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少年时代

    现在，我想概略地描述一下特别重要的少年时代(juvenile era)。实际上，对我们大家来说，我要谈论的许多内容都很容易理解————这些内容涉及一个人从上学开始到真正找到一位知心朋友这段时间内促进人格成长和发展方向的诸多因素————如果少年时代确有结束之时的话，那么，找到一位知心朋友，便标志着少年时代的结束。在接下来的前青年期(preadolescence)，个体会发现，在知心朋友的陪伴下，他越来越能够谈论他曾经了解到的事情，而这在少年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前青年期这个相对短暂的时期，一旦经历，便会在使一个人摆脱遭遇过的不幸事件的影响方面，具有相当惊人的价值。

    不过，我们不能随意夸大少年时代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社会化开始的实际时间。在少年时代陷入困境的人，显然难以与他们的伙伴友好相处。在少年时代，许多重要的事情会发生。这是人生中作为一种社会化影响之家庭的局限性和独特性开始得到补救和纠正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在少年时代必须矫正众多的文化癖性(cultural idiosyncrasies)、有价值的怪癖等，这些文化癖性和有价值的怪癖等是在童年期社会化过程中偶然习得的；如果在少年时代没有对其进行矫正，那么，它们便会存留下来，在继后的阶段阻碍发展的进程，或使发展的过程带上某种色彩。

    一般说来，当一个人度过某个发展时期中多少具有决定性的若干阶段(thresholds)时，以前经历过的每件事情都无疑会产生影响；即使在自我系统的组织中，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正如我认为我不能对此做过多的强调那样，自我系统明显倾向于维持它的方向。各个发展时期的不同阶段所出现的改变，如同这里所勾画的那样，是十分深远的；它们所触及的许多东西是业已习得为人格的东西，通常情况下，这些东西会使人格变得严重不合适，或者与个人领域突如其来的新扩展完全不相关。由此可见，一个发展时代的开端可能会对人格那些不适当的方面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而人格的不适当方面，一般说来产生自个体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个体在迈入少年时代后，在获得社会技能(social skill)方面往往处于不利境地。例如，父母一方面教导孩子去期盼每一样东西，另一方面又教导孩子说，他最小的愿望对父母来说也很重要，而且，孩子在表述他所追求的目标时所遇到的任何晦涩难懂的东西，都会使他在夜间惊醒，以试图期待和满足他所谓的需要。现在，让我们来描述一下当孩子去上学时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有这样一个“小皇帝”：父母完全听任孩子的摆布，而孩子则完全不顾父母的感受。而另一方面，有的孩子则被教育成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凡事唯唯诺诺。当然，这些例子仅仅是孩子在与权威打交道时所表现出来的许多非常不良之模式中的一些(这许多非常不良的模式是家长所允许或强加在孩子身上的)。所有这些孩子，如果他们在少年时代没有经历非常剧烈的变化，一旦他们长大成人，在任何特定团体中都会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成员。

    在实施义务教育的文化中，正是学校这个社会在少年时代纠正或矫正了人格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大量不幸倾向(这些倾向是孩子的父母和家庭团体中其他一些成员强加在孩子身上的)。因此，促进少年时代成长的有大量因素，一是社会服从(social subordination)的经验，二是社会适应(social accommodation)的经验。

    在考虑社会服从时，我们应该指出一点，即在少年时代，权威的类型以及对权威之服从的类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秩序通过对正规教育的要求，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权威人物，这些权威人物在其非人格(impersonality)方面往往是幸运的。于是，孩子便开始与下列各色各样具有权威性的人物接触，这些权威人物包括教师、文体活动指导老师、交通警察等。在这些新的权威人物中，有些人在实施其权威时明显存在高度刻板的局限性；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几乎都明显地不同于家庭的权威，这不仅表现在实施权威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对少年的关心和兴趣方面。在孩子与老师以及其他各种成人权威的关系中，这些权威人物通常希望少年————他们的父母开始也是这样期待他的————按要求行事，并由此给予奖励或惩罚，也就是说，服从就可以获得奖励，不服从甚至反抗就施以惩罚。但是，对这些新的权威人物来说，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具有正式强加在其身上的限制。同时，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少年有可能会看到他的同伴之行为的成功或失败在与新权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成人权威以外，几乎每所学校里都有一些恶少————恃强凌弱的学生。生活能力方面有一部分令人难以置信的收获，正是来自少年能够在这些同伴不定期地、破坏性地实施权威之下摆脱困境。

