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

    旧日反对宗教传播的唯一办法，为屠杀传教士，焚毁教堂，其失之也愚；今日抵制宗教侵略唯一的方法为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其失之也鲁，均非抵制宗教传播的善法。因屠杀教士适足以启武力侵略的衅端，而为外国割据我土地的借口，岂非愚乎？教会虽有黑暗的一面，但宗教自有其不灭的价值；教徒虽有缺点错误，而基督自是救世的哲人。不分青红皂白，而概“非”之，岂非鲁乎？故余尝谓非宗教同盟之举实足以张耶教徒的气焰，固耶教徒的团结，而表示国人宗教观念之浅薄耳。

    故居今日而言反对宗教传播，非另辟蹊径不为功。据余管见所及，以为反对外来宗教传播之最和平、最公正、最有效的根本方法厥为研究基督教。读者疑吾言乎，请毕吾词：

    夫研究的对象，即非信仰的对象，稍有常识者，类能言之。故信耶教者多，则研究耶教者自少；而研究耶教者多，则信耶教者亦自必减矣。且也先研究，而后信仰，方得谓之真信仰；先研究而后信仰，方不致发生流弊。某先生与余谈其信教的经过，谓彼“先怀疑耶教，继研究耶教，最后方信仰耶教”。故如某先生者可谓之真基督徒矣。

    近人对于中国的旧学问、旧思想、旧制度多谓须用科学眼光重新估定价值，不可墨守，不可盲从，此说固甚是。但我们对于外国的学说、主义、宗教，亦须用科学眼光重新估定价值，精研而慎择之，亦不可墨守，亦不可盲从也。盖前者因时间不同，后者因空间不同，两者均有重新估定价值之必要。余之主张研究耶教，即不以耶教在外国的利害为准，而重新估定耶教在中国的价值。

    研究耶教可从下列五方面着手：

    （一）耶稣个人的研究，如：

    1．耶稣的生平传略（朱执信谓耶稣系一私生子，此亦有趣而值得研究之事）；

    2．耶稣的十二个弟子是真有，抑系后人臆造。十二个弟子中有一个叛徒，何故？

    3．耶稣是否死在十字架上（英人Samuel Butler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说不确）。

    （二）对于新旧约的研究：

    1.新旧约的文学价值及其神话的研究；

    2．新旧约的伦理学价值；

    3.天主教与新教的沿革和异同；

    4.中译新旧约的研究（新旧约译成中文或各省方言者，不下三四十种，颇值得研究）。

    （三）教会及教会学校的研究：

    1．教会与帝国主义；

    2．教会与资本家；

    3．教会与男女社交；

    4．教会与旅馆宿舍或游艺场。

    （四）教徒的研究：

    1．教徒的操行；

    2．教徒与罪犯（据美国心理学家麦独孤的调查，谓教徒之犯罪者，比常人多）；

    3．外国传教士与拓地者（explorers）；

    4．外国教徒欺压中国平民、包揽词讼的调查。

    （五）教义的研究：

    1．基督教义与国家主义；

    2．基督教义与社会主义（意大利社会学家Lorin谓基督教者，资本家之宗教也，教贫人忍受资本家的压迫，接交上帝，以企图天堂的快乐）；

    3．基督教义与进化论及科学；

    4．基督教义与回教及佛教教义的比较。

    以上不过余一时所想到的研究大纲而已，挂一漏万，自所难免。总之我们须知基督教既成研究的对象，则乃是学者之事，无须强人人以信之；研究基督教乃中国开明人士的责任，则教会诸君更可不必大力招徕征求会员，使得无论智愚贤不肖，尽皆变成教徒而后快。

    抵制宗教传播的方法甚多，余非谓研究宗教即抵制宗教传播惟一无二的良法，但此法或许是比较和平切实的一法，无论反对耶教，或信仰耶教者，均不妨平心一试行之。因抵制外来宗教的传播，实爱国的真教徒，与普通中国人民所应一致携手，共同努力的使命。

    此外尤有一言所应声明者，即本人之草此文，乃欲趁耶稣诞日的机会，聊述所感，以供商榷。并非有意对某一教堂或某一基督教青年会作局部的批评，或对于一小团体作无谓的政击；区区此心，当能见谅。

    （按：1925年，基督教大同盟在北平举行会议，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很多，此文表示当时清华周刊编者的意见。现在我感到，我十多年后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的《基督教与政治》一文，就是根据这一想法，在美国所做的一些研究和思考。它表明我当时对宗教与政治问题的一些重要看法。）

    基督教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确是一种革命运动，不应当把它与沙文主义式的和法西斯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相混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外观上是反抗帝国主义势力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迫；其内在意义是反抗保守的军阀和封建主；文化理智方面，它是对过去的传统和习俗的反抗。这场运动，在一种意义上，是民族主义的运动，因为中国要通过这场运动得到完全的独立和统一，而且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超出了民族主义的范围，因为它鼓舞和激励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自信心，它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国际关系。

