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孔 子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故虽老子与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时，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可以并论。观夏德（F.Hirth）《中国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1]，所引德人加摆伦资（G．von der Gabelentz）之言[2]，则知孔子之地位矣。

    《孔子与其学说》（Confucius und Seine Lehre）（加摆伦资）：“吾人欲测定史的人物之伟大之程度，其适当之法，即观其人物所及于人民者感化之大小、存续之长短及强弱之程度三者之如何是也。以此方法测定孔子，彼实不可不谓为人类中最大人物之一人。盖经过二千年以上之岁月，至于今日，使全人类三分之一于道德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之点，全然存续于孔子之精神感化之下也。”[3]

    孔子之生年月日，说者不一。

    《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春秋穀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世本》：“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先圣生卒年月日考》（孔广牧）：“谨案先圣之生，年从《史记》，月从《穀梁》，日从《公羊》《穀梁》。年从《史记》者，凡《世本》所述春秋卿大夫世系，悉与《左传》合；龙门撰《史记》，于先圣生年，根据《世本》为说，诚以其可信也。月从《穀梁》者，以《穀梁》与《世本》同故。日从《公羊》《穀梁》者，以《经义骈枝》据《周历》《三统历》及古《四分历》推得也。”

    《经义骈枝》（成蓉镜）：“世传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为今之八月二十七日，然以古历步之，实八月二十八日。”

    要其生卒灼然可见。

    《春秋》哀公十六年续经：“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经义骈枝》（成蓉镜）：“孔子卒日，集古今诸历步之，十六年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

    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先圣卒于鲁哀公十六年，由是岁上溯之襄公二十二年，实七十三岁；他书谓为年七十四者，盖从襄公二十一年起算，失之。”

    非若老子、释迦之生死无从稽考也。谶纬诸书，多言孔子生有异征，

    《论语撰考谶》：“叔梁纥与徵在祷于尼山，感黑龙精以生仲尼。”

    死有遗谶。

    《易纬通卦验》：“孔子表洛书，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

    《春秋》家又谓孔子受命制作，

    《公羊》哀公十四年注：获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

    自号“素王”。

    《六艺论》（郑玄）：“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春秋序》（贾逵）：“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

    皆视孔子为神奇不经之人，迄今日而称述其说者不衰。欲比孔子于耶稣、穆罕默德，以孔教为标帜，是皆不知孔子者也。孔子不假宗教以惑世，而卓然立人之极，故为生民以来所未有。

    《孟子·公孙丑》述有若之言曰：“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学者欲知孔子，当自人事求之，不可神奇其说也。

    孔子之学，有得之于家庭者，

    《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

    有得之于社会者，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鲁南宫敬叔言于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盖其时虽曰“世衰道微”，然必家庭社会犹有前代礼教学说流传，其国土之风气，有特殊于他国者[4]。其游踪所至，多得贤士大夫之益[5]，然后可以鼓舞奋发，而出一命世之大哲。不可徒谓春秋之时，社会纷乱，政法黑暗，民生痛苦，邪说横行，始因此等反应产生圣哲之思想也。然家庭之遗传，社会之影响，虽亦有关于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者，仍在其自身之好学。故其自言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忠信之资，初不足以过人，惟好学为所自信。自十五至七十，无一息不学，知行之功，与年俱进，是则非平生师友所可几矣。前乎孔子者，虽有傅说始终典学之语，然未尝有言之亲切详备如孔子者，则虽谓吾民知学自孔子始，可也。

    孔子自言其学之程序，且述其学之功效，然只自明其身心所造之境地，未尝及于身外。由此可知孔子为学之目的，在先成己而后成物。其成己之法，在充满其心性之本能，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而一切牖世觉民之方，乃从此中自然发现于外。既非徒受外界之反感，愤激悲悯，欲学一种方法或主义以救世；亦非徒慕古人，欲蹈袭其陈迹，冀自树于功名，至于垂老无成，乃托教学著书，以期留名后世，及与当世讲学者，争持门户，独立一派别也。《论语》及《大学》《中庸》所言，十九皆明此义。不知孔子所学为何事，第以褊狭骛外之心测孔子，宁能窥见其涯涘哉！

    孔子所学，首重者曰成己，曰成人，曰克己，曰修身，曰尽己。其语殆不可以偻举，惟其以此为重，故不暇及于外，而怨天尤人之意，自无由而生。

    《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中庸》：“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无怨天，下不尤人。”

    其遇虽穷，其心自乐，人世名利，视之淡然。

    《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自孔子立此标准，于是人生正义之价值，乃超越于经济势力之上。服其教者，力争人格，则不为经济势力所屈，此孔子之学之最有功于人类者也。人之生活，固不能不依乎经济，然社会组织不善，则经济势力往往足以锢蔽人之心理，使之屈伏而丧失其人格。其强悍者，蓄积怨尤，则公为暴行，而生破坏改革之举。今世之弊，皆坐此耳。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荡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足历万古而不可磨灭。儒教真义，惟此而已。虽然，孔子之学，亦非徒为自了汉，不计身外之事也。成己必成物，立己必立人。

