿掉，————每一次在一个人试图把“决定”与“恋爱”隔离开并且在之后使得“想要对之进行反思”变得可笑的时候，他总会把恋爱拿掉。

    一种这样的对于“一个人是不是想要结婚”的反思在没有恋爱在场的情况下是可笑的，有两个古代的智者已经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将之意味深长地提了出来，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这并非是为了向讥嘲婚姻的人们提供武器。有人说，苏格拉底曾这样回答一个向他问及婚姻的人：结婚或者不结婚，你都会后悔。[259]苏格拉底是个反讽家，他反讽地隐藏起自己的智慧和真理，想来是为了不让它们变成城邦每个人都能够挂在嘴上的传言，但他不是讥嘲者。反讽是奇妙的。就是说，提问者的愚蠢是在于：去问第三个人关于一个人永远也无法从第三个人那里得知的东西。但是，并非是所有人都像苏格拉底那么有智慧，人们常常让自己极其严肃地去与一个提出愚蠢问题的人发生关系。如果没有恋爱，反思就根本无法被竭尽，而如果一个人在恋爱，那么他就无法这样提问。如果一个讥嘲者想要使用苏格拉底的言辞，那么他就会将之弄得像是一场讲演，[260]使之成为某种完全不是它所是的东西，————它本来是对一个很傻问题的一个深刻反讽的、无限智慧的回答。通过把对一个问题的回答转化成一个讲演，我们能够创作出某种疯狂的喜剧性效果，但是我们就彻底败坏了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并且歪曲了这可靠的见证，————它很明确地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叙述这故事的：一个人问他（苏格拉底），人是不是应当结婚。对此他回答：不管你是做这个还是做那个，你都会后悔。如果苏格拉底不是那么地反讽，他肯定会这么表述：你关心的这事情，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是并且继续是一个笨蛋。因为并非每一个后悔的人由此就证明：现在，在他后悔的瞬间，他是一个比他处在那不动脑筋的行为瞬间时更强大更好的个体人格，有时候，后悔恰恰能够最好地证明后悔者是一个琐碎的人。————关于泰勒斯有这样的故事：他的母亲催促着他去结婚，他先是回答，他太年轻，还没有到结婚的时候；而在她后来再次提出这要求的时候，他回答，现在已经不再是结婚的时候了。[261]在这一回答之中也有着某种反讽的东西，训导着世俗的明智性，因为这种世俗明智想要把一场婚姻弄成一种类似于买房子的生意。就是说，只有一种适合于准时结婚的年龄，这就是在一个人恋爱的时候，在所有别的年龄段里，一个人不是过于年轻就是过于年长。

    这样的事情考虑起来总是让人很愉快；因为，如果轻浮在爱欲的领域里是灾难性的，那么，某种类型的明智则具有更大程度的灾难性。但是，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正确地理解的话就是，有能力去刈割（就像带着其长柄镰的死亡），去把所有茂盛地蔓延的、滔滔不绝地想要混进一场婚姻的理智闲话全都刈割掉。

    因此，在这里，我在这关键性的要点上停下：我们要为恋爱设定出一个决定。但一个决定预设一种反思，而反思则是直接性的屠戮天使。[262]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反思要袭向恋爱”的说法是对的，那么就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婚姻了。但反思恰恰不应当袭向恋爱，甚至是这样：在“通过反思而到达决定”的行动开始之前，以及在这行动的同时，有着一种否定性的决定在那里阻隔着所有这一性质的反思，作为一种内心剧烈冲突的犹疑（Anfægtelse）。[263]在反思的屠戮天使原本是要跑出去对“那直接的”吼叫死亡的同时，却有着一种直接性是它所放过的：恋爱，它是一种奇迹。如果反思袭向恋爱的话，那么这就意味了我们应当去检查一下，被爱者是不是与那对一种理想[264]的理想的抽象观念相对应。所有这样的反思，哪怕只是最飘渺的，都是一种罪过，同样也都是一种愚蠢。哪怕爱者有着看上去是最纯洁的热情，想要去发现那可爱的东西，设想他有着一个声音“多么甜美，哦！多么甜美”，[265]设想他有着愿望的轻盈，设想他有着一个诗人的所有口才来如此精巧地进行反思，甚至最多愁善感的女性灵魂也只想听这美妙的声音、只想感觉那祭品的甜美气息，而不会发现这罪过，————这仍是一种想要耗尽情欲之爱的企图。然而，正如情欲之爱的神是盲目的[266]而恋爱本身是一个奇迹————这是爱者和最绝望的反思都承认或者不得不承认的，同样，爱者在这一神视的洞察力之中应当保重自己。有一种端庄，对于这种端庄，哪怕最具崇拜性的仰慕也是一种侮辱，这是一种对被爱者的不忠，尽管这一仰慕（在爱者看来）甚至更为密不可分地将他与她紧紧绑在一起，然而它其实仿佛已经是为他松绑了；这是一种类型的不忠，因为在这仰慕之中潜伏着一种批评。另外，美是短暂的，美好会消失。因此，我们这样说：恋爱之端庄的基础是一种综合，如果一个人想要把她的所有可爱都置于这一综合之中，这对于被爱者是一种侮辱。[267]反过来，有一种女性的可爱，这可爱在本质上则又是妻子和母亲的可爱，它并不要求羞怯，而与此同时，哪怕她有一张天使的面容，“想要仰慕这美”也是一种罪过，它已经喻示了恋爱的和谐平等性已经不再处于平衡。但是，我听一个爱者说：在这一仰慕之中，我恰恰感觉到被爱者的崇高，因此在根本上没有，没有任何“我反过来也被爱”的双向性。哦，哪怕一个人是在算计着无限的量，他也还是在算计。因此，不管那被爱者是女人之中最美好的一个，还是她并非在这种意义上是最受宠的，————对于全部恋爱的内容来说，唯一正确、简短、精炼而充分的话就是：我爱她。确确实实，如果一个人在一开始没有任何别的话好说，而到后来也同样寡言地将自己的灵魂简洁地保持在恋爱的真实表达上，这对这被爱者来说是更大的忠诚，哪怕另外有人能够把人类和诸神的种族都邀请到自己对“这被爱者之美好”的描述中作客，并且做得如此十全十美，乃至所有人类和诸神，他们全都倾倒羡慕地离开，————对于她，也仍然是前者更忠诚。

