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京漢路大罷工——“二七”慘殺

我們仇人————萬惡的軍閥，為保障我們的人格，為爭回我們的自由，我們要向前進攻了，工人們！同胞們！我們鄭重的宣言：'從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漢路全體一律罷工，不達到下列的條件，決不上工。'我們要求的最低的條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漢局長趙繼賢和南段段長馮澐；要求吳、靳及豫省當局撤革查辦黃殿辰。

    （二）要求路局賠償開成立大會之損失六千元。

    （三）所有當日在鄭被軍警扣留之一切牌額禮物，要求鄭州地方長官軍警奏樂送還總工會鄭州會所。所有佔住鄭州分會之軍隊立即撤退，鄭州分會匾額重複掛起，一切會中損失鄭州分會開單索償，並由鄭州地方官到鄭州分會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並照發工資。

    （五）要求陰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發工資。 ”

    總罷工的經過

    果然，二月四日京漢鐵路全體總同盟罷工實現了。那天上午九時，中段罷工；十時南段罷工；十一時北段罷工。不到三個小時全路罷工了。至十二時，所有全路客車貨車一律停止。

    江岸方面

    罷工的第二日（五日），湖北督軍蕭耀南派參謀長張厚生到江岸，先使該地警官，以強硬態度，要挾工會交出重要領袖，工會答以“如有對曹吳及交通部正當負責人來，總工會當然有全權代表與之正式談判，否則，恕不接待”。延至午刻，忽探報廠內已被大批軍隊佔領，張厚生在工人家內拘去開車工人，強迫開車。總工會當派糾察團進探，一時集及廠門者約二千餘人，衝破軍隊防線，將二工友搶回。正午，又拘去糾察團工友三人，總工會派人要求釋放。

    罷工的第三日（六日），武漢各工會各派代表數百人，共二千餘人持旗幟到江岸慰問，即在江岸舉行慰問大會，到者萬餘人。首由京漢鐵路總工會委員長楊德甫申述感謝慰問代表的盛意（楊德甫於罷工失敗後便反動了，現為國民黨的走狗），繼由各工會代表數十人演說，無不慷慨激昂，最後向總工會秘書長李震瀛致答詞，略謂：“我們此次大罷工，為我們全勞動階級運命之一大關鍵。我們不是爭工資爭時間，而是爭自由爭人權。我們是自由和中國人民權利的保衛者，工友們！我們京漢工人的責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會，早就需要我們的赤血來熏染了，工友們！在打倒軍閥的火線上，應該我們去作前鋒，前進啊！勿退卻！”群眾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武漢工團聯合會萬歲！”“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啊！”群眾於憤怒之餘，遂舉行遊行大示威，由江岸經過漢口租界以抵華界，歷二小時方散，此種闖入租界示威，實為創見。

    長辛店方面

    罷工第一日（四日）早，召集全體大會，到者三千餘人。主席報告總工會命令畢，群眾熱烈贊成，呼聲動天地，均願為自由而戰，會畢即罷工。工人待遇旅客極有禮貌，男子為代雇車馬，女子則延至工人家裡住宿，次日護送至京。故當時社會人士對罷工工人均表好感。

    罷工第二日（五日），北京鐵路管理局茶役亦舉行罷工。趙繼賢此時已得吳佩孚命令，令其嚴厲處置，乃發出威脅佈告，限工人於十二小時內復工，但工人不理，趙又派人到長辛店威迫工會單獨交涉，工會答以“只知總工會命令，不知其他。”午後，曹錕派兵到長辛店，宣布戒嚴，全體工人亦遂前往示威，並向兵士宣傳，士兵有為之感動至泣下者。

    罷工第三日（六日），調查隊報告，軍隊行動極為可疑，涿州有大軍將要開到。一時全市突然緊張，但工人態度仍不稍變。正午，趙繼賢由塘沽運來新工百二十名，另挑選五百兵士，隨同學習開車，並宣言罷工工人如不復工，當一律解散，押解出境。工人仍置之不理。京兆尹及宛平縣知事前來勸說上工，工人答以“由總工會作主”。下午，涿州軍隊開到。

