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職工運動消沉期

車務工會也頗有進步，有會員一千五百餘人；正太路工會依然存在，工人尚能團結一致；粵漢路工會亦秘密存在，但會員略有減少；津浦路浦鎮有五千餘人的秘密組織；株萍路工會如舊，且極有進步；此時有一新生勢力為“二七”時所沒有的，就是異軍特起的膠濟路工會，該會在中國工人階級大受打擊之後，居然能起來組織工會，會員發展到一千五百餘人，不能不算是難能可貴。北京工人周刊，依然繼續秘密出版，也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

    共產黨估計了此種狀況，於是決定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集各路代表大會，計到者九路代表，二十餘人。通過正式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發表宣言，其全文如下：

    全國鐵路總工會成立宣言：

    “前年十月間開灤五礦罷工時，全國各鐵路工會代表曾於北京集會，除計議援助開灤礦工外，並產生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籌備全國鐵路總工會之正式成立。自籌備委員會成立以後，進行極為順利，本擬去年三月間召集全國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不幸'二七'事變發生，京漢工友大遭屠殺，京漢和各路工會多被搗毀封禁，籌備委員會及各路重要分子，死傷的也有，監禁的也有，逃亡失業的也有，那麼一來，進行就極為困難，因此一年之內，除救濟死傷失業被害者外，簡直沒有餘力去精密的籌備全國鐵路總工會。幸賴籌備委員會和各路領袖都具熱忱毅力，所以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事宜，沒有停頓，這不能不說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們經過這一年多的艱難籌備，直至如今，我國全國各路工會代表，才於本年二月間集會，正式宣告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章程製定好了，機關也設立了，負責人員也推選出來了。那麼全國鐵路總工會，便形成而實具了。全國鐵路總工會之成立，簡直是我全體鐵路工友於痛苦不堪之中得著一顆光芒萬丈的救星。

    “全國鐵路總工會怎麼是我全體鐵路工友的救星？我們只要看總工會的宗旨，便知道了。總工會的宗旨是什麼呢？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謀全體鐵路工人之福利；二、聯絡感情和實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解工人互相爭端；三、提高知識以促成工人階級的自覺；四、幫助各路工人組織各路總工會，並與全國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關係。這四條宗旨，寫得多麼明白，那一句一字，不是為我全體鐵路工人謀幸福呢？

    “總工會既然有了宗旨，辦法又怎樣呢？我們要謀得幸福，首先便要有團體，所以這次成立大會已經制定了全國鐵路組織計劃，務使已經組織好了的各路工會，團結更加嚴密，各路工會被封禁了的，設法恢復，還有沒有組織的，從速成立團體。死傷被捕的失業工友，總工會當力圖救濟；各路工會互相關係，總工會當力謀密切；從前各路罷工已要求到之條件，總工會當力爭實行；並決定加入萬國運輸工人聯合會，實現全世界聯合之目的。我總工會既係全體鐵路工友的機關，當然以謀全體鐵路工人之利益為第一要義，但工人亦國民一分子，所有救國救民、以及反抗軍閥官僚之橫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國民運動，亦當視能力之所及，參加而促進之。我工友若參加此種國民運動，必首先提出爭自由和恢復工會等要求，如有為恢復工會而鬥爭者，吾人必同情之。

    “這些辦法，如果能夠一一做到，不但總工會的宗旨實現了，我全體鐵路工友的幸福也就不小了。

    “總工會既然有了很好的宗旨和辦法，最可注意的，還有各路工會代表的精神。各路工會代表都抱定堅強的志願，犧牲的魄力，大家約定非實行互助不可，非組織堅固的總工會不可，非奮鬥以解除痛苦謀到幸福不可。這種全體代表一致的精神，便是鐵路工人萬眾一心的表示，也就是總工會團結堅固之表證。如果我全體鐵路工友能以代表之精神為精神，那我們前途的希望，就很遠大了。

    “全國鐵路工友們！全國鐵路總工會是代表我們全體鐵路工友的，我全體鐵路工友務必擁護我們的工會，務必依照總工會的宗旨和辦法做去，並須在總工會指揮之下，一致團結起來奮鬥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除痛苦，獲得幸福哩。全國鐵路工友們！我們的總工會已經成立，從此一致團結，一致奮鬥，並一致慶祝全國鐵路總工會萬歲！”