    有时候，家中某个人会具有十分大的社会重要性，以至于这些新的权威人物受到了威胁，从而给孩子特殊的照顾。例如，当精神病医生发现他的某个患者原来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家的儿子时，他可能就会发现这位政治家父亲的权威已经左右了他做出正确诊断的自由，而事实上，这位患者身上一直存在的异常情况，正是他孩提时代在家里获得的。但是，即便有出生和身份等异常的情况，一旦孩子离开家以后，他仍有可能矫正顺应权威方面的古怪行为。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情形下，对少年时代来说，更为值得强调的促进因素是社会适应性，也就是，在把握生活中许多细微差别方面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些差别中有些被视作是恰当的，即使它们近期才出现；有些则被视作是不恰当的，但是，要是有人试图去纠正它们的话，将会是一种不明智的举动。这种情况产生自少年与同龄人(这些同龄人具有各种极不相同的个性)的交往，对少年来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交往或接触的对象是必要的。在这些少年中，有些人常常遭到其他少年的粗暴对待。在这个阶段————如果仅仅是因为以下原因就好了，即该少年刚刚脱离家庭情境走向社会，他以往的经验基本上来自兄弟姐妹以及想象的游戏伙伴————他对他人身上所具有的个人价值感就真的会表现出相当惊人的麻木性。因此，在学龄期，人际关系往往具有某种程度的天然性(在继后的生活中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是一种规律。但是，尽管这样，少年仍有机会去理解权威人物是怎样看待其他人的，还有人们是如何看待彼此的，这已成为教育过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人们通常都不会特别地注意这个部分。大量倾向于纠正以往社交所形成之特性的教育经验，至今从未有研究者对其进行过讨论。一个人在度过少年时代10年、15年或者20年以后，比如当他正在接受一项广泛的人格研究时，他会很难回忆起这些经验。

    在整个早期阶段，人格发展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当我们开始分析大量微妙的判断时，会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微妙的判断是个体在不一致的文化中用来指导自己生活的，处于这些文化之中的人们具有许多特定的局限性以及独特的个体能力和责任。少年时代的生活教育非常重要。一个少年可以看看其他少年都在做什么————要么做了错事未被发觉，要么因为做了错事而受到责备————而且，他还能注意到他从未想过的人们之间的一些差异，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产生过任何与自身经验不同的想法。

    权威人物

    少年时代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最为惊人的方面，以及少年时代人格的基本形成，很可能是对童年期权威人物————父母及其同系长辈————分化的开始。未能把父母分化为普通人的现象，会显著地反映在后来的生活中。这种区分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通过在特定教师身上发现他们的优点，然后在其他教师身上发现他们的缺点，并将这些发现与家中的权威人物进行经验交流(有时候不进行这种经验交流)而获得的。不过，如果此时已经产生任何一种类似健康发展的东西，那么，在家中通常就会对这些经验或体会加以讨论。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如果讨论顺利进行的话，少年便有机会逐渐将他的父母从神一般的人物降为普通的人。这种类型的学习还有一个附带的结果(在大多数少年身上，这个结果很可能会在他们读二年级时产生)，那就是他们从其他少年身上学习有关他们父母的情况。我们经常会听到低年级儿童说：“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少年会对自己父母相对的优缺点进行比较(比较的次数令人吃惊)，尤其是在这种优缺点对发展没有产生过任何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什么一个少年不该在度过这个阶段以后深信几乎没有人能像他的父母一样好————这种情况有可能存在，我们不知道其原因所在。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度过少年时代以后，仍未能把自己的父母与其他人的父母、老师等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依然认为父母或老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人，那么，对少年时代的社会化来说最显著、最为重要的促进因素就惨遭了流产。

