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五卅”運動

件發生意見衝突，北京公使各將委員撤回，於是大資產階級的買賣沒有成功。他們從此就提出開市問題。他們說：“罷市一日，中國商家損失三十萬。罷市無益。”但此項主張必招民眾反對，於是他們同時宣言“援助工人堅持罷工”、“抵制英日貨物”。上海總工會提出抽貨辦法，仇貨抽百分之五十，國貨抽百分之一，作為罷工費用，他們滿口承認。六月二十三日，終於開市了。

    開市之後，資產階級並不履行與總工會的成約。本來照總工會計算，抽貨可得三十萬兩，足以維持罷工工人生活一月。但結果只抽得四萬餘元，此都因資產階級阻礙所致。不僅如此，資產階級還心靈手敏，取得罷工救濟的經濟權。各地及海外捐款皆寄給總商會（發款由其附屬機關之“濟安會”發放），資產階級財政在握，高下從心，於是對於罷工極盡操縱利用之能事。

    第二步提出日廠復工問題，強制執行，他們藉口救濟費不足，或故意延宕數日不發，以挾制工人。此時上海總工會的策略亦已變更（見後），於是日廠先行複工。

    第三步提海員復工問題，亦強制執行。

    第四步便提出中廠復工問題。

    資產階級本擬如此做法，可以挾制英國帝國主義對他讓步，曾由所謂十國商會作調和人，他們向英國表明以華董和收回會審公廨為主要條件，其餘都不重要。資產階級雖然有點小聰明，但終不敵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老辣，英國人公佈工部局停給中日工廠電氣。於是發生電力問題。這樣一來，使得資產階級著實狼狽。英國人說： “電氣工人罷工不得已停給電力”，其實是使中日工廠復工不成。資產階級乃大發雷霆，歸罪於總工會，完全反對工人罷工，要求交涉署與英領事交涉，以電氣工人復工為供給電力的交換條件。工部局卻要其他英廠亦一律復工。資產階級終於不能不歸屈服。

    資產階級對總工會的政策，也經過幾次變化。最初是極力拉攏總工會，欲利用工人的力量，做他要求帝國主義讓步的後盾。等到所謂十國商會進行調和時，內部發生三種主張：一派主張立即封閉總工會，罷工則俟調和後停止；一派主張調和後即封閉總工會，同時即停止罷工；一派主張調和成功後，先停止罷工後封閉總工會，但現在即須驅逐工會的共產黨員，代以工賊，而收歸自己指揮之下。這三種主張顯然是最後一種最為毒辣，代表這種主張者即為虞洽卿。他看清了：一方面如果此時封閉總工會，工人立刻看見他的狡謀，則無異自己打碎一個對帝國主義威脅的工具，安能使帝國主義有所讓步；另一方面數十萬罷工工人對總工會已有深厚的信仰，只可利用總工會招牌安然停止罷工。不然，難免不激成暴動。虞洽卿究不失為老奸巨猾，當時帝國主義本已與奉系軍閥勾結妥當，首先封閉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海員工會和洋務工會，他認為利益尚未到手，尚非時機。於是向奉系軍閥說項，出來挽回，重新啟封三個團體。同時在另一方面則造出總工會職員吞款濫費的謠言，指使工賊搗毀總工會所，積極向共產黨進攻。到電力問題發生之後，知英國帝國主義非可輕侮，連讓步也不要，遂積極反對罷工，主張罷工立時解決。最後與帝國主義、軍閥完全沆瀣一氣，終於把總工會封閉了。而轟轟烈烈的上海“五卅”罷工，便在資產階級的妥協、破壞、出賣之下而終止。真是“愈到東方的資產階級愈卑鄙愈無恥”。

    小資產階級的動搖

    首先說學生。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知識分子，在社會階級的分化與鬥爭尚未加厲的時候，還大半有革命的作用。這是很顯明的，因為知識分子在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壓迫之下，與其他被壓迫階級一樣的找不到經濟的出路，所以很容易激發其反抗性而走到革命方面來。在此次運動中，首先激發民族義憤而表同情於工人的便是學生。 “五卅”屠殺後，更激起學生群眾的憤慨，與工人完全一致，非常勇敢，非常堅決。前面所敘述的事實已可證明。學生聯合會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後，漸漸變成軟弱無力死氣沉沉，此次運動開始時，上海學生聯合會所包括的學校還只十多個，總罷課後，各校方重新組織學生會而加入上海學生聯合會，於是乎上海學生聯合會有了肉和血附著上去了，成為群眾的組織了。學生聯合會在此次運動中，成為一個重要的分子。