    全國鐵路總工會成立之後，各路組織，頗有顯著之進步，如膠濟路會員之大增加，京綏路車務工會會費之確能收齊，正太路工會組織之大加整飭等。

    不料五月間武漢發生拘捕工人領袖楊德甫（叛變）、許白昊（犧牲）、羅海臣（未詳）、週天元（未詳）、黃子韋（未詳）及律師劉芬（未詳）等六人的事件，牽連所及，全國鐵路總工會北京秘密會所亦被抄封，幹事張特立、彭立和、李斌（未詳）等同時被捕（系楊德甫供出），不久，全國鐵路總工會委員長孫云鵬（後消極）亦在石家莊被捕，膠濟路工會因舉行大會而被封，領袖郭恆祥（未詳）等四人則被開除，後來又被通緝。一時各路領袖被開除者、被通緝者，共計四十餘人，都不能在本地立足，逃亡在外，於是鐵路工會又遭一次挫折。

    流氓工會的招搖

    消沉期中，還有一特殊現象，就是流氓工會的興起，“二七”失敗後，有幾個曾與武漢工會發生過關係的知識分子的共產黨員，潛逃上海，閒居無聊，由動搖以至於叛變，於是遂與湖南勞工會殘餘分子及上海招牌工會分子，聯合起來，形成流氓工會的大聯合，發起成立“上海工團聯合會”，時在一九二四年春。起首他們還標榜無政府主義，提出“只問麵包，不問政治”，“工會自治，不許政黨過問”，“穿長衫的，快滾出去”等口號。他們反對的對象，不用說是共產黨，所提口號即是針對共產黨而言（其實他們自己就是穿長衫的，呵！是穿西裝吧）。這些口號，很明顯的是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所需要的，那時帝國主義在租界極端嚴禁共產黨活動，吳佩孚正在誥誡鐵路工人：“不要為學生政黨利用”；蕭耀南正在通令各工廠，勒令工人具結“永不加入政黨”，這些流氓得帝國主義的諒解與保護，在上海公開活動，不用說他們當時是共產黨的一個敵人，我們卻和他們作過堅決的鬥爭。

    國民黨改組後，革命勢力逐漸團結與開展，國民黨內立即起了分化，代表買辦階級的分子首先起來反對改組，形成第一批右派，與共產黨和當時的國民黨左派處於敵對地位。流氓工會於是又與國民黨右派相結合，實行反動。

    這些流氓工會，當時在上海專做破壞工人事業的勾當，如勾結絲廠廠主破壞絲廠女工罷工，勾結南洋菸廠廠主破壞工人復業運動，甚至毆打國民黨中央工人部代表等。

    這種流氓工會，曾經有過企圖，要組織全國工團聯合總會，他們曾派人到北方一帶活動，但是他們這種企圖，卻被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反帝高潮所淹沒了，他們在上海的組織也從此就煙消雲散了。

    困苦艱難中的工會工作

    消沉期中，我們的工會工作，確實困難萬分，從上面敘述中，已可看到我們在當時的工作範圍是如何狹隘，完善的僅安源礦工工會。鐵路工會又稍起即僕。在上海方面，我們只有一個印刷工會，一個機器工人俱樂部和一個金銀業工人俱樂部，後來成立一個店員工會，人數卻是很少。武漢方面，只有人力車夫工會、花廠工會等。此時給予我們最苦惱的問題，就是在困苦艱難中如何組織的問題。赤色職工國際恰於此時派代表到中國，我們與他討論的結果，於是決定以“工廠小組”為此時組織的中心工作，就是在每個工廠的工作處，成立若干個十人以下的秘密小組，這些小組，視環境而決定相互關係，如環境好的地方，各小組組長可以發生關係或開聯席會議，否則，各小組彼此不發生關係，其組長與工會的組織員接頭。這個新組織路線，的確在當時收到部分的成效。

