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道家

    最近读到《大公报》王芸生先生的《论诸葛亮》上中下三篇，颇多新颖而富教训、令人深思的意思。篇中批判诸葛亮两点：第一，养才与用才皆嫌不足。第二，伐魏的军略有错误。前一点，是多少采取王船山责先主君臣“勤于耕战，察于名法，而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的说法，而加重发挥的。后一点，亦是片面的采取王船山之说以赞助陈寿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旧说。此两点皆非芸生先生独创的见解，前人论辩甚多，此处我们暂不加讨论。他进而指出诸葛亮事必躬亲，察察为明的作风，最足以使他不放心用才，甚至于猜防人，不轻信人，足以害才而难于养才。他批评道：“诸葛亮本非常人，掌非常事，图非常功，而细碎如此，怎样可以？”是否完全切中诸葛本人的弊病，虽不敢说，然对于王先生之极力揭出治必有体及用才与养才的重要，其针砭时弊，供人借鉴的用意，却值得我们赞佩，也值得政治上的人物反省。

    王先生还进一步推究出孔明事必躬亲，察察为明，不能养才用才的原因，乃基于他“法道合抱”的学养。他搜罗了一些事实，表明孔明的学养得力于道家、法家，而于儒却不甚相干。他说：“宋儒拉诸葛亮进孔庙，是牵强附会的。”换言之，他要推翻宋儒认“诸葛孔明有儒者气象”的旧案。提出诸葛是属于儒家呢抑是属于道家及法家的问题。这却引起我许多话要说了。

    首先我们要分辨，孔明有道家、法家的学养是一事，孔明是否有儒者气象又是一事。譬如，朱子也有道家的学养，他的确曾经注解过道家的经典《参同契》，然而他不失为集大成的正统儒家的代表，王阳明也曾泛滥于词章，出入于佛老，换言之，他曾有很深的佛老的学养，然而他不失为伟大的儒家。我们即令承认孔明有道家、法家的学养，我们亦不能因此便否认孔明是代表儒家精神的政治家。因为具有法家、道家的学养，也许更足以充实他儒家的学养，增加他学术思想里的新成分，使他超出狭隘迂拘的旧传统，而蔚然成为一个新儒家。

    王先生的主旨似乎要特别指出因为孔明有“法道合抱”的学养，所以孔明是道家、法家的代表，不惟他的学养与儒家不相干，而他的人品也不是儒者，不应像宋儒那样牵强附会，认孔明为属于儒家的政治家。因此，问题的关键便不是孔明是否有道法学养的问题，而成为（一）孔明是否道家？（二）孔明是否一申韩式的法家？（三）孔明是否一儒者？兹试就这三方面来分别讨论：

    对于孔明是道家，王先生举出三点说明：第一，孔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教，是老子“致虚守静，知黑守白”的意思，这种解释，我们不反对，不过我们认为孔明淡泊宁静之教，不惟道出了儒道两家的共同之点，且亦道出了千古学人应有的生活态度，所谓“平淡的生活与高远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实中外学人应有之风致。不能纯认作道家一派的特征。淡泊宁静实以颜渊为最好代表。“致远”如果指曾子式之“任重致远”，“明志”如果指表明忠贞纯洁之志，无功名利禄、欺人孤儿寡妇之野心，如孔明受托孤后之所表现者，则儒家色彩亦相当浓厚。第二，王先生举出《诸葛集》中有《阴符经序》及《阴符经注》二首及孔明为阿斗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表明诸葛之深得力于道家及法家。集中两文是否确出孔明之手，王先生自己也说不可知。至于后一事之果否属实亦是问题。因当时阿斗，仅十六、七岁，孔明平日以宁静淡泊教子，而何以会亲写《申韩六韬》以教愚暗而性情未定的青年阿斗，殊属不可解。且《出师表》明明恳切地以亲贤臣、远小人的儒家的道德训条教阿斗，而他前此何以会以《申韩六韬》的策略教阿斗，不惟前后不一致，而且也无甚意义。即使我们假定此二事属实，亦只能表明孔明对于道家、法家曾有相当研究的兴趣，仍无法证明他整个人品及学术是属于道家或法家。第三，王先生提出“有机心”是道家的特点，且发现孔明用人行事颇具机心。这点或许是王先生全文中最新颖独到之处。不过他对于什么是机心，未加以明白的解释或界说。就前后文的意思揣测，机心大概是指深藏不露，存心阴险，遇着适当时机，用巧妙的计划铲除或陷害所欲铲除陷害的人。这似乎是将道家解释成阴谋家、权术家一流派的人物。王先生这种看法牵扯出两个问题：（一）有机心是否道家的特征？（二）孔明是否有机心？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承认用阴谋权术去解释道家，特别是用之解释老子的趋势，在中国政治策略思想上相当大，一如将道家认作炼丹修仙的趋势相当大一样。阴谋权术与炼丹修仙乃中国政治上、文化上的黑暗方面，是开明时代、民主社会所须扫除廓清的。这似乎均非老庄的真面目，只代表被歪曲、被丑化了的道家，或误解老子所产生的流弊。从哲学史上，从老庄思想的本身，我们看不出老庄有提出阴谋权术、机心的主张。反之，我们发现老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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