    鄭州方面

    罷工第一日（四日），總罷工後，鄭州駐軍師長靳雲鶚召集工會代表談話，靳見面大罵，勒令開車。工會代表答以“須有總工會命令才能開車”，拒絕之。

    罷工第二日（五日）晚，靳雲鶚拘捕工會委員三人。工人聞訊大憤，敵愾之心，更為堅決。

    罷工第三日（六日），又捕去工會委員兩人，上午靳將被捕五人推至車站威嚇工人，工人不惟不懼，反更憤激。下午，警署鳴鑼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總之，全路各站罷工工人都非常一致，“不得總工會命令，不開工”，成為當時工人唯一的口號。

    “二七”慘殺

    京漢鐵路總罷工後，北京公使團召集緊急會議，議決向北京政府提出嚴重警告，不用說是意在慫恿政府立即用武力解決罷工。

    在漢口的英國領事，更活躍了，六日，召集蕭耀南代表及洋資本家在領事署開會，討論應付罷工之策。其時群眾示威遊行正經過該領事署，誰知此時也就是帝國主義正在指導軍閥屠殺工人的方略，果然第二日（七日），軍閥便開始血肉紛飛的屠殺了。

    吳佩孚本已準備好屠殺工人，此時又得帝國主義之指點，遂下令於七日南北一齊下手。

    江岸方面，數日來張厚生用了許多誘騙方法，擬先將總工會領袖一網打盡，但均被總工會識破。總工會提出調停談判之先決條件十一條，並要求以對等負責之會議為標準，下午二時有一警官來說：“奉蕭督軍命令，特來請求總工會派全權代表開會談判，如得允許，張參謀長即來。”並說：“張參謀長來時擬穿便衣，以示誠意。”又說：“條件均可完全承認，惟請先將全權代表名單開示。”其言甚甘，總工會已起疑心，乃開一假姓名名單予之。不久警官又來，約總工會全權代表於下午五時在會所相候，參謀長準到，匆匆別去。至五時二十分鐘，全權代表正準備到工會相候，半途忽聞槍聲大發，於是流血慘案就開幕了。原來警官之來此，為誘敵之計，以為時候已到，重要人物皆在工會，張厚生率領軍隊二營急馳而到，先將總工會包圍，開槍環擊。當時糾察隊有數百人在總工會門首守候，但皆赤手空拳，無以抵禦，當被亂槍擊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傷者共二百餘人。工人猶死守工會，相持至數十分鐘，得總工會退卻命令，方漸次退散。同時軍隊包圍工人宿舍，搜捕工人，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同志亦被捕。被捕工人數十皆縛於車站電桿上，張厚生親自提燈找出林同志，回顧段長說：“此人是否工會長？”段長答：“是！”張乃令劊子手割去繩索，迫令林同志下上工命令，林同志不允，張乃令劊子手先砍一刀，然後再問道：“上不上工？”林同志抗聲說：“不上！”張又令再砍一刀，怒聲喝道：“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林同志忍痛大呼：“上工要總工會下命令，我的頭可斷，工是不上的！”張復令再砍一刀。此時林同志鮮血濺地，遂暈，移時醒來。張獰笑道：“現在怎樣？”林同志切齒大罵：“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可憐一個好好的中國，就斷送在你們這般混賬忘八蛋的軍閥手裡！”……張聽了大怒，不待林同志說完，立令梟首。林祥謙同志就此慷慨成仁了。如此至死不屈，從容就義，紀律嚴肅，也只有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才能有此。

    同日長辛店方面亦有慘殺的事情。六日晚軍隊便搜查工人宿舍，時值嚴冬，深夜奇寒，兵士連搜帶搶，雜以拷打，工人婦孺，哭聲露天。當捕去史文彬、吳汝銘等十一人，剝去衣履，加上鐐銬，準備天明解往保定。天明，工人群眾三千餘人齊集軍營門口，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一致高呼：“還我們工友！還我們自由！”軍隊向群眾開槍，彈如雨下，繼以馬隊踐踏，數千工人遂紛紛倒地，結果死四人，重傷者三十餘人，輕傷者無數。軍隊更乘機大搶，任意殺人，居民紛紛閉門，全市秩序大亂。