    《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故修身之后即推之于家国天下，其于道国、为政、理财、治赋之法，无一不讲求，而蕲致用于世。《论语》所记孔门师弟问答之语，时时以为政为言，即群众之经济亦必使之富足。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此则本末兼赅，有体有用，非若二氏之专言虚寂，遗弃一切也。孔子生于周，故其政见多主用周法，然用之亦有分别，观《论语》之言自见。

    《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子罕篇》：“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陆桴亭《思辨录》谓孔子从周，后儒宜讲当代之制：“孔子动称周家法度，虽周公制作之善，亦从周故也。予每怪后儒学孔子，亦动称周家法度，而于昭代之制，则废而不讲，亦不善学孔子者矣。”其实孔子之所主张，亦不尽周法，即世俗所通行而协于人情者，亦无不可从也。

    孔子之学，固不以著述重，然其著述之功，关系绝巨。史称其时礼乐废，《诗》《书》缺，传自孔氏，始可得述。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盖其时如老子者，不以书籍所传言语为重。

    《史记·老子传》：“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世复多不说学者，使任其放佚，则浸衰浸微，古代之文化复何从考见乎！《诗》《书》《礼》《乐》皆述，《易》《春秋》则述而兼作。

    《汉书·儒林传》：“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6]

    《史记·儒林传》：“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

    世谓孔子“述而不作”者，盖未读“十翼”及《春秋》也。《孟子》即称“孔子作《春秋》”，《公羊》明载未修春秋之原文[7]，惟杜预称《春秋》多用旧史，然亦谓有刊正处[8]。孔子传《易》修史，而合之《诗》《书》《礼》《乐》，号为“六艺”，亦名为“经”。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其为教亦各有得失，孔子尝详言之。

    《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孔子于《易》，由阴阳奇偶之对待，阐明太极之一元。

    《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谓神无方，易无体，而道在阴阳之相对。

    《系辞》：“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

    其于形而上之原理，与老子所见正等。《易》之神妙，正赖孔子发明。（按《论语》称“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易·系辞》屡言神，如“阴阳不测之谓神”，“蓍之德圆而神”，“神以知来”，“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鼓之舞之以尽神”之类。）而世乃谓孔子系《易》，专重人伦日用之事，

    某氏论《易》曰：“近人谓伏羲画卦，乃纯包天地万物、万事万象、有形无形，诸凡共同之大原理而言，即纯属哲理的著作。以今之新名词言之，即曰纯正哲学。文王加彖、象各辞，始由图画而附文字说明，然已由抽象的哲理，而喻以具体的事物。故可谓文王解《易》，即由纯正哲学引入于伦理学范围。以今之新名词言之，即曰伦理哲学。孔子作《文言》《系辞》，则更将《易》象移以解释人生种种善恶行为之报应，专在策人为君子，勿为小人。故孔子解《易》，实专以伦理的眼光看《易》象，并非以宇宙人生、万象森罗之哲理眼光看《易》象。若以今之新名词言之。《易》经中孔子所明，第可曰伦理学，或曰伦理的解释。孔子圣人，决非不解《易》象之哲理。第孔子一生志向，专以对人宣明伦理一门，作入世法，至孔子之真实本领，哲理一门之出世法，始终未欲与世人道之，此正是孔子之高大处。故至今儒家所知之孔子，第知孔子本领之半而已。”

    奚足以知孔子之用心哉！孔子所言神明之德，必须洗心斋戒，退藏于密，而后可见，非腾口说、骋文辞所能指示也。至于孔子讲《易》以明人伦日用之道者，则有二义焉，曰“中”，曰“时”。

    如释《乾》之九二曰“龙德而正中”，九三、九四皆曰“重刚而不中”，《坤》六五曰“君子黄中通理”，《同人》曰“中正而应”，《大有》曰“大中而上下应之”之类，皆以明“中”也。释《蒙》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蹇》曰“蹇之时用大矣哉”，《益》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之类，皆以明“时”也。

    “中”以方位言，“时”以后先言，必合此二者而义乃全。且其几至微，稍过不及，即非所谓“中”；人心之执着胶滞，皆为未喻此义也。自尧、舜以来，以“中”为立国之道，孔子祖述其说，而又加以“时”义。故孟子谓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其实，“中”之一字，已足赅括一切，加以“时”字，则所以衡其中否者益密耳。此语至平常，而又至难，原其初，须得喜怒哀乐未发前之气象。

    《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推其极，则可以位天地，育万物。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故孔子于中道系之曰“庸”，而极言其不可能，

    《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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