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職工運動消沉期

    “二七”失敗後之殘破局面

    “二七”慘變後，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受到這樣浩大的損失，無疑的要轉到一個消沉期。我們現在來檢查“二七”慘變所遺留下來的殘破局面。

    京漢路和武漢三鎮的工會，不用說是完全被封了，其他各路工會也由公開的而轉為秘密的，當時尚稱完好的只有廣州和湖南。

    “二七”失敗，死者、傷者、入獄者、逃亡在外者既那樣眾多，書記部此時的當前責任，便是救濟問題，這種救濟事業，有極重大的意義，不但直接安慰被難者，實亦間接安慰全體工人。書記部一面在國內募捐，一面派人向世界的赤色工會要求援助，並組織專門委員會，經過京漢鐵路總工會駐滬辦事處，以其捐款散發被難者。

    就全國情形而論，此時工人階級確已陷於消沉狀態，雖然有少數零星的自發的罷工，甚至還有千人以上的罷工，如上海三月中之恆大紗廠一千餘人的罷工，裝訂工人一千五百人的罷工，五月中之皮箱業工人一千餘人的罷工，六月中之豆腐作數千工人的罷工，十一月中之漆匠四千餘人的罷工等。但無論如何，這些罷工一大部屬手工業工人，且多數失敗，故給予當時的影響是不大的。

    碩果僅存的安源工會

    在此消沉期中，特別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真為“碩果僅存”。

    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運動就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猛烈地開展了起來，使得趙恆惕對於工人不能不稍為和緩，所以“二七”失敗後，各地工會（廣東除外）都遭封禁，而湖南卻一時尚能支持，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至四日，長沙市民舉行收回旅大示威（旅順大連灣原租給舊俄，日俄戰後轉給日本，到此年租借期滿，故當時各地有收回旅大運動），日本兵艦水手槍殺碼頭工人，全市工人曾舉行一次抗議慘殺的總罷工，由此可見當時湖南工人雖處防禦地位，而其勢力尚得公開存在。直到這年冬季十一月三十日，水口山工人罷工失敗以後，湖南職工運動才完全進於秘密狀態，因為趙恆惕不僅以鐵血摧殘水口山工人，連帶亦以強力封禁湖南所有的工會。

    但安源煤礦，那時卻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會仍舊巍然獨存，本來“二七”慘變後，安源路礦局亦接北京交通部來電，囑其封閉工會，但路礦局不敢下手，其原因是安源工人勢力集中，產業又極重要，工人組織力與戰鬥力亦相當豐富，若封閉工會，無疑的必遭到工人決死的反抗，於礦山生存實有重大危險。路礦局方面深明於此，故不敢遽爾壓迫；而工會方面亦極十分注意防範，所以能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潰。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在此時期做了不少工作，特別有兩點值得指出：

    （一）真正打破包工製。安源煤礦包工頭的收入，真是駭人聽聞，工頭從工人身上剝削所得，超過工人工資一倍以上，甚至有超過三四倍的，工頭每月收入有銀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工頭每月收入如是之豐，欲其相安無事，勢必須分與職員若干以塞其口，工頭與職員雙方勾結，一方面盡力剝削工人，一方面又做“吃點”、“買空” 、“做窿”、“買灰”等弊（“吃點”就是工頭向礦局領取三十人的工資，而只僱二十人，其餘十人的工資即歸工頭腰包。“買空”就是如出產只九百噸，而工頭虛報一千噸，此一百噸之價值即歸工頭吞沒。“做窿”就是工頭扣發做窿應用之材料與人工，使窿湫隘難行，而工頭向礦局虛報，從中攫取利益。“買灰”，該礦設有化驗處，特延化學專家任其事，每日出煤必經化驗，燐灰輕者獎，重者罰，灰定分數。工頭為求獎免罰起見，便賄買化學專家，金錢一到，燐灰立減，不爽毫釐）。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罷工勝利以後，工頭職員不能剝削工人了，於是密謀破壞工人俱樂部，被工人所知道，加以重懲，此時工人俱樂部更進一步廢除包工製，改為合作制，議定合作條約，工頭每月工資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資照罷工時條約不改，其餘各項消耗費，歸合作賬內開支，所得紅利，工頭佔百分之十五，管理處佔百分之五，餘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真的，這樣一來，該礦二十年來的包工製被打破了，不僅使工人不受中間階級的剝削，並且為礦局廓清積重難返的弊病。

    （二）建立自下而上的代表會議制度。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基本組織，是十人團，選舉十代表一人，再由十個十人團選舉百代表一人，每工作處選舉總代表一人。總代表會議（總代表五十一人）為俱樂部最高決議機關，百代表會議（百代表一百三十一人）為俱樂部複決機關，十代表會議（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人）則聽俱樂部之報告。至於全體部員大會，一年開一次，如有要事，臨時召集，再由百代表會議選舉主任四人（總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內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組織主任團，總理俱樂部一切事務，主任團下設幹事會，為俱樂部辦事機關，這種組織，可說是議會制與蘇維埃制的混合組織，誠有可議之處，但無論如何，當時該礦全體工人，是已經完全組織在一個嚴密系統之下。