    在資產階級的眼中，學生是被他們所比較重視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殺，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學生，資產階級一定是漠不關心，一屁不放（譬如資產階級對顧正紅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證據）。惟其是因為屠殺學生，他們方慢條斯理的討論他們對慘案的態度。所以此次學生運動有很大的作用。

    但學生因其家庭的經濟地位各有不同，到一定的條件下必然會發生分化。此次運動中，自資產階級提出“單獨對英”、“縮小範圍”的主張以後，學生中便分左右兩派，右派贊成，左派反對。同時，此時國民黨中起來一個新右派，代表人物為戴季陶。戴季陶高唱“單獨對英”說，這是孫中山歷來的根本主張，自然又給學生不小的影響，於是右派學生便有勸法租界商家及東北部商家開市等情事。不久學生聯合會發生改組，左派得勢，戰勝右派。學生聯合會與總工會完全站在一邊，採取同一態度與策略，總商會主張開市時，學生聯合會激烈反對，並派代表取包圍政策打消總商會開市計劃，此時學生左傾極了。

    但學生究竟不是一個經濟的階級，力量很有限，又適值放暑假，學生紛紛回裡，於是學生聯合會的力量便形削弱。等到假後學生回校，他們已如隔世人，熱度冰消。學生生活本來富於浪漫性，熱度當然難以持久。故在運動的後半期，學生的毫無力量就表現了。

    再說到中小商人。中小商人在罷市開始雖曾有一度熱烈的表現，但以後便始終是猶豫不定的態度，以至於最後完全倒在資產階級一邊。組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時，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是積極參加的，後來見總工會與學生聯合會站在一邊，人數太多，於是害怕起來了，提出“每一個團體只有一票表決權；如某一團體不贊成時，此案不能通過”（按工商學聯合會由上海總工會，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全國學生總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四大團體組織，每團體選出代表六人；如工人學生一致則佔十八人，而商人只佔六人。再則如以團體為單位，而工人學生仍佔四分之三。因此他們提出此限制）。工學兩會讓步，同意此一提案，因此他們仍存留於工商學聯合委員會之內。惟此時一方面謠言極盛，說學生會都是共產黨，甚至於還說參加了工商學聯合委員會的商人也“赤化”、“過激”了，另一方面資產階級提出“單獨對英'、“縮小範圍”的口號，國民黨右派又竭力鼓吹，於是中小商人由畏縮恐怖而動搖了。但還未退出工商學聯合委員會。

    虞洽卿回滬後，當然非將中小商人拉住在他的影響之下不可，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中本有少數總商會分子，於是他們積極活動，而中小商人傾向資產階級也日益濃厚了。

    此時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就是如何與資產階級爭取中小商人的領導權。適開市問題發生，總商會登報於舊曆五月一日開市，其所以如此，因端午節為中國結賬的時期，即每個大資本家大收入的時期，故定在節前開市。小商人說：“滬案尚未解決，條件尚未承認，今忽然開市，是我們商界的恥辱。”實際呢，這亦是中小商人的油嘴，他們已感受罷市痛苦，希望早早開市，其所以要說這堂皇冠冕的愛國大道理者，不待言的，就因端午節隻大商人有收入，小商人只有支出，於己不利。上海總工會看清這一矛盾，於是在工商學聯合會提議舊曆五月六日開市，結果通過。資產階級亦無可如何，只得屈從。但這種策略只一時有效，仍不能挽救中小商人之右傾，此後與無產階級愈離愈遠，而完全跟在資產階級的後頭跑了。

    罷工策略的變更

    “五卅”反帝運動，無疑的是無產階級做了主力軍。在此次運動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是在萬分艱難的複雜環境中鬥爭著。他們不僅與對面的帝國主義鬥爭，而且要與民族的內奸鬥爭————與軍閥鬥爭，特別與資產階級鬥爭，所以他們的策略是針對這些敵人而鬥??爭。