    此時國民黨已經改組，當時國民黨左派領袖確有意思改造成為一個有組織的黨，一個接近民眾的黨，但這種事他們卻不在行，不得不依靠加入國民黨的共產分子，共產分子當時在國民黨各級黨部工作的不少，特別是工農兩部大半為共產分子主持。國民黨自改組後，經共產黨的宣傳與提攜，此時聲譽日起，共產黨當時的職工運動，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也用國民黨的旗幟去做，如在上海，我們曾用國民黨的名義，在楊樹浦、小沙渡、吳淞、浦東等處開辦工人補習學校，這種工人教育運動，的確給了我們公開工作的可能，找出不少線索，於是不久就成立工人團體，如楊樹浦，我們成立了“工人進德會”，小沙渡，我們成立“滬西工人俱樂部”等。

    職工運動之轉機————沙面罷工

    自“二七”失敗後，消沉狀態直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還未改變，七月廣州沙面發生大罷工，才表示著這種消沉狀態應該中止了。

    在沙面沒有罷工以前，中國工人遭受三大慘劇：第一是上海祥經絲廠燒死女工一百餘人；第二是山東坊子煤礦，淹死工人七十五名；第三是唐山煤礦壓死工人五十三名。這些慘案，應該激起工人的奮起，但當時工人竟無絲毫表示，這可見當時消沉到如何程度了。此外有幾個罷工影響亦不大，如五月間湖南湘潭的錳礦罷工，九江的日清碼頭工人罷工和六月的上海絲廠女工罷工，均不得結果。

    沙面為帝國主義在廣州的租借地，此時頒布一新警律，自八月一日起，沙面華僕出入租界，概須攜帶執照，照上須貼主人相片，每晚九時以後，華人非帶執照不能入境兩次，但西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卻均可自由，這分明是對中國民族的侮辱！於是引起沙面華人憤怒，於七月十五日宣布罷工，後來華捕亦加入罷崗，一直相持至八月十七日方解決，取消新警律。

    沙面罷工卻給了帝國主義相當打擊，不消說給了中國人以勞動運動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重要意義，而為後來省港罷工有力的啟示了。此次罷工確哄動了廣州與香港，並且影響還及於中部與北方。

    此時廣州確有一新的革命氣象，工人運動固然勃興，就是農民運動也發展起來，海陸豐一九二三年便有過農民減租鬥爭，此時廣寧又發生抗租鬥爭，以至與地主武裝衝突，農民協會已在好幾縣成立起來，廣州工人代表會在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直屬之下成立起來，此時工人還成立了工團軍，農民成立了農民自衛軍。正在此時孫中山因廣東商人反對他，感到地位困難，見此新生的工農勢力擁護他，一時頗為左傾，十月十五日孫中山堅決的舉兵削平商團，即受工農運動的影響。 “商團之變”是廣東當時一件大事。商團為香港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與佛山大地主陳恭受所組織，受香港帝國主義指示，陰謀推翻孫中山，自建所謂商人政府。在國外私購大批軍火，被孫中山發覺扣留，商人兩次罷市要挾發還，並開槍射擊十月國慶日之遊行群眾，孫中山十月十五日舉兵將商團擊潰，是為“商團之變”。

    此時廣州還開一個太平洋運輸工人會議，有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出席，到中國、爪哇、菲律賓、日本、新加坡等處運輸工人代表，這是太平洋運輸工人的第一次聯合，當然給予中國職工運動之轉機以很大的影響。

    廣州以外，九月八日上海有南洋菸廠工人罷工，參加者七千餘人，因反對廠方反悔舊有條約另定苛刻條約而起，結果失敗，失業者一千七百多人，這次罷工失業，引起廣州工人之不平，相率抵制南洋菸草入粵，相持數月。我們在上海差不多兩年沒有領導過大的罷工了，這算是第一次“復業開張”。在這次罷工中，為援助罷工問題，我們與國民黨右派發生激烈的鬥爭。

    此外漢口發生八千多人的人力車夫罷工，蘇州發生一萬多人的機織工人罷工，浙江餘姚發生一萬多戶的鹽民罷工，廣州有報館排字工人罷工，這些都表示中國職工運動復興的朕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