    但是，那敢让人去看的东西，那敢接受仰慕的东西，那是她天性中的可爱实质。在这里，仰慕则不是一种侮辱，尽管这仰慕还是会从恋爱那里学会不去成为一个乏味的喋喋不休者或者生日诗人，[268]而是去成为一种宁静的喜悦的坚定不移的低吟声。[269]这一灵魂的实质要在婚姻之中才获得真正的机会揭示出自身，婚姻控制着作为繁荣之象征的各种任务的山羊角：这是一个人在成婚之日得到的最佳礼物。确实，这被爱者只是想让那个她愿为之奉献生命的人高兴，既然没有机会去给出更大的证明，那么她也同样很好地在比较小的事情上进行证明，她打扮自己只是为了让他欣悦：现在，她，这个丽人，在自己可爱的妆饰之中显得如此美好，以至于老人们忧郁地以目光追随着她，就像是追随海伦走过大厅；[270]确实，尽管事情是如此，但如果他，哪怕是有一根神经在他眼睛里让他看错，如果他去仰慕，而不是去把握恋爱的正确表达————“她这么做是为了让他欣悦”，那么，他就是走上了歧路，那么他就是在成为一个鉴赏者。[271]

    因此，如果我们设想一段恋爱的时光，尤其比如说订婚的时候，因此就是说在婚姻之外的时光，人们常常会出差错，这恰恰是因为情欲之爱缺乏各种本质性的任务，因此它有时候甚至会使得双方都吹毛求疵。拜德里汀就古尔纳尔的目光所说的：

    温柔地，就像坟墓打开自己的时候

    把得救的灵魂送向天堂

    她睁开柔美的眼睑

    把自己的目光移向天空[272]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理解那整个“可爱的灵魂性的实质”相对于恋爱的直接性所作的自我呈示。这直接性是晦暗的东西，但是就像在坟墓打开自己的时候那样温柔，这个在灿烂中的变容者[273]从恋爱的隐蔽中脱身出来，化作灵魂性的美；在这灿烂变容的过程中，她属于她的丈夫。

    既然反思不敢涉足于恋爱的圣地所在和直接性的净土，那么这反思在它达到“决定”之前该朝什么方向运动呢？反思转向恋爱与现实的关系。对于爱者来说，在一切事情之中最确定的就是他坠入了爱河，没有什么多管闲事的想法、没有什么证券经纪人在恋爱和一个所谓的理想之间跑来跑去，这是一条禁止通行的道路。反思也不问他是否应当结婚；他没有忘记苏格拉底。结婚就是：相对于一种已有的现实，进入一种现实；“去结婚”包含了一种非凡的具体化。这一具体化是反思的任务。但也许它是如此地具体（在时间、地点、环境、钟点、十七个关系等等方面都已经确定），以至于没有什么反思能够渗透进它？如果我们认定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也由此认定了：在总体上说，从来就绝不会有什么决定可被做出。一个决定仍一直是一种理想性；我在开始依据于一个决定而行动之前就有这个决定。但我是怎么获得了这个决定的呢？一个决定总是得到了反思的；如果一个人不留意这一点，那么语言就错乱了，而决定就被等同为一种直接的冲动，并且一切关于决定的说法都不是什么论述，正如这样的情形绝不是旅行：一个人驶了一整夜，但却拐错了道，于是他在一清早发现自己就在他所离开的那个地方。在一种纯理想的反思中，那个特定的决定[274]理想地腾空现实；这一理想的反思是某种比summa summarum（拉丁语：总而言之）和enfin（法语：最后，终于）更多的东西，而出自这理想的反思的决定则恰恰就是那个特定的决定[275]：那个特定的决定[276]是那通过了一种纯理想的反思而得出的理想性，而这理想性是行动所获取的营运资本。

    “但是”，有人说，“这也挺好，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就在青草成长的时候，[277]一个这样的丈夫无疑不会成为一个胡椒单身汉店员，[278]但却会成为一个工匠行会里的老师傅。”绝非如此。另外，这同样的反对说法可以被用来针对每一个决定，然而，决定却是自由的真正开始，但我们对一个“开始”有着这样的要求：它必须及时到来，它必须以这样的方式与那要被完成的东西有着一种恰当的关系：它不能变得像一篇把整本书的内容全都提前说出来的序言，也不能像一份不让请愿集会的成员对之进行讨论的请愿书。[279]但是，快感欲望驱动每一项工作，恋爱者的快感欲望（它在所有这过程之中是同样的快感欲望）从早到晚地催促他，使得他清醒着并且不停地继续他的骑士旅行；因为确实，这“爱者试图要去找到决定”的探险要比一场奔向土耳其的十字军远征、比一次朝圣旅行更富有骑士精神，在情欲之爱的眼里要比所有其它壮举更招人爱，因为它与情欲之爱本身有着同一个中心。

    于是，那个幸福的小伙子（因为，一个恋爱中的少年是幸福的，这就不需要什么人说了），在他的守护神的引导下行走着，并且观览着那个向他显现的对现实的理想描绘，而与此同时那被爱者坐着等着，安全而幸福；因为每次他回到她那里（为了再一次，在得到了旅途中的休息之后，重新去继续这旅程，直到他找到宝石，结婚礼物，决定，最美而唯一有价值的礼物），她从不曾看见他有所改变，正如他的爱情不曾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哪怕只是变为“想要是一个仰慕者”。

    这小伙子没有许多可分发出去的瞬间，他所分发掉的每一个瞬间，他知道，都是一个他所分发掉的至福：这应当是去学会“迅速”的一种绝对有效的手段。但是，决定的好礼物也是至高的收获，婚礼服，没有这婚礼服他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280]：这应当是去学会“不过于匆忙”的一种好手段，否则的话，在“过于匆忙”之中，他就会因“匆忙”而匆匆离开决定。

