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性的思考

    从前，其实不久之前，人们在这里也可以借助于一点点反讽蒙混过关，这一点点反讽能够补救所有其他方面的缺陷，帮助一个人道貌岸然地度过一生一世，使一个人看起来很有教养，头脑清醒，老于世故，标志着一个人是一个范围广大的精神共济会的核心成员。我们不时还可以碰到一两个这样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代言人，他的脸上挂着那种高贵的、意味深长的、模棱两可的然而又泄漏真情的微笑，说起话来便流露出那种精神贵人的口吻，他年轻时靠这种微笑和口吻走了运，并把他的整个未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希望他已经胜了世界。［10］哎，可这只不过是个幻觉！他四处窥望，寻找志趣相投的灵魂，可一切都是徒劳；如果没有一两个人对他的黄金时代还记忆犹新的话，那么他的挤眉弄眼对于当代就只不过是谜一般的象形文字，在当代他就是个外人和旅客。［11］我们时代所要求的要多得多，它的要求是：若没有高昂的激情；至少得有高嗓门的激情；若没有思辨，至少得有结果；若没有真理，至少得有信念；若没有诚实，至少得保证自己诚实；若没有感情，至少得能大谈感情。由于这个缘故，我们的时代也塑造了另外一种大家爱用的面部表情。它不允许嘴倔强地闭着，或上嘴唇放纵地颤动，它要求嘴应该大大张开：一个人要是一言不发，谁知道他是个货真价实的爱国者呢？谁能想象一个深沉思想家面孔布满教条，但没有一个能够吞下整个世界的大嘴呢？要是不张嘴，怎么可能口若悬河、说得天花乱坠呢？我们的时代不允许人静静地站着，深思冥想，走得慢一点已经够可疑的了，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这个决定命运的、人人认为孕育着非凡事物的多事之秋，人怎么可能会有心思静静地站着、慢慢地走路呢？我们的时代仇恨孤立，这个手拉手、臂挽臂（就像走南闯北的手工徒弟和大兵）为了集体观念而生活的时代怎么可能会容忍一个人鬼迷心窍、想独个度过一生呢？[1]

    尽管反讽远不是我们时代的特色，这绝不意味着反讽完全销声匿迹了。打个比方说，我们的时代也不是怀疑的时代，人们还是有许多疑问，通过这些疑问，人们可以说能够学习怀疑，只不过在思辨的怀疑和对这件事、那件事的粗俗疑问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例如，在公众演说中就经常出现一个名为反讽的修辞格，它的特点是嘴所说的和意所指的正好相反。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个贯穿所有反讽的规定，即现象不是本质，而是和本质相反。在我说话之时，思想、意思是本质，而词语是现象。这两个环节都是绝对必要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指出思考就是讲话。［12］真理要求这种同一性；倘若我不用言词进行思考，那么我根本就没有思考，倘若我说话却不进行思考，那么我也根本没有说话，因此我们也不认为小孩和疯子真能讲话。其次，看一眼谈话的主体，我就发现了另一个贯穿所有反讽的规定，即主体是消极自由的。如果我说话之时意识到我自己，我说的话是我的意思，言辞是我的意思的确切表达，我假定听我说话的人在我的言辞中能全面而确切地把握我的意思，那么我就被我的言辞所约束，这也就是说，我在其中是积极自由的。有句古诗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句话一旦出口，它就飞走，追不回来了。”［13］（semel emissum volat irrevocabile verbum)就我自己而言，我也是被约束的，不能随时从中解脱出来。反之，倘若我的言词不是我的意思，或者和我的意思正好相反，那么对于他人和我自己我就是不负责任的。

