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上海日本紗廠大罷工（附青島日本紗廠大罷工）

    日本在華的紡織業

    日本在華設立紗廠，是日本帝國主義實行經濟侵略的一個有力的手段。它在華設廠的原因：一、是因中國有廉價的勞動力；二、是不要納付關稅，便可將生產品賣給中國人，以佔取中國的市場；三、中國殘酷的軍閥政治，絕對禁止工人的集會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在租界內更純然是外國政府，對待中國“下等人”可以用對待牛馬的法子。這都是日本資本家在他們本國求之不得的。所以日本資本家樂於在中國開設工廠。

    一九二五年，日本在中國境內的紗廠共有四十一家；在上海有二十七家，在青島有九家，在滿洲有五家，總共用中國工人八萬八千餘人：在上海約五萬八千人，在青島約二萬二千人，在滿洲約八千人。與中國本國紗廠相比，日本紗廠數與僱用工人人數皆佔三分之一（華商紗廠七十六家，僱用工人一十五萬八千餘人；英國紗廠三家僱用工人二萬人）。這可以看出日本紗業在中國的勢力，特別在上海更為龐大。

    並且日本紗廠差不多是國家資本，譬如內外棉株式會社總共有一十九個工廠，在日本的僅只三廠，其餘的在上海有十一廠，青島三廠，滿洲兩廠。所謂“內外”即指國內國外而言。這樣一個雄厚的國家資本企業（就是其餘的日本紗廠亦有國家銀行做後盾），幼稚的華商紗廠那裡是它的敵手！所以歐戰時中國民族紗業本有一度突飛猛進的發展，然而敵不過日本資本之競爭與壓迫，到一九二二年以後，便發生劇烈的恐慌，中國人自己辦的紗廠，有許多被日本人吞併了去。這也就是中國資產階級在那個時期發生反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的高度情緒的原因。

    日本資本家對於中國工人的壓迫

    日本紗廠對於中國工人非常苛待，不打即罵，慘無人道，甚至打死童工的時候都有。工作時間是日夜輪班，每班十二小時，夜工並不加錢。工資很低；最少的只二百余文一天，合銀幣不過一角。工人住的房子，是三四家甚至七八家合住於一間小屋，重床疊架，隔以薄幃，吃的是餵豬的食料。甚至於廠中還有這樣的情形，大便也受限制，須領照牌方能去大便，但五百人用二個照牌。另外還有一種“儲蓄費”，每月在工資裡扣除，但工人死傷疾病的時候，卻並不發還，只有每月另發很少的“儲蓄費”（俗稱“紅簿子賞”），然而差不多個個工人每次領工資時，都要被廠裡藉故剋扣，結果所謂“儲蓄費”仍舊扣去。再則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壓更甚：成年男工總要比較強硬些，因此，廠裡更有一個極奸狡的陰謀，另外專養一批男女幼童叫做“養成工”，平日施以奴隸教育，等到長成之後，便想一批一批的將他們調換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成年男工開除出去，使全廠都是些自己養成的女人小孩子，可以隨便虐待剝削而不反抗。這次罷工，便是因為有一廠開除一批男工，將“養成工”去替調，並且拘捕工人代表所引成的。

    罷工的爆發

    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季，我們在小沙渡辦了一個工人日夜校，不久便成立滬西工友俱樂部，由孫良惠同志主持。成立數月，加入的不過七八十人，但都是各廠先進分子。我們在此地也發展初步的黨的組織。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內外棉第八廠因粗紗部男工整批被廠家開除，自動罷工（俗稱“搖班”）。我們知道了，勸工人暫行停止，先去領取工資。四日等工人到廠中去領工資，日本人不但不給工資，並且又拘去工人的代表。工人們忍無可忍，遂一致罷工。滬西工友俱樂部向廠家提出的條件是：一、以後日本人不准打人；二、增加工資二成；三、第八廠辭退的工人須完全復工；四、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五、罷工期內工資照付；六、以後職工非犯通姦鬥毆等事者，不得無故開除。當時把這條件並做成傳單發給各廠工人。廠方面當然置之不理，並佈置偵探，陸續捕去工人活動分子，工人愈憤，二月九日大罷工遂爆發了。

    內外棉第五廠東西兩廠首先發動，九日下午當日夜班換班的時候，工人高呼“搖班”蜂擁而出，廠中即將廠門關閉，群眾則將巨木碎門而出，或爬牆而出。出來之後，即渡浜（小溪）到潭子口田野間集合（此地為中國地界，為一荒僻曠野，僅有田舍數家，與租界一水之隔），開群眾大會，並有各廠夜班工人亦在半路聞訊隨同參加，約萬餘人。首先一桿白布大旗，就是“反對東洋人打人”。群眾異常興奮，在我們熱烈演說中，工人將其頭上之帽撕毀擲地，加以腳踐，大家說：我們中國人不戴東洋帽了（按此帽為廠中所發）。我們當即宣布紗廠工會成立，並叫群眾聽工會的命令，明日仍來開大會，群眾歡呼贊成。當即組織隊伍在各路口勸夜班工友勿去上班（俗稱“攔擺渡口”又稱“斷口子”），工會連夜辦公。

