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

掉调剂，更易使心情乖癖悲观。这种悲观思想，固然是个人的性情环境时代有以使然，但亦可以说是前一时期的一种过分的乐观主义之反动。前此之乐观思想，可以莱布尼兹为代表。他认为宇宙间一切都是好的，这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之最好者。连坏的亦是好的，因为坏的事物亦有“玉汝于成”的功用。因对此种乐观主义的反动而产生悲观思想，但慢慢地又超过这种悲观————而产生高一层的乐观主义，这可以黑格尔为代表。他有一种悲喜剧的看法，认为苦中之乐、苦后之乐才是真乐，征服恶魔后的道德才是真道德。歌德在浮士德著名剧本中曾说，“天天居心作恶，但却在无意中创造了善”，这就是恶魔的命运，亦就是恶魔的定义。又如威廉·詹姆士亦说，我们须得承认世间有恶魔，但我们总是把它踏在脚下。不否认世界上有恶，但恶可以转化为善，可帮助创造善，这就是近代普遍的乐观的看法。

    其次要说理智和情感的问题，近代的趋势是由偏重理智或偏重情感而发展到理智与情感的交融。偏重理智为理智主义，偏重情感为浪漫主义。而近代西洋人每每则一面偏重理智对人生极尽科学研究，理智分析计算之能事，而同时复一面偏重情感，放任性情，趋于浪漫。如一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是在作纯粹理智的活动，而一离开实验室，他尤须求情感的安慰、欲望的满足，以充实其情意的生活。这可以笛卡尔为例，他本是极重理智的科学家哲学家，他发明解析几何，自是纯理智的产物，他的哲学亦全是理智的分析。但他在实际生活方面，却异常感情用事。他应瑞典女王之邀，去瑞典讲学。瑞典地处北欧，气候寒冷，笛卡尔是法国人，受不了瑞典那样寒冷的天气，他本来可以延至次年夏天去的，但可以说是为感情热忱所鼓舞，竟在冬天就到瑞典去了。结果是气候不适，他因此得了重伤风，瑞典女王派一个德国医生去为他诊病。这德国医生说，须替他放血，方可医活，他却大怒道：“你德国人休想抽我法国人的血！”终于不让他放血，他竟因此而死在瑞典。十七、十八世纪在哲学上是理智主义的时代，如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康德等均极重理智，但同时在文学艺术方面，则重情感的浪漫主义亦正极盛。康德本来是最重理智的，他相信人性恶，对一般人态度冷淡。他说别人虽坏，我也须尽自己道德义务，只是原则上如此。他特重理智，对于缺乏知识的人，他以为是不可救药的。但晚年读卢梭的作品，觉得愚夫愚妇的天真纯朴，亦有其可爱处，乃亦看到人性善的一面，稍稍注重情感。至十九世纪，理智与情感似乎便得到交融，而有所谓“心情的逻辑”（Logic of Heart）之说。巴斯卡尔（Pascal）甚至谓“心情的逻辑重于理智的逻辑”。且认“感情本身有其理性，而为抽象的理性所不自知”。又如辩证法之一正一反一合，实可谓代表情感发展的逻辑节奏。情感不是盲目的，其中实包含有理性。爱情中即包含有知识，因爱情的力量尤可使知识发达；知识中亦包含更深的爱情，因智识亦可引起爱情。真情就是真理，真理亦就是真情。无情就是无理，无理亦必无情。黑格尔谓哲学若无情感，不是真哲学，信仰若无理智亦不是真信仰。若不知哲学中有情感，是不了解哲学，不知信仰中有理智，亦不能了解宗教。情感理智是合一的，唯以理智为其主导。从心理学上的事实看，亦是“凡人所爱，必其所知”，“知之深故爱之切”。故渐次发现情理调合是心理的事实，也是近代人生哲学所达到的理想。