    真的，這一斗爭是極艱苦的鬥爭。在“五卅”運動初期，軍閥、資產階級及其教授學者，總之所謂“高等華人”，發生無數搖惑民眾的言論與主張，這當然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劈頭的大敵，要使此次運動發展，首先須要打倒這些賣國奴的言論與主張，這些賣國奴的言論與主張，擇其重要者可列舉於下：

    一懲兇賠償說————他們以為南京路慘案，懲兇賠償可以了事（其實此次慘案，殺人之罪不僅在英兵與英捕，而在帝國主義的國家之高壓政策，如工部局歷來的橫暴，及此次海陸軍警的行凶，都是國家行為而非私人行為）。

    二縮小戰線說————他們主張對英日或專對英（其實此次慘案，罪魁禍首雖然是帝國主義之王的英國，而派兵遣艦向中國人示威，並堅稱上海西捕開槍無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國一樣，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島直接殺了中國工人是此次慘案之起因）。

    三　法律解決說————他們主張此次慘案用法律解決（其實法律只能裁判私人的犯罪行為，而不能裁判國家的橫暴與民族間的衝突）。

    四局部解決說————他們以為上海慘案，青島慘案，漢口慘案，都是地方問題，應各就當地局部解決（其實各地慘案，皆由於帝國主義根據一切不平等條約與特權而來，不但不是一個地方問題，而且也不是一個國家問題，而是要根本驅逐帝國主義才能解決）。

    五政府交涉說————他們以為只要依靠政府交涉就可以了（其實歷來的賣國政府對外懸案山積，從未得著相當的解決，並且當時政府對於各地同時並起的大屠殺案，不特不敢向帝國主義嚴重交涉，反而嚴刑峻法抑壓本國人民的愛國運動）。

    這一切言論與主張，無疑的是軍閥、資產階級企圖影響革命的民眾，分裂革命的民眾，把革命運動消滅下去，當時共產黨曾與之作堅決的鬥爭。

    共產黨發表宣言，主張：

    “第一、徹底明白中國的獨立與統一，必須廢除不平等條約方能達到。須有為此奮鬥到底的決心，切不可信所謂'高等華人'的'縮小範圍'、'局部交涉'等等苟且妥協的口號；並不可依賴段祺瑞政府一紙哀求式的官樣條文，可以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目的；

    “第二、須有一個革命民眾勢力集中的組織，以為領導全國運動的統一機關……統一那散處各地的民眾力量，以便一致的進行到勝利的道路上去。要有這樣一個全國統一機關，便必須召集各界團體的大會於北京。在大會之前，應當趕快在各地組織工商學以至農民等的各界聯合會，由這些委員會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會。大會便舉出執行機關，代表全體中國民眾而實行種種必要的運動。 ……”

    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此時的總策略，是所謂“民族的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在上海方面，是以工商學聯合會為其中心，由上海總工會聯絡學生會的左派，去壓迫他們的右派；又以整個學生會去聯絡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左派，去壓迫他們的右派；然後再以整個商界聯合會聯絡總商會左派，去壓迫他們的右派。的確，此時無產階級已發生與資產階級爭取中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鬥爭的開始。

    開市以後，情勢日非，因為英帝國主義此時勾結奉系軍閥業已成功。奉軍初到上海的時候，還詭稱“保護國民利益”，其實奉軍之來，即為壓迫罷工運動替帝國主義解圍。奉軍初到上海不敢立刻下手，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願下手，而是那時運動初起，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的情緒非常之激昂，奮鬥的決心非常之堅決，如果那時便直接壓迫，民眾必定要起來暴動反抗奉軍。

    過了些時奉軍的壓迫終於開始了，首先是在青島天津壓迫罷工運動，青島日本資本家直接命令奉系軍閥張宗昌槍斃工人領袖李慰農同誌及《公民報》記者胡信之，並將紗廠工會封閉，四出拿人，捉去四五十。天津日商裕大紗廠誑騙工人，假意答應他們的要求，等到他們去上工，就開槍襲擊，奉系軍閥李景林也立刻幫忙，派出軍隊警察五六千人圍攻工人，死傷數百，接著還逮捕工會及學生會的領袖，嚴刑拷打，慘無人道。此外南京和記蛋廠原已答應罷工工人之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時候，英國資本家不但悔約，並且開槍打人，又叫英國水兵來幫著殺人，奉系軍閥亦從旁幫助，這種情形眼見得就要出現於上海。英帝國主義的報紙《字林西報》公開指使奉系軍閥邢士廉（上海戒嚴總司令）說：“槍斃一二首領，則餘者當知彼等之惡作劇今應閉幕。”“如罷工必須以武力對付時，即直當訴諸武力，瞻顧無益也。”又說：“邢將軍若無行動之決心，則勢必令租界當局出而為之。”果然奉系軍閥開始有封閉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海員工會，洋務工會之事發生。

