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思辨的考察

nbsp;   （33）在19世纪的思辨美学当中，喜剧获得了新的价值。在美学概念的发展中，喜剧不仅处于比悲剧更高的阶段，而且喜剧还成为终结美学理念的远景。黑格尔、罗彻尔（H.T.Rötscher）、怀斯以及丹麦的海伯格、马腾森都展开过这个思想。

    （34）“无与伦比的发现”（mageløs Opdagelse）指格伦德威于1825年提出的基本思想，即基督教的文献并不是《圣经》，而是由教会世代传播的“活泼的圣言”（det levende Ord，参注39），即面向上帝的祈祷、《信经》以及圣礼经文。格伦德威（N.F.S.Grundtvig,1783——1872），丹麦牧师、赞美诗作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我们赞美你，主啊”原文为拉丁文te deum，是安布罗斯赞美诗te deum lauda-mus osv.的开头，在丹麦语赞美诗中这句写为：“O store Gud!vi love dig osv.”

    （35）“让格伦德威留着属于他的东西”原文为lade Grundtvig behold hvad hans er，这是对《马太福音》中22∶15——21中的at give kejseren,hvad kejserens er（该撒的当给该撒）的戏仿。

    （36）戴尔布吕克（Ferdinand Delbrück,1772——1848），德国哲学教授，1826年出版《菲利普·梅朗斯顿：信仰的导师》（Philipp Melanchton,der Glaubenslehrer.Ein St-reitschrift）一书，并引起广泛讨论。格伦德威曾于1827年翻译过该书的一个章节，后又撰写过批判性的评论。

    “格伦德威的观念事实上应归功于莱辛”，此说出处不明。

    （37）林伯格（J.C.Lindberg,1797——1857），神学家，1828年撰写博士论文，1822年起担任“大都会学校”希伯来语讲师，1830年因积极参与格伦德威发起的教会斗争被辞退。1844年成为牧师。他在很多文章当中坚决捍卫格伦德威的观点，同时还为有觉悟的非信徒组织晚祷。

    （38）“得罪了老路德派”可能指格伦德威的论文《路德改革真的要继续下去吗？》（Skal den Lutherske Reformation virkelig fortsættes?），见林伯格编辑的《基督教与历史月刊》第1辑，哥本哈根1831年。文中有这样的句子：“甚至《圣经》也不是有效的，因为它既非上帝，亦非人或精神，它只是一本书，也就是死的东西，它自己并不会说话，只会在精神和肉体上受人摆布。因此，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在说起《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它能够思想、言说、行奇迹似的，这就是中世纪迷信的残余。”正统的路德派奉行“《圣经》原则”（sola scriptura），即《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的绝对权威。

    （39）“活泼的圣言”（det levende Ord），语出《使徒行传》7∶38，意为“上帝的话”。这段讲的是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格伦德威在19世纪30年代使用该术语时，着意强调的是“上帝口中说出的话”（ord af Guds mund），强调其言说性，以区别于“死的”经卷用语。

    “信经”（Trosbekjendelsen）指基督教权威性的基本信仰纲要，信徒受洗入教时必读经文，主要有《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等。

    （40）“我们在此直接见证了青春”可能暗指格伦德威著作中多处满怀激情提及的“北欧的青春”、“北欧的希望”等诗化字眼。

    （41）“对希腊的未来的预言”可能指格伦德威在三卷本《世界历史手册》（Haandbog i Verdens-Historien,1833——1843年出版）中对于1832年重建的希腊王国寄予的巨大期望。

    （42）“直白之言”（Frisproget）可能指格伦德威本人自居的语言风格，指非浮华、非炫耀的写作风格。

    （43）“总共”原文为拉丁文summa summarum。

    （44）林伯格在论文《论最新丹麦文版祈祷书当中基督教信仰的形式》中指出，假如教会不是使徒的教会，则它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没有教会，则没有基督徒能够坚持说自己是基督徒。不过，林伯格本人并没有使用“荒谬”（Nonsens）一词，尽管这个词用来描绘他本人的证明十分恰当。