    恰恰因为这决定或者这决定者的情形是如此，反思变得理想化，[281]并且人们马上就跑上一条奇妙的捷径。如果很明确一条捷径更快地通向目标，比任何别的道路更快，而且又很安全，比任何别的道路更安全，那么为什么不走这捷径呢？人们这样评述说，反思是无法被竭尽的，它是无限的，[282]这说法很正确。确实，它不会在反思之中被竭尽，正如一个人再饥饿也无法吃掉自己的胃，正因此，如果有任何人讲述说自己竭尽了反思，那么，不管他是一个体系意义上的半神英雄还是一个报贩，我们都敢将之视作是一个明希豪森。[283]但反过来，反思竭尽于信仰之中，————信仰，作为决定，恰恰就是对“那理想的无限”的预先措施。[284]于是，决定就是通过那纯粹理想地竭尽的反思而赢得的新直接性，[285]这新的直接性恰恰对应于恋爱的直接性。决定是一种在各种伦理的预设前提上构建出的宗教人生观，[286]这种宗教人生观就仿佛是要为恋爱开辟道路并且保证它不遭遇任何外在和内在的危险。看！在恋爱中，相爱的人们就仿佛是在天堂旅行一样地被运送到现实之外的某个地方，就仿佛是在遥远的亚洲，在宁静的湖畔，或者在原始森林，————在这原始森林里，居住着沉默，[287]并且见不到任何人类的踪迹，但是决定知道怎样找到通向人类社会的路，并且开辟出安全的道路，而与此同时，恋爱则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而只是处在幸福之中，就像一个让父母去解决所有麻烦的孩子。决定不是男人的力量，不是男人的勇气，不是男人的才智（这些只是各种直接的定性，它们并不均一地与恋爱的直接性对应，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层面而不是一个新的直接性），它是一个宗教性的出发点；如果它不是宗教性的出发点，那么做决定者就只是在自己的反思之中被有限化了，他没有带着恋爱的速度穿捷径，而只是留在了半途之中，一个这样的决定实在太糟糕，乃至它无法使得恋爱不无视它，恋爱宁可相信自己而不是听从这样一个一知半解不懂装懂的人。恋爱的直接性只承认一种直接性，即ebenbürtig（德语：地位平等的，势均力敌的）的直接性，这是一种宗教性的直接性；恋爱太纯洁无瑕，因而除了上帝，它无法承认任何同知者。[288]但是“那宗教的”是一种新的直接性，在其自身之间有着反思，否则的话，异教倒成了宗教的，基督教反而不是。“那宗教的”是一种新的直接性，每一个人，如果他满足于追随健康常识的诚实道路，就会很容易地理解这一点。尽管我想我只会有很少的一些读者，我还是承认，我想我的读者会是在这些人之中，因为我绝非是想要去教导那一类以尼尔斯·克里姆的方式来做出体系式的发现[289]的仰慕者，这类仰慕者，走出他们好好的外皮，以便去穿上“真正的表象”。[290]

    如此成功地渗透进反思，直到你赢得决定，这不算很艰难，尤其是在你有着一种恋爱之激情作为动力的时候，如果没有激情，你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任何决定，不过倒是有可能在半路上与张三和李四、与思想家和装饰品店主闲聊，在世界里看了许多东西，有许多东西可谈，就像那个因为无意的疏忽而在船上待得太久的人那样地周游世界；或者如果我用不太调侃的口吻说的话：那没有激情的人永远也看不见应许之地，相反倒是死在沙漠之中。[291]

    现在，这决定[292]所想要的，首先是紧紧抓住恋爱。在这一远远地先于每一个反思的新直接性之中，爱者遇救而得免于“成为一个鉴赏者”；他自己屈从于义务之命令式并且在决定之祈愿式[293]中重新站起。相关于恋爱，他是对准了那本质性的东西并且摒弃那种批判性的反思游戏。

    接下来，决定[294]想要在所有危险和考验[295]之中取胜。恰恰因为那走在决定之前的反思是完全理想的，所以，只须想到一个危险就足以使得决定者在宗教性的意义上做出决定。他可以为自己想象出任何一种危险，甚至这危险也可以只是“他无法在思想中提前考虑‘那将来的’”。在他使用自己的思想力和恋爱中的忧心去想它的时候，eo ipso（拉丁语：正因此）他将它[296]想得如此可怕，以至于他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它。他搁浅了，他要么得放弃恋爱，要么得相信上帝。这样一来，恋爱的奇迹就被推进到信仰的奇迹之中，恋爱的奇迹就被吸收进一种纯粹宗教性的奇迹之中，恋爱的荒谬达成了与宗教性之荒谬的神圣理解。振作吧！一个单纯而正直的人尊重常识，他能够很好地理解：“那荒谬的”是存在的，并且它是无法被理解的；对于体系思想家们[297]来说，这一点则被很侥幸地隐藏了起来。

    最后，他想在决定之中穿过“那普遍的”而将自己置于与上帝的关系之中。作为特殊的，他在要与自己的恋爱一同出外历险的时候，不敢坚持他自己。他的安慰恰恰是：他就像其他人一样，在这一普遍的人性之中借助于信仰并借助于决定而处于与上帝的关系之中。这是决定的净化之浴，它就像客宴之前的希腊浴[298]或者阿拉丁在婚礼之前想要的沐浴。[299]所有被称作是世俗的虚荣、自私、糟粕的庸夫之勇、严重危险的瘙痒等等的东西全都被销蚀掉，在这决定之中，丈夫无愧地配得上恋爱的神圣礼物。

    如果这爱者在他追随决定而去的半途遇上各种疑虑，觉得自己不是在这样一种“这特殊性即刻就在决定的洗涤之下褪失了”的意义上变得特殊，而是以这样的方式变得特殊————他不敢相信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换一句话说，他在这里碰上悔（Angeren），那么，这会持续一段很长时间；而如果他确实是坠入了爱河（当然，这是我们所假定的），那么他就可以将自己看成是那被挑选出来要去接受生活考验的人，因为，在那恋爱横着问一个问题而这悔（Angeren）又竖着问同一个问题的时候，这考验就很容易会变得过于苛刻。

