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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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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越是明显。如果反讽者甚至成功地把别人引入歧途，说不定涉嫌被捕，或者介入有趣的家庭纠纷，那么他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这些以及类似的情形中，反讽里最突出的是主观的自由，这种主观自由掌握着随时从头开始的可能性，不受过去事情的牵挂。从头开始总有某种诱惑力，因为主体还是自由的，反讽者所渴求的就是这种享受。在这些时刻中，现实对他失去了其有效性，他自由地居于其上。罗马天主教会也时而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中世纪它常常在特定的时节推翻自己绝对的实在性而反讽地看待自己，驴子节、愚人节、复活节玩笑等等便是很好的例证。古罗马士兵可以肆无忌惮地唱戏谑小曲、嘲弄凯旋而归的将军也是基于同一种感觉。这里，人们一时间意识到了今生今世的辉煌以及荣誉的实在，但同一瞬间却又反讽地超越了这一切。同样地，即使没有卢基安的嘲讽［19］，希腊神话中也隐藏着许多反讽，神们天上的现实也逃脱不了反讽刺骨的寒风。不可否认，有许多生存并不是现实，在人格中有某种东西至少在短时间内会与现实毫不相通，因此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反讽蕴含着一丝真理。此外，就我们至今对反讽所作的理解而言，它主要是被看做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所以我们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还没有能谈到纯粹的反讽，或者说作为立场的反讽。不过，这里也间或对现实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做了观察和思考，如果我们把这种观察和思考推而广之，我们就会慢慢接近另一番天地：这里，反讽在其篡夺的总体性中展现出来。
一个外交家对世界的看法在许多方面是反讽的；塔莱郎有句名言，大意是人有语言不是为了揭示思想，而是为了掩盖思想［20］，这句话蕴涵着对世界的深沉的反讽，就治国之术而言与另外一个真正的外交箴言遥相呼应：世界想要受骗，那就让它受骗吧（mundus vult decipi,decipiatur ergo)。不过，这还绝不意味着外交家们反讽地看待生存，正好相反，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们是极为当真的。————这里所勾画的反讽的不同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量的差别，只是个多一点和少一点的问题；与此相反，根本意义上（sensu eminentori)的反讽与这里所描绘的反讽有质的区别，正如思辨的怀疑与庸俗的和经验的怀疑之间有质的区别一样。根本意义上（sensu eminentori)的反讽的矛头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单个的存在物，而是指向某个时代或某种状况下的整个现实。因此，它蕴藏着一种先天性，它不是通过陆续摧毁一小块一小块的现实而达到总体直观的，而是凭借总体直观而来摧毁局部现实的。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对存在的总体从反讽的角度(sub specie ironiæ)予以观察。由此可见，黑格尔把反讽刻画为无限绝对的否定性是正确的。
在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发挥之前，看来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反讽者家乡四周的概念环境。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反讽，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作执行的反讽[3]和静观的反讽。