    軍閥既一天天進逼，資產階級一天天的反動，小資產階級一天天的動搖————這種情形，工人階級就應該變更自己的策略。

    當時上海有一部分共產黨員與先進的工人確有這樣一種意見，想以武力暴動來救此種危機。但共產黨中央認為“武裝暴動乃是群眾奮起之最高潮，並且應該有全盤計劃的莊嚴工作，不應該在群眾起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做一種浪漫的拚命辦法，想藉此以洩憤，或拿來替代現時困難的鬥爭。現在是群眾的宣傳及組織工作時期，是準備武裝反抗時期，還不是直接武裝暴動的時期”。於是武裝暴動的意見被打消。

    此時共產黨中央決定“為防禦工人階級的孤立起見，為保存工人階級組織及已得的勝利起見，應改變罷工的政策，以經濟的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至於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應該提議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委員會來解決。工人群眾應該糾合全國的力量，努力督促這委員會，不准它對外讓步，使它不能不擁護民眾的要求”。並且認定“為擴大上海香港罷工運動的新途徑，增加總鬥爭中民權運動的成份，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權之實現，工人並聯合一般平民起來反對摧殘民族運動的奉天軍閥是必要的，甚至於聯合同情民族運動的軍人反抗奉天軍閥都是可以的”。於是準備結束上海罷工而開始反奉戰爭。

    這個決定之後，上海罷工的局勢一變，一是經濟鬥爭，一是局部解決。

    經濟鬥爭與局部解決

    經濟鬥爭與局部解決是同時並行的，就是局部解決仍然是以經濟要求為主要的條件。我們在這裡先把局部解決敘述之後，再略略敘述經濟鬥爭。

    自“五卅”以來，到八月中旬，罷工已兩月有餘，而總要求並未達到，因資產階級之出賣，中小資產階級之淡忘，所謂各階級之聯合戰線，至此已無法重新團結，而英帝國主義強硬依然如故，無產階級何能孤軍獨戰？故總要求“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委員會來解決”，而進行工人方面自身利益的局部解決。

    第一日本紗廠復工。 “五卅”慘案發生後，日本資本家便有先行單獨解決的表示。八月中旬由日本領事、中國官廳商界調停人幾經協商的結果，日本紗廠同業組合發表聲明書，聲明條件如下：