    然而我在这里不想深究这一点，这一类麻烦不是普通的考虑所应当关注的事情，决定者碰不上这样的疑虑，他从自己的探险生涯返回到家园，就像一个骑士从十字军的远征归返一样，并且这样：

    但是如果他回到家里帽子上有羽毛

    呦呦嗨撒，这时就有了一个欢庆夜。[300]

    于是，那个幸福的小伙子（因为，一个恋爱中的少年是幸福的，这就不需要什么人说了）找到了他所想要找的东西，他就像福音书中的那个人，卖了一切以便去买下有着珠子的田地，[301]他只在这样一点上不同于那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302]，他在卖了一切以便去买下这地之前就拥有着这地；因为在恋爱的田地里他也找到决定之珠。他朝圣旅行后回家，他属于她，他就绪了，————就绪了，可以出现在圣餐桌脚下，教堂将宣称他是真正的丈夫。

    于是，我们现在就在婚礼上。我们的小伙子没有变成一个老人，绝非如此，要那样地成熟确实需要有岁月。当然，如果他不是真正处于恋爱状态，如果他没有伦理的需要，并且在他的灵魂里没有任何宗教的预设前提，那么，他到最后还是不会成熟。然而，“那永恒的”无需为找到真正合适的瞬间而去干预很多次，在这样的一个瞬间之中他是成熟的。固然这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使得他变老，但这恰恰是这成熟赋予他的东西————“那永恒的”的青春，这样，恋爱也使得一个人变老。

    一个爱着的少年是一幅美景，这是不用我们说的，但是我们也许却有必要说，一个丈夫是一幅更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色，除非那圣餐桌会唤起人的愤慨（因为，在一个人走向圣餐桌的时候，如果他仅仅是作为一个爱着的少年，那当然是不对的）。[303]但是这丈夫是那爱着的少年，完完全全，他的爱不变，只是这爱有了决定[304]的神圣的美，这则是那少年的爱所不具备的东西。或者，难道他不是像那少年一样地富有和幸福？难道因为我在那唯一令人放心的安全之中拥有我的财富，我的财富也许[305]就变少了？难道因为我在盖了章的纸[306]上有着我对生活的要求，我对生活的要求就变小了？难道因为天庭里的上帝想要为我的幸福做担保，不是像厄若斯[307]那样只想开个玩笑，而是严肃而真实地要那样做，如此真实，确实是因为这决定紧紧地抓住了他，难道因此我的幸福就变得渺小了？或者，如果说那爱着的少年知道怎样去使用一种语言，而丈夫知道怎样去明白一种语言，那么，前一种语言是不是也许[308]就比后一种更神圣？难道婚礼仪式本身不就是一种如此晦涩的说辞，[309]晦涩得只有比诗人更擅长语言的人才能够明白？难道它不是一种如此鲁莽地冒险的承诺之词，以至于一个人哪怕只明白了一半，也会被吓得魂飞魄散？向一对爱人谈论义务，[310]————明白这个，但却恋爱着，以直接性的最牢固的带子与被爱者绑在一起！谈论人类所承受的祸因、谈论婚姻的艰难、[311]谈论女人的痛楚和男人冒着酸气的汗水，[312]————但却恋爱着，在恋爱的直接性中确信只有幸福在等待他们！听着这个，看着那决定，把意念锁定在那决定上，并且也能够看见[313]被爱者头上的桃金娘花环，[314]————确实，一个丈夫，一个真正的丈夫本身是一个奇迹！在风琴奏响的时候，能够听见被爱者的声音！在生活把所有严肃的力量置于他和被爱者的头上的时候，能够坚持情欲之爱的快感！

    但是现在，让我们看她的情形[315]，因为没有决定就没有婚姻。一个女人的灵魂没有并且也不应当有男人所具的那种反思。于是，她因此就不会达成决定。但是她从审美的直接性到达宗教的直接性，就像鸟那样迅速，并且我们能够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一个女人，完全不同于谈论一个男人。我们说：这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恋爱无法使得她变得虔诚。在宗教的直接性中，他们作为夫妇相遇了。但是男人通过一种伦理的发展而达到这宗教直接性。一个希腊的智者曾经说过：女儿们要在她们在年龄上是女孩而在理智上是妻子的时候出嫁。[316]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说法，但是人们必须记住“在理智上是妻子”不同于“在理智上是男人”。女人所具的最高的理智，在她有着荣誉和美的同时所具的最高理智，是一种宗教的直接性。

    这样的考虑常常使我欣悦：一个女孩和年轻男人以怎样的方式相互对应才会是合适的夫妇。老实说，如果一个人不为这样的考虑而欣悦的话，那么他也许对自然层面中最美的东西————一对恋人会有感觉，但是他不会有精神的感觉，并且也不会有对精神的信仰。如果人们要说，这样的东西很罕见：一场这样的表达理念的婚姻；好吧，也许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地罕见：有一个人，当然他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地相信不朽性，相信上帝的存在，这样的一个人，他竟然确实地在自己的生活之中表达出这理念。

    女人在其直接性之中本质上是审美的，但恰恰因为她本质上是如此，因而通往“那宗教的”的过渡也就近在脚下了。女性的罗曼蒂克在下一个瞬间就是“那宗教的”；如果不是如此，那么它就只是一种感性的热情，就只是感官性的魔性感召，端庄所具的神圣纯洁性被转化成了一种诱惑而撩人的昏暗。