    （45）19世纪40年代，格伦德威、P.C.克尔凯郭尔（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兄长）和林伯格在一系列论文当中展开对信经理论的历史证据的寻找，该理论认为，信经是“出自我主本人之口的话”，它在基督复活升天40日之后由基督传递给使徒。

    （46）1834年，主教拉斯姆斯·缪勒（Rasmus Møller）撰文攻击了格伦德威的教会理论，林伯格在同年做了回应。之后，主教之子H.U.缪勒博士与林伯格就同一论题展开了新一轮笔战。

    （47）信经中的首条“拒斥”为：“我们拒斥魔鬼及其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本质。”

    （48）“后期历史”原文写为det Senere-Historiske（英the later-historical），指自基督升天到作者的时代这段时间的教会和《圣经》的历史。

    （49）1834年，当明斯特（Mynster）成为主教时，林伯格对1830年出版的《丹麦祈祷书》（Forordnet Alter-Bog for Danmark）中，将1688年版本中den Helligaand（在《附言》中写为den Hellig-Aand，即“圣灵”）改为den hellige Aand（“神圣之灵”）的做法进行批判，认为新版的拼法否认了圣灵作为人格的存在。格伦德威于1838年撰文《关于路德宗教义问答中小小的e的激烈争论》，批评林伯格拘泥于拼写的错误。

    （50）“在此情况下”原文为拉丁文in casu。

    （51）“赞同的和反对的”原文为拉丁文pro et contra。

    （52）“近似法”原文为拉丁文approximando。

    （53）1840年至1845年，洗礼派运动在丹麦兴起，其领袖为克伯纳（Julius Købner）和蒙斯特（Peder Christian Mønster），起因是1839年10月末，一些信徒在哥本哈根外围实施了浸入式洗礼，违反了国教会规定，引发了一系列警方公诉和神学界争论。与明斯特主教的意见相一致，1842年12月27日，所有洗礼派成员的子女被要求重新接受洗礼，哥本哈根的洗礼派成员子女将被强制到三一教堂受洗，不管其父母意愿如何。格伦德威认为，世俗势力应远离宗教领域，P.C.克尔凯郭尔反对强制性洗礼。

    （54）“亚伯拉罕的后裔”（at være Abrahams Børn）语出《罗马书》9∶7，保罗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

    （55）“超凡之辈”原为拉丁文Extraordinarius，指非同寻常之人，尤其指大学里的特聘教授，区别于Ordinarius。

    （56）这里说的钱（原文写为Rbd.，全称为Rigsbankdaler）指1813年至1875年丹麦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后来为丹麦克朗所取代（1 daler=2 kroner）。1844年，哥本哈根海关官员年收入为600 rbd.，一个家庭每年一般需要400 rbd.即可维持；一个手工业学徒年收入为200 rbd.，不过学徒的生活费和住宿费由师傅支付。

    （57）“捐献和杂费”（Offer og Accidentser）。“捐献”指城镇居民付给教会的一定比例的钱以及农夫上交的“什一税”（农牧产品的十分之一归教会）；而所谓“杂费”指的是教会在行婚礼、洗礼和葬礼时收取的费用。

    （58）①“先知”、“诗人”、“预言家”等用来描绘格伦德威的字眼其实是格伦德威在著作中的自我描述。

    ②“他以一种几近无与伦比的目光注视着世界历史”可能指格伦德威于1812年至1817年出版的三卷本《世界通史》，他以《圣经》为出发点对人类历史做出了诠释。

    （59）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570——632）于公元7世纪创建伊斯兰教，至克尔凯郭尔生活的19世纪，伊斯兰教正好存在1200年。

    （60）《创世记》1∶26——27。“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61）“火柴棍论证”（Svovelstikke-Argumenter）指薄弱而不清晰的论证。

    （62）“亏欠”语出《但以理书》5∶27，但以理为巴比伦王伯沙撒解释墙上的字时说：“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

    （63）让·保尔（Jean Paul）是德国作家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克特（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1763——1825）的笔名，该作家以幽默著称。注释者未查明引文出处。