    再次，西洋近代在人生哲学的问题方面，还有一种趋势，就是由十七、十八世纪的个人主义趋向到十九世纪的广义的社会主义。借用中国哲学史上的话，可说是以“杨朱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翟兼爱”为归宿点。初时很重个人尊严，反家庭、反教会、反专制君主、反传统意见和信仰。而个人自觉其为一新世界中的新人，所追求者为快乐、为权力、为知识。一切都可以放弃，而个人的自由、权利、信仰、意见则不能牺牲。这趋势可说是代表近代的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霍布斯就认为一切人都是自私的，但人实有自私的权利，我们应该调整每个人自私的权利，不应予以剥夺。政治的目的就是要一个大君主，叫做利维坦的君主。他有绝大的平衡调整每个公民的自私自利的权利，根据契约人人都得服从他的调配。罗素说，青年人自私，老年人亦自私，不过青年人自私得坦白些，我们对于这种坦白的自私，亦没有责备的理由。但到了十九世纪以后，广义的社会主义却大大发达起来。如边沁、穆勒所提倡的功利主义，又名普遍快乐主义，其口号就是要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而以增加社会上他人的快乐，为增加自己快乐的手段。他们增进社会福利的具体的方法大概有二：一是改善一般人衣食住行等实际生活，增进他们物质方面、肉体方面的享受；一是求教育文化的普及，提高平民的知识水准。举凡各种救济事业、社会服务、平民运动，均莫不竭力提倡，而甚有功效。又如孔德、圣西门等所创立的人道教，托尔斯泰所提倡的人道主义，都是以利他而非利己为目的。在哲学上，黑格尔尤力求个人与社会的融合一致。他曾经说，社会是个人的根本，离群索居的个人无法完成人的目的，个人是和社会不可分的，没有了社会，个人亦就无所寄托。个人一定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其道德、人性，即人之所以为人之道。社会、国家、民族的地位提高了，便使人忘怀了小己的个人。

    最后，要讲到西洋科学对人生哲学的影响，我们所特别注意的是生物学中进化论的思想，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后，对思想界影响极大。大家认为不但生物的发生演变是进化的，人类一切道德、社会等等亦都是进化的，我们的生活日新不已，亦就是天天在进化。不过进化不是沿直线而是沿曲线进行，前面遇到阻碍，轻则克服，重则趋避，迂回曲折，仍复前进不已。这样的观念，在西洋已甚普遍，而在中国则尚甚缺乏。在中国，一般人总认为最好的黄金时代是在上古，以后则一代不如一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是退化的；“魏碑不如汉碑，唐碑又不如魏碑；”文学艺术是退化的，三代不如唐虞，两汉不如三代，唐宋又不如两汉；政治亦是退化的。推而至于其他一切，莫不受此退化观之支配。白居易诗（亦见黄山谷诗集）云：“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更明白地说出对自己个人的一种退化观。而我们若试去问人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凡年老的人大抵都抱此退化观。而他实在是非退出人生舞台不可。因为凡持这样的退化观的人，其态度必悲观消极，非退出他所认为在退化的那一项活动不可。其实说起来，退化观是中古时代的观念，进化观是近代的观念，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抱持着这种退化观，实在是表示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现代化。或问，你抱进化观固然是好，但其奈事实确属退化何？试看中国历朝的君主，哪一朝不是由贤明的开国的君主，逐渐退化，直至亡国为止。我说，事实总是那样的事实，而我们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标准去看它，着眼于不同之点，我们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的。我们试任意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大家都认为宋徽宗是亡国之君，宋太祖是开国之主，所以宋徽宗不及宋太祖。诚然，在某些方面，宋徽宗确是不及宋太祖，但我们若从另外的方面看，我们知道宋徽宗的字就比宋太祖写得好，宋徽宗的画亦比宋太祖的好，宋徽宗时所刻的书，较宋太祖时的板本好。而且宋徽宗时的经济情形亦比宋太祖时富裕。这样从艺术或经济的观点看，我们不是仍可有进化的痕迹可寻吗？而尤其重要的，是事实往往受观念的支配而不自觉，正因为我们一向抱退化的观念，于是无意间总是以为后辈不如前人，无进步希望，亦就自暴自弃，不求进步，而因此就确实有了退化的事实。安知我们把观念改变之后，不会因此觉得一切都是进化的，所以就努力求进步，而事实亦就日新不已，欣欣然有进步的气象呢？即如我们这一次的抗战，这种观念的影响亦就很大。抗战初起时，我们受失败主义退化观点的影响，大都以上海失守为第一期，南京失守为第二期，广州武汉失守为第三期，……照这样的观念演变下去，那么一定是西安失守为第四期，昆明重庆失守为第五期，整个亡国为第六期了，人们心中就许会暗暗地期待着让事实这样发展下去，以为这是必然的，亦不想办法去挽救。但自武汉失守以后，统帅部忽然颁发一道命令说从这时起是我们抗战第一期结束，第二期开始。我们的抗战就只有两期，第一期是诱敌深入，使他泥脚愈陷愈深。从此以后是我们反攻的时期了。因为这个观念的作用，使全国同胞始终没有失去胜利的信心，终于能支持八年之久而得到胜利，这其中的消息，未尝不值得人三思体味。因胡适之先生等的提倡，在文学史上大体已采取了进化的观点，而其余的历史和人生各方面，我们希望亦都能把旧日退化的观念改过来，采取一种新的进化的看法。因为进化观是现代的观点，我们要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还须从使每个人的人生观之现代化做起。

    （写于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