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变迁

意春秋之时，授田之制渐废，始有士、农、工、商之分。否则，无此区别也。

    军旅之事，苟非危急，专业者率可不与。

    《左传》宣公十二年：“士会论楚曰：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

    按此是楚国之兵已皆常隶营伍，国虽举兵，不取之于农、商、工、贾也。

    业分而专，故多能者，

    《管子·山权数篇》：“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裕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痛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日岁丰且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不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民无所与。”又《轻重甲篇》：“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

    而国家且竭力保护之。

    《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谓韩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按郑有保商之法，故其商人如弦高者，能却敌而卫国，盖前此之所未有。盖国力膨胀，则各种职业皆因而发达，不独兵事一端，为立国所重也。

    国家之兴亡，影响于社会至巨，愚者推求其故而不得，则归之于运数，而星相卜筮之术昌。观《左氏传》所载，多前知之言，如懿氏卜妻敬仲，知其将育于姜[13]；毕万筮仕于晋，决其子孙必复其始[14]；虢公之奔，兆之童谣[15]；曹社之亡，始以妖梦[16]；以及季友手文[17]，谷也丰下[18]之类，一人一家之休咎，均若有前定者。盖其时之人考索兴衰之理，不尽关于人事，故广求之于术数，从而附会之也。然社会心理虽多迷信，而贤哲之士，转因之而知尽力于人事。如季梁，

    《左传》桓公六年：季梁告随侯曰：“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史嚚，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叔兴，

    《左传》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臧文仲，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

    子产诸人。

    《左传》昭公十七年：“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十八年夏五月：“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

    皆以人事为重，不以神怪之说为然。盖同时有深于迷信者，亦有破除迷信者，不得专执一端以论春秋之风气也。晋、楚之兴，皆尚勤劳。

    《左传》宣公十一年：“郤成子求成于众狄。……曰：‘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又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鲁敬姜自勤纺绩，训其子以勤劳。

    《国语·鲁语》：“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犹绩，惧忓季孙之怒也，其以歜为不能事主乎？’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耶？居，吾语汝。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维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载纠虔天刑；日入监九御，使洁奉禘、郊之粢盛，而后即安。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慆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王后亲织玄，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纮，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赋事，蒸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处事，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尔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绝嗣也。’”

    以一人之劳逸，即决一国之兴亡，非当时各国社会之变迁有以启之，不能体验人事之因果深彻若斯也。

    春秋之时，蛮夷戎狄，杂处内地，各为风气，与周之侯国人民迥然不同。

    《左传》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多为诸大国所灭。东夷之莱[19]灭于齐，根牟[20]灭于鲁，南蛮之卢戎[21]灭于楚，西戎之蛮氏[22]灭于楚，骊戎[23]灭于秦，北狄之鄋瞒[24]、潞氏[25]、甲氏[26]、留吁[27]、铎辰[28]，以及东山皋落氏[29]等，咸灭于晋。其种人之酋长既亡，主权无属，必同化于吾族，即存者亦多为大国所用。

    《春秋大事表》（顾栋高）：“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以藩卫王室，卒得其用。楚庄欲窥觇王室而先伐陆浑，荀吴欲灭陆浑而先有事三涂，居然为王室之藩篱矣。”

    此则春秋时文明渐推渐广之征也。孔子修《春秋》，以国家文教之差，为诸夏与夷狄之别，观《公羊传》释荆、吴之称，即见其义。

    《公羊》庄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二十三年：“荆人来聘。荆何以称人？始能聘也。”又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娄人，会吴于钟离。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又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30]

    盖当时所谓蛮夷戎狄，初非异种，特其礼教政术异于华夏，故广别其种类，以示贬斥。至于交通既久，文化演进，则亦不复别之。此虽《公羊》一家之言，然以之推测各地人民之进化，亦未必出于穿凿也。

    隐、桓之世，齐、郑最强。郑居中原，齐则东方之大国也。庄、僖之世，齐桓称霸，而晋、楚、秦三国相继而兴，其势渐趋于西南矣。成、哀而后，吴、越复兴，天下大势，偏重南服。故春秋之时，实为文化自北而南之时。楚之先出自颛顼，固亦神明之胄；然自初封于丹阳[31]。传至熊通，已十二叶十七君，而熊通犹自居于蛮夷。