    其他各站亦有慘殺情形。

    施洋同志亦因此被殺。施洋同志本一律師，年來努力職工運動，在武漢各個罷工鬥爭中，皆親身參加，因此得到工人群眾極大的信仰，被武漢工團聯合會聘為法律顧問。京漢罷工，施同志當然是最出力之一人，湖北督軍蕭耀南，將其拘捕，於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時，殺於武昌。

    慘殺以後

    江岸慘案發生以後，武漢工人無不悲憤填胸，武漢工團聯合會當晚即下罷工命令，計實行罷工的，有徐家棚鐵路，漢陽鋼鐵廠，漢冶萍輪駁，丹水池，揚子機器廠……等工人（電燈，電報，自來水，因準備便遭壓迫，未罷成）。蕭耀南宣布特別戒嚴，各帝國主義海軍亦全數登陸，市面極其恐怖，形勢甚為嚴重。延至九日，罷工情緒日非，工人戰線已被軍閥擊破，京漢鐵路總工會與武漢工團聯合會乃聯名下復工令，勸工人忍痛復工，準備再舉，復工命令的要點如左：

    “我們的敵人既用這樣大的壓力對付我們，我們全體工友為保全元氣以圖報復起見，只好暫時忍痛復工。本會深知昨日各業工友因敵人襲擊，痛哭流淚者不知凡幾，切齒痛恨者不知凡幾，憤不欲生者不知凡幾，但本會極希望我親愛的工友鎮靜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廠。須知吾人此時惟有忍痛在廠工作，才有報仇之日。殺吾工界領袖林祥謙之仇誓死必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誓死必爭，軍閥官僚中外資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們忍痛復工，才有以後的種種辦法。”

    “二七”慘殺以後，軍閥用軍隊捆綁工人強迫上工，不上工處以嚴刑。雖然如此，但工人終未完全復工，至接總工會勸工人忍痛復工命令後，方開始恢復工作。

    這次罷工，被軍閥以鐵血鎮壓而失敗，當時死者四十餘人，傷者數百人，被捕入獄者四十餘人，被開除流亡在外者一千餘人，是中國職工運動上最大的損失。

    各路及各地工會的援助

    這裡須得略為補述各路及各地工會援助的情形。原來各路代表離開鄭州時，便相約如京漢罷工三日不得解決，即實行同情罷工援助。這個公約可說是實現了。

    道清路　二月一日鄭州大會，該路工會派五人前往慶賀。代表回去後，報告經過。該路決定與京漢同時罷工。他們支持九日之久，方才復工。

    正太路　二月四日京漢罷工，該路工人召集群眾大會，議決七日即舉行罷工。此時火車房尚未加入工會，但接工會傳單後，亦紛紛到工會要求加入，願取一致行動。七日正午果然罷工。曹錕由保定派往一旅軍隊，工人不為所懾。八日，該路還不知“二七”慘變，京漢雖然開車，但全為軍人來往，故不相信京漢失敗。於下午三時召集大會，決議“非接到京漢總工會開工電報決不復工”。九日晚京漢路正定分會派人通知，謂京漢工潮已被武力壓迫上工，請貴會明日復工，免遭意外，該路方於十日復工。

    津浦路　津浦路工會此時尚未一致。該路浦鎮工會代表，自鄭州回到本路徑赴天津、滄州、泰安、德州各站下車，擬聯絡各路一致罷工，因此遷延時日，於十三日方開始由南段罷工，此時還不知京漢路已被武力壓迫上工，後來消息證實，遂宣布復工。

    粵漢路　八日與武漢各工會同時罷工，亦被軍隊壓迫上工。

    京奉路本擬七日罷工，因經費問題一時未解決，擬等數日支領雙薪後再行發動，不料他們的計劃為鐵路局看出，派軍隊監視工人，旋京漢路復工消息到來，遂未罷工。召集全路代表會議，對京漢事件，議決善後辦法六條並開“二七”被難烈士追悼大會。