    “丢在外边的黑暗里”（blev lukket undenfor i Mørke）语出《马太福音》22∶13，国王的婚礼上有来宾未穿礼服，国王对仆从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

    （64）故事出处不明。“尊敬的牧师”是对神职人员的尊称，其中，Deres Velærværdighed是对普通神职人员的尊称；Deres Høiærværdighed是对较高或最高神职人员的称呼。

    （65）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参《路加福音》23∶34。

    （66）“请求”原为德文bittweise，实际上是对拉丁语precario（请求）的翻译。黑格尔在《逻辑学》（Wissenshaft der Logik）讨论哲学的开端时三次使用该术语。他指出，哲学应避免以“bittweise”为开端，也就是避免从某种有条件的假设开始，而后者正是早期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起始方式。

    （67）“半瓶子醋”原文为Seminarister，本意是“师范生”，泛指学业上的半瓶子醋。

    （68）见《申辩篇》27b。

    （69）德国男爵明希豪森（Karl Friedrich Hieronymus von Münchhausen,1720——1791），以1781年发表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假故事而闻名，多是关于打猎和战争的故事。1785年，这些故事被译成英语，1787年又由诗人G.A.Bürger回译为德语，该著作的丹麦语译本出现在1834年。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曾为儿童编写过明希豪森的故事，充满了令人捧腹的笑料。《哲学片断》第5章注27提到此人，根据上下文意将之译为“吹牛大王”。

    （70）“凡被认知的，都以认知者的方式被认知”原为拉丁文quicquid cognoscitur,per modum cognoscentis cognoscitur。此意可追溯到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1,12,4），其中有类似的表述：Cognitum autem est in cognoscente secundum modum cognos-centis（认知者的认识是以认知者的方式完成的），旨在说明人类不可能认识上帝的本质。

    （71）“外在的就是内在的，内在的就是外在”（det Udvortes er det Indvortes og det Indvortes det Udvortes）指黑格尔在《逻辑学》和《小逻辑》中“das innere”和“das Äussere”的区分以及本质同一的观点，该观点被丹麦黑格尔主义者海伯格和阿德勒通俗化。在《小逻辑》§ 139节中，黑格尔说：“外与内首先是同一个内容。凡物内面如何，外面的表现也如何。反之，凡物外面如何，内面也是如何。凡现象所表现的，没有不在本质内的。凡在本质内没有的，也就不会表现于外。”参《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89页。

    （72）“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教会”指路德教派在外部的、真实的教会（带着全部的缺点）与内在的、理想的教会即“上帝的天国”之间所做出的经典区分。也指受洗者与信徒之间的区分。

    （73）“坚定精神”（Troens visse Aand）很可能语出路德所译《诗篇51:10》:“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是（‘正直’或作‘坚定’）。”（Schaffe in mir,Gott,ein reines Herz,und gieb mir einen neuen gewissen Gei-st）。在1740年的《旧约》丹麦译本中，原话写为en stadig Aand; 1992年新译本中为en fast Aand。可译为“坚定精神”。

    （74）指《马太福音》21∶12——17中所记述的耶稣净化耶路撒冷神殿的事迹。耶稣把所有买卖人赶出神殿，推倒了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并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75）参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可伦理学》第10册、第7、8章（1177a12——1178b32）。中译可参苗力田的修订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3页。

    （76）“观照的力量”原文为skuende Kraft，英译为gazing power。

    * * *

    [1]《哲学片断》这本小册子强调了这对矛盾，强调或者提出了如下论题：基督教具有某种历史性（关于基督教的最高限度的知识只不过是一种近似，最为精湛的历史性探究也只不过是最精湛的“几乎”、“几乎一样”），但是作为历史性的基督教，而且恰恰是由于这个历史性，基督教将对人的永恒福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毋庸赘言，这本小册子卑微的成就仅仅在于提出问题，将其从所有夸夸其谈的和思辨的尝试性解释当中解救出来，这些尝试实际上只说明了一点，即解释者根本不知道问题何在。