    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中期（1850——1864）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的继续。太平天国起义有三重动机：政治方面，它是要推翻满清王朝；社会方面，它是要使中国社会化，也就是要实行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宗教方面，它是要把中国基督教化。太平天国的起义者们力图推翻满族统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欢迎的，但他们的欠妥当的社会主义措施和他们的假基督教的狂热实践，却使得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高兴。因此，打了十五年内战，死了差不多两千万人，三分之二的中国领土受到践踏破坏，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最后失败了。

    现在的民族主义运动已迅速取得了成功。它推翻了满族的君主，于1910年建立了共和国。它成功的秘密就在于革命者放弃了宗教和社会主义方面的反叛，而集中其精力于推翻衰落的满族王朝之单一的较低的任务。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近来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既没有宗教的争端，也不带明显的基督教的动机。但有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即作为中国共和国之父和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在反对满清的起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中）领袖的孙逸仙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没有人否认，孙逸仙是中国前所未有过的最像基督人格的人；注1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却把政治口号和基督教的口号相混淆了，他们对基督教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理解。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基督教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关系。有些人甚至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也就是现代基督运动在中国的开端。

    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追溯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分析基督教为什么和在哪些方面有助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什么和在哪些方面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工作怀有某些敌意。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天主教的基督教为代表，开始于公元七世纪。公元635年，一个叫阿洛彭的基督教僧侣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得到皇帝允许在中国传布福音的人。阿洛彭被皇帝授与精神之主的称号，他的宗教叫做光明教。从那以后，基督教在中国有过二百多年的受欢迎时间。由于某些还不清楚的原因，基督教传教士在九世纪的时候消失不见了，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基督教在中国无影无踪也还是一团疑云。对这种消失，唯一较好些的解释，是认为在公元945年，中国对佛教徒有过一次大迫害，以抵制其势不可挡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教士可能不幸地分担了佛教徒的同样命运。但佛教很快地恢复了，而基督教则完全被清除了。

    第二阶段的代表是天主教的圣方济会信徒和新景教的传教士。这个阶段开始于十三世纪，当时是忽必烈时代，他征服了欧、亚两洲许多地方，其母亲是一个基督徒。 1265年，马可·波罗打开了通道，他为基督教的普及作了极大的努力。后来方济会传教士随之而来，成千上万的人信奉此教，学校和教堂建立起来了。但到了十四世纪中叶，随着蒙古皇帝的垮台，基督教也变得非常微弱，近于灭绝，基督教传教士又都消失了。历史学家认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他们的“外国习俗”，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们没有能够使自己适应中国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没有对他们的工作给予积极的配合。

    由利玛窦（Mattca Ricci 1552——1610）领导的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开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阶段，时间上是从1552年到1774年。这些耶稣会士采用了宣教的新办法。他们学说中国话，穿中国人的衣服，注意观察中国人的习俗，通过讲授科学及同中国人真正交朋友，从而逐渐达到了宣传福音的目的。他们成功地和中国学者合作，把欧几里德几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翻译成了中文。此外，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著作。一些耶稣会士被中国政府任命为观象局的官员，还有一些人被聘用制造战争的枪炮，中国皇帝给了他们很高的荣誉。据说，一个叫施卡尔的耶稣会士，在他的一生中，曾使一万二千人皈依基督教。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耶稣会也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宗教仪式的论争。多米尼加教派和方济会指控耶稣会对佛教、儒教和当地习俗的妥协态度。罗马教皇命令耶稣会不得允许中国的基督教徒祭奠祖宗和儒教。康熙皇帝为此对大主教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祭孔，以为我们的师表；我们祭祖，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在孔夫子和祖先的香案前并不为荣誉和幸福而祷告。如果这些意见不合你的口味，那你就考虑离开我的帝国吧。”他又补充说，“照我看，你们这些人来中国，不是要建立你们自己的宗教，而是要毁掉它”。

    不管怎样，康熙皇帝还是很宽容的，他没有采取任何极端的行动来驱逐传教士。但他的后继人雍正皇帝就采取了铁的手腕来镇压传教士。1724年，他发出了一道圣旨，在全国禁止基督教，没收教会的财产，还谴责传教士是公众思想与和平的狂热扰乱者。由于科学知识的原因，北京的传教士算是保留了下来，其他的传教士则皆遭流放驱逐。在这以后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在迫害之下衰落了，而且蒙受了极大的苦难，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前三个阶段都完全失败了，它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基督教在中国的第四阶段的命运。

    第四阶段是由现代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来体现的。1807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罗伯特·莫里逊博士到达广东，是这一阶段的开端，莫里逊的工作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的开拓性的工作是把《新约》翻译成中文，而且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他编的词典的第一卷于1817年印出，整个词典是四开本，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版，费用达12000英镑。

    1842年，发生了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英国首次战胜了中国。在这以后，法国星象学家狄拉格林（M．De Lagrene 1749——1822）于1844年得到满清皇帝信仰自由的圣旨。同时，尽管是在迫害和驱逐的情况下，早在1830年，估计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里，还有四个主教，十九个欧洲的牧师，他们散布于各处传教，甚至在四川省里，他们还拥有二十万信徒。从这以后，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信仰的自由宣传就不再干预了（偶然发生的反抗和敌对状态表明，传教士对愚昧的群众是无效的，除非是派来更多的军舰及签订另外的条约来保证宗教宣传的自由和安全）。这样，基督教在中国的控制就越来越强，传教士的人数也逐渐增加。1918年，在中国的传教士人数为6395人，1922年增加到7500人，1925年达到8158人，他们代表着西方200个不同的教会团体和组织。注2