    竞争和妥协

    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我们对成年人不恰当且不合宜之生活所做观察的结果已经很好地证实了这种传统————就学龄初期的学校情境这一特定范围而言，实际上存在两种学习，即竞争(competition)和妥协(compromise)。之所以说这两种学习非常重要，是因为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基础教育已为它们做好了准备，而且所有的文化都很珍视这些东西。不幸的是，人们对竞争强调过多，尽管它的重要性正在开始衰退。少年的社会鼓励各种各样的竞争性努力，而且，我认为，就少年本身而言，这样的竞争是很自然的。此外，权威人物也鼓励竞争，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种重视竞争的文化中，权威人物都在鼓励竞争的行为。不过，也有一些文化并不看重竞争；在这些文化中，尽管也出现少年竞争的种种倾向，但这些倾向都受权威人物禁止性影响的支配。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竞争倾向得到了相当多的鼓励，实际上，如果一个人有躯体残疾，或者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在实施竞争时表现很糟，那么，现实中就会有人告诉他，他实际上是很难适应生存的，也就是说，他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另一个要素是妥协，它也始终是由少年社会本身来实施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得到了学校权威人物或少年权威人物的鼓励。竞争和妥协这两个要素虽然是个体与同伴一起生活所必需的补充条件，但也可能发展成为人格的极其麻烦的特质(traits)。在我称之为少年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竞争的生活方式，其中，几乎所有真正具有重要性的东西都是“超越伙伴”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且，如果同时还出现了人格的恶意转化，那么，打败同伴就会成为人际关系整合中的一个显著模式。另一个阻碍发展的例子，并不是说一个少年在许多方面会一直像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样，而仅仅只是意味着，他在自由发展人际关系方面有些不正常，而这种不正常与少年时代的发展(尤其是这段时期所发生的一些特别不幸的经验)有关。所以说，在某些情形下，妥协也成了一件坏事。于是，我们会发现，有些人过了少年时代，竟然能够毫无怨言地让出任何东西，只要得到安宁和太平，他们就会倾向于这样去做。这是少年社会化的另一种不幸结果。

    中心意识的控制

    综上可见，少年时代是世界由于其他人的存在而变得复杂起来的时期。充分的教育努力(这种教育努力通过学校课程、教学等而规范起来)致力于把少年把我向思维从他们所表达的思维和其他行为中排除出去。对成功表达方式和成功行为类型的学习，涵盖了众多的领域，并从各种教育影响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鼓励————从焦虑到谨慎地给予威望————以至于到了六年级、七年级或八年级时，一个资质正常的少年便已经放弃了许多的想法和行为方式，而这些想法和行为方式在童年期以及在家中曾被认为是恰当的。我认为，这便是进入所谓潜伏期(latency period)的主要因素，潜伏期这一术语是精神分析早期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实，少年时代的影响在于，它使得难以回忆童年期所发生的事情，除非事实已经证明童年期发生的事情是完全合适且容易改变的，从而满足社会的狂热尝试，即教导年轻一代如何学会交谈、阅读和“正确行动”(act right)。

    放弃童年期的想法和行为方式这一做法，是通过自我系统对中心意识(focal awareness)不断增强的控制力量而实现的。而这之所以能够实现，则是因为其他少年所做的非常直接、原始和关键的反应，同时也因为成人权威各种相对来说可用公式表示、可预测的表现。换句话说，根据相比较而言可理解的约束(sanctions)以及对这些约束的违背来说，少年有着各种非凡的机会可以学习大量关于安全操作的东西，学习如何摆脱焦虑。这显然不同于我们迄今为止所讨论的任何内容。由于可以避免焦虑的道德约束和行为方式是有意义的，而且可以得到一致的证实，因此，自我系统能够有效地控制中心意识，这样，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便不会被特别注意到。也就是说，意识的有效表现一直受制于焦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综合模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经验模式，它提供了预言新异事物的某种可能性，并提供了真正的人际交流的某种可能性。

