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文字与学术

    西周文字可分为二期，周初之古文为一期，宣王以后之籀文为一期。

    《说文序》：“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1]

    周初之古文，与夏、商之文字亦不同。

    《说文序》：“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段玉裁曰：“自黄帝而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帝舜，为五帝；夏禹、商汤、周文武为三王。其间文字之体，更改非一，不可枚举。传于世者，概谓之仓颉古文，不皆仓颉所作也。”

    惟其时文字未有定名，仅可谓之古文耳。今以世传殷、商龟甲文字，与周初钟鼎相较，则商代文字笔画简约，至周初而变为繁饰，且其结体亦与商代不同。固由周代尚文，亦审美之念渐趋繁密之证也。《说文》所载籀文，又多重叠，文饰之风，殆与世并进。而岐阳石鼓行列整齐，近于小篆，其别异于周初之古文，或即在是欤？

    世多谓古文简而籀文繁，遂疑古文之重叠者为籀文，如王菉友《说文释例》谓“牙之古文”、“某之古文”皆籀文，实未悟进化之理。凡一事一物之兴，必皆有其渐，而后有人取而整齐之。使周初古文无重叠者，而太史籀一旦创为笔画繁多之字，何能使人通用乎？文字有进步，教授文字亦随而进步。周初教六书：

    《说文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殆仅教以方名。

    《内则》：“六年教之数与方名。”

    至史籀而有《史篇》，附以说解，以教学童，

    《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段玉裁曰：许称《史篇》者三。“奭”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丑”。“匋”下云：《史篇》读与“缶”同。“姚”下云：《史篇》以为“姚易”。知《史篇》不徒载篆形，亦有说解。

    为后世小学书之权舆。西汉时其书尚完好，东汉建武中犹存九篇。足知周、秦、汉人之教学者，率本此书矣。

    周代文字，存于今者，有金有石，诸家著录金文，定为周器者，无虑数百种。若师旦鼎[2]、无专鼎[3]、周寰卣[4]、毛公鼎[5]、盂鼎[6]等，皆西周器也。石文有坛山刻石，文曰“吉日癸巳”[7]，相传为周穆王时书，然其真伪未定也。惟岐阳石鼓[8]，自唐以来，认为周代石刻。

    韦应物诗：“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剥苔藓涩。……飞湍委蛇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清代诸儒，考订石鼓者，虽多异说，然其吾国最古之石刻，则固无可疑也。

    周之书籍，统曰“方策”。

    《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

    策以竹为之，一曰“毕”，

    《尔雅·释器》：“简谓之毕。”郭《注》：“今简札也。”《学记》：“呻其占毕。”郑《注》：“吟诵其所视简之文。”

    一曰“牒”，

    《说文》：“简，牒也。”

    一曰“籥”，

    《书·金縢》：“启籥见书。”

    《说文》：“籥，书童竹笘也。”

    大抵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于文，策本作“册”，象其编简之形。

    《释名》：“简，间也。编之篇篇有间也。”是诸简连编者，亦名为简。盖对文则简与策别，散文则简与策通也。

    方亦曰“牍”，以木为之。

    《周代书册制度考》（金鹗）：“方一曰牍。《说文》云：‘牍，书版也。’《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此简策用竹，方版用木之证也。”

    方广于策而较短。策长二尺四寸，一策只书一行，其字数自二十至三十不等，字大不逾寸。

    《周代书册制度考》：“简策长短之度，说者不一。蔡邕《独断》云：‘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孔冲远《春秋疏》云：‘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与《六经》异也。《聘礼》贾《疏》：‘郑作《论语序》云：《易》《书》《诗》《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贾、孔之言，长短大异，窃谓孔《疏》是也。孔冲远谓‘简容一行字’，郑注《尚书》云：‘三十字一简之文。’《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是一简容字有多少，然要自二十字以上，大约以三十字为归。周之一尺二寸，当今九寸六分，恐不容三十字。周之六寸，当今四寸八分，《孝经》之策，毋乃太短乎？且彼谓《论语》策‘三分居一，又谦焉’。若《六经》策一尺二寸，《论语》三分居一，当为四寸；四寸当今三寸二分，其短尤甚矣。《论语》一简容八字，诚不以富，亦只以异，错简可证。服虔注《左氏》：‘古文篆书，一简八字。’又一证也。若三寸二分，岂能容八字乎？今观贾《疏》《论语》策实是八寸，以二分居一推之，《六经》策当二尺四寸，《孝经》当一尺二寸，与孔《疏》合。二《疏》同引郑君《论语序》，不应有异。然则贾《疏》‘尺二寸’三字，必是二尺四寸之讹可知矣。《论语》策八寸，容八字；《六经》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余字至三十字，其制自合。大约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体不宜小，又一简止容一行，则字体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书策，每行亦不拘字数，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矣。此由字体有繁简，繁者宜疏，简者宜密，总欲其点画之明析而已。方版之字，长短未闻，然其所书，自百字以下，或为五行，每行二十字；或为四行，每行二十余字。则其长亦当有二尺余，其广大约五六寸；若二三行者，其广不过三四寸，有长方形，故谓之方，非必正方也。”

    其书字，以笔墨，有不当则以刀削去，更书他字[9]，其法至汉、魏犹沿用之。吾人虽不能见西周之方策，然以近世发见之流沙坠简推之，犹可得其仿佛也。

    周之教育，皆官掌之，其教人者曰“师”、曰“儒”。

    《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孙诒让曰：“此经之师、儒，于文王官人七属，当四曰学则任师，七曰先则任贤，所苞甚广。刘台拱曰：‘师即《礼》经所谓先生。’郑《注》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名曰父师，士名曰少师，而教学焉’是也。儒即《礼》经所谓君子。郑《注》云‘有大德行不仕者’是也。俞樾云：‘师者，其人有贤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术者也。’《说文·人部》：‘儒，柔也；术士之称。’是古谓术士为儒，凡有一术可称，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别。此经所谓儒者，止是术士耳；以道得名者，道亦术也。说此经者，习于后世之言，视儒与道皆甚尊，于是始失其解矣。按刘、俞说得之而未尽也。此经之师、儒，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联师儒，皆通乎上下之辞；师则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艺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国学，乡、遂、州、党诸小学，以逮里巷家塾之师，固为师而兼儒；下者如嫔妇有女师，巫医农工亦皆有师。盖齐民曲艺，咸有传授，则亦各有师弟之分。以贤得民，只谓师贤于弟子耳，奚必德行纯备之贤乎？儒则泛指诵说《诗》《书》，通该术艺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称俗儒、雅儒、大儒。道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必皆有圣贤之道也。”

    而稽其学术，大抵出于官守，故清人盛称周代学术本于王官。

    《校雠通义》（章学诚）：“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诸学之中尤以史学为渊薮。周之史官，既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诸职，其地方复有州史、闾史。

    《礼记·内则》：“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

    其各官所属之史，专掌官书者，殆不下千余人：

    五官之史可数者，天官一百四十四人，地官一百九十二人，春官二百六十四人，夏官二百一十五人，秋官一百七十一人，共九百八十六人。冬官不可知。又如商肆之史，无数可稽。合之，殆不在千人以下也。

    其书自三皇、五帝之书。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至闾里生齿之册，无不备。故刘知幾谓史官备于周室。

    《史通·外篇》：“《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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