我们首先谈我们大胆地称作执行反讽的反讽。由于反讽强调对立关系的种种细微的差别，人们大概会觉得反讽和伪装没有什么两样。[4]为简洁起见，人们一般地也把反讽翻译为伪装。然而，伪装主要是指实现本质与现象之间不一致的客观行为，而反讽除此之外也指一种主观的享受，因为主体通过反讽把自己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对他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反讽者是无所顾忌一身轻。此外，就其与主体的关系而言，伪装是有目的的，可这个目的是个外在的目的，与伪装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与此相反，反讽是没有目的的，它的目的就在自身之中，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别的，乃是反讽自身。当一个反讽者弄虚作假、不以自己真正的面貌出现之时，他的目的似乎的确是想让他人受骗上当；但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感觉到自由，可他恰恰是通过反讽才感到自由的，所以反讽没有其他目的，它自己就是目的。显而易见，反讽与“目的是正确的，手段也就是正确的”这种信条是不同的，因为在这个信条中，主体固然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手段以达到他的目的，但绝不是在与反讽相同的意义上自由，原因便是在反讽中，主体根本没有目的。
对于反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内外不一，由于这个缘故，它看起来似乎和虚伪无别。在丹麦语里，反讽也时而被译作“油滑”，虚伪者常常被称作“滑头”。然而，虚伪其实是个道德领域之内的问题。虚伪者假装是个好人，其实是个坏人。与此相反，反讽是个形而上学领域里面的问题，反讽者时时刻刻所关心的是不以自己真正的面貌出现，正如他的严肃中隐藏着玩笑，他的玩笑里也隐藏着严肃（就像锡兰的自然声音一样［21］），这样，他也会故意装作是坏人，尽管他其实是个好人。我们不得忘记，对于反讽来说，道德的规定其实是太具体了。
反讽也有理论的，或者说静观的一面。如果我们把反讽看做一个从属性的环节，那么它就是能看透生存中的乖戾、谬误以及虚荣的锐利眼光。由于反讽的矛头是指向这些东西的，所以它看起来似乎和讥嘲、讽刺、揶揄等等无别。它与此当然是不乏相似之处的，因为它也看得到虚荣；但就其做观察的方式而言，它却与此大相径庭，即它并不摧毁虚荣，不像正义惩罚并摧毁罪恶那样，它也不像喜剧那样具有和解的因素，它强化虚荣，使虚荣者更虚荣，使疯狂者更疯狂。这就可以说是反讽对离散环节进行中介的尝试，这种中介所达到的不是更高的统一，而是更高的疯狂。
反讽的矛头也可能指向整个生存，就此而言，它也坚持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对立、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对立。作为绝对的否定性，它似乎与怀疑无别。但是，我们首先不得忘记，怀疑是一种概念的规定，而反讽是主观性的自为的存在；其次，反讽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它如果是理论性的，那也是为了再次成为实践性的，换言之，反讽所关心的不是事物，而是自己。如果反讽发现了在现象背后藏着的东西和居于现象之中的东西大不一样，那么对于反讽最关键的是主体感到逍遥自在、现象不得对主体有任何实在性。因此，反讽和怀疑可谓是南辕北辙。在怀疑之中，主体坚持不懈地想进入对象，他的厄运是对象总是逃避他。在反讽之中，主体坚持不懈地想走出对象，他也能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他无时无刻不意识到对象是毫无实在性的。在怀疑之中，主体目睹一场掠夺战争，所有现象都被摧毁，因为本质必定藏在一层层现象的背后。在反讽之中，主体一步步地往后退，否认任何现象具有实在性，以便拯救它自己，也就是说，以便超脱万物，保持自己的独立。