    对中心意识的控制往往会导致对选择性忽视之明智使用和不明智使用的结合。明智的使用，指的是对于不重要的事情无需操心，因为这是一些无论如何都不会有问题的事情。但是，在许多情形下，存在着许多不明智地使用选择性忽视的做法：个体往往忽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由于他找不到妥善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于是便尽可能长期地把它们排除在意识之外。无论如何，从少年时代起，自我系统便控制了意识的内容————自我系统控制了我们知道自己正在考虑的事情————就如同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这种控制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升华的重组

    当然，教育努力的一个部分，涉及获得死记硬背的资料和信息，从任何特定的意义上说，这些资料和信息都不是个人的；因此，少年常常会被灌输大量看似与他们无关的知识，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了解这些知识，以便得到老师的认可。然而，我在这里所关注的是少年的教育过程，这些过程主要是指那些从属于如何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教育过程。由于它是从属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理性分析或有效阐述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是行为模式和内隐过程之升华重组(sublimatory reformulations)的一种表现。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当一种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被一部分动机模式(这种动机模式对于权威人物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也是同伴所无法容忍的，或者出于尊重，表面上会加以考虑)无意地取代时，重组便发生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必定还存在某种尚未满足之需要的残余，它会在私下的白日梦过程(private reverie process)中得到满足，尤其是在睡梦中得到满足。

    不幸的是，个体的大部分生活教育，都属于这种升华，也即显然无意于“理解”如何获得大量的满足(尽管不是完全的满足)。既然它是无意的，因此它并不特别地表现在对个体行为的有效理解上。不过，由于它并未超载，因此，这个过程也给了个体极大的保证，保证他去从事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的确定性(certainty)甚至不受下列事实的干扰，即其他某个人之所以获得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有更好的理由。因此，当一个少年获得了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一种模式，且这种模式有效并得到了认可时，他便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这种确定性之所以产生，不只因为在少年时代自我系统控制意识内容的力量不断增长，而且还因为这种模式的获得本身是无意的。由于对任何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把他如何实现这些行为重组的过程带入少年的意识之中，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在进入成年生活时都带有根深蒂固的与同伴交往的方式(对此，我们无法做出恰当的解释)。甚至在对成人的治疗中，精神病医生也很难将患者的注意力充分吸引到这些升华的重组中来，以便使他们认识到，关于这些升华的重组，有些东西是很难做出解释的。人们对这个领域中受到的诘问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到了他倾向于对它进行探究时，他们会用各种方法来解决棘手的问题。

    正如我前面所说，少年时代进行的大量学习都属于个体为保存某种程度的自尊(这是一种个人价值感)而表现出的竞争和妥协的操作。随着少年时代的发展，也就是当少年进入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和八年级的时候，他们必须根据自我系统中所涉及的竞争和妥协操作的观点去注意其他有关的人。这里所谓的其他人，是指构成少年世界的下列三类重要人物————家庭内的权威、家庭外的权威以及其他少年。我们的社会体系的性质是这样的：少年往往会交替地与家人和学校群体进行直接的接触————没有哪个少年能够摆脱家庭的影响；而少年与学校群体的直接接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与权威人物(authority carriers)的接触，另一个是与其他少年的接触。

    排 斥

    但是，随着少年时代的继续，一种强而有力的社会工具通常就会表现为将少年社会本身————学校中的其他学生————分成若干团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社会弊病的一种反映，而少年就处在这个大社会之中。背景的差异、能力的差异、成熟速度的差异、健康状况的差异等，往往会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某种程度上的内群体(in-groups)和外群体(out-groups)的建立。通常情况下，一些内群体与某组事物有关，还有一些内群体与另一组事物有关；而且，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常常还有相应的外群体。不过，在大多数少年社会里，往往也有一定数量的少年，他们常常遭到那些显然受到学校当局的器重，或者一般说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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