    [2]这一次，辩证法仍然不能被排除在外。或许有一两代人活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下，即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标志着世界和辩证法的终端的围栏，但这毫无用处。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借助权威确立信仰，以此把辩证法排除在信仰之外。假如人们询问信仰者，也就是与他进行辩证的谈话，他会恣意坦然地把问题转变成这样：我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对此做出解释，因为我信赖他人、信赖圣人的权威，诸如此类。这是一个错觉，因为辩证法会干脆地追问，也就是与他进行辩证性的谈话————权威究竟为何物，为什么现在还把这些东西视为权威。于是，与他进行的辩证谈话并非关于他出于对那些东西的信赖而生的信仰，而是关于他对那些东西的信仰。

    [3]灵感与批判性研究之间的错位关系就像永恒福祉与批判性考察之间的关系，因为灵感只能是信仰的对象。或者，人们对批判充满热情是因为那些经书是受灵感启发的？结果，相信经书受灵感启发的信仰者并不知道，他要相信哪部经书受灵感启发。或者，灵感是批判的产物，因此当批判完成之时，它同时证明了这些经书是受灵感启发的？若果如此，人们永远都不会接受灵感，因为批判工作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近似。

    [4]这种客观的考察在这里也被归为荒谬，主体性被设定。（24）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最小的音节都会有无限的意义，答案只能是，因为主体是无限关切的，结果正是主体的无限关切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5]我们也应这样理解宣扬肯定性的黑格尔哲学中的怀疑。（26）在黑格尔看来，真理是持续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每一代人、每一个阶段都是合法的，但却都仅是真理的一个环节。假如这里不加入一点儿江湖骗术，它假设说，黑格尔教授这一代或者其后的当今时代就是“印刷许可证”，这一代就是最后的一代，世界历史结束了，则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怀疑之中。（27）充满激情的真理问题甚至没有出现，因为哲学首先欺骗个体使之成为客观的。肯定的、黑格尔式的真理就像异教中的幸福一样具有欺骗性。只有在“以后”人们才能知道他是否幸福。（28）同样地，下一代人才会知道，在前一代人身上真理何谓。体系的巨大奥秘（不过这一点只在你我之间，就像黑格尔主义者之间的秘密一样）类似于普罗泰戈拉的智者理论：“一切皆相对”，只是这里的“一切皆相对”是在持续不断的进步之中的。（29）可是，没有人因此受益。假如他偶然地从普卢塔克（《道德论文》）那里获知了拉克代蒙人欧达米德的一桩逸事，他肯定会好好想一想。欧达米德曾在学园看到年迈的塞诺克拉底与其弟子探寻真理，他问：“这位老者是何许人？”人们回答他，这是位有智慧的人，寻求美德的人物之一，他惊呼：“那他什么时候才去使用这美德呢？”（30）很可能，持续的进步也引发了一个误解，即人们认为一个冒失鬼在思辨之中才能摆脱黑格尔主义。远非如此。这里需要的仅仅是常识，喜剧的精髓，一点儿希腊式的平静。（31）在逻辑之外，同时也因黑格尔未能排除的某种歧义性而部分地在逻辑之内，黑格尔及黑格尔主义成了喜剧领域内的冒险。现在，已故的黑格尔很可能视已故的苏格拉底为自己的老师，毫无疑问，后者会找到些笑料，也就是说，假如黑格尔未曾改变的话。的确，苏格拉底找到了一个配与他谈话的人，尤其是以苏格拉底式的方式发问（这是苏格拉底有意对所有亡故者做的事）：他是有知还是无知。如果黑格尔开始背诵某些章节，并且许诺说一切都将在结尾处清晰起来，如果苏格拉底对此会形成些微印象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极大地改变自身。————这则脚注也许是我发牢骚的恰当地方。在《保罗·缪勒的生平》当中，仅有一处告白传达了缪勒晚年对黑格尔的看法。在此制约下，那位令人尊敬的编辑受到了对死者的偏爱和尊敬的左右，而且还不安地顾及了某些人可能要说的话，顾及了一个思辨到几乎达到黑格尔水准的公众可能做出的评判。（32）不过，或许就在这位编辑认为他是出于对死者的偏爱而行事的那一刻起，他就在破坏死者的形象。比收在文集中的很多格言更值得注意的，并且与这部小心谨慎且品味十足的传记以优美而高贵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很多青年时代的插曲一样引人注目，保罗·缪勒在一切呈现为黑格尔主义之际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评判。他最早说到黑格尔的时候几乎是愤怒的，直到他健全的幽默天性教会他专门冲着黑格尔主义微笑，或者我们更清楚地忆起，他是冲着黑格尔主义开怀大笑的。谁会迷上保罗·缪勒而忘了他的幽默，谁会崇拜他而忘了他的健全心智，谁会认得他而忘了他的笑声？这笑声对人是有好处的，尽管这笑声并不能使人十分清楚他所笑的是什么，因为他的漫不经心不时会使人感到困惑。