    这样，直接的恋爱是在女人的身上。这里是共同的地方。但向“那宗教的”的过渡则没有反思地发生。就是说，一种隐约的预感闪过她的意识，她预感到这想法（而男人的反思则理想地竭尽这想法的内容），这时，她就晕倒了，与此同时，丈夫急着赶过去，他同样地被感动，但他的感动是通过反思的，他不会被压倒，他坚定地站立着，爱人倚靠着他，直到她重新睁开两眼。在这一晕眩之中，她被从情欲之爱的直接性中转移到了“那宗教的”的直接性；他们在这里重新相遇。现在她已就绪，已经准备好了让自己进入婚礼，因为，没有决定就没有婚姻。

    现在，有什么东西丢失了吗？难道因为情欲之爱的至福在自身之中反映出了天国的祝福，恋爱的幸福就变少了么？难道因为这一切变成了严肃，“相爱者想要永恒地属于对方”就成了一种现世的定性了？至高的严肃在最可爱的玩笑之中作为辅音是不是就不如恋爱直接地想要的一切那么美？因为，如果一个人纯粹直接地说话，那么他就只是像在开玩笑一样地说。如果爱者想要以生命去为自己的情欲之爱冒险，并且，她，被爱者，对此说阿门，那么，即使在他冒生命之险的时候，这也是高贵的，这能够使得石头感动，愿那发笑的人倒霉吧，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却仍只是玩笑而已；因为，如果一个人直接地丧失、直接地大胆冒险，那么这个人就尚未明白他自己。

    有一幅描绘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画像，一幅永恒的画像。从艺术的角度看它是不是很出色，我对此不做评论，它的各种形式是不是美，我不做判断，我在这方面缺乏品位和技能。这幅画中永恒的成分是，它描述出一对相爱的人，并且是在一种本质的表达之中描述出他们。无需任何解说，人们马上就明白它，另一方面，任何解说都无法解说出在恋爱的美丽处境之中的这种平静状态。朱丽叶充满仰慕地扑倒在她爱人的脚下，但是，从这一崇拜的姿势中，她的奉献之心在一道充满了天国至福的目光之中将她抬起，但罗密欧则使得这道目光停下，并且，所有情欲之爱的思念在一吻之中永远地得以平息；因为永恒所反射出的光辉为这瞬间映出晕轮，正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不会想到，任何观赏这幅画的人也不会想到，还会有下一个瞬间存在，哪怕这瞬间只是要被用来重复这一吻的神圣封印。不要去问相爱者，因为他们听不见你的声音；但去人世间询问，问这事情是发生在哪一个世纪、在哪一个国家、在一天里的什么时候、几点钟，没有人做答，因为这是一幅永恒的画像。

    他们是一对恋人，是一个艺术的永恒对象，[317]但一对结了婚的夫妻则不是。我是不是不敢提及一对夫妻？是不是因为缺少一些婚姻所具的无形荣华，所以那一对恋人就更荣华一些？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又为什么想要作为丈夫呢？就是说，并非每一对恋人都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有罗密欧和朱丽叶做样板”，这是令每一对恋人欢喜的美丽愿望————，正如并非是每一对结了婚的夫妻都是完美的夫妻，在这里我们所谈的只是样板，这样板根据其至尊无上的地位（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来决定执事者们的职位。

    这样，她就不是仰慕着地跪下，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那种被设定在情欲之爱的直接性之中的差异、那种为男人带来优势的男性力量，被提升到了一种更高的统一体、被提升到了“那宗教的”的神圣的平等性之中。她只是沉下身子，她想要在恋爱的仰慕之中跪下，但是他强劲的手臂抱着她的使她站立着。她瘫软下来，不是面对看得见的东西，而是面对那无形的东西，面对这印象的过度剧烈，这时她就抓住他，而他则已经在支承着她。在抓着她的时候，他是被感动的，如果这亲吻不是双向的相互支持的话，那么他们两个就都会踉跄。这不是画像，在画面的处境里没有平静状态；因为，正如我们看见她几乎是在仰慕之中沉下身子，这样，我们在这一中断了的姿势之外看到了一种新的姿势的必要性：她挺直地站在他身边，我们预感到一幅新的画面，那就是婚姻的真实画面，因为结了婚的夫妻是同一基础上的邻角。[318]那把不完整性带进了第一幅画面东西是什么？我们在这一踉跄之中寻找的东西是什么？那是“决定”的平等性，那是“那宗教的”的更高直接性。

    因此，让我们不要去理会所有纯粹地排斥自身的反对意见吧。甚至在这反对意见带着讥嘲说habeat vivat cum illa（拉丁语：让他拥有她、同她生活在一起）[319]的时候，它也只不过在仿效丈夫的说辞，因为这是他所想要的；这反对意见无法去想要“一个人应当不去结婚”，因为那样的话，它当然就没有什么可嘲讽的了，而我们所有人就都会像这反对者一样地卓尔不群了。这样，我觉得婚姻就是一切之中最令人觉得安全的了。恋爱说：永远是你的；婚礼仪式说：你应当离开一切去属于她；[320]反对意见说：保留她吧。但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反对的说法了；因为，即使反对的说法认为丈夫变得可笑，这丈夫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阻碍，他仍然离开一切（也包括这讥嘲）去待在她那里。确实，即使讥嘲者本身想要她，即使他在召唤反对意见的时候站出来，————但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那被召唤的是正当的反对，就算那正当的反对都“从此保持沉默”，[321]即使如此，也仍绝不会有人发消息说要找那不正当的反对。

    根据时间与场合，并且按一个丈夫的身份所应做的，我在这里与各种常常好像是从空中捞出来的反对意见，匆忙地打着空气斗了一下拳；[322]既然我这样做了，那么，我也想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一下这事情。