最后，反讽意识到生存是毫无实在性的，从而提出了和虔敬的心灵同样的命题，由于这个缘故，反讽似乎是一种虔诚。在虔诚之中，可谓是低级的现实，也就是说尘世，也的确丧失了其有效性，可这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神的境界在同一瞬间获得了绝对的实在性。虔诚的神志也讲凡事都是虚空［22］，但这无非是说，这种否定将驱除所有搅扰人心的东西，永恒实在的东西将显现出来。此外，当虔诚的神志认为凡事皆虚空之时，它并不是对自身另眼相看，不去摒弃它，恰恰相反，它也驱除自身，以便神圣的东西不被自身抵挡回去，而是径直灌注到由虔诚所打开的神志中去。实际上，在深刻彻底的修身读物中我们也看到，虔敬的神志恰恰把自身的人格看做万物中最可恶的东西。与此相反，在反讽之中，万物被看做虚空，但主观性是自由的。万物越是虚空，主观性也就越是轻盈、越是无所牵挂、越是轻快矫健。当万物皆成虚空之时，反讽的主体却不感到自己是虚空，其实他拯救了自己的虚空。对于反讽来说，万物皆为无，但是“无”可被这样看，也可被那样看。思辨的无是时时刻刻逃避具体化的东西，因为它自己是具体物的冲动，是具体物的创造冲动（nisus formativus)；神秘的无是对于表象来说的无，虽是无，却又有丰富的内容，就像黑夜的缄默对于有耳可听的人来说［23］是高声的呼唤；最后，反讽的无是死寂，反讽在这种死寂之中徘徊，像个幽灵，开着玩笑。［24］
* * *
[1] 本人绝对无意对这个时代的严肃追求视而不见，也无意小看它，不过但愿这种严肃追求变得更为严肃。
[2] 这种反讽要是大量出现，就大致总和某种绝望联系在一起，因而我们常常在幽默家那里发现它们，例如海涅曾以极为开玩笑的口吻考虑是牙疼还是内疚更难受。然后声称还是前者更难受。（参见Heinrich Heine,“Über die französische Bühne［1837］”,Sämtliche Werke，München 1978,第三卷，第287页。————译注）
[3] 执行的反讽亦可称作戏剧性的反讽，这种执行的或戏剧性的反讽也包括自然界的反讽。自然界中是没有有意的反讽的，只对于长着能听得到反讽的耳朵的人，自然界才像个人似的和他开玩笑，或者向他倾诉它的忧愁和痛苦。这种反差不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因为自然界过于自然、过于天真，只有对于反讽感充分发达的人，它才会自然界中展现出来。舒伯特在他的Symbolik des Traumes(《梦的象征》，Bamberg 1821)中便列举了许许多多这种自然界中的反讽特征，任他选择。他指出，大自然以深刻的讥讽“把哀诉与乐趣、欣喜与悲伤紧密结合起来，恰如锡兰的空中音乐那样的自然的声音以哀痛欲绝、令人心碎的声调唱着欢天喜地的小步舞曲（第38页）”。（原文为德文。————译注）他强调说，自然界把最遥远的极端反讽地安排在一起，参看第41页：“在自然界的联想中，紧接着理性的、温和的人类的是乖张狂放的猴子，紧接着智慧的、纯洁的大象的是龌龊的猪，紧接着马的是驴，紧接着丑陋的骆驼的是身材修长的鹿子、狍子，而在许多方面紧接着不甘为哺乳动物、模仿鸟类的蝙蝠的是不敢把头探出洞外的老鼠”（原文为德文————译注）。然而，这一类事物并不在自然界之中，只是反讽的主体无中生有罢了。以这种方式，人们也可以把感官上的错觉看做自然界的反讽。不过要意识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反讽的意识。一个个体越是具有发达的论战意识，他也就能在自然界中发现越多的反讽。可见，这种自然观主要属于浪漫主义思想，而不属于古典的思想。希腊的和谐很难在自然界中发现挖苦讽刺的东西。我想举一个例子以对此予以说明。在幸福的希腊，自然界里不会有别的，只可能有和谐的灵魂的婉转悠扬的歌声，甚至希腊的忧伤也是美的，因此回音是个友好的仙女。与此相反，在北欧神话中，哀嚎悲歌响彻自然界，夜不是明亮、晴朗的，而是黯黑的、雾茫茫的，阴森可怕的，忧伤不能通过静静的回忆而只能通过深深的叹息和永远的遗忘得到缓解，在这里，回音是个怪妖。因此，在北欧民间信仰中回音叫做Dvergm或 Bergm（冰岛语，意为“侏儒话”，“山话”。————译注），参看Grimm，Irisches Elfenmärchen (格林，《爱尔兰童话》)Leipzig 1826，第78页。 Færøiske Qvæder (《法罗群岛史诗》)，Randers 1822,第464页。这里只用一个脚注来谈自然界中的反讽，是因为其实只有对于幽默的个体这个问题才存在；其实对自然界的反讽理解只有通过思考世上的罪孽才会真正出现。
[4] 德奥弗拉斯特就是这样来理解反讽的，参看Theophrasti Characteres，ed.Astius (阿斯特编：德奥弗拉斯特的《人的性格》)，Leipzig 1815,第4页，第一章：“论反讽”（）。这里对反讽的定义是：“”(simulatio dissimulatioque fallax et fraudulentia)（希腊文及拉丁文，大意为：假装、掩饰以达到误导、欺骗他人的目的。————译注）