    [6]总体言之，人们仅凭一点立刻就能识别出那种无限反思，只有在无限反思中，主体才能对其永福表示关切，那就是：它随时随地与辩证法相伴。一个字、一个句子、一本书、一个人、一个社会，随便什么，一旦它要成为界限，而界限本身并不是辩证性的，它就是迷信和愚蠢。人身上总有一种需求，它既舒坦又关切，它想要把某种坚固的东西抓牢，这东西能将辩证法排除在外，但是，对神而言这就是懦弱和欺骗。甚至一切事物当中最可靠的东西，一个启示，当我接近它的时候，它正因为如此而成为辩证的；甚至一切事物当中最牢固的东西，那种无限的否定性的决断，它是身内有上帝存在的个体的无限表现形式，它立刻就会成为辩证的。一旦我把辩证性移开，我就是迷信的，而就在我瞬间努力获得了曾经获得的东西这一点而言，我就是在欺骗上帝。不过，成为客观的、迷信的要舒服得多，吹嘘这一点、宣扬轻率也要舒服得多。

    [7]在辩证的——形而上的精确界定之下，正是因为存在是一个比所有证明更高的概念，因而要求证明才是愚蠢的；而反向观之，从本质推导出存在则是一个跳跃。

    [8]为小心谨慎之故，我必须在此重复辩证法。不难想象，一个有着充足想象力的人注意到了这些困难的烦琐，这人会说：不，还是《圣经》更好。不过，我们不要在漫不经心之中忘记，这种“或多或少”、“更好更坏”的表述囿于近似的本质的不完美，它与永福的决断不相匹配。

    [9]从另一方面说，任何一个想象力没有完全僵化的人，假如他记得那场争论的话，他肯定不会否认，林伯格的行为活生生地令人联想到一种忧心忡忡的、学识渊博的解经努力。我永远都无法从林伯格的方法步骤中找到任何老练世故的东西，设若讲理而公正的人没有在灵感的驱动下勇于评判人心，而林伯格一直为这种评判所困扰。

    [10]上帝才知道，格伦德威牧师是否认为，存在着一个可以证明一个人确实受过洗礼的“活泼的圣言”。

    [11]当人们说，在洗礼的思想当中抵御诱惑的可靠依据在于，上帝在洗礼当中对我们做了些什么，那么，用这种规定性而想把辩证的东西排除在外自然就只是一种幻象，因为辩证性会随着对这种思想的内在化、随着占有而出现。每一个天才，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天才，都会竭尽全力、心无旁骛地在自身之内向内心沉潜。不过人们都希望一劳永逸地摆脱诱惑，因此在诱惑出现的瞬间，信仰并非趋向上帝，信仰成了对人们确实受洗这件事的信仰。如果大面积的伪装在这里没有被遮挡的话，在心理学方向上值得关注的案例早就会出现，即人们关切地想知道是否真的受洗。倘若赌1万块钱，我们所有人都已受洗的确定性也就不会被缓议了。（56）

    [12]此处参《哲学片断》。

    [13]或许最好来一个幽默的转向，就像让·保尔所说的：就算所有关于基督教真理的证明被放弃或者被反驳，有一个证明会留存下来，即基督教已存在了1800年。（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