    这样，我不说婚姻是至高的生活，我知道一种更高的生活，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道理地想要跳过婚姻，让他倒霉吧。就是在这条狭窄的通道之中，我选择了我的位置，以便在思想之中检查那些想要混过关的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看出，那种出自生活的装腔作势会在什么方向上出现。它必定会是在“那宗教的”的方向上出现，在精神的方向上出现，这是因为，一个人在“作为精神”的同时想要忘记自己也是人、而非像上帝那样仅仅是精神。[323]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把中世纪对婚姻不屑一顾的看法重新置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形态之中，把它当作这样的一种智力形态来看：它不是出于神学教理和超级道德的原因而放弃婚姻，它拒绝婚姻，是因为精神所具的漫不经心的轻率。与之相对应的极端已经表白了自己；因为，恰恰由于那种自以为是的智力形态在伦理点上失败了，所以它能够去鼓吹对肉体的崇拜，[324]但是，对肉体的崇拜则表达出：相对于这智力形态，肉体已变得无关紧要。这反过来的表述是：它完全被取消；精神性虽然生活在肉体之中，但却不想承认这速朽的肉体，虽然在现世之中有着自己的家园，却不承认这现世性、不承认自己暂时的常存处所，[325]虽然是从有限的碎片之中集聚出自己，却不承认这有限。[326]“中心偏离”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以上帝为中心的中心偏离有着一种对“把它所应归属的地方指派给它”的不过分的要求。[327]但是，思辨则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并且以上帝为中心的思辨者和以上帝为中心的理论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328]只要事情还是这样继续下去，并且以上帝为中心的中心偏离将自身限制在每星期三次在四到五点间到诵经台去以上帝为中心，而除此之外则作为我们其他人之中的一员是公民和丈夫和射鸟大王，[329]只要事情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够说现世被分配得不公正；于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种“一星期三次的理论性地偏离主题”，一件顺路的差事，看成是没有进一步后果的事情。

    相反，如果我们把智力形态之崇拜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的话，如果个体有着足够的魔性理想性，能够按照自己实验性的决定去重构自己的全部生活，就像丈夫按照自己的美好决定去做那样，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意义上做：每一种反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反证都可以被看作是精神考验，[330]于是，他就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事情来表明自己是一种例外。无法否认，一个个体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冒一切风险来做出一个实验性的决定，也无法否定，他甚至能够以生命为之冒险，但是他并不由此赢得任何正当合理性，正如一个人无法根据时效来获得对赃物的拥有权。在某种意义上，一个这样的人也确实是一种例外；他在这样的意义上也是一种例外：他作为一个魔，有着比人类平均所具的意志力更大的意志力，————按魔性的说法，人类没有足够的意志力来使自己邪恶。

    不过，一个这样的人，不具备任何能力去游说一个法官并使法官不宣称他缺乏正当合理性；在人们看见他坠入他为自己准备的深渊的时候，他没有任何能够去感动同情之viscera（拉丁语：内脏，内心）的东西。就是说，纯粹的智力形态是一种巨大的抽象，在抽象的那一面什么都看不见，任何东西都看不见，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能够让人联想到一种宗教的理念。例外是一个移居异乡者，但这个移居异乡者属于很特别的一种类型，因为他不是移居到美洲或者大洋彼岸世界的另一个部分，或者到坟墓的另一边，不，他消失了。我们曾让他的否定意见准确地瞄准了婚姻，因而看起来他似乎是仍会有许多现世性的兴趣。然而事情却不是这样。就是说，婚姻是现世性之中的中心元素，人格特性无法直接地将自己置于与国家之理念的关系中。事情本来会是这样，他想要为国家而完全地牺牲自己，因此不结婚。但这是一种虚无的矛盾，在这矛盾之中他不考虑自己的理念的后果，对他来说，顺从比公羊的脂油更宝贵。[331]如果他想要相对于自己的理念名正言顺地跳过婚姻，那么，他的理念相对于国家的理念就必定是无关紧要的了。正如在任何地方那样，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所谈的不是关于“一个个体人不结婚”的偶然事件，这里的问题只是关于“不愿结婚”。每一个（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精神之世界里有等级的个体人格都有着决定，并且这等级是相对于决定而言的。

    无限的抽象在自己身后得到一个藏身处；一旦那放弃了世界并且立下了votum castitatis（拉丁语：贞洁誓言）[332]的人有了宗教背景，那么，与他所要赢得的东西相比，毁灭之热情只是一种小小的冒险。[333]一个这样的人不会走出这样一步，他不会为乌有而一步跨出生活。他固然不是盯着酬报看，但却如饥似渴地朝着酬报的方向努力工作，就像划船的人，朝着目的地划，但却一直是以背对着目的地，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努力地工作着，努力把自己弄到生活之外去。

    确确实实，这样的行程是一种宗教的抽象化，但是，如果这一类东西会以一种方式变得如此陈旧，乃至它无法再现在一种重复之中，那么这说法就不怎么合理了。很明显，“那宗教的”被闲置了足够长的时间；在它开始带着理想的能量开始蠢动的时候，如果它又弄错了的话，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要为“那宗教的”找到真正的具体化方式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那宗教的”一直有着无限的抽象作为自身的预设前提，并且它绝非简单的直接性。有时候，一个人也许出于善意把“那宗教的”说得非常美丽非常真，而有时候他可能只借助于单纯一句话就把一切全都取消了，因为事实表明，他是在谈论纯粹直接的东西。我的目光没有间断地对准着婚姻。我仍然将此看成是一种pium desiderium（拉丁语：虔诚的愿望）：为婚姻获得一个真正的宗教表达，去准确而无条件地阐述明白“中世纪绝望地放弃了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前几个世纪（这几个世纪因为比中世纪走得更远而有着足够的骄傲，然而我们却只能在世俗性而不是在宗教性之中做这样的理解）在什么事情上只做出了极小的贡献”。我觉得，去想一想这样的事情，对一个丈夫来说是有好处的，如果他有一小点想当一个作家的愿望，那么，那么他就可以去写一点关于这样的事情；另外，所有别的事情都已经有人在做了，哪怕是天文学。[334]