    安源工人俱樂部當時確有很多的成績，最大的為消費合作社、工人教育等，可惜這里為篇幅所限，不能詳述了。

    共產黨內的取消主義傾向

    “二七”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內發生右傾的取消主義，代表人物就是現今共產主義的叛徒陳獨秀，陳獨秀從“二七”失敗所得的結論是工人階級沒有力量，於是他的整個機會主義的理論就在此時完全形成了。我們這裡不能詳細說到整個陳獨秀主義，而只就其與職工運動有關者略略提及。陳獨秀說：“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見一九二三年四月出版的《嚮導》週報第二十二期刊載的陳獨秀所作《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 〉又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又說：中國工人階級“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裡……不感政治的需要，並不脫離神權帝王之迷信”，所以他斷定：“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鬥爭之需要與可能。”〈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前鋒》月刊第二號刊載的陳獨秀所作《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 〉這樣，陳獨秀把資產階級恭維得很高，把工人階級看得一文不值，不用說應用到實際工作上便是取消職工運動。不僅取消職工運動，他當時還主張取消共產黨呢！他當時公開的說：“混蛋的中國，便有混蛋的無產階級。混蛋的無產階級便有混蛋的共產黨，共產黨不該早成了幾年，所以弄成一個三不像的共產黨。”真的，陳獨秀此種觀點是得到一部分中央委員的擁護，於是另一中央委員就說：“勞動運動嗎？這一名詞根本不能成立，現時只有一個國民運動，即是要勞動運動也只能與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量齊觀，而共同的隸屬於國民運動之下，做國民運動之一部分。”在這種取消主義的觀點之下，無疑的中國職工運動要遭到巨大的不幸。真的，“二七”失敗後差不多有一年，陳獨秀的中央，實際上對於職工運動不聞不問，或者怠工。

    陳獨秀這種叛賣階級的取消主義的觀點，曾受著抵抗的。比如鄧中夏當時在《中國工人》、《中國青年》以及黨報上，就曾經作文章批評過這種觀點，在黨報上而且是指出這位“家長”陳獨秀的名字公開批評的。

    陳獨秀的中央，對於職工運動的取消主義的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產黨的擴大會議上，才糾正過來，也就是從此以後，共產黨對於職工運動才重新又做起來。

    國民黨的改組及其工人政策

    這裡須說到國民黨的改組及其工人政策，因為它與職工運動有很大的影響。

    國民黨未改組以前，本無所謂工人政策，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組，才明白規定。

    國民黨在辛亥革命時，確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時還叫同盟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相號召。革命成功以後，改名國民黨，此時新加入的成份更為複雜，貴族官僚，將軍政客，無所不有；因為那時國民黨擬與袁世凱爭權，企圖建立所謂“政黨內閣”，故廣為延納，以擴黨勢。癸丑（一九一三年）反袁戰爭，國民黨一敗塗地，於是該黨黨員紛紛向袁投降，黨遂瓦解。孫中山逃亡海外，另組中華革命黨，繼續革命。到後來南方舉行所謂護法戰爭，孫中山回粵，恢復國民黨名稱，上添加中國二字，以示區別。其實孫中山那時醉心軍事運動，所謂“黨”也不過粉飾門面，實際黨的組織蕩然無存。正確些說，那時無所謂國民黨，只有孫中山。國民黨當時在民眾中的信仰，不用說是渺乎其小的。俄國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的黨取得了政權，這確是給孫中山一大啟示。 “五四”運動以後，政治團體紛紛出現，各樹一幟，就中以共產黨最為猛進，隱然握有全國思想界之權威。此時中國革命新的浪潮，日益緊張，事實上需要一個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封建軍閥的統一的民主聯合戰線，就是說需要各階級聯合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為統一民族革命的戰線，遂命令自己的黨員加入國民黨（自然共產黨自己的組織須完全保持獨立），並幫助國民黨改組，因此共產黨以改組國民黨建議於孫中山，孫中山亦因屢敗之餘，覺悟其黨不行，於是接受共產黨的提議，國民黨遂於一九二四年實行改組了。

    國民黨在改組以前，只有簡單的口號，而無充實內容的政綱；此次改組，得代表新的革命勢力的中國共產黨員之參加，才釐定政綱，發表宣言，對於孫中山夾七夾八的三民主義，給以改頭換面，加了一番新穎的解釋，這裡只摘錄其中關於工人政策的幾段於下；在宣言中說：

    “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感受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為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也。”

    又說：

    “又有當為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為之製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製，育兒之製，周恤廢疾者之製，普及教育之製，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

    在它的政綱中則說：

    “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

    國民黨經共產黨幫助它改組以後，的確氣象一新，它的組織範圍，也就不限於廣東一隅，而擴張到中部與北方，國民黨各級委員會均設工人部，這部秘書與乾事，在初時期，多半為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充當，因此，大有助於職工運動。

    全國鐵路總工會的成立與挫折

    在消沉期中有一事特別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全國鐵路總工會的成立。 “二七”失敗，已隔一年，檢閱我們當時在鐵路上的力量：計京漢路工會各重要車站尚有數人至數十人之秘密組織；京奉路唐山工會尚秘密存在，暗中擁有實力，工會基金亦有一千餘元；京綏路車務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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