    （一）工廠俟治安維持確定之後，得承認中國政府頒布工會條例所組織之工會，有代表工人之權。

    （二）罷工期內之工資，不便發給，惟對於良善工人，因長期失業，所受痛苦，各廠表示憐惜同情，當予以相當之幫助。

    （三）各工人之工資，除依照技術進步之程度，當然予以增加外，其餘應斟酌工人生活情形，與中國紗廠協議辦理。

    （四）工資向以大洋計算，惟其零數照習慣以小洋支付，以後將零數滾入下期，一律以大洋支付。賞金登記工折者亦付大洋。

    （五）工廠日人，平日入廠當然不帶武器。

    （六）工廠無故不開除工人，並留意優待工人。

    附件：各廠自備電機者，一律先行開工，其餘復工須在工部局送電開始以後。

    此外對於無電廠家不能即行複工的工人幫助費，為日人擔任十萬元，中國總商會另籌十萬元。顧正紅撫卹金一萬元。

    這些條件，總工會當然不能認為滿意，但審查各方面的情形又不能不忍痛接受。日廠問題，算是暫且這樣解決了。於八月二十五日早一體復工。

    第二海員復工。日廠復工以後，接著就是海員復工問題。八月二十六日上海總商會與日輪公司代表及海員工會代表商量海員復工條件如下：

    （一）凡罷工船員（連小輪船駁船領江等）均復回原職。

    （二）罷工海員長期失職，各船務公司表示同情，當予以相當之幫助，如不足由上海總商會補足。

    （三）復工後不得藉故開除。

    （四）各輪船由複工日起，照原有工資發給，其加資問題在復工一個月後，由海員另函請求，酌核加薪。

    條件解決後，於八月二十八日復工。

    第三工部局電氣復工。上面已經說過，即是英帝國主義以工部局不供給中日工廠電氣為挾制，如工部局不給電氣，中日工廠復工等於不復。由此連帶而及的，自然解決工部局電氣問題。九月四日，上海總商會召集中國交涉員、工廠代表及總工會代表商量，由中日雙方紗廠與總商會集洋六萬元，作為補助三分之一的工資，再由中國紗廠聯合會與總商會加籌三萬元，作為特別津貼，於是工部局電氣工人也復工了。

    第四英廠復工。英國帝國主義是以英廠復工為供給中日工廠電氣作交換條件的，當然亦須解決。九月二十六日，上海總商會與英廠商量條件如下：

    （一）工人之工會，須俟政府工會法頒布，並地方上治安及秩序恢復後，始得承認之。

    （二）維持工人，發給罷工期內工資，星期一總商會發一元，進廠時廠內發一元，至第七日廠內發一元後，總商會發二元。

    （三）各廠應調查工人之生活情形，將來到必需時，磋商酌加工資，與中日紗廠同樣辦理。

    （四）各廠所給工資，均照大洋計算，零數則併入下期工資內，一律發給大洋。

    （五）外國職員平時在廠內不帶武器。

    （六）各廠如無正當理由，不得開除工人，並先對於工人待遇上加以注意。

    （七）各廠俟內部刷清後，即行複工。

    條件議定後，於九月三十日起，各英廠亦陸續復工，只英船海員堅持至最後方解決。

    “五卅”以來的罷工，至此已依次完全解決。

    在另一方面經濟鬥爭卻同時勃興，而且都是華人工廠。茲將幾個重要的罷工，略略敘述：

    一　郵局罷工。上海郵局工人，在“五卅”發生時並未加入罷工，八月十七日舉行罷工，可算是大潮流中之異軍特起。參加者約二千餘人，聲勢頗為浩大。要求純為經濟條件。中國郵權表面隸屬國家，實際為外人所潛奪，高位要職，盡為所據。故此次罷工亦含反帝國主義性質。罷工三日，由中國官廳、總商會調解，結果承認：一、工會改為公會；二、薪水除照部定新章外，因滬埠生活較高，另給津貼：甲、郵務生每月十元，乙、揀信生每月七元五角，丙、郵差聽差每月六元，丁、苦力每月二元五角，戊、各部專門員役，及老大、汽車夫、機器匠、小手紙夫、鍋匠、木匠每月五元。算是得到勝利。

    二　商務印書館罷工。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印刷所、總務科全體職員工人罷工，後來編輯所亦加入，共三千六百餘人。要求亦純為經濟條件。結果，由勞資雙方協商條件，共十六條，承認工會，增加工資，改良待遇。完全勝利。至二十八日復工，計罷工七日。

    三　中華書局罷工。接著中華書局罷工，要求與結果均和商務印書館大致相同。自八月二十八日罷工至九月二日復工，計罷工五日。

    此外八月二十八日還有滬寧快路車務處員役提出經濟要求，路局批准增加工??資，故罷工未發生。

    “五卅”的上海大罷工，就在這樣各種形式下解決了。但接著便是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工賊之聯合進攻，而發生封閉上海總工會的事。

    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工賊之聯合進攻————上海總工會的被封

    上海總工會的成立，在帝國主義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是它是他們的最主要的仇敵，自然是無時無刻不想設法消滅它。然而因為上海總工會是在反帝國主義的高潮中湧現而出的，它不僅有二十餘萬罷工工人的雄厚勢力，而且得著社會、特別是小資產階級之廣大同情，所以在“五卅”運動初期，帝國主義是無可如何的。在“五卅” 運動的後期，資產階級一方面欲利用上海總工會脅制帝國主義對於華董及會審公廨兩問題有所讓步，即資產階級利益的部分的取得；一方面又欲利用上海總工會“統率”數十萬的罷工工人群眾，免得發生暴動，以至於最後順利的解決（資產階級明白他們自己是無此“統率”力量的），所以不贊成解散上海總工會。大老闆虞洽卿的言論可以做代表。他說：“在國民對外運動尚未收束，工人人數又多，有一統率機關，於辦事上較易接洽，封閉總工會實為不當。”這段話的反面，很明顯的如國民對外運動收束了（正確些說，他們資產階級的利益得到了），封閉總工會，是大當而特當的。所以一到“五卅”運動末期，他們不需要總工會了，他們與帝國主義、軍閥聯合一致向無產階級進攻了，於是九月十八日上海總工會終於被封了。他們大家都完全明白上海總工會是他們共同的仇敵。