    然而，无法否认，从宗教的角度看，“一个人是否已婚”本质上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这里，“那宗教的”打开了抽象之无限深渊。虽有如簧巧舌也无济于事。如果一个人忧虑地想要在宗教的讲演寻找指导，那么，比起他自己所想的，比起讲演者自己所知的，他也许更经常地会找到一种意义暧昧的多重解释。在谈论婚姻的时候，人们赞美婚姻；相反如果一个人到死都没有结婚，他死了，那么，谈论当然就不是关于婚姻的，于是，人们借助于几乎有点幽默的转折来谈论道：要么一个人结过婚，要么他没有，这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要把两种说法都听一下的话，他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因为，在人们想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谈论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想要做一个好的听者，去听从指导和教诲，这就实在是太难了，比做一个以各种各样方式来为人提供服务的雄辩家要难得太多了。人们强调现世性的意义，它的伦理意义；人们将之称作恩典的时节、皈依的场所、决定的期间，它为永恒做决断；但这时一个孩子死去，人们致悼词，或者人们在一次布道之中间接地提及失去了小孩的悲伤父母，人们在所有现世性的虚无之外有着幽默诙谐，人们把七十年当作一种恶痛的苦劳和精神之销蚀来谈论，[335]人们谈论所有河流奔向大海而大海却并不被灌满。[336]这样倒还是罗马人更始终如一，他们让小孩子们在极乐世界里哭泣，因为这些孩子们得不到许可去生活。[337]然而，人们在努力建设着体系，[338]我的上帝，相对于这成就，还想要“一种人生思考”，这要求当然就已经会是太过分了。[339]现在，我们在这样的程度上也很确定：事情的关键就根本不在于“有许多美好的说法”，不在于“在所有说法中都有着意义”，而是在于“在所有说法中都有着同一种意义”。[340]

    然而，哪怕事情是如此，即使宗教的抽象是某种消失了的东西、某种陈旧的东西、某种被克服了的东西[341]（最后的这一表述渊源于体系性的帮助，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体系性的帮助太好用了，乃至把“永恒的一代的发展”与“每一代对所经历的东西的重复”混淆起来），让我们假设就算是这样吧，它也完全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作为谈论之对象的位置。如果说一场真正的恋爱并非是一个人每天都能够看见的日常景观，那么，一场真正的婚姻则自然是更为罕见。蒙混过关是没有用的，这只会是把胜利送给诡辩家们，他们也知道怎样去从“那宗教的”之中去提取出一种尖酸刻薄的成分来。在你不能够带着明确的信心知道“自己是对的”的时候，如果你面对反对你的说法，哪怕是最富有诡辩性的反对，那么，你能够为自己做出的最恰当的辩护就是“蔑视这反对”。[342]

    于是，宗教的抽象想要让自己单独属于上帝；为了这爱，它愿意去拒绝、放弃和牺牲一切（这是一些微妙细节上的差异）；在这爱之中，它不愿意让自己被任何其它东西打扰、分神或者吸引；相对于这爱，它不愿意让账目之中有任何双重性，所有交易自始至终都应当是在一种纯粹的与上帝的关系之中发生的，————它不是通过任何其它事物来与上帝发生关系的。[343]在这样一种抽象之中，骄傲可以与相对于上帝的谦卑有着非常宗教性的调和，但是暂时，抽象仍然必须被视作是非正当的，因为它完全抽象地与它所放弃的东西发生关系。想要更具体地把握（为了继续停留在我的话题上）恋爱之美的实在和婚姻之真的实在，这不是一门功课；为此而全神贯注地投入，这是精神上的考验。[344]这是抽象化的不人道，但对这不人道我们却应当做出谨慎的判断，并且最重要的首先是不去赞美铁路投机买卖[345]和委员会的蠢事，[346]以及诸如此类的忙碌————就仿佛这样的喧哗或者嘈杂是现世真正的内容。

    对人类的不人道也是对上帝的无理胡缠。如前面所说，不人道不在于“想要那至高的”；“想要那至高的”根本就不是不人道。并且，各种公告或者诅咒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这些公告或者诅咒来自一家精神的济贫院，[347]尽管在世俗的意义上看它是个挺富有的地方，在那里一个人因为与大多数人一样而有着尊严，在那里贝壳放逐法的妒忌和碎陶片的辩论依据[348]被用于每一个更好的人）。不人道也不是在于“想要将自己的人生观建立在某种偶然的东西上（许多人因为这偶然的东西而被排斥在外）”，因为例外并不否认，每一个人都能像他那样去做这事情，所有关于“固然这是某种伟大的事情，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的，这样的话，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的说法都是出自济贫院，[349]在那里，人们无法理解并且不愿理解这样的道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就该把其余的事情留给上帝，上帝肯定能够做这事情，他没有被减缩到“需要济贫院的协助”的地步。不，不人道是在于，他根本就不明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之实在是什么”，他对此没有任何具体的观念。但是，如果他哪怕只是在表面上需要让人觉得他是对的，这一具体的观念就是并且继续是必要条件。对上帝的无理胡缠是一种没有分寸的伙伴情谊，尽管他自己并不这样理解。他甚至可能会真的是很谦卑，但是，从人之常情上说，一个臣民也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对自己的君王有最忠诚的热情，并且远远地超过了那些既不冷也不热[350]但却既是numerus（拉丁语：数目）又是pecus（拉丁语：牲口）[351]的人们，然而在他寻求获准觐见君王时，他却会想要获得许可通过另一条路径，不同于那条指令给所有臣民的路径。如果遭到拒绝，并且要听这样的一些话：“另一条路，那么让我们看一下，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这在我看来，无疑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确实是有着足够的真挚去领会，“那宗教的”是至高的爱，那么，如果他发现：他允许了自己太多事情，他有了过多的自由，使得圣灵悲伤，[352]侮辱了自己的恋爱，这对于他必定会是肝肠寸断的毁灭性打击。唉，如果他确实认为自己把至高的表述给予了自己的这种关系的话，这打击必定只会是更沉重。