    圣经被翻译成中国的文言、白话及方言，总共有42个不同的版本（圣经的标准译本完成于1912年，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半组成的一个12人翻译委员会经过25年劳作的结果），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译本是纯粹由中国的基督教徒自己翻译的。据报道，在过去的114年里，在中国的三个外国圣经会共分发了164，963，395本《圣经》，也就是说，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每年都平均分发l，500，000本《圣经》。注3据最近的报道，在1928年的11个月里，美国圣经会、英国圣经会、外国圣经会及民族圣经会共分发11，453，783本《圣经》、《圣约书》和分册本。注4

    上面我们对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作了一般性的探索，下面我们进而看一看中国人民对基督教运动的反应，以及基督教在中国是如何影响政治秩序的，特别是如何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发生影响的。实际上，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存在着很大分歧，下面我用原话摘录的办法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或许这样会使我们对真正的形势有较好的洞察。

    李鸿章的观点可能是最宽容的观点的代表。李鸿章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大政治家，有本他的传略引证过他在1886年给皇帝的奏章，他说：“孔夫子的教导和耶稣的教义看来都是建立在规劝的基础上的，他们的教义被表达和传播是为了整个人类————异教徒和基督徒的改善。我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我的生命是被抛在英国、法国或美国的话，那么我也要称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徒，因为基督教是这些国家的宗教，一个人如这样安排他的生活，那他就会免遭麻烦且受到尊敬。他不会想到孔夫子，因为对孔夫子及其教导他是一点也不需要的。在中国也是同样道理，只是情况相反”。“他（传教士）现在一点也不可怕，因为他可能是耶稣基督的代理人，或者是那个伟大人物的追随者；作为国家政治和工业独立可能的敌人，他才是可怕的”。注5

    所谓“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胡适博士的观点也值得我们注意。虽然就个人而言，我不同意胡适的观点和他的大胆假设的方法，但胡适的观点毕竟是当今中国知识阶层的代表，所以我不嫌冗长，还是把他的话摘录如下：

    “基督教信仰的宣传，在这个新中国看来是不会被许可而有多少光明前途的。恰恰相反，基督教到处都面临反对。基督教占领中国之梦看来很快就破灭了————可能是永远破灭了，这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解释了”。

    “确实，有一些为狭隘民族主义的攻击所作的论证，把基督教的传教士看作帝国主义侵略的代理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正是民族主义————一种与过去文化割裂的民族自我意识————曾经在中国扼杀过景教————最早期的基督教、拜火教和摩尼教。正是这同一个民族主义，曾四次对佛教进行迫害，把已完全征服中国逾千年的佛教最后也扼杀了。这同一个民族的意识现在又反抗外来的基督教”。

    “比民族主义更难对付的，是理性主义的升起。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哲学开始于两千五百年以前，老子教人一种自然的宇宙观，孔子则是一个坦率的不可知者。这种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传统，在每一个时代，当民族受到迷信和狂热的宗教影响时，它总是要起救星的作用。这种中国原有的文化背景，由于现代科学的方法和结论的增援现在又复活了，而且成为知识阶层反对任何宗教体系欺骗的真正难对付的安全措施，因为宗教的基本教义，尽管加以种种辩解，但总不能经受理性和科学的考验”。注6

    胡适博士对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的评论也非常有影响，给人以深刻印象。他说：“在中国的基督教会有帝国主义盼精神，它竭尽全力去愚弄一般民众。传教士们是有不少缺陷的。教会给许多不能对宗教作出选择的婴儿洗礼；教会不应该强迫人们信仰，传教士学校不应该突出哪一种宗教；靠宏伟华丽的建筑物来吸引外面的人是教会犯的一个错误；学校不应该是基督教的布道中心；教师对基督教学生和非基督教学生不一样看待也是不合理的。传教学校更不应该限制学生的信仰和言论自由，教师也不需要总是基督教徒”。注7

    现在我们从中国基督教徒自己进行的客观观察的角度，考察一下中国学生和受过教育的人对基督教的一般态度。下面是两个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徒的看法。吴先生（Y．K．Woo）在其《现在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的文章里说，“这就是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者和那些高度尊重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和中国文明的成就的著名中国学者的态度（轻蔑的态度）。这种类型的人认为，基督教在思想上是粗糙的，形式上是迷信的，方法上是矫揉造作的，结果是贫乏无聊的，因此是不值得他们研究和注意的。有时候，他们从《圣经》里摘录某些论述，或从基督教徒的思想里摘录某些观念，然后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哲学武器对之进行嘲弄。由于基督教在中国很少产生或没有产生出著名学者，普通基督徒大都是智力上平庸的人，他们就由此得出结论说，基督教无论如何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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