    上海總工會自成立之日起，即在一切反動勢力環攻之中，自然敵人最合用的工具是工賊。上海本是工賊團體的中心。工賊的所謂上海工團聯合會在上海總工會宣布成立及加入工商學聯合委員會之後，他們說：“工團聯合會是代表三十餘萬工人的組織，有三年的歷史，難道還不如三天歷史的上海總工會麼？”要求加入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工賊的所謂工團聯合會不僅工人切齒，就是小商人亦知他們沒有群眾和慣於招搖撞騙的醜史，不准其加入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工賊說：“明天召集全體大會以示信。”次日他們的大會果然召集了，到二百來個流氓。其時適洋務工人一千餘人在同一屋內開會，工賊乘機欲借洋務工人為自己的群眾，以圖掩飾。上海總工會代表即當群眾宣布工賊罪狀（如破壞南洋菸草公司罷工等），群眾大憤，群呼“打倒工賊！”“肅清內奸！”結果一個工賊被打傷了，餘則抱頭鼠竄而去。又次日，上海總工會亦召集代表大會，並請商會代表列席，而工賊聞訊亦乘機趕至，欲借大會煽動。工賊登台後，中小商人起而質問：“貴會有三十餘萬工人在那裡？”工賊窘極，而信口說如洋務工人，碼頭工人十餘萬都在他們領導之下。當時洋務工會代表及碼頭工會代表起而申明：“我們工會始終是受上海總工會指揮的，並未加入過什麼工團聯合會。”全場哈哈大笑，工賊無法只得走了。總之，在運動的初期中，工賊的一切企圖和行動都失敗。

    罷工之後約一月餘，工賊又抬頭了，統率流氓數十百人到上海總工會以罷工工人名義，要求發給救濟費。至時便將總工會所搗毀一空，毆打工會職員，而警察則故意置之不理，總工會請求他們保護時，他們說：“這是工人內部之爭，警察不便乾涉。”這顯然是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指使。可是總工會是以廣大群眾做基礎的，工人聞訊大憤，紛紛派人來保護總工會，因此，工賊這次的破壞，總工會雖略受損失，但他們搗散總工會的目的，竟未成功。

    到九月，各方反奉戰爭忽然緊張，因為奉軍入關以來，由直魯直驅上海，所有中國北部中部海口盡為所奪，不僅戰敗的直系殘餘軍閥朝不保夕，即戰勝而於倒直有功的新起的國民三軍（以馮玉祥為領袖）亦被逼甚厲，在人民方面，感受奉軍殘暴比直軍還兇，因此各方面的反奉的空氣頓濃。浙江孫傳芳進攻上海的軍事行動尤其緊張。上海罷工影響到了北方，唐山、天津皆發生猛烈的罷工風潮，此等地方即屬奉軍勢力範圍，同時上海造船廠、鐵路在上海總工會領導之下，亦為奉軍所注意，故奉軍為免除戰爭時後方不穩起見，必須先給工人一大打擊。所以到此時決心要封閉所有工會。帝國主義處心積慮已久，奸計得售，不用說眉開眼笑了。資產階級亦因“五卅”罷工依次解決，所剩者只英廠而已，不再需要總工會；同時中國工廠經濟鬥爭猛烈，由對外罷工延至對內罷工了，他們以為這是總工會所指使，又急於需要解散總工會。於是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工賊聯合向無產階級進攻，九月十八日由上海戒嚴司令部奉系軍閥邢士廉執行封閉總工會，並指明逮捕委員長李立三及其他重要工人領袖。後來還秘密槍殺副委員長劉華同志，不過上海總工會雖然被封，但仍秘密存在，仍能秘密指揮各業工人作種種鬥爭，上海總工會已深入工人群眾的心坎之中，這是敵人無論如何封閉不了的，所以後來就有幾次上海總工會自動啟封的事。