    因此，这样的一种宗教性的例外会无视“那普遍的”，他会不惜以更大的代价来超越现实的境况。由此我们马上可以看出他名不正言不顺。而如果他想要出低价的话，事情就会更麻烦。他完全in abstracto（拉丁语：在一般意义上，抽象地）承认现世之实在，或者说，为了继续停留在我的话题上，“去结婚”的实在；但是，他是不幸的，不适应于这一喜悦、这一存在之中的安全感，他是沉郁的，他对于他自己是一个负担，并且觉得自己对他人也会成为一个负担。不要急不可耐地做判断，更弱者也有自己的权利；沉郁也是某种现实的东西，我们不能够用笔划一下将之删除。因此，在如此地解说了关于生活之后，他就在宗教的抽象之中找到安慰。当这个以非同寻常的路径来寻求获准觐见君王的人几乎唤起了同情的时候，看来这是另一个故事了，并且，他的请求获得批准也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这里却还是有疑点：他完全抽象地谈论他所要放弃的东西。恰恰因为他是沉郁的人，他对于“生活对于别人是如此快乐和幸福”有着一种抽象的观念。但是，陌生者如何，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能够in abstracto（拉丁语：在一般意义上，抽象地）知道的。在这之中也有着欺骗性，这欺骗性与所有沉郁是不可分割的。不管沉郁者是在与怎样的不幸做斗争，哪怕它会是如此地具体，它对于他总是有着一种掺有幻想，因此也就是掺有抽象的混合成分。然而，如果这沉郁者一旦在什么时候进入了存在，那么这也就只会成为一些小动静，一点点虚假，这毫不妨碍他能够参与正常社交并且看上去与其他人一样，尽管在他主动或者被动地做出的最微不足道的事情里，他自己都获得一小点来自想象力的不竭资源的补助，就好像是基金会的补助经费ad usus privatos（拉丁语：仅供个人使用）。[353]相反，如果这允许他in abstracto（拉丁语：在一般意义上，抽象地）处理整个存在，那么他就永远都无法真正地知道他所放弃的东西是什么。他认为别人享受着存在之喜悦，而这种喜悦对于他成为了一种负担，一种双重的负担，因为他在事先就已经要承受足够多的东西。这里有着沉郁的可笑的一方面；因为，相对于生活，沉郁的情形就像是贺贝尔所讲述的那个裁缝学徒的情形。[354]他想要随一艘被人沿着莱茵河向上游拉的船航行，并且与船主讲价钱，这时船主就说，如果他在船的一边帮着一起拉纤的话，那么他只须付半价就行。唉，沉郁者的情形就是如此；通过抽象地与生活发生关系，他以为就可以半价地在生活中蒙混过去，他没有感觉到他其实是和那些船夫们一样地在拉船，而且还要另外为此付钱。

    这两种形式的例外所缺乏的东西很明显地就是“曾经历过”。由此，我们很容易看出，没有人能够通过自己而成为一种名正言顺的例外。首先必须有什么事情发生。另外，就像我在前面所说，我是在假设地说，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有着或者曾经有过任何名正言顺的例外，但是我会尽我的可能深入到问题的核心。这样的事情必定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这必定会是一个对生活有着安全感但突然在生活途中被拦下的人。因此，他必须有着一场恋爱，一场真正的恋爱。确实，有一句老话说，爱神是人所无法抗拒的，[355]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从一开始就决定去让自己与现实对抗，那么他就总是会有力量去驱散情欲之爱的鼓舞作用，或者将之扼杀在出生的一刻。面对一种直接的存在，情欲之爱是更强大的力量，但是，面对一个在事前就已经武装起来对付它的决定，它就不是更强大的力量了。

    这样，我首先要求：他必须是真正地坠入了爱河。一场被打断的恋爱对一个人来说是足够了，但是，如果要让这爱者自己打断它，那么这一断裂就是他手中的一把没有剑柄的双刃剑，尽管他必须抓住它；这样，不管在他自己还是在别人看来，这一行动都同样造成极深的痛楚。也许有人会说：“只要恋爱已经是被给定了，那么，从这条路上获得例外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在恋爱之中一切都是孤注一掷，就是在下得失攸关的大赌注；并且，在恋爱之中一切都是为一个爱人而孤注一掷，这是把至高的赌注再翻倍；‘抽身反悔’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想丧失一切，包括荣誉在内’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他真的爱着的话。”是的，如果他不是真正地爱，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例外————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例外存在的话，但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倒不是不可能。[356]这确实是可怕的，一种恐怖；但这也确实应当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想要与现实决裂，那么他至少就应当知道，他在与什么东西决裂。我根本一点都不是残酷的；正如在平静地坐在调查委员会的审讯室的时候，我召唤出所有恐怖来把人吓回到法律和公正的和平的篱笆围栏之内，这时，我根本就不是残酷的；同样，我在这里也丝毫不是残酷的。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如果一个人在恋爱之中把幸福的枝条弯到地上，他可能把这枝条折断而自己则被这枝条的劲力抛掷进死亡的痛苦之中，就像那惨遭这死刑的不幸的人，只是他要遭受更多痛苦，因为他也把自己所爱的人撕成了碎片；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在他安全地与自己的幸福一同航行[357]的时候，他会爬下来在船上钻一个洞，把他自己和别人一起推进海难————如果他真的是坠入了爱河，他有可能会这样做；如果他没有坠入爱河，那么，他就不可能会成为这例外————如果真有这样的例外存在的话。将一把剑交到一个疯狂者的手上，这是可怕的，而在他是这样的时候，如果幸福被放在了他手中，那也会是同样地可怕；因为，如果他是如此，无需变得丧心病狂就已经是可怕的了。在这里，我不想追究什么东西会驱动起他，我只想描述各种心理学上的预设条件，各种可能在场的灵魂状态，如果我们在总体上要讨论关于“一种名正言顺的例外”的问题的话。

    接下来我要求的是：他必须是一个丈夫。如果失去这一点，那就比失去荣誉更可怕，没有父亲的孩子们的哭叫声[358]淹过所有蒙羞之耻，比受欺骗的少女的孤独更可怕的是母亲被离弃时说不尽的悲惨。“这是不可能的”，有人说，“如果他真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与生活有着关联，那么，要断裂开是不可能的”。是啊，如果他不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与生活有着关联，他就不可能会成为这例外————如果真有这样的例外存在的话；相反，另一种情形则不是不可能，[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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