在这些以及类似的情形中，反讽里最突出的是主观的自由，这种主观自由掌握着随时从头开始的可能性，不受过去事情的牵挂。从头开始总有某种诱惑力，因为主体还是自由的，反讽者所渴求的就是这种享受。在这些时刻中，现实对他失去了其有效性，他自由地居于其上。罗马天主教会也时而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中世纪它常常在特定的时节推翻自己绝对的实在性而反讽地看待自己，驴子节、愚人节、复活节玩笑等等便是很好的例证。古罗马士兵可以肆无忌惮地唱戏谑小曲、嘲弄凯旋而归的将军也是基于同一种感觉。这里，人们一时间意识到了今生今世的辉煌以及荣誉的实在，但同一瞬间却又反讽地超越了这一切。同样地，即使没有卢基安的嘲讽［19］，希腊神话中也隐藏着许多反讽，神们天上的现实也逃脱不了反讽刺骨的寒风。不可否认，有许多生存并不是现实，在人格中有某种东西至少在短时间内会与现实毫不相通，因此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反讽蕴含着一丝真理。此外，就我们至今对反讽所作的理解而言，它主要是被看做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所以我们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还没有能谈到纯粹的反讽，或者说作为立场的反讽。不过，这里也间或对现实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做了观察和思考，如果我们把这种观察和思考推而广之，我们就会慢慢接近另一番天地：这里，反讽在其篡夺的总体性中展现出来。
一个外交家对世界的看法在许多方面是反讽的；塔莱郎有句名言，大意是人有语言不是为了揭示思想，而是为了掩盖思想［20］，这句话蕴涵着对世界的深沉的反讽，就治国之术而言与另外一个真正的外交箴言遥相呼应：世界想要受骗，那就让它受骗吧（mundus vult decipi,decipiatur ergo)。不过，这还绝不意味着外交家们反讽地看待生存，正好相反，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们是极为当真的。————这里所勾画的反讽的不同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量的差别，只是个多一点和少一点的问题；与此相反，根本意义上（sensu eminentori)的反讽与这里所描绘的反讽有质的区别，正如思辨的怀疑与庸俗的和经验的怀疑之间有质的区别一样。根本意义上（sensu eminentori)的反讽的矛头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单个的存在物，而是指向某个时代或某种状况下的整个现实。因此，它蕴藏着一种先天性，它不是通过陆续摧毁一小块一小块的现实而达到总体直观的，而是凭借总体直观而来摧毁局部现实的。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对存在的总体从反讽的角度(sub specie ironiæ)予以观察。由此可见，黑格尔把反讽刻画为无限绝对的否定性是正确的。
在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发挥之前，看来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反讽者家乡四周的概念环境。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反讽，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作执行的反讽[3]和静观的反讽。