    可是，反讽的修辞格自己扬弃自己，因为讲话者假定听众能够理解他，这样，通过对直接现象的否定，本质还是达到了与现象的同一。如果偶尔发生了这种反讽之言得到误解的情况，那么这并非讲话者的过错，只怪他和反讽这么一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交朋友，这个家伙既喜欢捉弄敌人也同样喜欢捉弄朋友。关于谈话中这种反讽的措词，人们也总是说：他是不把这种严肃性当真的。言辞极为严肃，令人悚然，但知情的听众了解暗藏其后的秘密。可正因为如此，反讽就又被扬弃了。反讽最流行的形式是，说严肃的话，但并不把它当真。另一种形式，即说开玩笑的话、开玩笑地说话，但把它当真，是不太常见的[2]。但如上所说，反讽的修辞格自己推翻自己，就像一个谜，一旦猜破，就没意思了。不过，反讽的修辞格具有一种亦为所有反讽的特色的性质，即某种高贵，这种高贵源于它愿被理解但不愿被直截了当地理解；结果是，这个修辞格不大瞧得起谁都能马上理解的直来直去的言谈；它就像个贵人隐匿姓名身份出外旅行，居高临下，以怜悯的眼光观察一般常人的言谈。在日常交往中，反讽的修辞格特别是在上层社会很流行，那里它是一种特权，和贵人口吻(bonton)属同一个范畴，这种特权要求人们对于天真一笑置之，把美德看做头脑狭隘，尽管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天真、美德这类东西还是有其价值的。

    上层社会（这当然需要理解为一种精神上的等级）反讽地说话，就像王侯将相讲法语一样，旨在让外人听不懂，在这种意义上，反讽有将自己孤立起来的倾向，一般地不希望自己被理解。这里，反讽并不自我扬弃。这也只不过是反讽虚荣心的一种下属形式，它总是希望有人在场，以确保并证实自己的价值。反讽骨子里是孤立，但力求构成一个社会，由于它不能把自己提高到集体的观念，于是在地下团体中实现自己，这也只不过是反讽与所有其他消极立场所共有的不一贯性。因此，在一小撮反讽者中间也根本没有什么社会的凝聚力，就像在贼窝里实际上不会有诚实一样。如果我们现在离开反讽在圈内人中间的运作，而去观察它和圈外人的关系、它和它的矛头所指向的人的关系、它和它所反讽地把握的生存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它有两种表现方式。反讽者要么与他所攻击的坏事相认同，要么采取与之相对立的态度，但当然无时无刻不意识到他的表面行为与他自己的真相是截然对立的，并享受由这种反差所产生的快乐。

    有的人自高自大，自以为无所不知，面对这种愚蠢行为，真正的反讽是随声附和，对这一切智慧惊叹不已，吹捧喝彩，从而鼓励此人越来越狂妄荒诞，越来越高地往上爬，尽管反讽者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这一切是空洞的、毫无内容的。面对空乏无聊的热情，真正的反讽不以响彻云霄的欢呼、颂歌为足，而是争先恐后、更进一步，尽管反讽者知道这种热情是世界上最大的愚蠢。反讽者越是装得像，他的伪作越是有长足的进步，他就越是欣喜。可这种欣喜他是独自享受，因为对他至关重要的恰恰是别人看不透他在蒙骗人。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反讽的形式，尽管比起以相反的形式出现的反讽，它是同样地深刻，而且更容易实行。它倒是不时被运用到下列人物的身上：眼看要患某种偏执狂的人；自以为漂亮特别是有漂亮连鬓胡子的人；自以为风趣、或者自以为至少曾讲过大家想一听再听的风趣话的人；其生活可以说只曾有过惟一的一件大事，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件事，只要有人按了正确的按钮就马上能使他陈述此事的人，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反讽者的欣喜本身颇似他人之沾沾自喜，有陷入同一泥沼之嫌。反讽者所乐此不疲的就是处处发现这样的弱点；具有这些弱点的人越是与众不同，反讽者就越是高兴能够愚弄他、操纵他，尽管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结果是甚至超群出众的个体也会在某些时刻成为反讽者手里的玩偶，成为一个木偶，只要反讽者一提系在他身上的操纵线，就能使他作他所想让他作的运动；真奇怪，比起人的强处，人的弱点更近似于音响的振动图形，只要振动得正确，它们就马上出现，就好像里面有个自然必然性似的，而至于强处，它们却很少前后一致，这个事实常常难免使人痛心。