    《史记·楚世家》：“熊通立，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其文化之不逮北方诸国可知。至春秋而其国始大。

    《史记·楚世家》：“文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设官分职，虽多殊于周制[32]，而名法往往与诸夏相同[33]。其人之深于学术者，如申叔之于教育，

    《国语·楚语》：“庄王使士亹傅太子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左史倚相之于史学，

    《左传》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北方士大夫殆莫之过也。吴出太伯，固亦华裔，然至春秋，其民犹不知乘车及战陈之术。

    《左传》成公七年：楚申公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待楚人启之，始与诸夏交通，其初之晦塞，盖可想见。然自成公至襄公时，仅四十年，而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于《国风》《雅》《颂》之精义，言之无或爽者，其进步之速，又可骇焉。以吴例越，其文化当直接得之于吴，而间接得之于楚。范蠡、文种，皆楚人也。

    《史记正义》：“范蠡，楚宛三户人。文种，荆平王时为宛令。”

    得此二人，而教士三万，君子六千[34]，勃然而兴；而种、蠡之文章，至今炳然寰宇。其地运之将开欤，抑文明之由人而转徙者，适逢其会也？所可疑者，楚之文化，东下而入吴、越，而其国固有之江南，转无所得。

    顾栋高曰：“春秋之世，楚之经营中国，先北向而后东图，其所吞灭诸国，未尝越洞庭湖以南一步。盖其时湖南与闽、广均为荒远之地，惟群蛮、百濮居之，无系于中国之利害，故楚也有所不争也。”

    湖湘灵气，遂不能发泄于春秋之时；是则地势之当冲要与否，实文化之关键矣。

    * * *

    [1]　《左传》及《管子》世多有疑其伪者。

    [2]　极、项、、邿、根牟、向、须句、鄫、鄅。

    [3]　纪、郕、谭、遂、鄣、阳、莱、介根、介、牟。

    [4]　韩、耿、霍、魏、虢、虞、荀、贾、杨、焦、邢、滑、梁、沈、姒、蓐、黄、郇、原、樊、冀、温。

    [5]　权、邢、鄾、谷、鄢、罗、庐、戎、鄀、郧、贰、轸、绞、州、蓼、息、邓、申、吕、弦、黄、夔、江、六、麇、宗、巢、庸、道、柏、房、沈、蒋、舒蓼、舒庸、舒鸠、赖、唐、顿、胡、蛮氏、陈。

    [6]　宿、偪阳、曹、杞、戴、彭城。

    [7]　虢、桧、许。

    [8]　邶、鄘。

    [9]　州来、钟离、巢、徐、钟吾。

    [10]　周制都鄙之地，二千五百家为县，采邑所在地，二千三百零四家。

    [11]　原注：按昭公二十九《传》，蔡墨言刘累迁于鲁县，则夏后氏已有县之名。《周礼·小司徒》：“四甸为县。”《遂人》：“五鄙为县。”《县士》注：“距王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县。”亦作寰。《国语》谓管子制齐，三乡为寰，寰有帅，十寰为属，属有大夫。

    [12]　原注：哀公二年《传》：“赵简子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杜氏注引《周书·作雒篇》作：“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古时县大而郡小。《说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其县。今按《史记》吴王及春申君之事，则郡之统县，固不始于秦也。”

    [13]　庄公二十二年。

    [14]　闵公元年。

    [15]　僖公五年。

    [16]　哀公七年。

    [17]　闵公二年。

    [18]　文公元年。

    [19]　今山东黄县。

    [20]　今山东沂水县。

    [21]　今湖北南漳县。

    [22]　今河南伊阳县。

    [23]　今陕西新丰县。

    [24]　今山东历城县。

    [25]　今山西路城县。

    [26]　今直隶鸡泽县。

    [27]　今山西屯留县。

    [28]　今山西屯留县。

    [29]　今山西垣曲县。

    [30]　言吴以夷狄能忧中国，故《春秋》许之也。

    [31]　今湖北秭归县。

    [32]　如令尹、莫敖之类。

    [33]　如井牧、田土之类。

    [34]　均见《越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