我们首先谈我们大胆地称作执行反讽的反讽。由于反讽强调对立关系的种种细微的差别，人们大概会觉得反讽和伪装没有什么两样。[4]为简洁起见，人们一般地也把反讽翻译为伪装。然而，伪装主要是指实现本质与现象之间不一致的客观行为，而反讽除此之外也指一种主观的享受，因为主体通过反讽把自己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对他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反讽者是无所顾忌一身轻。此外，就其与主体的关系而言，伪装是有目的的，可这个目的是个外在的目的，与伪装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与此相反，反讽是没有目的的，它的目的就在自身之中，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别的，乃是反讽自身。当一个反讽者弄虚作假、不以自己真正的面貌出现之时，他的目的似乎的确是想让他人受骗上当；但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感觉到自由，可他恰恰是通过反讽才感到自由的，所以反讽没有其他目的，它自己就是目的。显而易见，反讽与“目的是正确的，手段也就是正确的”这种信条是不同的，因为在这个信条中，主体固然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手段以达到他的目的，但绝不是在与反讽相同的意义上自由，原因便是在反讽中，主体根本没有目的。
对于反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内外不一，由于这个缘故，它看起来似乎和虚伪无别。在丹麦语里，反讽也时而被译作“油滑”，虚伪者常常被称作“滑头”。然而，虚伪其实是个道德领域之内的问题。虚伪者假装是个好人，其实是个坏人。与此相反，反讽是个形而上学领域里面的问题，反讽者时时刻刻所关心的是不以自己真正的面貌出现，正如他的严肃中隐藏着玩笑，他的玩笑里也隐藏着严肃（就像锡兰的自然声音一样［21］），这样，他也会故意装作是坏人，尽管他其实是个好人。我们不得忘记，对于反讽来说，道德的规定其实是太具体了。
反讽也有理论的，或者说静观的一面。如果我们把反讽看做一个从属性的环节，那么它就是能看透生存中的乖戾、谬误以及虚荣的锐利眼光。由于反讽的矛头是指向这些东西的，所以它看起来似乎和讥嘲、讽刺、揶揄等等无别。它与此当然是不乏相似之处的，因为它也看得到虚荣；但就其做观察的方式而言，它却与此大相径庭，即它并不摧毁虚荣，不像正义惩罚并摧毁罪恶那样，它也不像喜剧那样具有和解的因素，它强化虚荣，使虚荣者更虚荣，使疯狂者更疯狂。这就可以说是反讽对离散环节进行中介的尝试，这种中介所达到的不是更高的统一，而是更高的疯狂。
反讽的矛头也可能指向整个生存，就此而言，它也坚持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对立、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对立。作为绝对的否定性，它似乎与怀疑无别。但是，我们首先不得忘记，怀疑是一种概念的规定，而反讽是主观性的自为的存在；其次，反讽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它如果是理论性的，那也是为了再次成为实践性的，换言之，反讽所关心的不是事物，而是自己。如果反讽发现了在现象背后藏着的东西和居于现象之中的东西大不一样，那么对于反讽最关键的是主体感到逍遥自在、现象不得对主体有任何实在性。因此，反讽和怀疑可谓是南辕北辙。在怀疑之中，主体坚持不懈地想进入对象，他的厄运是对象总是逃避他。在反讽之中，主体坚持不懈地想走出对象，他也能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他无时无刻不意识到对象是毫无实在性的。在怀疑之中，主体目睹一场掠夺战争，所有现象都被摧毁，因为本质必定藏在一层层现象的背后。在反讽之中，主体一步步地往后退，否认任何现象具有实在性，以便拯救它自己，也就是说，以便超脱万物，保持自己的独立。
最后，反讽意识到生存是毫无实在性的，从而提出了和虔敬的心灵同样的命题，由于这个缘故，反讽似乎是一种虔诚。在虔诚之中，可谓是低级的现实，也就是说尘世，也的确丧失了其有效性，可这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神的境界在同一瞬间获得了绝对的实在性。虔诚的神志也讲凡事都是虚空［22］，但这无非是说，这种否定将驱除所有搅扰人心的东西，永恒实在的东西将显现出来。此外，当虔诚的神志认为凡事皆虚空之时，它并不是对自身另眼相看，不去摒弃它，恰恰相反，它也驱除自身，以便神圣的东西不被自身抵挡回去，而是径直灌注到由虔诚所打开的神志中去。实际上，在深刻彻底的修身读物中我们也看到，虔敬的神志恰恰把自身的人格看做万物中最可恶的东西。与此相反，在反讽之中，万物被看做虚空，但主观性是自由的。万物越是虚空，主观性也就越是轻盈、越是无所牵挂、越是轻快矫健。当万物皆成虚空之时，反讽的主体却不感到自己是虚空，其实他拯救了自己的虚空。