    然而另一方面，反讽常常通过一种对立关系出现，这也是它的重要特色。在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智慧面前，无知、迟钝，简直像个最大的大傻瓜，可又总是虚心好学，脾气温顺，以至智慧的租用者很高兴地让他也挤到他们肥沃的草地上；在多愁善感的激情面前，傻头傻脑，不知使他人动情的到底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可又总诚心诚意地想了解迄今对自己一直是谜团的事物————这些情形也是反讽极为正常的表现形式。反讽者的愚蠢越是显得真诚，他诚实正直的追求看起来越不像伪装，他就越是高兴。可见，尽管自己知道自己是知道的，但装作自己不知道，这是反讽的；同样反讽的是，尽管自己知道自己并不知道，但装作自己知道。反讽也可能以一种较为间接的方式通过对立关系出现，例如，反讽选择单纯、头脑简单的人，不是为了嘲笑他们，而是为了嘲笑有智慧的人。［14］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反讽主要是作为把握世界的反讽出现，它故意迷惑周围的世界，与其说是为了把自己隐藏起来，毋宁说是为了使他人显出真相。然而，若反讽者为了自己而误导周围的人，这其中也不乏反讽。在我们这个时代，民间及公众社会的状况使秘密的恋爱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在牧师首次祝福新郎新娘之前，邻里乡亲早就多次从教堂得知了这对年轻人的喜事［15］；在我们的时代，如果公众没有决定恋爱关系成败的绝对权力————联结爱情的纽带并依自己的（不是牧师的）看法对此予以反对————它就会认为有人剥夺了自己最喜爱的特权，这意味着只有公众的赞同才给予一个恋爱关系其有效性，隐瞒着邻里而结成的姻缘几乎被看做是无效的，或至少是对公众权力的可耻的侵犯，就像承办丧葬者把自杀看做是未经允许逃出了世界一样。我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大抵有人不时会觉得有弄虚作假的必要，除非他希望邻里承担为他求婚这么一个值得尊敬的职务，而他自己只需要出面作出通常的求婚者的模样，就像(ad modum)彼德·爱里克·马得森［16］一样，戴着白手套，手里拿着描写自己光明前途的书面材料，并且随身带着其他用于最后冲击的迷醉人心的魔法、符咒（不得忘记一个恭敬的备忘录）。如果主要是外在因素使得保密极为必要，那么迷惑他人的行为就只不过是纯粹的伪装。然而，个体越是把这种对他人的迷惑看做他自己恋爱史中的章节，他越是由于把别人的注意力误引到不相干的地方而乐不可支，那么反讽就越是明显。反讽者享受爱情的整个无限性，别的恋人总把自己的恋情告诉知心朋友，以扩展自己的爱情，反讽者扩展自己爱情的方式是，让知己的朋友什么也不知道。同样的故弄玄虚有时在文学里也是很必要的；在文学里，到处都是警觉的文人，忙碌着发现新作家，就像牵线搭桥的媒婆做媒一般。越不是外在的理由（养家糊口、升官发财、怯懦胆小，等等）致使一个人来玩捉迷藏，越是某种内在的无限性希望把自己的著作从一切与自己的有限关系中解放出来、希望把自己从难友们的安慰中以及从温情脉脉的作家盟友们的祝贺中解脱出来，反讽就越是明显。如果反讽者能找到某个咯咯叫着、急不可待地想下蛋的母鸡，以便把父亲的角色推到自己的身上，对大家的错觉故意躲躲闪闪，半逃避、半证实————如果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反讽者的把戏就成功了。每个人依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必须按照等级规章［17］毕恭毕敬地穿着自己该穿的衣服；在我们的时代有人大抵很容易有脱掉自己特定衣着的欲望，如果一个人有时的确想这么做，如果他至少一时心血来潮，想知道自己比起罪犯来到底还是优势的，那就是他敢于穿着与狱服不同的衣服出面：这里，某种故弄玄虚也是很必要的。致使这种故弄玄虚的一般是某个有限的目的，譬如一个商人隐姓埋名外出旅行以促使他的投机买卖有个好结果，一个国王隐匿身份以当场逮住掌管银财的官员，一个警察官为了消遣自己夜里做贼［18］，国家的一个低级官员由于害怕上司而求助于伪装，等等。越是有限的目的致使一个人故弄玄虚，这就越接近于简单的伪装。与此相反，一种不想时时刻刻、一生一世地做职员而且也想偶尔做一会儿人的内在渴望越是占主导地位，这里面有越多的诗意无限性，迷惑他人的手法越具有艺术性，反讽也就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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