    罷工的蔓延

    影響所及，九日晚，第九、第十三、第十四廠繼續起來響應罷工。十日，第三、第四廠亦罷工，還有幾個未罷工的，於是群眾自動帶隊“打廠”，公然又打下幾廠，相率罷工（這是上海一特別現象，此廠罷工，彼廠工人本欲響應，但不敢發動，希望已罷工者前去打廠，一打便罷，此風傳染至今，尚未完全停止）。十二日，曹家渡的豐田紗廠亦自動響應。後來這種影響傳到楊樹浦，又有數家日本紗廠罷工。總計罷工者有二十二廠。小沙渡方面，為內外棉共十一廠（所有內外棉在上海之廠全罷工）、日華全廠、同興兩廠、及製麻布袋一廠，曹家渡豐田一廠，楊樹浦方面為大康兩廠、裕豐一廠、公大一廠、東華一廠。參加人數共四萬餘人。在上海日本紗廠，只有浦東的日華兩廠與楊樹浦的上海紗廠三廠、東華兩廠共七家未波及。總而言之，在上海的日本紗廠差不多都要轉入漩渦。

    日本帝國主義的膽戰心驚

    在上海發生這樣一個破天荒的偉大罷工，自然出乎日本帝國主義意料之外，真使得帝國主義膽戰心驚。

    初起時，日本“小鬼”還只利用豢養的包探誘捕工人中的活動分子，但工會系在對河華界，不在租界，他們無計可施。有些包探混過來時，反被工人發覺，飽以老拳，因此包探相戒不敢再來。

    日本“小鬼”再來一計，收買所謂“上海工團聯合會”這一班工賊，以援助名義前來參加，並用“反共產主義男女勞動同盟”大發其傳單，罵共產黨，但革命情緒異常之高的群眾，那里相信那些鬼話？工人氣勢洶洶，趕著追逐，那班工賊也不敢來了。

    於是日本“小鬼”就放謠言：一面說此次罷工是中國資本家從中挑撥和資助，一面又說此次罷工是赤化，是受了蘇俄的津貼。總而言之，他是一方面想藉這些謠言和其他帝國主義結成聯合戰線，共同對付中國人，一方面則藉赤化謠言，威嚇中國軍閥壓迫工潮。不過帝國主義雖然一致，如租界巡捕房確實每天在幫日本人捕拿工人。但群眾都在華界，他們無可奈何。至於中國官廳均奉系軍閥，初至上海見輿論同情工人，亦不敢公然斷行壓迫。

    日本“小鬼”急了，一面由日本調來幾艘軍艦來華實行武裝示威，一面由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國際交涉。於是勞資爭議一變而為國際交涉。惟此時全國國民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氣焰正高，段祺瑞政府亦不敢公然袒日仇民，又無多大效果。此次罷工的確使得日本帝國主義寢饋不安，上海“日本紗業聯合會”天天會議應付，上海日本報紙天天宣傳，是不用說；甚至於驚動了日本本國紗業界，不斷地派人來華援助，後來連日本紗業聯合會總領袖亦不得不親自來華了。

    總一句話，此次罷工造成一個震動遠東的嚴重事件。

    罷工的戰術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便在上海做職工運動，但是，總做不起來，做起來一點，便又覆滅。一九二二年冬，日華紗廠、英美菸廠與金銀業的所謂三角同盟罷工失敗以後，什麼也沒有，僅僅還保有很小一部分的印刷工人和機器工人，再加上一部分店員。 “二七”失敗的消沉期中，簡直沒法活動。一九二四年下半年，黨方有相當的活動，開始參加絲廠罷工與領導南洋菸廠罷工。這次日本紗廠罷工之來，黨當然認為是生死關頭，於是由中央組織專門指揮這次罷工的委員會，指定李立三同志和鄧中夏同志負總責，並命令上海黨部全體動員，但當時上海黨員人數非常之少，不過百餘人。要領導這樣一個規模偉大的罷工，不能不於罷工戰術上去求勝利，我們這里略略敘及。

    這次罷工可以說是突如其來，是群眾自動的發動，而不是黨預先的籌劃。二月二日第八廠發動後，黨才開始討論，但那時黨便緊緊地抓住這一個機會。但當時還不知道日本紗業亦發生恐慌這一回事（中國紗業恐慌當然知道）。罷工之時，正是紗價低落、美棉奇漲的時候，假使是中國紗廠，罷工一來，便有乘機閉廠的可能，然而日本紗廠究竟資本雄厚，足以維持，並且此時正是日本紗廠加緊打擊中國紗廠的時候，自然不願因罷工而閉廠。我們在罷工中，知道日本紗業恐慌時，就是如此估計，所以我們一直進攻到底。