    京綏路　該路代表尚未從鄭州回到本路時，吳佩孚便已電致該路軍事長官，若工潮發生即以武力解決。於是工會行動完全喪失自由。三日，代表歸後，召集秘密會議，於七日召集全路代表會議，但京漢路失敗消息已至，故同情舉動，也就停止。

    除各路之外，其他各處援助運動亦不少，這裡只說兩個大的城市。

    北京　北京電氣工人曾暗中準備罷工援助京漢，迄未實現。但北京市民卻有過大的示威遊行運動，並組織京漢罷工後援會，向政府提出六項要求。 “二七”慘殺以後，北京又舉行五千餘人的追悼大會。

    上海　“二七”慘案傳到上海後，當地各工會開會援助，準備罷工，上海護軍使何豐林宣布戒嚴。吳佩孚恐何豐林力量不足，派其副官到上海，協同防衛。租界內帝國主義防衛更嚴。罷工未能實現。

    這次罷工的教訓

    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失敗給予中國職工運動的影響是很大的。首先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不能在北京立足，部址被查抄，職員被通緝，逼不得已不能不遷往上海。北方各鐵路工會及武漢工會一律被封閉，領袖被通緝。兩年來共產黨所慘淡經營的工會組織，除廣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國職工運動從此便進入於消沉期了。

    這次罷工的教訓是什麼呢？

    最主要的還是當時沒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總參謀部，如果工人階級沒有它自己階級的政黨————共產黨，那麼工人階級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我們在第三章便已經說過當時做職工運動的同誌有一極大錯誤，便是沒有在工會中發展黨的組織。京漢鐵路總罷工無疑的是共產黨所領導，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領導，而下層群眾中很少共產黨的作用。總計當時鐵路工人的共產黨員不到五十人，這樣一個渺小的數目，如何能夠指揮那樣廣大的群眾！

    再則就是工會組織還未完善。各站工會雖然都組織起來了，但多半還是草創，自然說不到如何嚴密。

    的確，假使當時有強大的共產黨和嚴密的工會組織，勢力雖不足抵敵持槍帶炮的軍隊，也不至受摧殘到如此地步。

    至如罷工本身亦有幾個缺點：

    （一）對於武漢總罷工準備不充分而且發動太遲。武漢總罷工應該在京漢罷工之第二天至遲第三天便應實行，這樣才能給京漢路巨大的援助，“二七”慘殺發生以後方宣布罷工，實行太遲了，一方面敵人此時已經準備好，另一方面工人亦已表現恐怖；因此，武漢總罷工以致不能發動更寬廣的群眾。這為事實所證明了的。至於九日下復工令，這倒是很對的。

    （二）對於兵士沒有進行工作。那時我們對於兵士運動的確不懂，工人對於兵士還是仇視的態度，因此軍閥得利用軍隊槍殺工人。

    （三）沒有佔領電訊機關。罷工後，工會方面，南北完全斷絕消息，倒是軍閥得利用電報電話調兵遣將，準備屠殺工人。再則電報電話司機生，雖是員司，但所得薪水極低。工會方面當時未對司機生做相當聯絡工作，因此司機生竟未絲毫幫助工會。也因沒有佔領電訊機關，以致消息不靈，總工會事實上只指揮了江岸一處，各站都是各干各的。假使當時工人沒有“不得總工會命令不上工”的信念，罷工還不能有如此堅持。

    （四）共產黨政治領導的錯誤。從前共產黨利用吳佩孚勢力反對交通系，雖然在組織工人的初期，因為有六個暗藏的共產黨員做了全國鐵路的密查員，得以順便到各路各站活動聯絡，開始找著線索，但是在政治的立場上，對於吳佩孚亦因此而明顯了，————就是勞動立法運動之中，已經顯露這種弱點。等到“二七”屠殺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的宣言之中，居然說：“所以中國共產黨前此無須戳穿吳佩孚'保護勞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漢各鐵路工人，極力進行工會的組織，一步一步成就勞工階級的勢力與使命……”這真正是可恥到極點的機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