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变迁

    周自平王至赧王之时，为东周。东周之时，复分为二：自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敬王之四十一年，是为春秋之时；自元王至赧王，是为战国之时。“春秋”者，史书之名，而非时代之名，以相沿既久，姑循用之。西周之政教，至春秋时，有相沿而未变者，有蜕化而迥殊者，史家著论，多以为西周降至春秋，实为世衰道微之征。

    《汉书·货殖传序》：“周室衰，礼法隳。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游侠传序》：“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

    然就一王定制而论，诚有陵夷衰微之象，就中国之全体而论，未始非民主进步之时。世无一成不变之局，读史者第当识其变迁，以明人民进化之阶级，不必先立一成见也。

    春秋之风气，渊源于西周，虽经多年之变乱，而其踪迹犹未尽泯者，无过于尚礼一事。观《春秋左氏传》所载，当时士大夫，觇国之兴衰以礼，

    《左传》闵公元年载：齐仲孙湫来省难，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又襄公三十一年载：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过郑……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又昭公五年载：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不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

    决军之胜败以礼，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贾曰：“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一战而霸。又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又僖公三十三年载：王孙满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又宣公十二年载：随武子曰：“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

    定人之吉凶以礼，

    《左传》僖公十一年载：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造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又僖公二十三年载：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又文公十五年载：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曰：‘汝何故行礼？’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又成公十三年载：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又襄公二十一年载：会于商任，锢栾氏也。齐侯、卫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又襄公二十六年载：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

    聘问则预求其礼，

    《左传》文公六年载：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

    会朝则宿戒其礼，

    《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供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礼，夫犹鄙我。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

    卿士、大夫以此相教授，

    《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

    其不能者，则以为病而讲学焉。

    《左传》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

    此等风气，至战国时则绝无所见。故知春秋诸人，实以近于西周，渊源有自。故所持之见解，所发之议论，均以礼为最要之事也。管子者，儒家所斥为霸佐，不足语于王道者也。然其言之见于《左传》者，则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其所著之经言，亦以礼为四维之首。

    《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使此诸书，出于后人所伪造[1]，何以后世之人，对于春秋一时代独造出此等言论，而于其他时代，不一律造为此类言行乎？故春秋者，直接于礼教最盛之时代之后一时代也，又由礼教最盛而渐趋于衰落之一时代也。观诸人之不知礼，不习礼，及误以仪为礼，即可见其时之习此者已居少数。惟其流风余韵，犹浸淫渐渍于人心，故衡量人物，往往以此为断耳。

    周制之变也，首在列国之封域。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其数不逮十一。则厉、宣以降，诸侯之互相吞并，盖已久矣。春秋之时，国之大者十。鲁兼九国之地[2]；齐兼十国之地[3]；晋兼二十二国之地[4]；楚兼四十二国之地[5]；宋兼六国之地[6]；郑兼三国之地[7]；卫兼二国之地[8]；秦有周地，东界至河；吴灭五国[9]，北境及淮，越又从而有之，弱肉强食，其祸酷矣。而诸小国并为大国，其国家之组织，社会之状况，人群之思想，胥因之而变易。其胚胎于一国之文化，亦有渐推渐广之势。杂居之异族，为之同化；僻远之新国，由是崛兴。此皆互为因果者也。

    春秋诸国，并吞小弱，大抵以其国地为县。

    《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

    《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陈，因县陈。”十二年又称楚围郑，郑伯逆楚子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孤之愿也。”昭公十一年称叔向曰：“楚王奉孙吴以讨于陈曰：‘将定而国。’陈人听命，而遂县之。”

    其县之区域，大于《周官》所谓县者，殆不止倍蓰[10]，县境悬远，则特使大夫守之。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晋使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

    其职重于内地之大夫，故亦称为守。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不食，故使处原。’”是原大夫亦称原守也。

    其后或称为命大夫。

    《左传》哀公四年：“楚师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杜《注》：“命大夫，别县监尹。”《正义》曰：“阴地者，河南山北，东西横长，其间非一邑，特命大夫使总监阴地。”

    而楚之属地，则特置县尹或县公以治之。

    《左传》庄公十八年：“楚子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国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襄公二十六年：“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又宣公十一年：“楚子曰：‘诸侯县公，皆庆寡人。’”

    因灭国而特置县，因置县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渐变为郡县之制。此政治变迁之至大者也。

    《日知录》（顾炎武）：“《汉书·地理志》言秦兼并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宣公十五年，晋侯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成公六年，韩献子曰：‘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曰：‘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晋之别县不惟州。’五年薳启疆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又曰：‘因其十家九县，其余四十县。’二十八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哀公十七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穀，其县十七。’《说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战国策》：‘智过言于智伯曰：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史记·吴世家》：‘王余祭三年，予庆封朱方之县。’则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11]。《史记》：吴王发九郡兵伐齐，范蜎对楚王曰：‘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匈奴传》言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则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12]。《传》称‘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至周武王仅千八百国，春秋时见于经传者百四十余国，又并为十二诸侯，又并而为七国，此固其势之必至也。”

    《郡县考》（姚鼐）：“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国近蛮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齐、鲁、卫、郑名同于周，而晋、秦、楚乃不同于周，不曰‘都鄙’，而曰‘县’，然始者有县而已，尚无郡名。吾意郡之称，盖始于秦、晋。以所得戎翟地远，使人守之，为戎翟民君长，故名曰郡；如所云阴地之命大夫，盖即郡守之谓也。赵简子之誓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郡远而县近，县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之美恶异等，而非郡与县相统属也。《晋语》：夷吾谓公子絷曰：‘君实有郡县。’言晋地属秦，异于秦之近县，则谓之曰郡县，亦非云郡与县相统属也。及三卿分范、中行氏、知氏之县，其县与己故县隔绝，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远地之体，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统有属县矣。其后秦、楚亦皆以得诸侯地名郡，惟齐无郡，齐用周制故也。”

    因列国之竞争，而田赋兵制，亦相因而变。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故曰初。”又成公元年：“作丘甲。”杜《注》：“周礼四邑为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出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杜《注》：“丘当出马一匹，牛三头。今子产别赋其田，如鲁之田赋。”又哀公十一年亦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有二年春，用田赋。”

    齐桓之霸，尤重在变更军制。

    《国语·齐语》：“管子对桓公曰：‘作内政而寄军令焉。’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

    晋文御狄，则作五军；成公赏功，则作六军。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成公三年：“晋作六军……赏鞌之功也。”

    其后吴、晋争长，至以甲车四千乘自豪。

    《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

    （按杜《注》：“四千乘，三十万人。”其数虽不确，即以二十五人一乘计之，亦十万人矣。）亦周制之变更之大者也。兵事既重，则兵为专业，而工商之业以分，

    《国语·齐语》：“管子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韦昭《注》：“此士，军士也。十五乡合三万人，是为三军。农野处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数，则下所云五鄙是也。”

    四民之名以立。

    《国语·齐语》：“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处……士之子恒为士；工群萃而州处……工之子恒为工；商群萃而州处……商之子恒为商；农群萃而州处……农之子恒为农。’”

    按《周官·太宰》以九职任万民，《考工记》称“国有六职”，虽亦分农、工、商，而未尝别立士之一职。《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孔晁《注》：商不厚，工不朽，农不力，不可成治。）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虽以士大夫别于农、工、商，亦未名为四民。四民之别，盖在春秋之时。《穀梁》成公元年《传》：“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虽所称古者，与《管子》所谓“昔圣王”云者，皆若不始于春秋之时。然士皆授田，则与农无别。别立士之名，必为授田之制已废。故愚意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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