    戴季陶主義之出現

    還有一事在這裡不能不提及的，便是在這反帝國主義的大潮中發生戴季陶主義。戴季陶早年在國民黨中算是一位左派。在民國初年，他在上海辦“民氣報”的時候，鼓吹勞動黨；在“五四”運動中，他在上海辦“建設”和“星期評論”的時候，頗竭力介紹馬克思學說。就是當中國共產黨發起的時候，他確是參與發起會議，但他不願出名發起，卻與沈玄廬抱頭大哭一場，說什麼“我雖不加入共產黨，我的精神與共產黨一致”的鬼話。當國民黨領袖主張容納共產黨加入的時候，他還是竭力贊成的一個，所以以前的戴季陶無人不承認他是一個國民黨左派。這不算奇怪，在社會階級分化還不大明顯和銳利的時候，急進的資產階級分子思想的左傾，在世界各國都不乏前例，如俄國的斯徒廬威便是明證。一九二五年大革命一來，新興的無產階級，更明顯的表現它的階級覺悟與鬥爭力量，而成功一獨立的而超越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並且事實上成了威逼資產階級的勢力，這樣一來，卻使資產階級及其學者嚇壞了，於是寧願拋棄反帝國主義而拚命進攻無產階級。其著重點便是攻擊階級鬥爭的理論，戴季陶主義便是代表這一個傾向。

    戴季陶當時七辛八苦的著了一本書叫做“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最重要的話是說：“我們非得到國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便甚麼問題都無從談起。”“我的心目中，只有一個中國國家和民族的需要。”他批評中國共產黨說：“爭得一個唯物史觀，打破了一個國民革命。”又說：“不把中國國家和民族的真實的需要認清楚，單是一味的盲進。”“使國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負無所得的痛苦，那就真可憐極了。”他說：“擁護工農群眾的利益，不需要取階級鬥爭的形式，因為人類是具有仁愛性能的，可以仁愛之心感動資本家，使之尊重工農群眾的利益。”整個戴季陶主義的精神，就是“對外一致，對內不可鬥爭”。戴季陶主義在當時的影響確不小，促成國民黨內部的新分化，而新右派遂以形成，其時舊右派已經離開黨，所遺下的地位，便給新右派頂補了。

    戴季陶主義一出現，共產黨即與之作極猛烈的鬥爭，但它的影響仍是伏流而進，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廣州有三月二十日的政變發生。

    此次運動中的教訓

    總結起來說，在這次運動中，無產階級及它的政黨所採取的策略，鞏固無產階級的獨立力量，與資產階級爭取對城市小資產階級領導的嘗試，罷工擴大到華廠不為什麼民族學說所束縛，這些都可說是幼稚的黨所難能而可貴的事。但是在此運動中，分明看見資產階級的妥協與最後反動，分明看見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不可靠，分明又看見了無產階級的孤立，然而卻沒有教訓我們的黨，沒有覺悟到無產階級需要另找最可靠的同盟，這最可靠的同盟者就是廣大的農民與城市貧民。很顯明的，上海“五卅”運動之未能得到如何直接的結果，固然是由於資產階級之出賣，小資產階級之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無產階級之孤立，無產階級未能取得廣大農民與城市貧民的讚助而孤立。論理這裡應該啟示我們的黨，要開始積極做廣泛的農民運動，然而結果沒有，不僅沒有，而且走到另一機會主義的道路上去了，這一道路便是所謂“聯合同情於民族運動的軍人，反抗奉天軍閥都是可以的”。反奉戰爭，確是當時無產階級所需要的，然而當時共產黨中央的主要負責者，現今成了共產主義的叛徒————陳獨秀，從此得出的結論，是工人階級力量到底不行，於是他專心致志的去祈禱馮玉祥之戰勝，郭松齡之倒戈，聯合軍人反奉，成了當時共產黨中央的“國是”。 “聯合進步軍閥反對反動軍閥反對帝國主義”，補充了陳獨秀主義的一部。很顯明的至於無產階級應該爭取農民這一偉大事業，在當時是連做夢也未曾想到。後來上海三次暴動，共產黨不能利用這次運動中所得的教訓，以致於暴動得到悲慘的失敗，自然不是偶然的。

    “五卅”運動以後，革命高潮，一瀉汪洋，於是構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