对于反讽来说，万物皆为无，但是“无”可被这样看，也可被那样看。思辨的无是时时刻刻逃避具体化的东西，因为它自己是具体物的冲动，是具体物的创造冲动（nisus formativus)；神秘的无是对于表象来说的无，虽是无，却又有丰富的内容，就像黑夜的缄默对于有耳可听的人来说［23］是高声的呼唤；最后，反讽的无是死寂，反讽在这种死寂之中徘徊，像个幽灵，开着玩笑。［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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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人绝对无意对这个时代的严肃追求视而不见，也无意小看它，不过但愿这种严肃追求变得更为严肃。
[2] 这种反讽要是大量出现，就大致总和某种绝望联系在一起，因而我们常常在幽默家那里发现它们，例如海涅曾以极为开玩笑的口吻考虑是牙疼还是内疚更难受。然后声称还是前者更难受。（参见Heinrich Heine,“Über die französische Bühne［1837］”,Sämtliche Werke，München 1978,第三卷，第287页。————译注）
[3] 执行的反讽亦可称作戏剧性的反讽，这种执行的或戏剧性的反讽也包括自然界的反讽。自然界中是没有有意的反讽的，只对于长着能听得到反讽的耳朵的人，自然界才像个人似的和他开玩笑，或者向他倾诉它的忧愁和痛苦。这种反差不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因为自然界过于自然、过于天真，只有对于反讽感充分发达的人，它才会自然界中展现出来。舒伯特在他的Symbolik des Traumes(《梦的象征》，Bamberg 1821)中便列举了许许多多这种自然界中的反讽特征，任他选择。他指出，大自然以深刻的讥讽“把哀诉与乐趣、欣喜与悲伤紧密结合起来，恰如锡兰的空中音乐那样的自然的声音以哀痛欲绝、令人心碎的声调唱着欢天喜地的小步舞曲（第38页）”。（原文为德文。————译注）他强调说，自然界把最遥远的极端反讽地安排在一起，参看第41页：“在自然界的联想中，紧接着理性的、温和的人类的是乖张狂放的猴子，紧接着智慧的、纯洁的大象的是龌龊的猪，紧接着马的是驴，紧接着丑陋的骆驼的是身材修长的鹿子、狍子，而在许多方面紧接着不甘为哺乳动物、模仿鸟类的蝙蝠的是不敢把头探出洞外的老鼠”（原文为德文————译注）。然而，这一类事物并不在自然界之中，只是反讽的主体无中生有罢了。以这种方式，人们也可以把感官上的错觉看做自然界的反讽。不过要意识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反讽的意识。一个个体越是具有发达的论战意识，他也就能在自然界中发现越多的反讽。可见，这种自然观主要属于浪漫主义思想，而不属于古典的思想。希腊的和谐很难在自然界中发现挖苦讽刺的东西。我想举一个例子以对此予以说明。在幸福的希腊，自然界里不会有别的，只可能有和谐的灵魂的婉转悠扬的歌声，甚至希腊的忧伤也是美的，因此回音是个友好的仙女。与此相反，在北欧神话中，哀嚎悲歌响彻自然界，夜不是明亮、晴朗的，而是黯黑的、雾茫茫的，阴森可怕的，忧伤不能通过静静的回忆而只能通过深深的叹息和永远的遗忘得到缓解，在这里，回音是个怪妖。因此，在北欧民间信仰中回音叫做Dvergm或 Bergm（冰岛语，意为“侏儒话”，“山话”。————译注），参看Grimm，Irisches Elfenmärchen (格林，《爱尔兰童话》)Leipzig 1826，第78页。 Færøiske Qvæder (《法罗群岛史诗》)，Randers 1822,第464页。这里只用一个脚注来谈自然界中的反讽，是因为其实只有对于幽默的个体这个问题才存在；其实对自然界的反讽理解只有通过思考世上的罪孽才会真正出现。
[4] 德奥弗拉斯特就是这样来理解反讽的，参看Theophrasti Characteres，ed.Astius (阿斯特编：德奥弗拉斯特的《人的性格》)，Leipzig 1815,第4页，第一章：“论反讽”（）。这里对反讽的定义是：“”(simulatio dissimulatioque fallax et fraudulentia)（希腊文及拉丁文，大意为：假装、掩饰以达到误导、欺骗他人的目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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