    罷工既由群眾先行自動，所謂組織，僅僅只滬西工友俱樂部的七八十人，很顯然的，罷工開始時完全是原始狀態，劈頭的一問題，就是如何領導群眾，能有組織的作堅決的鬥爭。所以“激發士氣”，和“穩定戰腳”是目前當務之急。我們在這一點上花費不少氣力。我們那時差不多每日一次群眾大會，每日有幾種新聞式的而且是俚歌式的傳單。群眾是切忌死板生活，所以每日必花樣翻新，然後群眾方覺得新鮮活潑而更興奮，我們開大會不僅講演，而且把群眾編排起來，首先是各廠歸各廠排隊，舉出代表來，組織代表會議，隨後又由群眾隊伍中挑出若干人編成糾察隊，立時教以簡單的訓練，派到各處守衛及在各要隘勸阻工人上工。這樣一來，群眾漸漸有了組織，而工會才能真實指揮。

    雖然如此，如無新的生力軍加添，群眾必至感覺孤立無助而動搖。所以我們那時盡量擴大罷工，差不多罷工的前半期，每日必有新的工廠罷工加添，有些是自動的罷，有些是被煽動宣傳而罷的。到後來罷工風潮波及於楊樹浦，我們倒有一度遲疑，??因為小沙渡與楊樹浦一樣是原始狀態，如若兼顧，勢必顧此失彼。但楊樹浦工人迫不及待，情緒異常之好，我們也毅然決定罷了。因罷工一擴大，給此次罷工以巨大的影響。

    再則就是取得外援，我們聯絡小資產階級社會團體發起“罷工後援會”，慰勞，捐款，並請求輿論援助，因此群眾更覺得勢力不孤。

    上海是流氓的淵藪，應付流氓亦是當時任務之一。就是工人中亦有不少的流氓，當時有力的工人領袖，不少是青幫洪幫，他們是有老頭子的，罷工時自然不能不爭取他們，必要時甚至還須請老頭子吃喫茶，講講“抱義氣”。因為罷工的口號是“反對東洋人打人”，流氓中多少有點民族觀念，因此，亦有不少老頭子表示贊助。自然罷工在階級鬥爭中的意識格外明豁，原是青幫洪幫工人此時也不大聽老頭子的話了。如流氓明顯破壞罷工時，群眾不客氣便以老拳奉送。在此緊張空氣中，流氓有的變好，有的畏縮，有的反動被群眾加以重懲，流氓亦起分化。

    罷工工人在潭子口鬧得太兇了，帝國主義在對河眼睜睜地無可如何，自然逼迫中國官廳取締。群眾每日開大會，練隊伍，無人過問。忽一日，上海警察廳派來武裝警察數百，蜂擁而至，將群眾包圍，實行解散群眾，我們在墓堆上（因為墓堆就是講台）大聲高呼：“我們被東洋人壓迫了。中國人不要壓迫中國人！”群眾和聲如雷，聲震天地，警察見群眾氣盛，只得退處一旁。

    這次罷工的範圍完全限於日本紗廠。中國紗業資本家因年來被日本資本排擠、壓迫，積不相容，仇日極盛。我們看清了中日資本家衝突這一點，一面暗中散佈空氣，說這次罷工與中國紗廠是有利益的，中國紗廠應該起來幫助工人取得勝利，一面公開提出“抵制日貨”、“日本紗廠搬回日本”的口號。此時中國紗業資本家確有利用工人報復日本的意思，他們居然用華廠工人的名義捐了一千元與罷工工人。這樣一來，日本紗廠更恐慌了。

    這裡須說到我們一次的失策。罷工約十日，雖然日本帝國主義曾暗示小沙渡中國的商界聯合會以街坊名義出任調停，但沒有結果，罷工延長下去。打廠之事，工會認為可一不可再，約束群眾不能再做。因為第一次做時或可乘其不意，攻其不備。如果再做非碰上釘子不可，有損銳氣。但群眾則不然，天天問工會：“餵！我們總是文對之，到底幾時武對之？”有一天群眾自動要求非要闖入租界不可，我們同志亦有主張非去不可的。我們當時對他說：“不可去，你要去誰負責？”那個同志說： “好！我負責！”這樣，群眾便如潮水般浩浩蕩盪向租界衝去了，還沒到租界口，中國警察上前攔阻，工人大憤，扭打起來。警察便乘機藉口工人毆打警察，派出大隊警察持棒打得工人落花流水，群眾潰散，被捕者五十餘人。鄧中夏同志當日亦被捕。

    調停與解決

    但工人雖遭打擊，卻仍堅持如故，雖然潭子口的群眾大會因受警察干涉不能再開，但卻因社會輿論同情工人，故警察不敢封閉工會。故罷工之事，仍得進行。同時罷工工人因受了十餘日的訓練，已由原始狀態進於組織狀態。 “聽工會的命令”，這一口號已深入於群眾腦中，因此得以支持。

    至後，上海總商會出任調停。二月二十五日，日本紗廠代表與調停者總商會會長、交涉使、淞滬警察廳等共同商議，並約工人代表出席，當時工人代表提出條件是：

    （一）嚴禁毆打工人；

    （二）增加工資一成；

    （三）工資每兩週發給一次；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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